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最有名的三句话

议论文论据:杨绛

　　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这纯洁的、看不见的灵魂离开了人世，就到那看不见的、神圣的、不朽的、有智慧的世界上去了。”那个怀念着“我们仨”的，“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今天，她“回家了”。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人物透视】

　　《围城》的诞生

　　上海沦陷时期，钱锺书先生被困，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真成假》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钱锺书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锺书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收入便更少了。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锺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锺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锺书笑，杨绛也笑，这便是钱锺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的诞生与杨绛对钱锺书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坐”在人生边缘】

　　杨绛的内心非常安宁与淡泊，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也非常低调，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她的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地签售会时，读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老旧样式的家具，始终安之若素。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她坚持每天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年岁大了，就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

　　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我和谁都不争”，就是拥有这样淡泊名利之心，杨绛“坐”在人生边上，内心充满安宁与淡泊，过着自己想要的低调的生活，就这样，她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

杨绛的故事：且以优雅过一生

　　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白活了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排行老四，杨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少年时代，她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淘气顽皮，曾因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也命学生读诗。她的课卷习作曾被校刊选登。一篇《斋居书怀》写得有模有样，“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老师批——“仙童好静”。

杨绛简介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兰德（英）作杨绛译

　　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

　　——杨绛《走在人生边上》

　　杨绛（１９１１.７—２０１６.５），寿１０５岁。本名季康，江苏无锡生人。中国着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１９２８年入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政治系就读，１９３２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遂至燕京大学借读。到达北平后，她与钱锺书相识。１９３５年，二人在苏州举行结婚仪式。

　　随后，钱锺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随丈夫一同赴英法游学，在留学期间育有一女。１９３８年，杨绛与钱锺书及女儿回国，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出版多种着作。

　　１９９７年，其女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１９９８年，其夫钱锺书去世。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５日凌晨，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１０５岁。

　　钱锺书曾说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其贤与否，固然只有钱锺书一人有资格给出评语，但她的才能，则是为众人公认的。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是江浙闻名的大律师。杨绛好读书，多来自于父亲的引导。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阅读与写作，在杨绛的一生中几乎从未中断过。她曾说自己并非是专业作家，所有作品不过随遇而作，只是一个业余写作者。实际上，她的勤奋努力绝不逊于任何一位专业人士。

　　杨绛的第一部作品《璐璐，不用愁！》是短篇小说，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初回国时，迫于家庭中柴米油盐的压力，尝试写了几个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这些喜剧相继在上海上演，引起很大反响。

　　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２年，杨绛在河南“五七干校”生活，这段经历被她写成了《干校六记》。干校生活，想想可知绝不会顺心，但此书只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于文字中，可以见出她为人的温柔与坚持。

　　１９８８年，杨绛写出了《洗澡》，这是国内最早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文学作品，已经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她１０３岁时，又为它写了续作《洗澡之后》。

　　在翻译界，杨绛更是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不须提她早年广受好评的译着《吉尔?布拉斯》，也不用说她晚年时倾注心力的《斐多》，只她于艰难困苦中翻译的《堂吉诃德》，已经足为她冠上优秀译家的冠冕。杨绛没有学过西班牙语，重译《堂吉诃德》的任务对她是一项意外。１９５８年，她开始自习西班牙文，文革开始后，翻译一度中断，直至１９７８年，《堂吉诃德》才得以出版，首印１０万册，被人们一抢而空。

　　２０１４年８月，《杨绛全集》出版，共２７０万字。

　　杨绛与钱锺书的缘分，难得到了极致，也奇特到了极致。彼此间一心一意，在世间已不容易，双方才学相当，志趣相投，性情相近，融夫妻、情人、朋友三者为一，这就尤其令人称羡。

　　钱、杨二家，其实说不上有多么门当户对。杨家属新式人家，而钱家遵旧俗，钱锺书的两个弟弟，婚姻、职业均是父亲做主选择。杨绛出嫁后，一大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她为着不显得“瞧不起人”放下手中书本，每天认认真真做起家务。钱锺书学识极佳，生活上却常常“拙手笨脚”，需要杨绛的照顾。她自己则认为：“……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在五七干校时，杨绛专管菜园，钱锺书担任通信员。钱锺书去邮电所要经过菜园，他每每要与杨绛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或是说几句话，把他陆续写就的信亲手交给爱人再离开。

