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笔记整理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费孝通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费孝通在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他提出并阐述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并出版有《行行重行行》、《学术自述与反思》、《从实求知录》等著作，被誉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
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成为费孝通研述一生的大课题。费孝通研究中国的穷人主要是农民，如何摆脱贫困走向富裕之路。他关心中国农村和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关心农产品流通和农民增收问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书内容概要：
《乡土中国》一书总共收录了《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十四篇论文，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度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本色。
读后心得：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所作的一篇伟大的作品。虽然这本书距离现在已经有几十年了，可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待和阅读这本书，还是颇有探究性和现实意义的。
一开始看到这本书，我就萌发了一个疑惑，“乡土中国”指的究竟是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我开始了这次对中国社会的探索之旅。而我也很快就找到了答案，“本书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作者是这样解释“乡土中国”的，看完这个答案的同时，我又对这本书产生了满满的好奇，于是我便继续探索下去了。
乡土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起点。作者在书中的开头部分就说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说到农业就离不开土地，说到土地自然也离不开勤勤恳恳的农民。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土地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是珍贵的，因为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农业的发展是在土地的基础上，农民播种、耕田等都要依靠土地。“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在农民眼里，“土地”是位最近于人性的神。可见，“土地”对中国农民和中国社会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在看完作者对“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见解之后，我又往后看了其他章节，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差序格局》中水的波纹原理。
在《差序格局》中，作者把人际关系比喻成丢石头而形成的同心圆波纹。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的时候，水面会出现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拿我们自己来说，家人永远是我们最亲近的人，而相对来说亲戚和朋友就会显得比较疏远一点了。
此书中还有很多观点和看法，作者自己也说“这种一往无前的探索的劲道，看来还是值得观摩的。”书中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和作者敢于探索的精神，都值得我们不断探究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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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每章读书笔记
在众多老师的怂恿下，怀揣着各种熟悉感细致地读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首先，孩提时代的乡土印象再次浮现：五线谱般的电线杆上鸟儿叽叽喳喳，清澈见底的小溪流里鱼儿欢蹦乱跳，绿油油的田野上牧童的短笛在轻声歌唱，一垛垛的稻草堆背后孩童们你藏我躲……可是，回首今朝的乡土概貌已不同往昔，禁不住泛起内心那股暖暖的乡土涟漪。
很是惊诧，费老在“乡土本色”一行文中提到，他初次出国时，他的祖母偷偷地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他的箱子底下。看到这，心里暗暗惊喜那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神秘的贵重物品，你是否也知晓了。后来，他祖母避人和他说了，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惊诧完后，也诉说一段我曾不敢启齿但与之相似的经历，第一次离家求学时，我母亲，不算很老的农村妇女，也是把一包用红纸包裹着的东西放在了我箱子的最深处，好奇地问：“是什么？”母亲语重心长的说：“给你保平安的，希望你出门在外一切平平安安……”一直压在箱底，直到后来算是翻箱倒柜找东西时，又显眼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好奇心驱使我打开了它，一抔灶土和几颗茶粒。
这就是暖暖的乡土，不仅有母爱的寄托，还有那淳朴的乡土情缘牵系着。
