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作品
余秋雨的作品《一代霸主》
一切顺理成章，昨夜拜渴了居鲁士陵墓，今天去探访大流士宫殿。
大流士是继居鲁士的一个JL子和一个篡位者后，以政变而掌权的又一个伟大的波斯统治者。他快速消除了由居鲁士儿子的残暴变态和篡权者的宗教阴谋所带来的种种恶果，重新恢复了波斯帝国的尊严。他还把帝国的版图和实力在居鲁士大帝的基础上继续扩充，真可谓到了“烈烈扬扬”的地步。他以《汉漠拉比法典》为底本制定法律，统一度量衡，开凿运河，建立释站，保证了一个庞大帝国的权力覆盖，而且还时时谋求扩张。他不仅把印度当作自己的一个行省，而且已经把目光投向了希腊。
他的宫殿所在地叫波斯披利斯(几花epolis)，离我们下榻的设拉子六十多公里。其实波斯波利斯的原义就是波斯者队成，建于公元前五一八年，是波斯人根脉所系，也是当时帝国的典仪中心。
一眼看去，这个遗迹保护得不错，占地才良大，柱墩、门臼、台阶、浮雕历历在目，而更清晰的是残存的气势。背靠一座石山，在山坡底部削切出一个巨大的平台，六宫一殿在平台上依次书咧。穿过一道道石门，看过一排排石雕，就能见到一处高殿，宽大的阶梯平缓而上，阶梯边的石壁上是一幅十几米长的连环浮雕，雕刻着各国使者前来朝拜和纳贡的热闹情景。
每年冬去春来的时节，各国使者都赶到了这里，按照浮雕上的姿态和气氛拾级登殿，美术形象与真实形象完全重合。使者f门抬头一看，轩敞的仪仗殿就在眼前，巨柱如林、金碧辉煌，而就在仪仗殿肩t方，华扉重重处正是大流士的私人寝宫，他已满脸笑容地走出来……
其实这里所说的“各国使者”，与现代概念不同，实际上是指被居鲁士和大流士的波斯帝国征服的那些邦国，说臣服国、保护国、附属国都可以。在居鲁士和大流士看来，天下各国应该平等往来、和平相处，但何以做到这一点呢?有人做不到该怎么办呢?所以必须首先让大家服从一种绝对意志，接受一种共同秩序，而他们自己，就是这种绝对意志和共同秩序的代表者，所以自称为“王中之干，诸国之王”。
他们不断倡导的各国间的睦邻关系，也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个概念一直吸引着后世的世界征服者，例如罗马帝国一直传扬一个原则：“在罗马帝国领导下的各国和平。”
不管怎么说，居鲁士和大流士用波斯帝国的强大武力做到了这一点，大流士很想把这种政治图谱用一种仪式直接体现出来，于是营造了这个宫殿。
几位伊朗专家领着我们仔细观看了台阶边上的长幅浮雕。他们还能指出浮雕上每一个朝贡队伍来自什么地方，属于哪个民族。浮雕卜各个邦国的代表神情喜悦而安详，由宫殿的礼宾官热清地执手引导，一队队依次上前。每一队都捧持着各种贺礼，有的居然还随身携带着自己民族的武器，礼宾官不以为忌，表现出当时大流士王朝的自信和互信。
在这种“夕又方来朝、举世欢愉”的图像不远处，有一批刻在墙上的铭文，明白道出了这种气氛背后的权力依据，值得抄录其中之一：
我，大流士，伟大的王，诸王之王，诸国之王，阿契美尼德族维什塔什卜之子，承神圣阿胡拉的恩典，靠波斯军队征服了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害怕我，给我送来了王冠，它们是：胡齐斯坦、米底、巴比伦、阿拉伯、亚述、埃及、亚美尼亚、卡帕杜墓亚、萨尔德、希腊、萨卡提、帕尔特、才L尔卡、赫拉特、巴赫塔尔、索格特、花拉子模、普赫吉、岗达尔、萨尔、马那……
我还无法把这些国名与现在世界上所处的地区全部一一对应起来，但还是被一种脾晚天下的羁气和豪气震撼了。
陈鲁豫数着图像和地名，抬起头来说：倒没有碰到我们中国。
我说，那时大流士似乎还不清楚中国，中国也不了解他的帝国。他在这里接受各国使者朝贡的时候，孔子即将出生。中国了解波斯，是波斯早已结束大流士的辉煌之后。
图像上以突出的地位雕刻了印度人的朝贡。希腊人的朝贡也有，但谁都知道，这是这个王朝的陷阱，但大流士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巨大的空间统治权使他气吞万汇，什么也不在乎了。
但他毕竟是明智的，冥冥之中还有一点害怕，祈祷着他所信奉的光明之神阿胡拉的保佑。我还看到了一则铭文，伊朗的朋友逐句翻译给我听，大流士的口气与上面引述的那一篇铭文很不一样了：
大流士祈求阿胡拉和诸神保佑，使这个国这片土地不受仇恨、敌人、谎言和干旱之家害伪摘爵，如此强大的大流士还害怕四样东西。他把仇恨放在敌人之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征服了这么多国家，深知敌人不足惧，麻烦的是仇恨，仇恨造就难于战胜的敌人。他把干旱列为害怕的对象也合理，因为伊朗处于高原和沙漠之中，最伟大的君王也无法与自然.力抗争。但奇怪的是，他把谎言列在干旱之前，居然成了他最害怕的东西，非要祈求光明之神来驱逐不可!这一点对我很有冲击力，因为这些年我目睹谎言对中国社会的严重侵害，曾花费不少时间研究，还写出了专题文章，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古代几乎无所畏惧的一代霸主，对谎言的恐惧超过自然灾害。
想想也啄寸，仇恨可以用仁慈浇灭，强敌可以用武力征服，自然灾难虽然不容易对付但形态明确，而谎言呢?仁慈和武力都没有用，而形态又是那么暖昧。怪不得它千年葱笼、万古不灭。有那么多小人躲藏在谎言后面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大流士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害怕处，一下子显得更可爱了。
余秋雨作品《流放者的土地》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停车一问价钱，大吃一惊，才八分钱一斤。买了一大堆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以往在江南西瓜下市季节，总有一批“北方瓜”来收场，那些瓜吃起来又粗又淡，很为江南人所鄙视，我还曾为此可怜过北方的朋友。北方的朋友辩解说，那是由于要长途运输，老早摘下一些根本没熟的瓜在车皮和仓库里慢慢蹲熟的，代表不了北方瓜。今天我才真正信了，不禁边吃西瓜边抬头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似乎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么
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被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所谓“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我是在很多年前读鲁迅论及清代文字狱的文章时首次看到这个地名的，因为它与狞厉的政治迫害和惨烈的人生遭遇连在一起，使我忍不住抬起头来遥想它的地理形貌。后来我本人不知为什么对文字狱的史料也越来越重视起来，因而这个地名便成了我阅读中的常见词汇。近年来喜欢读一些地域文化的著作，在拜读谢国桢先生写于半个世纪前的《清初东北流人考》和李兴盛先生两年前出版的《东北流人史》时更是反复与它打交道了。今天，我居然真的踏到了这块著名的土地上面，而它首先给我的居然是甘甜!