　　一次，天降大雨，四水集潦，满地泥泞，杨绛冒险过河，只身去往钱锺书的宿舍探望他，逗留一阵又只身而返。两个人的情意，在危难境地中愈显深厚。

　　１９８８年，钱锺书去世。年近９０岁的杨绛开始整理丈夫生前留下的大量手稿与读书笔记，独自“打扫战场”。她把钱锺书的日札、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分别理出，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２０１５年年底，７２卷的《钱锺书手稿集》全部出版完毕，这套书稿凝聚了夫妻二人共同的心血，对杨老来说，也必将自豪于自己完成了这样一项重大的任务。

　　杨绛性情恬淡，淡泊名利，有种隐士风范。她生前居于北京三里河的一个宿舍小区，至今这一寓所都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做室内装修。自女儿和丈夫离世，她闭门深居，并不接受种种采访或活动邀请，数位近亲、学生与老友与她见面，每次至多也不过是半个钟头的时间。

　　隐身于世，并不意味着不闻窗外之事。杨绛性情嫉恶如仇，而又温柔宽厚。文革期间，她曾在别人批评钱锺书的大字报下贴出反驳语句，挨了批斗也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据说当时外文所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只有她一人。文革过后，她却决不愿写下任何尖锐批评的话，只管把目光聚焦在“蔽天乌云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上。”杨绛写《洗澡》，有读者把书中纯洁的友情朝“偷情”方向想，这让她很是嫌恶，因此在９８岁高龄时写了续集，立志要把后人擅加联想的心思除灭。为了维护已故家人，她也不惮于费事走法律程序，叫停拍卖公司对钱锺书及自己私人信件的拍卖。

　　２００１年，杨绛把钱锺书与自己当年及其后所获稿酬全部捐献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子弟完成学业，这件事，她坚持了１３年。

　　这位当代隐士，虽不入世，一举一动，莫不在影响着世人。

　　钱锺书与钱瑗去世之后，杨绛自认“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须“打扫现场”，并“洗尽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分离既久，归期已至，人世一番淘洗磨炼之后，“我们仨”可得到长久的团聚了。只是她身后的人，不免满怀哀意，悼之念之。

　　阳春一曲和应稀，久客人间竟自归。质本洁来还洁去，从今不着隐身衣。

杨绛先生生平事迹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0xx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外柔内刚，“文革”时的磨难与风骨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始知她不是一个娇弱的女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不过，书出来后，却只能在柜台底下卖，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0xx年英文级史、1920xx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xx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xx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xx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近年仍笔耕不辍

　　20xx年10月，文汇报副刊《笔会》刊登了杨绛先生新作《忆孩时(五则)》，五篇短文分别为《回忆我的母亲》《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太先生》《五四运动》《张勋复辟》，文中重温了自己孩时的记忆。她说："人生四苦：生、老、病、死，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先生的新作令众多网友赞叹深受感染。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在微博上感叹："102岁老作家的新作……五则随笔思路清晰，文笔流畅，细节生动，令读者欣喜。文末署'20xx年8～9月'作，真是宝刀不老!"

　　同年，《杨绛文集》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据媒体报道，在《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先生自谦道："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当时，她手中仍有未审完的书稿。杨绛先生曾表示，只要身体健康，还将继续写一些回忆性的散文。

　　杨绛先生或许是"史上最高龄的小说作者"。20xx年，她为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续篇《洗澡之后》首次公开发表。"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杨绛先生如是说。责任编辑胡真才表示，这部四万五千字的续作，就是杨绛对她喜爱的角色一个"敲钉转角"的命运的交代和分配。

