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传内容介绍

杨绛的人物趣事

　　不打扰父亲午休

　　有一次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父亲就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

　　勇敢说穿高底鞋

　　杨绛在北京出生，还不到100天，就跟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 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

　　懂事捡饭粒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作品风格

　　杨绛文学作品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其沉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有时明净到有些冷，但由于渗入诙谐幽默，便平添几分灵动之气，因而使静穆严肃的语言自有生机，安静而不古板，活泼而不浮动，静中有动，动还是静。沉静诙谐中有沉着老到、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有种静穆超然的中和之美。(节选自《人在边缘──杨绛创作论》，《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杨绛的文字韵致淡雅，独具一格，更难得的是，当她用这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更具张力，发人深省。

杨绛传读书个人心得体会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心头一沉。这个噩耗既有点意外，又是意料之中，毕竟是一百多岁的老人了，什么时候走都是可能的。

　　或许相对于杨绛先生的丈夫钱钟书先生而言，她的名声略逊一筹。但没有杨绛先生，可能也就没有了后来的钱钟书，为了成就钱钟书，她付出了太多太多，当然这是她心甘情愿的。在钱钟书眼中，她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对于她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夏衍先生就曾经这样说过：“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绛”。她的博学、睿智、宽容、韧性在女性中是罕见的，在她身上尽显名媛风范。这样的人就够得上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她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一直为人所称道。在一些人看来，杨绛的出名是借了丈夫的光，在我看来，杨绛先生是靠自己的实力成就了自己，相反，钱钟书的成就中，含有她的贡献，可谓是“军功章中有你一半，也有我的一半”。杨绛先生不是“攀援的凌霄花”，她是钱钟书先生身边的一株木棉，做为树的形象和他站在一起。他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他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借用舒婷《致橡树》中有关用词，我觉得很是贴切。这就是伟大的爱情吧!

　　在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一个人生活了十八年。在这十八年中，她就完成了其他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在九十二岁那年出版了散文集《我们仨》，九十六年那年出版《做到人生边上》，在一百零二岁那年出版了八卷本的《杨绛文集》，一百零三岁那年出版了《洗澡之后》。这是她自己的著作，这些作品甫一出版，都是风靡中外。难能可贵的是，在她最后的十多年，以她的病躯之身，精心整理钱钟书先生遗留下来的大量的笔记。要知道，光是《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的原稿就多达一万五千页。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

　　早在上海“孤岛”时期，她就在无意中步入了剧坛，赢得了文名。当时她创作了《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等。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观察力和艺术创造力引人侧目。借用柯灵先生的话来说：“她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是喜剧的双壁，中国话剧库中有数的好作品”。

　　杨绛翻译的西班牙文学中的经典——《堂吉诃德》的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据初步统计，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

　　以后出版的《干校六记》，展示了一位老作家的赤子之心和善良的情怀，这著作的文笔淡雅细腻，语言诙谐幽默，具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格调，值得反复诵读。

　　杨绛先生无愧于“最才的女，最贤的妻”的说法。她的为人为文值得后人敬仰。

《杨绛传》读后感

　　她是这世间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是尘世中的一颗饱经岁月打磨的明珠；她能摇得笔杆也握得锅铲；她享得了三个人的繁华，也受得了一个人的孤寂，她是钱钟书心心念念的季康，她是世人眼中温婉卓然的杨绛。

　　初见杨绛先生年轻时的照片，我只觉得这位女子并无惊艳之处，她穿着朴素淡雅，不施粉黛却容光焕发，那一弯新月眉仿佛一位随性洒脱的画家勾画在她的脸颊上，她有着娇小玲珑的身躯，白皙的双手永远拿着书本。整个画面都充满了端庄和优雅的气息，搜肠刮肚，无以形容这样的杨绛，唯觉“纯洁”二字最适合。