有那么多的朝廷在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三个再平静不过的字成了全国官员和文士心底最不吉祥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而到了这里，财产、功名、荣誉、学识，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堕入漆黑的深渊，几乎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恶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身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名，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怎么会这样?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今天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都很漂亮，想想吧，牡丹江、镜泊湖，连名字也已经美不胜收了，但我此行的主要目的却是这半道上的流放地。由它，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县(即当时的尚阳堡)以及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太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列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笞、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受足了“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阙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努力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呢，简直雅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扒下裤子，一五一十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文武百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用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一言不合，请亮出尊臀。与此间风景相比，著书立说、砌磋研讨，实在成了一种可笑的存在。中国社会总是不讲道理，也不要道理，便与此有关。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皇帝如何杀戮一个在圆明园试图向他动刀的厨师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那一大套款式，绝对只有那些彻底丢弃了人性却又保持着充分想象力的人才能设计得出来。以我看来他们的设计原则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都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从猿猴变过来之后几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幸好中国的皇帝在这方面都没有神经脆弱的毛病，他们总是玩牌一样掂量着各种死法，有时突然想起“犯人”战功赫赫或学富五车，会特别开恩换一种等级略低一点的死法，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将死的“犯人”会衷心地叩谢皇恩浩荡，而且皇帝自己也觉得仁慈过人、宅心宽厚。皇帝的这个习惯倒是成了中国的社会惯例，许多笑容可掬的方案权衡，常常以总体性的残忍为前提。残忍成了一种广泛传染的历史病菌和社会病菌，动不动就采取极端措施，驱逐了人道、公德、信义、宽容、和平。
现在可以回到流放上来了。说过了杀的花样，流放确实成了一种极为仁厚的惩罚，但实际上对承受者来说，杀起来再慢也总不会拖延太久，而流放却是一种长时间的可怖折磨。死了倒也罢了，问题是人还活着，种种不幸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烦难了。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首先让人受不了的事实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庭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从孩子开始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现在随手翻开桌上的史料就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但死在路上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由此，一路上的自然艰苦和人为虐待便可想见。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丈夫碍手碍脚先把丈夫杀了;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最好的待遇算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春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林黛玉这样的人物，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部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的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150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划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古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树上的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我们以往不也见过很多心底里很明白而行动却极其窝囊的人物吗?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和个性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作何等样的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要解释一下案情，而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倒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罪犯，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犯;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其中有些人的经历也很有历史意味，但至少我今天在写这篇文章时对他们兴趣不大。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竟然福大命大没被砍头，与一大群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我想，流放东北的文人中真正算得上“犯案”的大概就是在科举考试中作弊的那一拨了。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里边，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鲁迅的祖父像是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 1657 年(顺治十四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造成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仕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有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领导的其他所有试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概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女儿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主实录》卷121)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可能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来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能代表朝廷来考试江南仕子的考官，无论是学问、社会知名度还是朝廷对他们信任的程度本来都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了其中一个人有那么一丁点儿已经排除了的嫌疑，二十个全部杀掉，一个不留。而且他们和考生的家属全部不明不白地遭殃。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原因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浩浩荡荡。这些考生的家属在跋涉长途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充什么英雄?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精神卫护逻辑。一切原因和理由都没有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不错啦。
三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到了这个时候，本来经常会嘲笑知识分子几句的其他流放者不得不收敛了，他们开始对这些喜欢长吁短叹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人另眼相看。
流放文人终于熬过生生死死最初撞击的信号是开始吟诗，其中有不少人在去东北的半路上就已获得了这种精神复苏，因为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这好几千里的路要走相当长的时间。清初因科场案被流放的杭州诗人、主考官丁澎在去东北的路上看见许多驿站的墙壁上题有其他不少流放者的诗，一首首读去，不禁笑逐颜开。与他一起流放的家人看他这么高兴，就问：“怎么，难道朝廷下诏让你回去了?”丁澎说：“没有。我真要感谢皇帝，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让我在一条才情的长河中畅游，你知道吗，到东北流放的人几乎都是才子，我这一去就不担心没有朋友了。”丁澎说得不错，流放者的队伍实在是把一些平日散落各地的杰出文士集中在一起了，几句诗，就是他们心灵交流的旗幡。
丁澎被流放的时候，他的朋友张缙彦曾来送行，没想到三年以后张缙彦也被流放，戍所很远，要经过丁澎的流放地，两人见面感慨万千，唏嘘一阵之后，互相能够赠送的东西仍然只有诗。丁澎送张缙彦的诗很能代表流放者的普遍心理：
老去悲长剑，
胡为独远征
半生戎马换，
片语玉关行!