　　在生病住院前，杨绛先生仍每天坚持锻炼、练字和写作。据清华大学新闻网消息，今年5月3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党委书记陈旭到杨绛先生家中探望，杨绛先生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年轻人，都很有本事，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清华大学办得更好，为我们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5月20日，网上有消息称杨绛先生病危，不过立即被辟谣。有媒体联系到杨绛先生的保姆吴阿姨，她承认杨绛先生确实住院了，目前在调理，希望大家不要瞎传。杨绛的堂侄女钱老师也向媒体透露，杨绛"是(因)轻度肺炎及肠梗阻住院"，北京的亲戚去医院看过她，说已经控制住了。

　　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谱写了一段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世纪之恋。1932年，21岁的杨绛先生在清华大学看望老友，她与钱钟书在学校的古月堂门口偶然相逢。在晚年回忆录里，杨绛先生这样回忆与钱钟书的初遇："好像姻缘前定，我们都很珍重那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和他相见之前，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

　　与钱钟书成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写作，杨绛先生甘做 "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在应付家庭琐事之余，杨绛先生还以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受到日军传唤时拼命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保证日后该书的顺利出版。

　　后来，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杨绛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共同经历几十年的风雨，钱钟书生前曾这样评价杨绛："最贤的妻子，最才的女。"

　　1997年，杨绛先生在86岁高龄时痛失爱女钱瑗。一年后，钱钟书逝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在回忆一家三口生活点滴的作品《我们仨》中，杨绛先生曾这样写道。

　　铮铮傲骨，"清水芙蓉"

　　杨绛先生的文字常被人称作韵致淡雅。有人评她为"清水芙蓉"，既对弱者予以关爱，又有着倔强而不服输的性格。她的一生曾遭遇许多磨难，但都温婉应对。先生的淡泊名利、慈悲胸怀，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典范。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要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先生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有一次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先生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

　　在回答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时，杨绛说：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跑，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和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杨绛先生晚年一直栖身于北京市三里河的一处小区，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在几百户中，先生家是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据说，这是"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20xx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关于杨绛的故事

　　恋爱：钱杨一见钟情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昨日杨绛辞世，这段被署名为杨绛百岁感言的话，刷爆社交网络。

　　不过，羊城派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知，出版社责编曾跟杨绛本人确认过，这不是她的话，也非她所写。网民，或许只是想借其言，述己心。

　　目前出版市场上关于杨绛生平著述，有《听杨绛谈往事》和《杨绛传》。前一本作者是吴学昭，书中记录了杨绛从出生至98岁的经历。作者在大量杨绛口述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

　　书稿完成后，杨绛题签并作序，“序”中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书中还配有大量珍贵的照片。此书像是对杨绛98年丰富人生的“大起底”，披露了她求学、爱情、家庭和学术等多方面的情况。

　　杨绛，原名杨季康，杨绛是笔名。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听杨绛谈往事》透露，小名阿季的杨绛，中学时以高分考入苏州东吴大学，记性好、悟性强，有所谓“鬼聪明”，一直是“纯一等”学生。

　　杨绛自述，自己在东吴上大学时从未收到过情书，男同学通常都在信中叮嘱她：“你还小，要读书，不要交朋友”以示关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杨绛的大学同学，“常介绍些新书给阿季读，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弗洛伊德、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费孝通转学北大之前，曾问阿季“可以做个朋友吗”，但只愿与他维持普通朋友关系的杨绛回答：“朋友，可以。但是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

　　1932年2月，杨绛与同学孙令衔等结伴赴清华、北大借读。在清华古月堂，杨绛第一次遇见了孙令衔的表兄、正在清华上学的钱锺书，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却相互难忘。

　　钱锺书的父母原本看中了一位准儿媳，但钱锺书并不喜欢。钱锺书约杨绛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而杨绛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书信往返，直至1935年结婚。

　　2001年9月7日，杨绛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签订协议后，校方向杨绛女士赠送纪念品。

　　著述：八十年笔耕不辍

　　杨绛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年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20世纪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结婚后，杨绛便随钱锺书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虽然她只是旁听生，但也认真听课、大量阅读，与钱锺书共修西方文学。

　　当吴学昭问她是否与钱锺书交流学术时，杨绛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她在书中举例说：“我读雪莱诗，有一句也有‘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里。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

