孟子的核心思想

《孟子》范文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毛泽东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

孟子读书笔记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先王由于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所以才有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用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施行怜悯体恤百姓的政治，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心里面运转东西一样容易了。之所以说每个人都有怜悯体恤别人的心情，是因为，如果今天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要掉进井里面去了，必然会产生惊惧同情的的心理，这不是因为要想去和这孩子的父母拉关系，不是因为要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这孩子的哭叫声才产生这种惊惧同情心理的。由此看来，没有同情心，简直不是人；没有羞耻心，简直不是人；没有谦让心，简直不是人；没有是非心，简直不是人。同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端。人有这四种发端，就像有四肢一样。有了这四种发端却自认为不行的，是自暴自弃的人；认为他的君主不行的，是暴弃君主的人。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此节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是“人皆有不忍之心”，这是孟子伦理学中＂性善说＂的心理学基础理论，也是由此推及的孟子王道爱民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石。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即来源于此。第二个观点是人有“四端”，即同情之心，羞耻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即。有了同情心才能将心比心，建立起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有了羞耻心，才会自觉的把自己的行为置于群体中比较，产生自我约束心理，才不会做出伤人害人的事情；有了谦让心人与人之间才会互相尊重，互相友爱，也才能自觉去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有了是非心，才能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自觉从善弃恶。由这两个观点可以看出，孟子是主张“人之初性本善”的，由此才产生对孔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学说的进一步发挥。

总结孟子思想贫贱不能移

　　《孟子》浅读心得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现在的我囿于自身的阅历和知识自然难以三言两语简单概括。短短的选修课堂中掌握的知识，很难让我说完全理解一代圣贤的思想内涵，但毕竟给了我管中窥豹的启发，通过课程的学习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使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他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不像《论语》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像《道德经》玄妙牵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循循善诱，循序渐进。

　　孟子周游列国，倡仁义之说，道性善之论，正人心，息邪说，以“舍我其谁”的胸襟和气概怒斥以权利为核心的现实功利主义，力主改变诸侯割据的局面。孟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遭遇了“生不逢时”的悲剧，他始终盼望在统一的僵土之上，安民抚民，建庠教民，然而这种伟大的理想在当时不合实际也没有办法实现。

　　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大概是比较早也比较成熟的对“君臣”关系，和对统治哲学的表达了。《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在当下也具有非常的借鉴意义。而在孟子眼中“圣人”只不过是“人伦之至也”，这也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和概括。《孟子》一书不同于《论语》语录体的体裁，而是通过一些系统的文章和行动全方位的向我们展示了孟子的思想，而其思想整体上概括起来就是“仁政”。

　　《孟子》中名篇倍出。比如在《梁惠王上下》中，孟子表达：王道和仁政是立国的根本。为政者应该施行王道，反对霸道，实行仁政，反对暴政。仁义的准则应该是为政者处理国家政事的根本立脚点。仁义的思想应该贯彻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句话说的是，如果在经济上能使大家安居乐业，社会自然就安定，政权自然就巩固了。而在思想上，要树立起“不忍人之心”，要树立起仁爱的观念。在关心民众疾苦，要为解除民众的疾苦而尽心竭力，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有无幼以及人之幼”。我在这篇《梁惠王上下》中，体会到一个国家的安定繁荣和发展，需要做到优则与民同忧，乐则与民同乐。

　　而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篇目《公孙丑上下》中，他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行仁政，得人心，就多助；不行仁政，不得人心，就寡助。在《滕文公上下》，孟子强调士大夫要有“大丈夫”的气概，在立身行世方面要注意节操；要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向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是怀有匡正天下的巨大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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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在《离娄上下》中，讲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我看来，修、齐、治、平，从本质上说，就是施行仁义之道。得天下，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行仁政。

　　除了政治主张之外，《孟子》一书更有对“人性”的哲学追问。感触最深的是《告子上下》这篇，孟子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有无不下。人的性善，是普遍的共同属性。第二，人性之所以是善就在于人们都有一种内在的先天固有的道德意识。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正因为人们存在着内在的鲜艳的道德意识，所以人性是善的。第三，人们的行为如有不善，是由于后天的外在环境造成，不是人性本身边不善。第四，对于这种善的

　　本性，或者善的本心，必须着意的加以培养。培养的途径和方法，在于专心致志的存心养性。至于人性究竟是本善还是本恶，这个哲学问题至今还是没有答案的的。但孟子的性善论无疑给我们日后对人性的思考探究提供了一个清晰地起点。