　　对于杨绛，好像多美好的词形容她都不为过，有人说“于时光的荒野里，她始终如兰芷，如清水，在这纷繁的尘世里，寂静欢喜，她坚忍，她从容，她睿智，她宁静”。

　　出身书香门第，学贯中西，腹有诗书，似不染红尘，然她遇到了钱钟书，他成了她的默寸，她成了他的季康，她完成了从大家闺秀到贤妻良母的华丽转身。在这段爱情里，她没有孤芳自赏，更没有娇小姐的骄横跋扈，她为了他付出一切，中断学业，出国陪读，照料起居，处理琐事。她懂得如何经营爱情，将妻子、情人、朋友三重身份集于一身，成就了这世间最洁白的女人花。无怪乎钱钟书说她是“最贤的妻”，诚然，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人生是不完美的，希望总是与失望交迭，泪水与欢笑常伴。战争爆发、政局动荡，幸福的“我们仨”变成了孤独的她，杨绛先生清醒的认识到“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同时她也智慧地找到了优雅的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接受人生的不完美，知足方能常乐。她始终以优雅的姿态面对一切，经得起浪漫狂欢，也受得了风霜侵染。她不屑于争，和谁争都不屑。世间的污秽不能玷污她一丝一毫，她仍旧是那么洁白，那么优雅，仍旧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丰满着灵魂。

　　正如先生所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正是这份淡定从容，使得杨绛先生的魅力不止在于才女与贤妻，更在于淡然如菊，高贵如莲的优雅气质。

　　是夜，梦中，我见一女子倚靠窗棂，拖着腮凝望着窗外，窗外风云变幻，窗内她的容颜从稚嫩到布满皱纹，身边的人来来回回，唯有那目光始终温柔，不泛波澜，淡定从容，那温婉的面容，如同豆蔻旧梦，使人面对上，便不自觉陷入其中，那种优雅的姿态使氤氲茶烟都变得温柔。

　　时光漫漫，岁月浮华，愿我们都被温柔以待，都以优雅的姿态度过一生。

杨绛传读后感

　　2016年5月27日，杨绛老先生病逝。对于105岁高龄的杨绛先生，我，一无所知。翻开这本《杨绛传》，我想要了解杨绛先生的一生。

　　书的一开头便介绍了杨绛先生的家庭背景，出生在无锡小镇的杨季康，那一片灵秀的土地让小小的杨季康浑身上下给人一种和颜悦色、温文尔雅的气息。想象中这样的女子只需要在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即可。可书中的一个片段却让我颇为震撼。面对上海沦陷地公交车上的日军，杨绛一改从前的形象，铿锵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不卑不亢的气节，那日本军官或许是被震慑到了，嚷嚷了几声便下了车。也许对祖国的热爱，不会被个人性格所局限，杨绛的爱国热情就在那一瞬间爆发了。

　　文革期间，她的丈夫钱钟书被莫名的扣上了一个“罪名”，杨绛激烈的反映，震动了她的同事，她抗议，她呐喊，正是当时文革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体现，铮铮傲骨、刚正不阿，对丈夫真挚、深厚的爱。她看似柔弱的外表下，是一颗坚韧不拔的心。

　　杨绛与他的丈夫钱钟书被称为文学界的珠联合壁，不论时代如何变迁，夫妇二人始终如一，淡泊名利潜心向学。杨绛先生的作品《我们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文本想着会是一本描述家庭和睦、零杂琐碎的事的回忆录。可就在我越发将书往下翻阅，我才明白，这是充斥着生离死别的回忆录。书的第二部分，女儿和丈夫先后离去。杨绛却将这一令人痛苦不已的过程同梦幻的手段表现出来。不得不感叹先生的文学功底以及对世俗红尘的释怀。用一个人撑起了我们仨。

　　也许我对杨绛先生还没有了解透彻，对她的作品也没有本本、篇篇都了然于心。但从这篇《杨绛传》中至少我认识了一个坚韧、爱国、勇敢的女人。她不再以“钱钟书夫人”为世人所知。

　　她就是杨绛先生！

杨绛传读书笔记

　　《杨绛传》是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央北，原名张强，青年写作者。已出版作品《那一世我遇见了你：仓央嘉措得今生今世》《当爱已成往事：徐志摩诗传》《春风沉醉得夜晚：电影情爱大记录》《你得悲伤，我懂》。

　　我从《杨绛传》最开始描写杨绛和钱钟书两人两情相悦的情节感受到愉悦，随着他们人生的大起大落以及后来悲惨的遭遇，我不禁发出感叹，为他们的不公感到愤怒。

　　因钱钟书笨手笨脚不会系鞋带到杨绛生病住院钱却能端上亲手熬炖的美味鸡汤而发出的愉悦笑声。最终我感情的崩溃是在文革中杨绛被剃了阴阳头而爆发，眼泪一直在眼眶打转，终于在他们的女儿钱媛病倒离世时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之后钱钟书相继去世，留下孤独的杨绛……