　　钱锺书的导师改作文很严格，要求清楚、简约，不要堆砌。钱锺书便给杨绛改文章，完全按照导师对他的要求那样严格要求她，有些作文被他评为优秀。浓浓的伉俪之情也在书中细节中一一呈现。

　　杨绛把钱锺书吃得惯的西方食物省下来给他吃，而钱锺书负责做早餐并一直持续到老。

　　1938年秋，杨绛与钱锺书留学后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

　　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畅销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小说代表作《洗澡》，出版于1988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作品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跨入新世纪之后，杨绛在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之余，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2003年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成为当年的超级畅销书。

　　2014年，103岁的杨绛的新书《洗澡之后》出版，这是杨绛先生在98岁后为其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同年8月，又出版9卷本《杨绛全集》，共270多万字。

　　从1934年发表作品至2014年，80年间著述不断。

　　惜名：代夫拒受“博士荣誉”

　　香港学者黄维樑曾与钱杨夫妇有过交往。他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钱杨夫妻二人甚为珍惜自己的声名，一直警惕为声名所累。这也往往给外人留下一种错觉，两夫妇有时不近人情。

　　1984年，黄维樑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时，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因选中钱锺书的小说，特意登门拜访征询意见。

　　“当时杨绛坐在钱锺书身边，其情态只能用‘柔顺’二字来形容。她基本不插话，就看我跟钱锺书交流。”黄维樑称当他离开时，杨绛还问他“刁蛮”一词用粤语怎么讲。

　　20世纪80年代中，两夫妇已不大随便接受外人的拜访，杨绛往往充当“挡驾”的角色。为什么挡驾?“她应该是希望丈夫有多些时间工作或休息，不想丈夫花费时间去应酬”。黄维樑称。

　　1994年，黄维樑再次造访钱宅，其手持香港中文大学时任校长、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的亲笔签名信，希望颁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给钱锺书。之前，高锟已在电话上跟钱锺书沟通过希望其接受荣誉，但钱婉拒。

　　当时，黄维樑首先见到的是杨绛，但此时的杨绛不再柔顺而是坚拒：丈夫病了，其坚拒黄与就在咫尺处的钱接触、谈话。黄维樑想跟杨绛沟通，杨绛表示真不接受“博士荣誉”。

　　无奈之下，黄维樑只好起身告辞。事后钱锺书专程修书一封，言明拒受理由。多年以后黄维樑回忆无论柔顺与坚拒，都表现了杨绛对钱先生的爱———爱惜声名，不为所累。

　　杨绛爱惜声名，有时也表现在抗争的方式上。

　　2002年，江苏无锡市政府擅自修复钱锺书故居和建立钱锺书文学馆等，杨绛一再向市政府提出陈情，义正词严地表态———关键时刻将不惜以法律手段维权。

　　2013年5月，北京某拍卖行宣布将拍卖一批“钱锺书书信手稿”，包括钱锺书与家人朋友的通信等。杨绛发表公开声明并发出律师函，表示她“很受伤害，极为震惊”，并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他人权利，停止侵权。

杨绛精选《记杨必》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她小时候，和我年龄差距很大。她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儿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苏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她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锡话“众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上。一次，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她怎么了，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我囫囵着跌下来的。”“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意思却很明显，就是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她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她也说不清。她那时才两岁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她是个乖孩子，只两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她便觉不妙，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逃——逃——逃——”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她两脚急促地逃跑，一叠连声喊“逃逃逃逃逃!”总被妈妈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脸。

　　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她表示要好，尽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乖地闭上眼，一动都不动，让我唱着催眠歌谣她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为她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她睁开眼，笑嘻嘻“点戏”说：“再唱《喜旦娄》(S，丁尼生诗中流行的《摇篮曲》)。”原来她一直在品评，选中了她

　　最喜爱的歌。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快睡!”)阿必觉得我太凶了，乖乖地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睁眼。有时大家戏问阿必，某人对她怎么凶。例如，“三姐姐怎么凶?”“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识字。)

　　“绛姐怎么凶?”

　　“快点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

　　“二伯伯(二姑母)怎么凶?”