　　《孟子》中除了阐述其修身治国的大道理，还记录了一些发生在孟子身边发生的一些小的故事，启发我们如何为人处世。孟子的思想起源于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但又绝不仅仅止于继承，更是一种发扬发展。《孟子》坚固了儒家思想的根基，填补了《论语》在政治主张上的不足。通过《孟子》，我也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也对“民”与“国”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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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孟子》

　　《孟子》共七篇，记述孟轲的言行。此书的写作与《论语》不同，是他本人和门徒共同完成的。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发展。这不但是因为它的篇幅加长，议论增多了，而且很多段落都围绕着一定的中心，结构完整，条理清楚，只要添上题目，就可以单独成篇。

　　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孟子》与《庄子》是文学性最强的。因为孟轲的为人，本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是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好辩而且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反映在文章里，就不仅仅从逻辑上说明道理，而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行文坦露，喜笑怒骂，绝不作吞吞吐吐之态；文字通俗流畅，无生硬语，又喜欢使用层层迭迭的排比句式，这样就形成了《孟子》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富有气势。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横行无阻。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聘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

　　《孟子》的文学性，还表现在它善于用形象帮助说理。有时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鸡犬放（逃逸），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有时是完整的小故事、寓言。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再作冯妇”等等，都成为后世常见的成语。

　　最精彩的是《离娄》中的一段：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所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人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

　　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这是一则绝妙的讽刺故事。文字虽短，但写得精炼，情节有变化，人物有性格。尤其是故事的结尾，人物内在品格的委琐与外貌的庄严自足，形成强烈的反差，达到美学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锐的讽刺目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尖锐的性格。这种丑恶现象在社会中始终存在，因而这故事的生命力也始终未消竭。

　　《孟子》的散文对后世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善于用文学手段达到实用目的，对于既主张以文载道，又重视文学的美感，喜欢在说理中包蕴个人感情的唐宋古文家，成为绝好的典范。试看韩愈的文章，雄肆而严整，喜用排比、博喻，与孟文关系最大。

　　孟轲关于个人修养以及如何理解古诗的一些看法，对后代文学批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这里“气”指一种光明正大的意气情感。后世的文气说（主要讨论作家才性与文章风格的关系）即由此发展而来。他又说，读古人之诗，要“知人论世”，要“以意逆志”，都是很精辟的见解，为后世文学批评中重要的原则。

孟子

　　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认同感比较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孟子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大王会相信这话吗?”话中所说的显然不符合常理。宣王说：“不会。”孟子说：“显然，一片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的柴禾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爱抚，是因为不肯施恩德啊。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就这样，孟子让君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比起直话直说的谏臣，孟子所说的让至高无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道理层层递进，就像是设下了圈套，一步一步地让人不知不觉走进去。

　　孟子怀抱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用他的所知所觉，用他的“义”与“道”，从个别情况的“应该”到人生征途的光明大道，导人向善，也就是“觉此民”。

　　孟子的所有观点首先都必须建立在所谓“人性向善”观点的基础上，而这个观点也恰恰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最值得每个人去仔细思考领悟的。孟子的“人性向善”论，先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四端，如果能够去扩充它的话，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所以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又何来的恶人呢?有些人何以做不到“乃若其情”呢?孟子给了我们两个答案：其一，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即环境因素，也是孟母之所以三迁的原因，而这里的环境又不仅仅只是周围人或事的影，也包括所处的时代、社会情况，还有具体到逆境与顺境的差别，《孟子》中的一篇关于嗟来之食的议论，身处逆境的人被激发的羞耻心可使之用生命维护原则，而身处顺境时的人却更易迷失，放弃了“乡为身死而不受”的那些原则，环境可以说是决定为善还是为恶，义或不义的重要因素;其二，要向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孟子也在书中举了“杯水车薪”的比喻，义能克不义，仁能克不仁，然而没有坚持也无法成功。

　　当一个人能够做到抵御环境坚持本心时，仁义之士必是贤人、君子，“枉己而不能直人”，只有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够辅佐君主、诱民向善;“仁者无敌”，仁义之诸侯与民同乐、亲贤疏佞，又怎不会“王天下”呢?所以尧、舜、禹之世，孝悌礼义为人所共循，天下安乐。