　　我一直不停地抽泣着，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一位如此卓越的坚强的伟大的文人，生活得却如一粒尘埃般朴素。顿时感觉在她面前的任何嬉笑和不严谨都是犯罪。

　　决定重看《我们仨》，相信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有信仰，除了信仰之外最好还能有些情怀。杨绛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有情怀的。

　　虽然这个词现今已经被用滥了，但一个时代总会有一批人代表那个时代的风骨，这种风骨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杨绛

　　回忆我的父亲(节录)杨绛

　　我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生于1878年，十九岁(1897)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一岁(1899)由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首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审查”的处分。我父亲声称他没有违犯宪法。

　　审查结果，他确实完全合法，官复原职。他就辞职回南了。那是1919年的事。

　　民国演义 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

　　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先考入北洋公学，我不知他在北洋上学多久。他在北洋的时候，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得失学。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 万法精义 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 物种起源 。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误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

　　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 留芳记 。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

　　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

　　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

　　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就责怪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翘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翘得高高地，侃侃而辩。据我大姐讲，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翘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师。不久，由张謇的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一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最末一次题的匾。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凶犯不把杀人当一回事，杀了人，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与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一一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想，父亲在北京的几年里，越发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但是正如他和我母亲讲的：“要拍了一下桌子再走呢!”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

　　“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撤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我父亲受停职处分是在我的暑假里。我记得他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赭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一人总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我不知凭什么知道那是拉丁文。我闭上眼还能看到那些宇尾，因为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

　　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

　　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不久搬到上海，租居两上两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母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愤愤地说：“他们嘁嘁嘁嘁嘁，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元，又重操律师旧业。他承认自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社会)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

　　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反对置买家产。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有时怀疑，父亲是否又有个共产主义的幻想一一我说幻想，因为他决计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只会望文生义，对共产主义有些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幻想。他不止一次说：“共产主义有什么可怕，共了你的，你共大家的，还不好吗!”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好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搬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人人该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表面上，这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为争夺财产;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不能”而只是“不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

　　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对我们姊妹还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

　　其实那是诳话。我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八路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半截，里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父。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

　　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作“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过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一一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

　　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 申报 或( 时报 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

　　母亲把剪下的纸黏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辞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

　　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一一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一一掇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人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都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程德全(我记不准)到了上海。当地土绅联名登报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to say no!你敢吗?”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住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削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得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一一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

　　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了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_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

　　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一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绻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祷子钱”之类。

　　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恭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办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一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之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枚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再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功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笑说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手里。”父亲说：“我死在你手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手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1938年10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 诗经 ，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虏人勒赎，称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缔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只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

　　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营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手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暴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钟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

　　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钟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无锡土话是“爱妻敬丈姆”)。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

　　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一一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俱都已不知去向。

　　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

　　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 诗骚体韵 遍寻无著，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

　　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来，馈××”。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

　　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 诗骚体韵 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附识一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他的“附识”。可约略知道 诗骚体韵 的内容。

　　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承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附识”中提到的 释面 释笑 等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 诗骚体韵 一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

　　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定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 堂吉诃德 ，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 诗骚体韵 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常和钟书讲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亡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 诗骚体韵 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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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绛的故事

　　恋爱：钱杨一见钟情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昨日杨绛辞世，这段被署名为杨绛百岁感言的话，刷爆社交网络。

　　不过，羊城派记者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知，出版社责编曾跟杨绛本人确认过，这不是她的话，也非她所写。网民，或许只是想借其言，述己心。

　　目前出版市场上关于杨绛生平著述，有《听杨绛谈往事》和《杨绛传》。前一本作者是吴学昭，书中记录了杨绛从出生至98岁的经历。作者在大量杨绛口述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

　　书稿完成后，杨绛题签并作序，“序”中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书中还配有大量珍贵的照片。此书像是对杨绛98年丰富人生的“大起底”，披露了她求学、爱情、家庭和学术等多方面的情况。