　　“着得里一记!”(霹呀的打一下)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二姑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殁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了。”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见，泪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一是身体娇。身体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必从小体弱，一辈子娇弱。脾气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她。七妹妹(家里称阿七)长阿必六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必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自喂、亲自带大的小女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必一点不妒忌，分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说：“看她们俩!真要好啊，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但阿七“引”阿必却从不挨骂。阿七喜欢画(这点也许像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必。常说：“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头。”(我们听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小圆”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有词。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其眉毛。”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无锡话，指上翘)其眼梢。”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小圆其鼻头。”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薄阔其嘴。”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要……要……，要十八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听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

　　“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在锅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时候我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头先走。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杨绛名著《我们仨》读书笔记

　　《我们仨》是我在逛街的时候，在一家书店偶遇的，黄绿色的封面，简单地以一幅家庭合影开封面，下书“我们仨”。是杨绛先生的笔迹，很少从现象书中感觉“墨香”的存在，这本书便有，很多的亲笔信，字迹并不是可以上书简的那种，然而，寻常的家信却洋溢着浓郁的亲情与爱，将我们熏醉。一开始就知道这本书是令人心伤的，杨先生将太多的情感注入其中，教我们这些外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感情投放。

　　2003年出版的《我们仨》，也许并不能说是杨绛最好的作品，但绝对是最感人并发人深省的一本书。《我们仨》带给我的感受的复杂的，读到伤心处，我会落泪;读到开心处，我会欢笑;读到离别时，我会心酸;读到家常处，我则会认同。让我感受到了亲情的伟大和震撼，也让我体会到了一本好书的魅力。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朴实无华，方才显出情感的真挚动人;也正是因为它的真挚动人，才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这么多人的争相传阅吧！亲情，似乎永远都能勾起人的心弦。它不需要过多的渲染，普通的平常言语便能表达出亲情的温馨和持久。一位90多岁的老人对家人的追忆，更能让人为之动容。钱钟书先生一家三口日常时的相扶相帮和患难时的不离不弃，在杨绛老人的笔下一一展现开来。我随她喜，随她悲，随她一路陷入对亲人的思念。我敬佩他们三人的治学严谨;悲伤他们的坎坷人生;欣慰他们的患难于共;羡慕他们的融融亲情;也心痛他们的相继逝世。一个国学大师，一个翻译名家，一个着名学者，耀眼的头衔并没有让他们失去常人的亲情。几十年来，他们相濡以沫，读书为乐，不去理世俗的嘈杂，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生活在他们自我设定的祥和的世界里，不幸乎，大幸也！

　　书分三部，第一、二部记述了一个梦，或许是人到老年的一些精神状态。梦中的情境读来令人历历在目，就连一些生活中的琐事细节都清清楚楚。即让人感受到杨女士对这个社会的恐惧和怀疑，也感知到她对家庭的珍惜和信任。一家人在古驿道上的相聚与失散，正是一个家庭真实的写照。女儿圆圆去世了，钱钟书走了，相亲相爱的三口之家只留下了这位老人，她说：“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书的第三部，只看名字就叫人心酸，“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记述了杨女士和钱钟书结婚后的一些生活内容，从1935年婚后同去英国牛津求学，到1998年钱钟书去世，其间女儿也在1997年因病去世，从一个家庭的组建到结束。杨女士在书中说“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清醒的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在怀念往日的生活，杨先生的笔触总是平缓的，温暖而洋溢着幸福的味道，像秋天的落叶林，像冬日礼拜天阳台上晒到的阳光，那样柔和而问心，即使如“文化大革命”那段年岁，在她笔下，也因家人团聚而平缓。“我们仨”不止一次用平凡打动我，仿佛我也成了他们家空气中的尘埃，跟随他们在流转的年岁中浮动。

　　谁都看得出，这是一部用心写就的书。平实，自然，以感情带动文字，温婉平实的文字中，蕴涵着深邃和厚重，所写的虽然都是日常的枝节，却处处显出浓郁的人情味，以及真正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那股朗朗清气。