　　虽然孟子有一套从人性向善到仁者无敌的完整理论，但是要想导善，还缺不了他的非凡辩才。孟子无论是与君主对答，还是与对手辩论，都能够引经据典，把《诗》《书》灵活应用;并且以常理入手，以小见大，十分生动;更擅长环环设问，最后以对方的答案为自己所依托来解答对方的问题，让对方只能无言以对，认可孟子的想法。

　　二十一世界的中国，正值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撞击之际，从个人到家庭，至自各阶层的社会乃至于国家，在当今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今天，却逐渐陷入一种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在这个物欲横流，进退失据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精神信仰受到很大挑战，但是，究竟是什么在变化?变化的背后是什么

　　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面对各种所谓的领导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感受。还有多少人能做到如孟子般真正心系国家。现在的人们大都追名逐利，惟命是从，而很少有人能真正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感受，给我们的国家真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想法。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面对自己与领导者统治者的意见不合的情况时，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在这个充满金钱与利益的社会中，人们渐渐的迷失了自我，只会跟着金钱与利益随波逐流，也许只有当每个人如孟子般坦诚，率真且真正做到心系国家时，我们的社会才能变成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吧。

　　首先，社会的稳定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只有稳定的环境中，才能求得前进和发展。孟子提倡的和谐相处，执中有权的原则及方法，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对我们不断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上下级之间、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处于和谐状态，具有积极的启示。同时，它又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一定的心理基础。其次，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孟子的基本思想之一。他强调治国为政要爱民、保民、利民、安民、富民、与民同忧同乐、获得民心，进而安定社会和统一天下，主张国君要把人民当作三宝之一，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卓越见解，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先秦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统一，孟子提出了一套对社会进行经济约制的主张。这主要包括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制度、制民恒产的土地制度、“取于民有制”和薄收赋税的财政赋税制度、优先照顾穷困的抚恤制度。

　　当我们今天做事时，总会不由的想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当我们面对灾难，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不禁要感慨：华夏儿女的优良传统与善良之心。爱人者人恒爱之，这是千年前儒家学说代表孟子的至理名言，也是以后千万年不变的美德、传统。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的人，根据目前的说法，生于周烈王四年，即公元前372年。死于周郝王26年，即公元前289年享年83岁。

　　孟子师从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弟子，对孔子的言论推崇备至，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胜于孔子也”。

　　孟子的一身大致于孔子相似，壮年从事教学，中年时以“平治天下为己任，游历各国，反对“霸道”，提倡“仁政”，“王道”。在游历各齐，宋，滕，魏等国二十多年后，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孟子》一书就是他和弟子写成的。

　　孟子在的战国时期，社会的混乱程度比孔子在的春秋时期过之而无不及。根据《史记》的记载，当时秦国使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魏王，宣王用孙子，田忌等人，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各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子却宣扬唐，虞三代人的德政，所以他的主张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采纳。

　　孟子抱着古圣先贤的救世之道，尤其是孔子的仁道主张，完全从救人的宗旨出发。为人论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吁，希望能找到一个肯行王道仁政，以救世为目的的领导人，促使他治国平天下。

　　在孟子的学说中，“以利之辩”是最重要的要点之一。孟子认为，纵使富国强兵，也还只是小利而已。只有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的大吉大利。

　　孟子持“性善说”，认为人性中具有“善端”。提出仁，义，礼，智四德，而重在仁义。行善论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根据，而性善论又是孟子的世界观为基础的。

　　值得一提的是，孟子的文章长于说理辩论，气势磅礴，对后世的散文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

　　人生是短暂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很多思想与智慧却能够穿越时空，从遥远的古代向我们款款走来，并且将一直下去，就像一条长河奔流不息，滋润它的每一个生命。

《三字经》的核心思想为何来自孟子

　　《三字经》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共一千多字。

　　《三字经》的原初作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在明朝末年就有人提出来了。

　　赵南星在《三字经注·序》中说：“世所传《三字经》、《女儿经》者，皆不知谁氏所做。”现在似乎依然是个问题。《三字经》的思想根基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那么，《三字经》作者为什么要把这几句话作为这本册子的思想根基?这个问题跟作者问题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后一个问题是笔者自己提出来的，在解答这个问题的同时，也想对前一个问题做出自己的解答。因为依笔者看，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目前主要有四种说法，即王应麟说、区适子说、黎贞说和陈淳说。说黎贞的只有清人邵晋涵，其诗云：“读得贞黎三字训。”据其自注，“三字训”者《三字经》也。说陈淳的，只有今人吴蒙，他标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并在他自己写的前言中说“近时人们发现南宋陈淳用三字句写成的《启蒙初诵》，起首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君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不过，他说得非常小心翼翼，甚至给人的感觉是他没有明确地说陈淳是《三字经》的作者，而是说《启蒙初诵》“很像是《三字经》的先河。”最初写成于宋末，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有多人进行过局部的修改、增补和完善工作，明朝人黎贞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可以把他从原初作者的名单上删除。