我，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对乡村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很深厚、很诚挚的埋藏在心底。一踏进大学，身上那股“土里土气”的质朴俨然与外界格格不入，但日子久了，又生怕与乡村有关的“味道”将随着喧闹的外界渐行渐远，所以，有时就特别想回到过去看看，小时候的村庄、暑期支教的乡村、大一学习生活的南平校区。摸摸那片烙上童年脚印的黄土地，嗅嗅那乡土的味道，那是被自然孕育着千百年的村庄；在支教的期间，重温童年幼稚的游戏，阳光下童真无邪的笑脸洒满大地，充分展现孩子快乐的本性；怀念静谧的南平校区，修身养性，与世无争，悠闲的学习、生活便是一种享受。一种厚重感油然而生，这不正是某年某月后所向往、所追求的吗
将来的某一天，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能够在自己的小天地，拥有半亩良田，披星戴月，荷锄而归。远离城市的喧嚣与人际的勾心斗角，融入大自然，真真切切的享受乡村的宁静与安详，做一个真正的自己。
生长在暖暖的乡土上，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
也许，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才能明白泥土的可贵，才能体会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虽然，城里人藐视乡下人土里土气，但是，在乡下，“土”是我们的命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随着季节的更替，锄地播种，精耕细作，尽管寸草不生，仍然期盼能从土里长出希望，收获果实。
或许，哪里来的最终本该回到哪里去，一如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立足于用汗水浇灌的那一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沉默而苍黄的土地，以此来报答那暖暖的乡土养育我们世代族人的大恩大德。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年）》的颁布实施，我又重拾农业方面的书籍，试图了解当前开展农业农村工作的社会背景，与费孝通老先生所讲的农业农村乡土社会有哪些不同。
一直以为反映社会学的书籍，应当比较抽象，但读费老的书籍一点都不觉得，反而非常生动，语言也时不时透着一股幽默的智慧。比如费孝通老先生说“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生动形象地概括出乡土社会的相对固定的特征。是啊，农民与乡土有很深的情结，这种情结不只是因为乡土能够让农民“向土里讨生活”，更是情寄于此地，祖上祖祖上的亲人都葬在这里，当下的人过着过去人过着的日子，现在人守候着过去人守着的地方，好像时间空间都在这里停止了，转动的只是人，继承了李四长相特征的李小四接过李四的接力棒，世世代代，继续耕耘着这片土地。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历史真的不是很重要，发生在李四和李小四身上的事情差别不大，差别大的成了“轶事”，流传下来。
回忆一下，乡土情结确实影响者我们的文化（所谓“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记得小学语文课外读物曾经有“名人轶事”，还有成语故事，这些故事都引人入胜，讲着历朝历代的事儿，但每每想起，我总是对时空产生模糊印象，再回忆一下，原来之所以印象模糊，就是因为当时，这些“名人轶事”、成语故事也只是对时间和空间模糊处理了，时间通常会说“一天”“一日”“在某人9岁那年”“有一年”“清末”等等，空间通常会说“中原”“私塾边”“在路上”等等，没有时空差别，只是对事件的描述。中国人读到这些没有困惑，估计翻译成英文，外国人读来一定满脑子困惑，什么时间？在哪？谁？都有什么人？当时社会环境、条件怎么样？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等等，一堆的问题等着。
费孝通老师对于语言也是非常有研究的，语言所表达的内容，往往让一些感性认识过于强大的人感觉到失望。他说，“我们永远在削足适履，使感觉敏锐的人怨恨语言的束缚”“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由此，我才深刻认识到原来文字并不能和语言划等号，白瞎为写不出一点点文字来，痛苦了好多年。在乡土社会，文字并不是必须的。
最后，我发现书里面说到了一个词语“面对面的社群”，让我想到了“面对面建群”，我想费老是早于微信很多年谈到面对面社群这个词汇的。难道微信里面的生态系统，也仍然跟乡土社会的关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书虽已读完一遍，问题继续思考中。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范文
中国，飞速发育中的古老国度，传统与现代在交融，青铜与碳纤在碰撞，道德这个东道主也在与远道而来的制度相互切磋。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但骨子里还是有永远不会褪去的东西——乡土。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创造了中国电视剧都难以企及的收视狂潮，其中除了美食的诱惑，更多的，是庞大的外出人口对家的味道的怀念，家在舌尖上，家在被褥间，家在笔墨里，正如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国家结构的基层便是乡土，构成这个国家的最下一层维系纽带，正是乡土性，乡既不是特指乡下，土也非土头土脑，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牵连，是人与土地有着关于生死存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土思安，故土难离。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漫长历史的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家乡的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饭碗，就是生存，游子在外，飘零无根，终归要站在家的土地上，挥起锄把，才算务了本业。长久下来，土地对人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渐渐地流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和骨髓中，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于是，中国人开始离不开故乡的泥土，所有中国人的心都被牢牢留置在屋外的土地上，因而，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加入了深厚的安稳情节，中庸的处世之道，渊远的文明流传，安定的人生追求，中国人于是有了深深的乡土气息。