　　谁都看得出，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正是这个家庭的幸福让我感动并且在感动之余引发我的思索。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在中国最混乱的几十年间的风雨历程，一家人怎样的相濡以沫，怎样的相亲相爱。她不仅告诉了我们幸福在那里，还告诉了我们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因为正是杨绛，让我深深的领悟到，幸福其实是一种能力。幸福是一种不太确定的东西，因为它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只有你自己才能感觉体验的东西。别人说你是幸福的，那是别人的看法，幸不幸福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你有能力感知幸福吗？而这一点正是我们现代人正在逐步缺失的。看看杨绛钱钟书的风风雨雨吧，但是不论在怎样的逆境中、不论在遭受着怎样的苦难，这永远都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仨在一起”，这就是幸福的能力，它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这个家庭具备在任何环境下感知幸福的能力，所以，她们永远都是幸福的。

　　石康说“这个家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为社会提供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趣味，一种追求”。我认同这一点，这是杨绛女士用她一生的行动告诉我们的，但愿我们能够真正领悟到这一点，让自己真正拥有这种能力，从而获得自己真正的幸福。

　　读杨绛的《我们仨》，真的是一种享受，到今天为止，我读了三遍，我是个平凡的人，我只想看他们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生活，而对于他们的生离死别我真的不忍心看，如果不是这本书我真的要忘了钱老和他女儿圆圆离开我们已很久了。钱仲书夫妇的低调和博学让我衷情，而钱老的幽默和杨老的平和更是让人生敬，一本书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可是我却无法说出我的感受，他们面对困苦时的平静，面对荣誉时的低调，为人处事只求无悔于心，钱老一家人的生活是平凡的，但他们一家人始终是乐观的，无真是于平凡中显出不平凡。对中国这个着名的家庭的亲情故事，面对他们的温暖与欢乐，沧桑与忧伤，面对书中简单而朴白的文字，任何的评价都属多余，那种罕见的真情和达观，在作者那里是一种淡定自然，在读者那里却常常禁不住潸然泪下。生活在回忆中的杨绛先生，可谓得了汉语的精髓，入了是让人既心往之，又感慨万千。

　　杨绛的文笔真的很优美宁静，平凡家事国家大事从容而谈，面对别人的陷害也看不到一丝的恨，只是泰然处之。而前面两节，三人走失在古驿道，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经梦起至梦醒，一家人走散了，而一家人相聚相守相依相助的往事却给了杨绛先生最好的回忆。从照片上看，杨绛不算漂亮;老年后，发现他们是如此得有夫妻相，般配，简单地从杨绛散文中知道，他们家也曾处世交，于是结成亲家，不管当时是否以爱情为基础，这几十年的风雨路程，他们相濡以沫，爱情是个什么东西，终将被习惯于依靠代替，为他们的幸福所折服，不管经历了多少的苦。

　　钱老是名人，而在杨绛先生的眼中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儿子的角色，有幸相携至老也不枉此生了。好的书每看一次会有不同的感受，让我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真的要感谢杨绛先生！

杨绛先生名人故事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杨绛散文

　　杨绛(1911-2016.5.25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生命的烤火者：杨绛

　　人物导语

　　她生于乱世，却怀有一颗与世无争的心。她尝尽人生百味，却始终笑对苦难，明媚从容。

　　她就是民国才女——杨绛。

　　杨绛，本名杨季康，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

　　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

　　她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

　　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人物剪影

　　童年书籍相伴

　　辛亥革命前夕，大律师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晚上则去肃亲王王府讲授法律课。

　　这年7月17日，杨荫杭的四女儿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这就是后来的一代才女杨绛。

　　杨荫杭对阿季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在父亲杨荫杭的引导下，阿季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

　　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除了从小把她带进书籍的世界，对于杨绛的专业选择，父亲也给予了很好的指引和鼓励。

　　在杨绛的散文集《将饮茶》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在父亲的鼓励下，杨绛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最终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适用话题】读书与成才 兴趣与专业

　　中年辛劳操持

　　在清华大学读研期间，杨绛与钱钟书相识。

　　第一次见面，钱钟书穿着一袭青衣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才子佳人，风华正茂，两个年轻人相互吸引，很快坠入爱河。1935年，两人踏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婚后的柴米油盐，哪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