乱石冲云走，
飞沙撼碛鸣。
万方新雨露，
吹不到边城。
(《送张坦公方伯出塞》)
丁澎早流放几年，因此他有资格叮嘱张缙彦：“愁剧须凭酒，时危莫论文。”
“时危莫论文”并不是害怕和躲避，而是希望朋友身处如此危境不要再按照原先文绉绉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用吴伟业赠吴兆骞的诗句来表述，文人面对流放，产生的总体感受应该是“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原先的价值坐标轰毁了，连一些本来确定无疑的概念也都走向模糊和混乱，这对许多文人来说都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有一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有人能用儒家的人伦道德标准来重新审理他们身陷的冤屈，哪怕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也好。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文天祥虽然写过“留取丹心照汗青”，而“汗青”本身又是如此暧昧不清。
到东北的流放者一般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曾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拣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一次一位比较友好的女真贵族与洪皓谈话，谈着谈着就争论起来了，女真贵族生气地说：“你到现在还这么口硬，你以为我不能杀你么?”洪皓回答：“我是可以死了，但这样你们就会蒙上一个斩杀来使的恶名，恐怕不大好。离这里三十里地有个叫莲花泺的地方，不如我们一起乘舟去游玩，你顺便把我推下水，就说我是自己失足，岂不两全其美?”他的这种从容态度，把女真贵族都给镇住了。后来金兵占领了淮北，宣布说只要是淮北籍的宋朝官员都可回家了，不少被流放的宋朝官员纷纷伪称自己是淮北人而南返，惟独洪皓和张邵明确说自己是江南人，因此一直在东北流放到宋、金和议达成之后才回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回来却立即遭受贬斥，洪皓被秦桧贬离朝廷，张邵也被弹劾为“奉使无成”而远放，两人都很快死在颠沛流离的长途中。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有人来宋廷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这种事例，很使后代到东北的流放者们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效忠的对象，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都消解了，消解在朔北的风雪中，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同是冰天谪戍人，敝裘短褐益相亲。”(戴梓)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夺，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以这些人为骨干，函可还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是不是这些昔日官吏现都卷入到函可的反清思潮中来了呢?并不是。他们相交只是“以节义文章相慕重”，这里所说的“节义”又不具备寻常所指的国家民族意义，而仅仅是个人人品。其实个人人品最是了不得，最不容易被外来的政治规范修饰或扭曲。在这一点上，中国历来对“大节”、“小节”的划分常常是颠倒的。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确实都是很值得敬重的，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一个“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大汉奸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而照我们今天某些理论家的分析，他们这些官吏之所以给清廷提意见也是为了清廷的长远利益，不值得半点同情，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然后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政敌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难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遭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出身于上海松江县的学者艺术家杨瑄是一个一生中莫名其妙地多次获罪，直到七十多岁还在东北旷野上挣扎的可怜人，但由于有了朋友，他眼中的流放地也不无美色了。他的一首《谪居柬友》最能表达这种心情：
同是天涯万里身，
相依萍梗即为邻。
闲骑蹇卫频来往，
小擘霜鳌忘主宾。
明月满庭凉似水，
绿莎三径软于茵。
生经多难情愈好，
未觉人间古道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东北大地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上海、在北京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亲族关系和同僚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华瞻的语句也变得非常苍白。列宁主义惟独这儿，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么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同在流放地的文士间的友谊之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会显出一种特殊的重量，因为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而且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极为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在饱受世态炎凉之后完全可以凭借往昔的友谊在流放后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黑龙江，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一路相伴，一直从杭州送到黑龙江。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专程到东北探望朋友的人也有不少，例如康熙年间的流放者傅作楫看到老友吴青霞不远千里前来探望，曾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感受：