　　具备竞争实力的只有王应麟和区适子两人。支持王说的文献证据有：王相在康熙五年时说：“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小学绀珠》是王应麟的著作，这里的先生就是王应麟;清代道光年间，湖南衡阳学者贺兴思在其所著的《〈三字经〉注解备要》的“版权页”上说：“浚仪王应麟伯厚先生手著”，在“叙”中则说到了此书的非凡影响：“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珍若球刀。”《辞源》说：“相传为南宋王应麟编。”这话说得很谨慎，而且后面马上列举了支持区说的文献证据：明末诸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十一说：“童蒙所诵《三字经》，乃宋末区适子所作。适子，顺德登州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明代黄佐《广州人物传》之十和清代恽敬《大云山房杂记》之二也有类似说法。

　　王是浙江宁波人，区是广东顺德人。《三字经》到底姓王还是姓区，历来存在着分歧。近年来，这两个地方都想把《三字经》申请成属于本地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名利面前，纷争更是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除了上引文献，两方学者进行了别的一些论证。那些论证表面看起来都有利于自己，但都比较容易被对方驳倒。如，宁波地方文史研究老专家桂心仪提出了3点理由。一，《三字经》非博学多闻的大手笔不能作;二，《三字经》仅为儿童上学的启蒙教材，非热爱儿童教育者不愿撰;其三，《三字经》叙写历史文化原来只到唐宋为止。这几条理由很容易被顺德人反驳。《三字经》既然是启蒙教材，就像是现在的小学课本，里面的知识都是常识，思想也卑之无甚高论，非得要大手笔写不成吗?大手笔当然能编写这样的教材，只要他愿意;从水平上说，小手笔也能胜任这项工作，而且可能更愿意。较之王，区可能算是小手笔，他为什么不能做这事呢?第三条更像是在给广东人送弹，因为区也是宋末人。

　　对顺德地方学者种种头头是道的说法，宁波的文史工作者也每每做出反驳。清朝咸丰年间的探花、顺德人李文田在其编辑的《三字经句释》中写道：“区适子先生手著、王伯厚(应麟)注解、李文田先生编辑。”宁波人戴松岳反驳道：“元代初期，鄞县与顺德相隔千里，名满天下的王应麟怎么知道千里之外区适子的作品呢?”戴的语气有点借英雄欺人的嫌疑，王应麟固然名满天下，但他就不应该知道千里之外区适子的作品?说不定正是因为他名满天下，区适子慕名将自己的作品寄或托人带给他请他指教呢，毕竟那时浙粤之间驿路还是通的，人员还是有来往的。不过，李文田说王给区作做注解，有点拉虎皮扯大旗的嫌疑。当然，这些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顺德人李健明说，《三字经》带有明显的广东方言痕迹，用粤语读《三字经》朗朗上口。戴松岳反驳道：“用宁波话来读也是抑扬顿挫啊。”他还举例说：“‘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中的‘雪’和‘辍’用宁波话读来也很押韵。”我想补充一句，读多了，读顺了，用普通话或任何一个地方的方言，《三字经》都可以被读得朗朗上口。其实，广东人死死扳住的车头(理由)是：王应麟的文集中未见载有《三字经》;桂心仪针对性地指出，王应麟的《碑记》尾部就有《三字经》句式，这给王应麟说提供了一个佐证。

　　笔者以为，双方学者在论证前都心中早已有倾向，都太急于想证明自己带有乡愿性质的成见甚至陋见，反而露出了破绽。他们提出来的大多数论证都属于旁证，而不是本证。下面我以超然的心态，从对《三字经》文本的分析出发，来解答那个纷纷扰扰的问题。

　　《三字经》的思想根基“人之初，性本善”，而“性本善”是孟子的核心思想，《孟子·告子上》曰“人性之善也，有水之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朱熹在《孟子集注·序说》中引二程的话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在孟子之前，孔子的人性论采取了善恶二分法，即君子“性本善”而小人“性本恶”。《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卫灵公》中充满了这种二分法的论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如果说孟子把人都看成君子，那么荀子把人都看成了小人，提出了似乎只有法家才会强调的“性本恶”论。