　　随钱钟书留学英国的旅程中，杨绛发现这个大才子的生活能力远低于常人，居然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

　　他经常“拙手笨脚”地做坏事，比如陆续打翻墨水瓶，弄脏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

　　而杨绛每次都笑咪咪地轻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

　　其实她哪里会做？她也是从小被人照顾的“娇小姐”。只不过她明白，时移世易，面对新的生活，她必须努力适应。

　　她克服种种困难，学着独立、自理，为了自己，更为了深爱的人。

　　1937年，唯一的女儿“阿圆”出世，杨绛的任务又加上了带孩子。

　　1938年留学回国，因日寇侵华，一家人避居上海孤岛。

　　为了补贴家用，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

　　多年以来，钱钟书之所以能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就是因为有杨绛这个坚强的后盾。

　　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没有受到损伤。”

　　【适用话题】面对现实 独立自强

　　文革从容应对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深受文革迫害，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

　　面对百般污辱，杨绛没有崩溃，她拿出女儿剪下的大辫子，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被分配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能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

　　1969年，他们又被下放至干校，已近六十岁的杨绛被安排种菜。

　　她利用白天看管菜园的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十年文革折磨，杨绛自我调适，以苦为乐。在此期间，她不仅辅助钱钟书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自学西班牙语，完成了译著八卷本小说《堂吉诃德》。

　　1978年，《堂吉诃德》出版时，读者排长队购买，一时间掀起“堂吉诃德”热。杨绛的译本，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翻译的空白。

　　西班牙王室来访时，邓小平把《堂吉诃德》作为礼物赠与王室。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适用话题】坚忍 心态 逆境

　　晚年送别至亲

　　九十年代，年老的钱钟书体弱多病，全靠杨绛悉心照顾。

　　1996年的一天，他们的女儿钱瑗腰疼的厉害，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杨绛听了，顿时五雷轰顶。因为那时候，钱钟书已经奄奄一息。杨绛本打算今后和女儿相依为命，谁知竟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1997年，在杨绛的照料下，钱瑗在安睡中去世。

　　1998年12月19日，被病魔折磨四年之后，钱钟书也去世了。

　　短短两年间，杨绛目送两个至亲相继离世，而此时，她也已经八十多岁。

　　然而，她并没有被这人间的重重苦难所击倒。

　　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可是我压根不能逃，我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对于杨绛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整理钱钟书的作品和手稿。而钱钟书的手稿数量庞大，整理后发现竟然有7万多页。

　　杨绛认为，钱钟书文稿最好的保存方法是公之于众，这样才能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于是，在她夜以继日的努力下，钱钟书去世后仍然出版了许多作品，而此时杨绛也已经年近90岁了。

　　钱钟书和钱瑗还在世时，朋友提出建议：把一家三口的幸福故事记录下来。

　　那时，躺在病床上的钱瑗“主动请缨”执笔，开始创作《我们仨》，回忆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的幸福时光。

　　钱瑗去世后，杨绛承担下《我们仨》的写作，以完成女儿和自已的心愿。

　　92岁那年，《我们仨》终于写成。

　　杨绛笔下的钱钟书、阿圆有多讨人喜欢，她的思念就有多痛苦。

　　读者在书中感受到了一家三口的温馨快乐，却无法想像杨绛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宁静安祥地面对孤独终老。

　　真正的优雅，可以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一个优雅的女子，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内心的强大已经无法想象。

　　【适用话题】内心强大 笑对苦难

　　人物评价

　　近年来，杨绛这个名字成为风行一时的文化符号。她之所以深受大众喜爱，不仅是因为她在文学上的才华和成就，更因为她做人的智慧、坚忍和优雅从容。

　　正如作家黎戈所言：“杨绛让我看到了‘过去的品质’，这是一种哑光却不暗哑，低调却不哽咽，醇香却不刺鼻的品质，它像北极光：明亮、坚韧、耐寒，在人格的高纬度闪闪发光。”

　　杨绛先生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诗，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她一生的写照：“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人物语录

　　1.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 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

　　3. 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4. 刚开始是假装坚强，后来就真的坚强了。

　　5.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6.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

　　7.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