浓阴落尽有高柯，
昨日流莺在何处
友情，经过再选择而显得单纯和牢固了。
余秋雨的作品《选择荒凉》
明天先从香港飞希腊。这是考察的第一个重点，将会停留较长时间，然后越过地中海去埃.及。从埃及开始，整个旅程将在吉普车上完成。
大致路线是：沿尼罗河南下到卢克索，再穿过阿拉伯沙漠北上到苏伊士运河，过河后进人西奈沙淇。到了西奈沙漠的尽头，就要叩击疑云重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大门了，如能叩开，则要仔细考察，尤其是对耶路撒冷，然后，沿约旦河到戈兰高地，进约旦，稍作休整，以后便进人举世注目的危险地区。
想进伊拉克很难，到现在还没有获得批准，但一定要闯进去，因为那里有完全无法省略的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巴比伦。如能成行，那就得寸进尺，穿越两伊战争的战壕去伊朗，伊朗的重要性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伊斯兰文明的严格形态，更在于还埋藏着湮灭已久的波斯文明。如果“走通两伊”之梦能圆，接下来就必须面对至今还在进行着激烈核竞赛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了，这绕不开，因为在古代，儿大异域文明巾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印度河一一恒河文明。考察印度结束后，应该进人尼泊尔，那]L还有不少佛教文化的重要遗留。
从尼泊尔往北，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开始国内旅程。如果这样一个计划能够一步步实现，那么，我们的车轮将要滚过整整十个国家的腹地。据目前了解的情况，除开头的希腊外，其他九个国家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行路安全间题。大量的地段不在吻付的有效控制之内，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反政府武装、贩毒集团和多种土匪比比皆是。我们无法避开这些地段，因为它们如此辽阔地横亘在必经之路上，而一切恐怖力量又都不会放过必经之路。只有坐飞书让或火车才会躲过.这些危险，但这违背了我们这次文化考察的主旨。飞机二火车大多停靠在现代都市，现代都市是现代文明的交点，却未必是古代文明的穴位。占代文明的经络已被掩埋，与现代的交通线路很难重叠。
我们既然选择了这样一个考察目标，那么也就是选择了荒凉，只能竭尽全力把难于通达的地域一一走通。早年在故乡山番里游玩，常常看着那些荒坟发怔，尤其是那些占地很宽、气势宏伟的荒坟，居然也蔓草覆盖，路断石坍，不能不猜想墓主的家族承传已经中断。我们这次是去寻找几宗更大的荒坟，同样，也会以通达的险夷来判断它们与后代的关系，以及后代的兴衰。
由此看来，通达方式本身，也是我们的考察内容，因此岂能害怕艰险。
那么，为什么偏偏要选在世纪之交去寻访这一系列人类文明故地呢
这次世纪之交也是千年之交。在即将跨越这道千年山梁时，不能不回头看看以前的那几道千年山梁。这一看不要紧，发现满世界的热闹其实都发牛在脚底下最近的山谷里，美国、澳大利亚这些特别年轻的地方姑且不论，即使是铜锈斑驳的欧洲，一个个国家数过去，绝大多数话题也只在千年之内。因此，眺望第一道千年山梁已是人迹寥落，更不待洗第二、第三道了。
当年我们的祖先身边应该有一些陌路人吧，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他们的脚印消失在何处?他们的身影飘逝于何时?也许，他们还有行李寄放在哪个山洞里
这就必须去远山，地理的远山和时间的远山。
这个考察计划不是我想出来的，真正的实施者是香港风凰*****台，他们把这个计划称之为“千禧之旅”,我是他们特邀的嘉宾。一个月前，一九九九年夕明二十八日，我在中央电视台为国际大专辩论赛的总决赛作点评，被到处都在找我的风凰卫视发现了下落，台长王纪言先生从机场直接来到我下榻的宾馆，三言两语把钊钱浏访拼导清清楚楚。我开始有点犹豫，因为匆忙间无法推掉四个月的工作，但最后还是点头了。于是先回上海安排好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的课程，然后立即飞到美国旧金山，硅谷地区有不少华人工程师读我的书，多次邀请去谈谈中华文化的世纪命运，我原先答应的时间与这次旅行重叠了，只能提前。
至于凤凰卫视为什么选择我，尽管他们说了很多让我汗颜的理由，但最让我高兴的理由是这一条：他们经过多年观察，信任我在面对危难时的身心承受能力。
余秋雨作品《明天的功课》
读这样的书，我又变成了一个学生，不断地为自己的空缺而惶恐。
并没有老师在催逼，事情的紧迫性在于：其一，这些学问早已不仅仅是科技知识，而分明是一种谁也躲不开的文明形态，自以为在从事文明工作的人焉能讳避?其二，这种文明形态已经大规模地出现在眼前，而且扩展的速度极其惊人，过不了多久必成八方包围之势，时不我待。由此我常常想起上一个世纪下半叶，无论是我家乡的浙东学派还是我妻子家乡的桐城学派都还余绪未尽，蕴藏着不少深厚的学人，但由于他们中很多人拒绝新世纪的文明冲激，终于孤寂潦倒，烟消云散。
当然，任何时期的文化都会留存它永恒的一面，但这个部分不会很大，我们千万不能对自己已懂和已做的一切给予过高的期许，以为可以进人永恒的层面。很多劳作，连“过眼烟云”也说不上，因为烟云总有不少人看见，而有些劳作除了作者自己，根本没有其他人“过眼”。我们的文化讨论常常以既存的文化范型和学者范型做坐标，说了千百个应该不应该，其实许多公认的应该，也由于时代的高速发展而变成低效和无效的文化陈迹，由应该而沦为不应该。那些争执，风声雨声，你来我往，都在做昨天的文章，真不如省下一点精力放在学习上，认真准备一点明天的功课。
作者尼格洛·庞帝是第一流的未来学家，是自己研究领域内的权威，以这样的身份来写入门性的普及读物有点让人诧异。其实，这样做，既可保证一门新学科在人门当口上的初始准确性和结构弹性，也可显现这门新学科在本质上的普及性。因而，大权威在谦恭地“礼贤下士”之时，正表现出他最傲然的学科自信。
余秋雨作品《流浪的本义》
每一座城市都会有一个主题，往往用一条中心大街来表现。是尊古是创新是倚山是凭海是厚土是广交……巴塞罗那的主题很明确，是流浪。
全城最主要位置上的那条大街，就叫流浪者大街，叫得干脆利落。它的正式名字应该是兰布拉大街，很少有人知道。