　　王应麟恰恰是孟子的信徒，他的学术代表作《困学纪闻》第八卷径直题为《孟子》，是关于《孟子》一书的一系列学术考证笔记。其中谈到孟子思想的地方虽然不多，但每处都会心一笑，心有灵犀。

　　《三字经》曰：“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这是化用了孟子的话：“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困学纪闻》先引用了董仲舒的有关论述“以仁治人，以义治我。”接着引用刘原父的有关论述“仁字从人，义字从我，岂造文之意邪?”然后郑重其事地说：“愚谓：告子仁内义外之说，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义，是仁外义内，其流为兼爱为我矣。”

　　关于孟子的“性善”论，《困学纪闻》也有明确的阐述：“尧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学所以明人伦。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此正人心之本原也。”正是因为他像孟子一样信奉“性善”论，所以他特别强调“养心”“尽性”，如他说“求在我者，尽性于己。”

　　王应麟的思想还有多处与孟子冥契，最明显的是他继承发扬了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指出，老百姓虽然无权无势，表面看起来处于弱势，但是绝对不可轻侮，统治者对老百姓不能耀武扬威，而应该怀有敬畏之心。他说：“弱而不可轻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谓：汤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陈胜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为贵。’太史公以陈涉与汤、武并言，涉岂能为汤、武哉?盖楚、汉间豪杰之余论也。”他紧紧抓住“民心”大做文章，认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兴亡：“民心之得失，此兴亡之大几也。林少颖云：‘民之思汉，则王莽不能胁之使忘;民之忘汉，则先主不能强之使思。’唐与政云：‘民心思汉，王郎假之而有余;民心去汉，孔明扶之而不足。’”

　　顺便指出，《困学纪闻》也用了一些三字句，如“舜察于人伦，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称尧、舜，莫大于人伦。”按照吴蒙等人的逻辑，这是否也可从侧面证明一律用三字句法的《三字经》的作者乃是王应麟，《三字经》的思想根基之所以来自孟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作文品味孟子—孟子的思想不被采纳的原因

　　战国时期，各国忙于开拓疆域，战争频繁，民不聊生。而在当时的思想界却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流传最广泛的是儒家和墨家，社会上流传着“非儒即墨”的俗语。那么，为什么法家后来居上，成为了统治者所推崇的学说呢？孟子殚精竭虑，为劳苦大众奔走呼喊，为什么没有人响应呢？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法家从百家中脱颖而出，成为在中国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呢

　　原因之一：法家的思想不符合当时的社会需求。

　　我们都知道，能否实现儒家“仁政”和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关键是要看当时的社会环境如何。换言之，儒家之所以没有被当时被各国统治阶级接受，关键是当时的社会情况不允许。

　　当时的孟子，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他深切的感受到了广大百姓的痛苦，面对民不聊生的现实，他批判道：“攻城之战，杀人盈城。掠地之战，杀人盈野。”面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纵情声色的昏君，他的批判更是犀利无比，毫不留情：“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路有饿殍。”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普遍存在的，绝非孟子无的放矢。

　　孟子认为，当时的统治者没有一个不嗜好杀人的，因此才不能把国家治理好。

　　孟子的观点很主观。事实上，所有的诸侯王都有仁爱之心，但那都是在把天下变成自己的家后才会表露出来的。在当时动荡的社会，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也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仁政”社会基础。既然没有社会基础，实行“仁政”也就无从谈起了。

　　原因之二：统治者不重视

　　当时的封建专制，说白了就是人治。一个政策能否实施，完全要看大王的脸色。如果你碰上了“唐太宗”那样的君主，算你运气好，你的才华就会有所展现。如果你碰上的是个暴君，那么，纵有昭昭若明星之德，与日月齐辉之才，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当时的统治者都恨不得把天下的人都变成自己控制下的奴隶，谁会实施孟子那套“民贵君轻”的主张呢？他们不过是把这当做一个笑话听，孟子也不过是他们眼下一个酸味横溢的腐儒。孟子四处碰壁，是各国的领导们都用心打仗的缘故。写到这里不由得为孟子惋惜，真是生不逢时啊。

　　原因之三：当时的社会需要法治

　　任何统治者在采纳建议的时候都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要看这个学说能否为自己的统治而服务。当时的韩非子所推崇的严刑峻法，在社会动荡，政局不稳的战国时期是适用的。这也就是法家最终傲视百家的关键。