　　杨绛，原名杨季康，杨绛是笔名。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听杨绛谈往事》透露，小名阿季的杨绛，中学时以高分考入苏州东吴大学，记性好、悟性强，有所谓“鬼聪明”，一直是“纯一等”学生。

　　杨绛自述，自己在东吴上大学时从未收到过情书，男同学通常都在信中叮嘱她：“你还小，要读书，不要交朋友”以示关心。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是杨绛的大学同学，“常介绍些新书给阿季读，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弗洛伊德、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在费孝通转学北大之前，曾问阿季“可以做个朋友吗”，但只愿与他维持普通朋友关系的杨绛回答：“朋友，可以。但是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

　　1932年2月，杨绛与同学孙令衔等结伴赴清华、北大借读。在清华古月堂，杨绛第一次遇见了孙令衔的表兄、正在清华上学的钱锺书，两人没有说一句话，却相互难忘。

　　钱锺书的父母原本看中了一位准儿媳，但钱锺书并不喜欢。钱锺书约杨绛见面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而杨绛的第一句话是“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书信往返，直至1935年结婚。

　　2001年9月7日，杨绛将夫妇二人的稿酬和版税捐赠给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签订协议后，校方向杨绛女士赠送纪念品。

　　著述：八十年笔耕不辍

　　杨绛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1934年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20世纪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这两部剧本写作和上演于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结婚后，杨绛便随钱锺书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虽然她只是旁听生，但也认真听课、大量阅读，与钱锺书共修西方文学。

　　当吴学昭问她是否与钱锺书交流学术时，杨绛答：“交流很多，十分相投”，“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她在书中举例说：“我读雪莱诗，有一句也有‘鸟鸣山更幽’的意思，他十分赞成，也记在日记里。现在《管锥编》里还存此句。”

　　钱锺书的导师改作文很严格，要求清楚、简约，不要堆砌。钱锺书便给杨绛改文章，完全按照导师对他的要求那样严格要求她，有些作文被他评为优秀。浓浓的伉俪之情也在书中细节中一一呈现。

　　杨绛把钱锺书吃得惯的西方食物省下来给他吃，而钱锺书负责做早餐并一直持续到老。

　　1938年秋，杨绛与钱锺书留学后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

　　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畅销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小说代表作《洗澡》，出版于1988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作品亦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

　　跨入新世纪之后，杨绛在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之余，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2003年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成为当年的超级畅销书。

　　2014年，103岁的杨绛的新书《洗澡之后》出版，这是杨绛先生在98岁后为其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同年8月，又出版9卷本《杨绛全集》，共270多万字。

　　从1934年发表作品至2014年，80年间著述不断。

　　惜名：代夫拒受“博士荣誉”

　　香港学者黄维樑曾与钱杨夫妇有过交往。他向羊城晚报记者回忆，钱杨夫妻二人甚为珍惜自己的声名，一直警惕为声名所累。这也往往给外人留下一种错觉，两夫妇有时不近人情。

　　1984年，黄维樑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时，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小说集，因选中钱锺书的小说，特意登门拜访征询意见。

　　“当时杨绛坐在钱锺书身边，其情态只能用‘柔顺’二字来形容。她基本不插话，就看我跟钱锺书交流。”黄维樑称当他离开时，杨绛还问他“刁蛮”一词用粤语怎么讲。

　　20世纪80年代中，两夫妇已不大随便接受外人的拜访，杨绛往往充当“挡驾”的角色。为什么挡驾?“她应该是希望丈夫有多些时间工作或休息，不想丈夫花费时间去应酬”。黄维樑称。

　　1994年，黄维樑再次造访钱宅，其手持香港中文大学时任校长、后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的亲笔签名信，希望颁授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给钱锺书。之前，高锟已在电话上跟钱锺书沟通过希望其接受荣誉，但钱婉拒。