这条大街是逛不厌的，我先是和伙伴们一起逛，不过瘾，再独个儿慢慢逛，逛完，再急急地拉伙伴们去看我发现的好去处。伙伴们也各自发现了一些，一一带领过去，结果来回走了无数遍，腰酸腿疼而游兴未减。于是相约，晚饭后再来，看它夜间是什么模样，大不了狠狠逛它个通宵。
这条大街的内容没有别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卖艺卖物，抖出百般花样，使尽各种心智，实在是好看极了，好玩极了。
我也想过，世上的商街无非卖艺卖物，司空见惯，为什么这里特别吸引人首先，这里浑然融和，主客不分。不分当地人和外来人，不分西班牙人和外国人，不分东方人和西方人，大家都是流浪者，因此也不分严格意义上的卖者和买者。这种浑然一体又互不相识的气氛，让人迷醉;其次，这里洋溢着艺术气氛。由于时时流动，这里形不成地盘，构不成统制，更不会出现兼并和垄断。所有的卖家多半不是真正的商人，是昨天和明天的行者，只因今天缺钱，便在这里稍稍闹腾。主要不是闹腾资金和商品，而是手艺和演技，因此又和艺术衔接在一起，光鲜夺目，绝招纷呈，就像过节一般;第三，这里笼罩着文明秩序。不知什么时候形成的规范，在这里出现的一切，必须干净、文雅、礼貌、美观、不涉恶浊，不重招徕，绅士风度，君子作派，自尊自爱，心照不宣。这就使它与我们常见的喧闹划出了界线，具备了国际旅游质素，让人每一步都走得放松，走得自在。
……
这些特点，在我看来，全都体现了世间优秀流浪者的素质。他们的溶化本领，谋生能力，开阔心境，自控风范，物化为一条群体人格的长廊，熙熙攘攘。其实，这也是一切远行者的进修学校。
我一直认为，除了少数逃罪人员和受骗人员，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现代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总是众人侧目，同室翻脸，不欢而散。流浪，一个深为他们耻笑的词汇，却又谈何容易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高贵者大街。
流浪者大街的东边一段，是各国流浪画家活动的场所。画家们搭起画架为来往行人画像，有的是写实，有的是漫画，漫画的生意要好一些。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漫画有趣，被画一次就大笑一通，惹得旅伴们也非常开心，互相逗趣，变成了一场游戏;二是因为漫画快，几笔就成，身在旅途，谁也懒得在大街边坐个把小时被写实画家细细描绘，被围观的行人评头品足。
写实画家中画得最好的，肯定是那几位中国画家。他们在那里一摆摊，把周围所有别的写实画家比得十分狼狈。夕阳下黑色的眸子盯着画纸一笔笔勾勒，笔触精确玄妙，使周围驻足的行人都屏住了呼吸，形成了一个与整条大街很不相称的宁静气氛。几步之外，那些特别像艺术家的大胡子欧洲画家完全无人问津，他们不时瞟来嫉妒的目光。
巴塞罗那流浪者大街的中间一段，是表演艺术家的活动天地。有的在做真人雕塑，有的在演滑稽小品。
真人雕塑在欧洲很多城市都有，人们因为看惯了普通雕塑，形成了视觉惯性，突然看到这几尊雕塑有点异样，总会由吃惊而兴奋。后来看得多了，不再吃惊，但有时由于造型和色彩实在酷似普通雕塑，每次还会微笑着多看一会儿。
真人雕塑前些年在上海街头也出现过，那是一些年轻人在做行为艺术的实验，我的好些学生也参与了，可惜由于新奇而引来大量围观者，造成交通堵塞而被劝阻。这里的真人雕塑不是实验，而是卖艺。很多行人会与“雕塑”并肩拍张照，“雕塑”会与你拉手、搂肩，拍出来颇有趣味。拍完，你就往脚前的帽子里扔点钱。
有的旅客小气，心想我不与你并肩、握手，就站在边上，让你作为街景拍张照，总可以不付钱了吧谁叫你站在我的背景里边这种“偷拍客”在别处每每得逞，但在巴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上却有点麻烦。快门一响，“雕塑”警觉，一看有一个小姐快速离去的背影，就会从基座上跳下来去追赶。于是，一尊埃及法老金塑在边追边喊一名满脸通红的金发女郎，一座浑身洁白的希腊伟男石雕在阻拦一名黑发黑衫的亚洲女士，这情景实在好玩，往往引得周围一片欢呼。
懊在无论是金塑还是石雕都笑容可掬，语气间毫无谴责，只是玩乐：『小姐，我能不能再与你照一张”小姐当然连忙给钱，“雕塑”收下后还满口客气：“其实这倒不必。”
流浪者大街的东端直通地中海，逛街劳累后我想吹吹风，便向海边走去。
埃边是一个广场，中间有一柱高塔，直插云端。高塔底部，有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女王的雕像，他们坐姿端庄，神态安详，一副指挥若定地在做大事业的模样。说是底部，人们还须仰视。仰视完他们再抬头，分明看到在高塔的顶部，还有一尊立像。
这会是谁呢连堂堂国王和女王都在那么低下的部位守护着他，侍候着他，难道他是上帝吗云在他身边飘荡，他全然不理，只抬头放眼，注视远方。远方尽是地中海的浩荡碧波，他的目光全然穿越地中海，锐利而又渺茫。
我立即猜出来了，只能是他，哥伦布。
一问，果然。
知道是他我就兴奋了，抬着头围着高塔走一圈。突然发现，塔的底层一侧有门可进，进去纔知，还有电梯，可达塔顶。
塔体不大，电梯应该很小，伸头一看，可乘两人，但两人要站得很紧纔行。这电梯看来已很老旧，不是目前流行的高速电梯，上去一次时间不短。在不短的时间里与一个陌生人紧紧地站在一起上天入地，彼此无话，会非常尴尬，我于是忙颠颠出来找我们的伙伴。很快就见到温迪雅，大喜，要她一起乘电梯上去，她的兴致更高。说是抵达塔顶，其实终点离哥伦布的脚还有一点距离。那里有一圈仅可容身的小窗台。此刻风大，塔身颤颤，四周无依，孤标独杆，十分恐怖。温迪雅平日并不惧高，今天却不敢站立，不敢俯视，我们也就很快下来了。
在上面我已经看到了整体形势。这座哥伦布高塔，正与流浪者大街连成一直线，那么，这位航海家也就成了大街上全体流浪者的领头统帅。或者说，他是这里的第一流浪者。
其实岂止在这里。他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流浪者。
为了争取流浪他先流浪，在各国政府间寻找支持，支持他的就是现在蹲坐在他脚下的皇家夫妻，然后他真正出海远航。
没有人走过这条路，他也只是从别人嘴里听说。但他随身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向往着中国。
他发现了一片大陆，于是走进了历史。但他至死都不清楚，自己发现的究竟是什么大陆。
想到这里我豁然领悟，什么是流浪的本性。哥伦布表明了：不在乎脚下，只在乎前方。
这也是流浪者大街的宣言吧，有他在前方，我们集结了。整条大街成了他的追随，于是大街也进了雕塑，成了主塑背后的行为艺术。
余秋雨的作品《碧血黄沙》
昨大从清晨到深夜，在装甲车的卫护下穿越的七个省都是农村，只见过一家水泥厂，店铺也极少，真是千里土色、万占苍原，纯粹得在中国西北农村也已很少见到C当然也毋庸讳言，一路是无法掩饰的贫困。今天一早，妻子被一种声音惊醒，仔细一听，判断是马蹄走在石路上，便兴高采烈地起.床撩窗帘，但只看了一眼就逃回来说：“街上空无～人，就像一下子闯进古代，有点怕人。”
卢克索的街市渐渐热闹起来了。我们所在的是尼罗河东岸，在古代就被看作生活区，而西岸则是神灵和亡灵的世界，连活人也保持古朴生态‘，我们当然首选西岸，于是渡河。