　　尽管孟子心里也知道，当时的君王很难听进他的苦劝，但他还是怀着一颗仁爱的心，怀着对天下子民的怜悯奔走于各国之间，疾呼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年近古稀的他，仍然奢望梁襄王能够实行他的主张，实现他心中的梦想．当他看到梁王迷茫，冷漠的表情时，他的内心当然是极其痛苦的。但他仍然不肯低下他高傲的头，而是选择了离开，奔走到齐国。

　　当他痛苦的发现，没有人对他的学说感兴趣的时候，他回家了，就像一个劳累了的人一样，在对心中的蓝图无限的渴望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今天我们品味着孟子的时候，我们似乎看到了孟子那颗永远属于人民的红心在散发着墨香的书页上跳动不止……

孟子思想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文章以刚柔相继见长。在这里，孟子以鱼和熊掌做喻，道出了舍生取义的处世之道。

　　心语：孟子以生动的比喻告诉我们，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放弃个人利益，甚至要牺牲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利益与尊严。孟子用他那生动的语言，阐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精髓，那是舍生取义的大德大义。

孟子的思想

　　孔子对当时“礼法之争”的认识，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仁”与“礼”的探讨，确立了传统儒学的基础。而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好仁义王道，把孔子的仁学思想进而发展为以仁政学说为主体的政治思想。因此，本文主要就谈谈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特征。

　　孟子一直以孔子思想的忠实继承人自居。孔子的‘德治”思想强调通过道德教化而形成社会的有序治理，这成为孟子思想的历史渊源。同时，孟子的政治思想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他由人皆有四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推出人性本善。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显然这种以“不忍之心”而行的“不忍之政”便是“仁政”。“仁政”便是“不忍之心”外化的结果。只有用“仁者爱人”的观念来推行仁政，才能治国平天下。而且，孟子的“仁政”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内容丰富，涉及各个方面。

　　二、孟子仁政思想的特征

　　（一）政治上：法先王，选贤才

　　离娄章句全篇一开始（前五章即：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章，规矩方员之至章，三代之得天下章，爱人不亲反其仁章，天下国家章，均为体现孟子“仁政”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章节），孟子要求当政者要实施仁政，具体落实到两个方面：“法先王”，因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相反，“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痛恨战争，主张效法先王，仁者无敌。二是“选贤才”。在孟子看来，法由人制定，由人来执行，所以关键在于人。曰：“唯仁者宜在高位”，否则天下大乱。而且强调了统治者特别是国君在实现“仁政”中的作用。“孟子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天下国家之本在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①]因此选举贤才至关重要。

　　（二）生活上：与民同乐

　　孟子同情、爱护人民，是位民本主义者。他认为民心与仁政密切相关，相辅相成。“桀纣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施仁政就是认识到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重视人民大众的作用。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的“民贵君轻”的思想也是对孔子“忠君”思想的突破。齐宣王好乐，孟子问他“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孟子˙梁惠王下》）他强调与民同乐，才能让人民在感情上和君主产生共鸣。同时，孟子认为只要君主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一定能称王天下。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还以文王狩猎场70里而百姓以为小和齐宣王狩猎场40里而百姓以为大为喻，说明了“与民同忧乐”的重要性。

　　（三）经济上：“制民恒产”

　　战国时期井田制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孟子迫切地希望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基于对“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社会规律的总结，他提出“制民恒产”的主张，成为仁政的经济基础。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民事之重在民生，民生之保障在民产，有民产之结果是民心向善，民心向善之结果是便于实行仁政。所以，对广大民众百姓来说，有无恒产，决定了社会之治乱、政治之是非、政权之安危的最重要的前提。民众有了“恒产”，生活安定，“养生丧死无憾”。因此，如何使民众能够拥有恒产，就成为孟子实施仁政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总之，孟子仁政思想内涵丰富，各部分内容相互支持、相互融合，共同构成其仁政的思想体系。

　　三、结语

　　在承认孟子仁政主张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孟子的仁政主张用意虽然值得赞扬，但却带有一定的幻想色彩。历史证明，孟子游说诸侯碰了不少壁。因为孟子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封建统治者的仁爱之心上，他没有着清封建政权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本质和战国时期形势的发展变化。仁政学说能否被接受，是受许多条件决定的，治理一个社会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然而，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转折的时期。在各诸侯间的互相攻伐以及暴政给人民不断带来灾难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孟子提出“仁政”学说，要求统治者以民为本，亲爱百姓，帮助百姓发展生产、减轻百姓的疾苦，确实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