　　当时，黄维樑首先见到的是杨绛，但此时的杨绛不再柔顺而是坚拒：丈夫病了，其坚拒黄与就在咫尺处的钱接触、谈话。黄维樑想跟杨绛沟通，杨绛表示真不接受“博士荣誉”。

　　无奈之下，黄维樑只好起身告辞。事后钱锺书专程修书一封，言明拒受理由。多年以后黄维樑回忆无论柔顺与坚拒，都表现了杨绛对钱先生的爱———爱惜声名，不为所累。

　　杨绛爱惜声名，有时也表现在抗争的方式上。

　　2002年，江苏无锡市政府擅自修复钱锺书故居和建立钱锺书文学馆等，杨绛一再向市政府提出陈情，义正词严地表态———关键时刻将不惜以法律手段维权。

　　2013年5月，北京某拍卖行宣布将拍卖一批“钱锺书书信手稿”，包括钱锺书与家人朋友的通信等。杨绛发表公开声明并发出律师函，表示她“很受伤害，极为震惊”，并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尊重他人权利，停止侵权。

杨绛传读书笔记

　　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读这本书，是因为封面的一句话深深吸引着我，“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这是钱钟书先生对杨绛说的一句话，也让我很想知道这是怎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女性，才能在中国被称之为“先生"的。

　　这位生于江南书香世家的女子，身上有着水乡女子的温柔婉约，却又蕴藏着北方女子的傲骨。婉约和傲骨，在她的身上完美地融为一体，从小受父亲杨萌杭影响，杨降拥有了自然，沉稳，善良，正直等美好品质，不得不承认，杨降先生能有如此成就与她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父亲轻松的教育方式让小时候的杨绛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成长。父亲身上的可贵品质，让杨绛先生受用一生。贤惠的母亲，则以中国传统女性的柔软，教会她什么是包容和信任。

　　与钱钟书的相遇，也是因为杨绛先生的清华梦。他们有缘相遇在清华大学，在最美最好的。年纪遇到彼此，一见钟情。从此便开始了他们幸福美好的生活。钱钟书先生每天一封情诗更是触动了杨绛的少女心。爱上一个人无须太多的理由。杨绛与钱钟书携手度过了大半生的时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割舍。世人常向往白头偕老，只是实现的人很少，而杨绛与钱钟书，风风雨雨几十年都未曾离散，直到死亡才叫他们分别。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杨绛先生与丈夫也不免要受到不公之事，但是他们彼此心心相印，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化险为夷。

　　人不到一定阶段，是不会盘点过去的，人不到一定年龄，也是不会沉下心来思考人生的。因为，人是带着梦想来的，是带着新奇来的，从年少到年老，总想潇洒走那么一回。人生是一种过活，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理解，只有吃过了馒头，才知道馒头的味道。哪怕是摸着石头过河，哪怕是头撞在南墙上。

杨绛先生名人故事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杨绛先生生平事迹

　　不看书，“一星期都白活了”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拒绝费孝通，与钱钟书“缘起一面”

　　1920xx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最贤的妻”，《围城》名句出自杨绛之手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

　　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外柔内刚，“文革”时的磨难与风骨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她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

　　形势越来越严峻，钱钟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这下群众炸窝了，身为“牛鬼蛇神”的杨绛，还敢贴小字报申辩!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当时文学所一起被批的还有宗璞、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着头，只有杨绛在被逼问为什么要替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翻案时，她跺着脚，激动地据理力争：“就是不符合事实!就是不符合事实!”这“金刚怒目”的一面，让许多人刮目相看，始知她不是一个娇弱的女人。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钟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就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其实十年文革，钱杨夫妇备受折磨，亲人离散：杨绛最亲的小妹妹杨必被逼得心脏衰竭辞世，女婿王得一也在批斗中不堪受辱自杀而沉重的伤悲未把两人压垮，在此期间，钱钟书仍写出了宏大精深的古籍评论著作《管锥篇》，而杨绛也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的《堂吉诃德》。

　　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不过，书出来后，却只能在柜台底下卖，丁玲甚至说，《班主任》是小学级的反共;《人到中年》是中学级;《干校六记》是大学级。

　　“最才的女”，创作翻译双高峰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0xx年英文级史、1920xx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新中国建立后，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冷板凳的待遇，翻译无疑更为“安全”。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走到人生边上，淡泊自在

　　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钱钟书已病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鼻饲，医院提供的匀浆不适宜吃，杨绛就亲自来做，做各种鸡鱼蔬菜泥，炖各种汤，鸡胸肉要剔得一根筋没有，鱼肉一根小刺都不能有。“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当年已近九十高龄的杨绛开始翻译柏拉图的《斐多篇》。20xx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走到人生的边上，她愈战愈勇，唯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也被杨绛接手过来，陆续整理得井井有条：20xx年出版了3卷《容安馆札记》，178册外文笔记，20卷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也将于今年面世。。。。。。这位百岁老人的意志和精力，让所有人惊叹!