先去哈特谢普索特(HotshePsut)女王祀殿。它坐落在一个半环形山香的底部，面对着尼罗河谷地。山番与它全呈麦黄色，而远处的尼罗河谷地则蓝雾朦胧，用中国眼光一看，“风水”极佳。
女王是稀世美人，这在祀殿的凸刻壁画中一眼就可看出，但为表现出她的强劲威武，壁画又尽量在形态上让她靠近男性。
整个建筑分三层，一层比一层推进，到第三.层已掘进到山壁里去了。每一层都以二十九个方正的石柱横向排开，中间有一个宽阔的坡道上下连接，既千净利落又气势恢宏，远远看去，极像一座构思新颖的现代建筑。其实它屹立在此已经三千三百多年，当时的总建筑师叫森姆特，据说深深地爱恋着女王，把所有的爱都灌注到设计中了。女王对他的回报，是.允许他死后可进帝王谷，这在当时是一个极高的待遇。今天看来，不管什么原因，这位建筑师有理由名垂千古，因为真正使这个地方游客如云的，不是女王，是他。
女王殿门口的广场，正是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恐怖分子射杀大量游客的地方。歹徒们是从殿左的山坡上冲下来的，武器藏在白色的阿拉伯长袍底下，撩起就射击，刹那间一片碧血黄沙。我们的五辆吉普车特地整齐地排列当年游客倒下最多的地方，作为祭奠。
我们抬头仰望殿左山坡，寻找歹徒们可能藏身的地方，只见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半山快速攀登，仔细一看，竟是妻子。我连忙跟着爬上去，气喘吁吁地在半山腰里见到几个山洞，现在围着铁丝网。转身俯视，广场上游客的聚散流动果然一清二楚。
许戈辉顺便间了广场边的一个摊贩老板生意如何，老板抱怨说：“自从那个事件之后生意不好，你们日本人有钱，买一点吧。”许戈辉连忙纠正，而且绝不讨价还价地买下了一条大头巾，裹在头上飘然而行。
接下来是去帝王谷，钻到一个个洞口里边去看历代帝王的陵墓。陵墓中的雕刻壁画值得一看。有位帝王在壁画中想象自己死后脱下任何冠冕，穿着凉鞋恭敬地去拜见鹰头神，并向鹰头神交出自己的权杖的情景。接下来的一幅是，神接纳了他，于是他也可以像神一样赤脚不穿凉鞋了。手无权杖脚无鞋，他立即显得那么自如。看到这)l，我笑了，这不是靠近中国的老庄哲学了吗，却比老庄天真。记得曾有一位历史学家断言，卢克索地区一度曾是地球上最豪华的首都所在。这是有可能的。如果把埃及历史划定为五千年，那么，起初的三千多年可说是法老时代，中心先在孟菲斯，后在底比斯，即现在的卢克索;接下来的一千年可说是希腊罗马化时代，中心在亚历山大港;最后一千年可说是阿拉伯时代，中心在开罗。
中心的转移，大多与外族人侵有关，而每次人侵的最大成果往往是混血。因此，不同的城市居住着不同的混血群落，纯粹的古埃-及血统才良难再找到了。现在的埃及人，只要问他来自何处，大体可猜侧他的血统渊源。
卢克索延续了三千多年的法老文明，法老土生土长又有权有势，创造过远胜欧洲化和阿拉伯化时期的惊人文明，但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只是零星遗留罢了。遗留在血统之外，遗留在山石之间。
埃及的古文明，基本上已经遗失。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夜宿卢克索(LUxor)的E亥友馆
他们老沮纵横
卢克索的第一胜迹是尼罗河东岸的太阳神庙。许多国际旅客千辛万苦赶到这里，只为看它。
向联合说来好笑，我虽然很早就接触过有关的文字资料，但它的感性图像却是多年前从一部推理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初次获得的。烈日下成排的公羊石雕、让人晕眩的石柱阵、石柱阵顶端神秘的落石??一如今置身其间，立即觉得不管哪?部电影在这里拍摄，都.是一种过度的奢侈，甚至是一种罪过。
任何一个石柱只要单独出现在世界某个地方，都会成为万人瞻仰的擎天柱。我们试了一下，需要有十二个人伸直双手拉在一起，才能把一个柱子围住，而这样的柱子在这里几乎形成了一个刁司、的森林。
每个石柱上都刻满了象形文字，这种象形文字与中国的象形文字有很大差别，全是一个个具体物象，鸟、虫、鱼、人，十分写实，但把这些少心人都能辨识的图像连在一起，却谁也不知意义。这是一种把世间万物召唤在一起进行神秘吟唱的话语系统，古埃及人驱使这种话语系统爬_L石柱，试图与上天沟通。
但是在我看来，石柱本身就是人类的象征。.人类也来自于泥土，不知什么时候破土而出、拔地而起、直逼苍弯，只是有太多的疑难、太多的敬畏需要向上天呈送，于是立了一柱又一柱，每柱都承载着巨量的信息站立在朝阳夕晖之中。
与它们相比，希腊、罗马的那些廊柱都嫌小了，更不待说中国的殿柱、庙柱。
史载，三千多年前，每一个法老上任，都要到太阳神庙来朝拜，然后毕其一生，在这里留下自己的拓建。如此代代相续，太阳神庙的修建过程延续了一千多年。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这是南北埃及的朝圣地，鼎盛时期仅庙中祭祀的人数就超过三万。
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修建过程这么长，前期和晚期却没有明显区别，中间似乎并未出现过破旧立新式的大进化。
这正反映了埃及古文明的整体风貌：一来就成熟，临走还是它。这种不让我们了解生长过程的机体，让人害怕。
下午在尼罗河荡舟，许戈辉来回凝视着两岸的古迹
再过一千年，我们今天的文明也会有人来如此瞻仰吗?我诊纷踏准，除非遭遇巨大灾祸。
今天文明的最高原则是方便，使天下的一切变得易于把握和理解，这种方便原则与伟大原则处处相背，人类不可能为了伟大而舍弃力便。因此，这些占迹的魅力，水远不会被新的东西所替代。
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类和古迹会遇到双向的悲枪：人类因无所敬仰而浅薄，古迹则因身后空虚而孤单。忽然想起昨天傍晚离开帝王谷时在田野中见到的两尊塑像。高大而破残地坐着，高大得让人白卑，破残得面目全非，居然坐着，就像实在累坏了的老祖父，而坐的姿势却还保持端庄。
它们身后空空荡荡，只有它们，留下了有关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都城底比斯的记忆。
我似乎听到两尊石像在喃喃而语：“他们者肺龙了……”据说这两尊石像雕的是一个人，阿蒙霍特帕(A)四世，但欧洲人却把它们叫做门农(Me)。门农在每天日出时分会说话，近似竖琴和琵琶弦断的声音。说话时，眼中还会涌出泪滴。后来罗马人前来整修了一次，门农就不再说话，只会流泪。专家们说，石像发音是因为风人洞穴，每天流泪是露水所积，一修，把洞穴堵住了，也就没有声音了。不管怎么解释，只会流泪，不再说话的巨大石像是感人的。
一宿任这夜它们见过太多，要说的也只是“他们都走了”句。因此干脆老泪纵横，不再说什么。
余秋雨作品《墓地荒荒》
问了好多德国朋友，都不知道黑格尔的墓在哪里。后来在旅馆接到一位长期在这儿工作的中国学人的电话，他是我的读者，知道我的兴趣所在，没说几句就问我想不想去祭拜一下黑格尔墓地，我一听正中下怀。这位中国学人叫于兴华，我没见过，于是约好在勃兰登堡门附近的国会大厦门口见面，他与太太开车来接我。