自然条件与家族观念决定了中国的基本聚落形式——农村，是一个内向的，封闭性的完整聚居环境，其中的每一户人家存在实际或理论上，或多或少的某种关系，这是亲密而纯粹的，邻里之间保持着基于善意的密切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味道是乡土的;而现今更多人迁入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的高层建筑居住，一个个水泥的方格分割了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也分割了心理的联系，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现在的人更类似于村与村之间的关系，相互隔绝并且相互孤立，带有天然的排斥性，在外孤独，在内又缺乏相互支持，最常见的聚居单位是一家三口，自我中心和人际冷漠也就不难解释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味道是钢铁的。乡土社会与之不同，虽然村与村之间相互隔绝独立存在，但在内部有足够的交流和相互支持，村落得以建立，最初的一批创始人必然相互存在高度的信任，这种信任和心理的亲近随着繁衍而延续，人与人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相对熟悉，经过数代的延续，就成为一地的故土感情，这造成了人与人、村落与村落的差异，乡土味与钢铁味的差异，也造就了中国人的代代乡愁
时代在发展，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变化，有些变化是进步，而有些变化则很难界定其性质。如费孝通先生提及的，钢铁的城里人看乡土的村落人，会因为其文化认知的相对不足而以为其“愚”，相应的，乡土的村落人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钢铁的城里人，因为基本生存能力的相对缺失，也是“愚”的，这是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乡土与城市的分歧，在起点，整个中国都是乡土的，是真正的乡土中国，而逐渐的，城市中国出现了，并且与乡土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在乡土中国，封建礼教的遗存，家族体系的残影，既束缚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是其完整精神结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男女关系的都不仅仅是生殖与繁衍的需要，更多的是了解，同样的，维持整个人际关系体系的同样是了解，相互了解与共同认识，传统儒家观念和道德伦理是同一片乡土上的人们接受同一种意识的基础。乡土社会是靠最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思考来配合个人之间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存和熟悉的，使人感觉到是自然的。只有生死于斯的人群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和共同思维，其中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了解，这一切就是乡土观念和乡土情怀，其中最大的离心力，只不过是人的个体差异和必然的性别区分而已。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及了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即冲突决定存在，生命的过程存在于克服阻碍之上，但乡土中国并不认同这一点，或者说传统中国并不认同这一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处世哲学中，和谐稳定永远是第一位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和优先等级远远高于个性的突破和个人的满足，整个社会体系在遏制破坏秩序和稳定的因素时能够爆发难以想象的强大凝聚力，或许这是一种对进步的阻碍力量，但这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
中国现在正在全力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这是应该的，科学的，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历史前进的必然，但就传统而言，乡土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种人治并不停留在表面的个人集权和羊群效应上，在掌权者头上是舆论，连天子都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舆论的头上是道德，是伦理纲常，费孝通认为这种人治其实是一种礼治，根据礼仪和道德来实现法律的约束力。道德与法律，有时候需要面临取舍，但我认为更好的结果应该是融合，海洋法系的种种无奈已经表明了完全条文的法治是苍白的，而封建社会的最终崩溃也说明完全唯心的礼治是无力的，法律的严谨与公正保证了人格的平等，而道德发展的继承性与渐进性保证了社会进步的稳健。