　　这也是她一贯身心修养的成果。据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高龄后，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

　　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xx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与钱钟书一样，出了名的不喜过生日，九十岁寿辰时，她就为逃避打扰，专门躲进清华大学招待所住了几日“避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近年仍笔耕不辍

　　20xx年10月，文汇报副刊《笔会》刊登了杨绛先生新作《忆孩时(五则)》，五篇短文分别为《回忆我的母亲》《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太先生》《五四运动》《张勋复辟》，文中重温了自己孩时的记忆。她说："人生四苦：生、老、病、死，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先生的新作令众多网友赞叹深受感染。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在微博上感叹："102岁老作家的新作……五则随笔思路清晰，文笔流畅，细节生动，令读者欣喜。文末署'20xx年8～9月'作，真是宝刀不老!"

　　同年，《杨绛文集》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据媒体报道，在《杨绛文集》的自序中，杨绛先生自谦道："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当时，她手中仍有未审完的书稿。杨绛先生曾表示，只要身体健康，还将继续写一些回忆性的散文。

　　杨绛先生或许是"史上最高龄的小说作者"。20xx年，她为长篇小说《洗澡》所写的续篇《洗澡之后》首次公开发表。"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杨绛先生如是说。责任编辑胡真才表示，这部四万五千字的续作，就是杨绛对她喜爱的角色一个"敲钉转角"的命运的交代和分配。

　　在生病住院前，杨绛先生仍每天坚持锻炼、练字和写作。据清华大学新闻网消息，今年5月3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党委书记陈旭到杨绛先生家中探望，杨绛先生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年轻人，都很有本事，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清华大学办得更好，为我们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5月20日，网上有消息称杨绛先生病危，不过立即被辟谣。有媒体联系到杨绛先生的保姆吴阿姨，她承认杨绛先生确实住院了，目前在调理，希望大家不要瞎传。杨绛的堂侄女钱老师也向媒体透露，杨绛"是(因)轻度肺炎及肠梗阻住院"，北京的亲戚去医院看过她，说已经控制住了。

　　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谱写了一段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世纪之恋。1932年，21岁的杨绛先生在清华大学看望老友，她与钱钟书在学校的古月堂门口偶然相逢。在晚年回忆录里，杨绛先生这样回忆与钱钟书的初遇："好像姻缘前定，我们都很珍重那第一次见面。因为我和他相见之前，从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恋爱。"

　　与钱钟书成婚后，为了支持丈夫的写作，杨绛先生甘做 "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在应付家庭琐事之余，杨绛先生还以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受到日军传唤时拼命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保证日后该书的顺利出版。

　　后来，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杨绛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钟书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共同经历几十年的风雨，钱钟书生前曾这样评价杨绛："最贤的妻子，最才的女。"

　　1997年，杨绛先生在86岁高龄时痛失爱女钱瑗。一年后，钱钟书逝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在回忆一家三口生活点滴的作品《我们仨》中，杨绛先生曾这样写道。

　　铮铮傲骨，"清水芙蓉"

　　杨绛先生的文字常被人称作韵致淡雅。有人评她为"清水芙蓉"，既对弱者予以关爱，又有着倔强而不服输的性格。她的一生曾遭遇许多磨难，但都温婉应对。先生的淡泊名利、慈悲胸怀，被视为知识分子的典范。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电车驶至黄浦江大桥，乘客要排队步行过桥，并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杨绛先生不愿行礼，往往低头而过，侥幸没被日军注意到。有一次起来得慢了，被日本兵觉察，日本兵见她低着头，走过来用手指将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杨绛先生大怒，喝道："岂有此理!" 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她不能"挑衅"对视，只好气冲冲地瞪着车窗，相持了一会儿，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日本兵终于转身下车。

　　在回答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时，杨绛说：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意逃跑，不愿意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和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

　　杨绛先生晚年一直栖身于北京市三里河的一处小区，自1977年一家人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在几百户中，先生家是惟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据说，这是"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20xx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个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