费里德利希大街往北走，一条泥地小巷通向一个极不起眼的公墓，杂乱、拥挤、肮脏，很难相信这是欧洲陵园，如果不是他们夫妻带领，我即使拿着地址也不敢进来。
我跟着他们在密密层层的墓廊间行走，等着出现一个比较空阔的墓地，谁知正是在最密集的地方停了下来。于兴华说这就是，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再看墓碑，将黑格尔的全名按字母排列拼了两遍，没错，再细看生卒年份也对，那么，十八号墓穴安葬的果真是黑格尔和他的夫人。斜眼一看，隔壁十九号，则是费希特和夫人。从公墓路边张贴的一张纸上知道，茨威格也在里边，找了三圈没找到。
这些大师在人类文化领域都顶天立地，没想到在这里却摩肩接踵，拥塞于如此狭窄的空间。我不知道处处认真的德国人，为什么这件事做得这么潦草。大概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因为我在别的地方也看到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文化人墓地，德国人都做得很讲究。相信这里不久就会有一次重大修缮。
我们三人在墓地间转悠了那么久，只在长长的杂草间见到一个活人，是一个埋头读书的男青年。问他茨威格的墓，他立即礼貌地站起来摇头，然后向东边一指：“我光知道布莱希特在那里。”
布莱希特的墓稍大，却地处边角。忽然想起，那个读书的男青年身边的杂草间，还安置着一辆小小的婴儿车，里边有一个婴儿在熟睡。这是这位男青年的孩子吗他为什么愿意把小生命停息在这么冷僻而阴森的所在这不便问，只知道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见到的活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墓园、荒草、婴儿、书籍，再夹杂几声鸟鸣;看书看到一半左右环顾，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名字从书本滑向石碑，这儿是许多文化灵魂的共同终点。我重新远远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青年，心中产生了一点莫名的感念。是他，消解了这个墓园的荒凉和寂寞。
如果没有墓园里的这些长眠者，荒凉、寂寞的将是外面的世界。
其实，世间智者的归宿处，正是后人静坐、静读的好地方。紧靠着伟大的灵魂消闲半日，即便默默无语，也会使人们的生死观变得更加健康。可惜我们中国的殡葬文化缺少这种境界，常常使长眠者过于孤苦，或过于热闹。
摆格尔的美学，我曾研习和讲授多年，但今天站在他的墓前，想得最多的倒是他的国家理念。这是因为，我现在正旅行在荣辱交错、分分合合的德国，有太多的信号天天从正面和反面诱发着这个话题。
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教权合一，很多人只知有教，不知有国。大约从十七世纪的『三十年战争”开始，互相之间打得热火朝天，打得教皇权威大损，打得人们重新要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谋求领土和主权。
国家因战争而显得重要，战争由国家来证明理由。“民族国家”的内涵，最早是由炮火硝烟来填充的。经过拿破仑战争，这一切都被描绘得更加浓烈，但当时在黑格尔的视野中，法国、英国、俄国都已经成为统一的主权国家，而他特别寄情的日耳曼民族居然还没有。这使他产生了一种焦灼，开始呼唤国家，并对国家注入一系列终极性的理念。他认为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因此应该享有最终决定的意志。他甚至肯定普鲁士是体现“绝对精神”的最好国家。
我在黑格尔墓前想到他的国家理念，也由于看到与他相邻的是费希特。对民族感情的直露表现，费希特更强过黑格尔。拿破仑入侵普鲁士，对他刺激极大，并由此确认德意志人的天职就是建立一个正义的强权国家。这位哲学家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社会责任，经常走出书斋和课堂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费希特最典型的演讲词是：朋友，你胸中还存在着德意志的心脏吗那就让它跳动起来吧你身上还流动着德意志的热血吗那就让它奔腾起来吧
记得早年在一本书上读到，有一次费希特患病的夫人出现了危险的症状，他本该留下侍候，但原先约定的一次重要演讲来不及推掉了，只得忍痛前往。没想到等他心急火燎地回来，夫人的病情居然有所好转，他激动地流着眼泪与夫人拥抱亲吻。人们说，正是这种拥抱亲吻使他传染上了夫人的病，而且因此去世。现在我看着他们夫妻俩的合葬墓想，世间多数广场演讲者的家里，总有一位妻子等着，等得非常殷切，绝不会不等他回来就独自离去;一次次等待，直等到长眠在一处。
他们无法预料的是，长眠在他们隔壁的是黑格尔夫妇，黑格尔生前把费希特的激情演讲凝炼成了国家学说。这两家的小小墓区所迸发过的情感和理念，曾对德国产生过巨大的负面作用。尤其是费希特对于国家扩充欲望的肯定，黑格尔关于战争是伟大纯洁剂的说法，增添了普鲁士精神中的有害成分。但总的说来，墓主对以后的灾难没有太大的责任，因为他们不能想象由此而生发的极端性行动。
费希特的老师是康德，但康德与他们有很大的不同。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维却无比开阔。他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反社会倾向而实现社会性，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康德的世界蓝图没有国界，结果他的居息地也就早早地划出了德国。
其实“民族国家”观念和“欧洲统一”观念，看似抵牾，却组成了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悖论结构，两者互为基础，互为前提，相反相成，涡旋滚动。目前看来，原先东欧一些国家，往往更侧重于民族国家观念，而欧洲的其它部分，则更侧重于康德的理念。
我本人也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而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我很注意康德提出的“反社会倾向”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反人类”，而康德所说的社会就是人类有秩序的和谐组合。在他心目中，用人类的整体理性来克服反社会状态，远比费希特强调的民族精神和黑格尔强调的国家学说重要。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件事上，不应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可惜，由于康德的学说太平静，从来未曾引起社会激动。
这次我去不了康德家乡，只能在黑格尔的墓地抬起头来，向那里遥望。但我已打听清楚了去的路线，下次即使没人带路也能直接找到。
余秋雨主要作品
总是忙着装扮;真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沟通，伪精英总是努力地与民众划分，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余秋雨
《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
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
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
炊烟起了， 我在门口等你。 夕阳下了， 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 我在树下等你。 月儿弯了， 我在十五等你。 细雨来了， 我在伞下等你。 流水冻了， 我在河畔等你。 生命累了， 我在天堂等你。 我们老了， 我在来生等你。能厮守到老的，不只是爱情，还有责任和习惯。
永远也不要记恨一个男人，毕竟当初，他曾爱过你，疼过你，给过你幸福。永远不要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好男人了，或许明天，你就会遇到爱你的那个男人，在你眼里，他再坏也是好。
每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沉的秘密放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道伤口，或深或浅....我把最殷红的鲜血涂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每个人都有一行眼泪，喝下的冰冷的水，酝酿成的热泪。我把最心酸的委屈汇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
假如你想要一件东西，就放它走。它若能回来找你，就永远属于你;它若不回来，那根本就不是你的。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关系。时间会把最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你所要做的，是好好的照顾自己。
无论生活得多么艰难，最后你总会找到一个让你心甘情愿傻傻相伴的人。
你可以沉默不语，不管我的着急;你可以不回信息，不顾我的焦虑;你可以将我的关心，说成让你烦躁的原因;你可以把我的思念，丢在角落不屑一顾。你可以对着其他人微笑，你可以给别人拥抱，你可以对全世界好，却忘了我一直的伤心。------ 你不过是仗着我喜欢你，而那，却是唯一让我变得卑微的原因。
如果，在身边的最后真的不是你。如果经历了那么多坎坷辗转后，最终还是要分开。如果故事到最后，是我们的身边都有了别的人。如果回忆，诺言和曾经相爱的决心都在现实面前变得渺小，不堪一击。不管以后如何，不管结局如何。现在的我还是愿意执着的去爱。------ 我们一起等我们的最后，最后的最后。
余秋雨：《坦然的心，最美》
活着真叫累，有人这么感喟。
活着真叫烦，更有人这么嘘叹。
活着真的美丽，而我却喜欢这么对生活总结。
寻找了千百种理由之后，才发现：生活在我的视野下呈现出与他人的不同，不是生活赐予我什么不同，却仅仅是因为，
在我的胸襟之中，盈盈的盛满这么两个字：坦然。
我坦然，于是我心美丽。
我心美丽，于是我的人生跟着美丽。
曾经看到那些假日垂钓者，
一大早出门，夕阳之下拎着空空的鱼篓回家的时候，
仍是一路欢歌，不禁讶然：付出了一天的等待却一无所获，
怎么还可以如此欢乐满怀?给我的回答却是：鱼不咬我的钩那是它的事，
我却钓上来一天的快乐。对钓鱼的人来说，原来最好的鱼便是快乐。 坦然是一种失意后的乐观。
曾经看到那些下零点班的纺织女工，
写满倦意的脸上却交织着与朝霞一样灿烂的笑靥，
我便想：女孩子从事这种职业怎么说也不是最让人满意的呀!
她们给我的回答却是：公主永远只有一个。
但如果没人为她织出那么多彩锦，一个公主也没有哇!
对织布的人来说，原来最美的那匹布却是穿在了自己的身上。
坦然是沮丧时的一种调适。
曾经看到过一个扫了三十几年大街的老伯，
每天把一条长长的大街扫得一尘不染，让上早班的人灿然走过。
我便想：这么几十年这样平平淡淡地过，
这老伯可以说是小城里生活得最不顺心的一个了。
他给我的回答却是：这条街只有我扫得最干净。
对扫街的人来说，原来扫得最清洁的恰恰是自己的心。
坦然是平淡中的自信。
忽然想起泰戈尔的最有名的一句诗：“天空不留下鸟的痕迹，
但我已飞过。”这不就是对“坦然”所作的最好的诠释
是的，许多的事得失成败我们不可预料，也承担不起。
我们只需尽力去做，求得一份付出之后的坦然和快乐;
许多的人我们捉摸不透防不胜防，往往是我们想走近，人家却早已设起屏障。
我们不必计较，我们惟一能做的是，在我们必须面对他们的时候，
奉上我们的真心，然后感铭自己的博大。许多的选择如果能让我们抓住，我们才有可能抵达成功的彼岸。但我们一次一次失去机会，没有关系，那只是命运剥夺了你活得高贵的权利，却没有剥夺你活的伟大的权利!
记住：没有蓝天的深邃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大海的壮阔可以有小溪的优雅，没有原野的芬芳但可以有小草的翠绿!
生活中没有旁观者的席位，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光源，自己的声音!
我们有美的胸襟，我们才活得坦然;
我们活得坦然，生活才给我们快乐的体验。
余秋雨最经典的作品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兴奋剂，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余秋雨作品欣赏-阳关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场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游。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于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
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意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面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魔中甦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滴官逐臣。
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