时至今日，城市化成为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浪潮，但乡村仍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土的情怀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柔软部分，既包括对天然熟悉的故土的怀念，也包括对那一种思维逻辑的认同，那一份敏感的不可触碰。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特色，中国要发展，不可能牺牲甚至舍弃关于乡土的这一份，无论是政策，还是感情。未来，无论是探索进一步加快城市化的建设进程，还是发展有着更旺盛生命力的新农村，费孝通先生的这一部《乡土中国》，和它所引发的对乡土的思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值得熟读和深思。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早在工作之初即在导师的推荐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理拜读过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由于人生经历和学识等因素的限制，对费老先生的大作深层意义理解仅限于文字层面，其中蕴含的深厚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不甚了解。
2019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东部沿海和南方地区城市化远远高于中国西部地区，也就是说，中国的西部，农村人口远远高于城镇人口，在县一级，农村人口比例基本占到全县人口的80%，而基层法院所管辖的案件90%以上都与农民有关。那么，如何在一个经济和文化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做好司法工作是我们每个司法人都应当思考的问题。
工作之后，在我国西部基层法院工作至今，由于工作的性质，常年来走村下乡，工作于农村的田间地头、土灶泥炕之间，与农村群众拉家常、收庄稼已经成为工作的一种常态，也使我对中国社会这个罪庞大的群体有了一个最直接的观察与思考。去年在书店看见一本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怀着对农民兄弟的深厚感情和对费孝通先生的崇拜，买下后回家细读之，结合当前基层法院工作的现实需要，使我对当前乡村环境下的司法工作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也对我所从事的西部基层法院工作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一、《无诉》与“审判五进”。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无诉》一文中认为：“但是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一个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如果有非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秩序并不常有的。一个人可以为了自私的动机，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在这种秩序里是败类无疑。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费老先生的观点在现在的西部农村地区同样适用，去年笔者所在法院有这样一个案例：王老汉有三个儿子，在86年分家时，大儿子和二儿子在各分的一间房屋后分家另过，王老汉与三儿子居住两间房屋，后三儿子不幸病逝，王老汉在老伴过世后，身患重病，无人照看，大儿子与二儿子因有分家协议不愿照看王老汉。王老汉无奈将两个儿子起诉到法院，法官经调解，双方还是无法达成协议。后户县法院决定借助“审判五进”平台，在王老汉所在村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开庭当天，大儿子与二儿子经法庭合法传唤，没有到庭，而是在开庭时委托村干部要求法庭调解，后经法庭当庭调解，王老汉的赡养问题当天予以解决。后来还有一起赡养案件，法庭同样是决定在原被告所在村开庭审理，在开庭公告张贴后，双方就达成调解协议。
深思户县法院这两起案件的审理过程和结果，使我对费老先生的《无诉》一文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虽然农民群众没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于是前边所说的两案的被告在得知法院要在村里开庭后，很快就答应赡养老人，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村里人说他“没有道德，不是个好人”，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种可羞之事”。于是我就想，如果在审判工作中，我们能够利用“审判五进”平台，针对一些特殊案件，以“审判进农村”的形式，就地开庭，不仅可以使案件顺利审结，也能起到教育群众的效果。
二、《文字下乡》与法律宣传。法律宣传是法院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宣传不是交给群众生硬的法律条文，而是让他们知道法律，用法律来解决生活中的纠纷。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文中说到：“其实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为‘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愚’如果是智力的不足或缺陷，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的。”同样，我们不能说农村人不懂得法律或者不认识法律条文上的字就说他是愚的，如果他没有学习或者接触法律，他怎么会知道、懂得法律呢?懂不懂法律，与他们识字或者是农民无关，而与我们是否给他们提供懂法的机会有关，与我们的法律宣传工作有关。
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文字下乡》一文中又说：“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同样，我们在法律宣传过程中，也要注意宣传的对象，做到有针对性，教给农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法律。如果你教给祖辈耕种的农民《海洋法》，你能期望他们弄懂吗?可能《土地承包法》等能够很快的使他们变得“懂法”起来。
三、《长老统治》与司法调解。调解是当前解决错综复杂农村社会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是我们有很多法官对个别农村案件是“久调不决”，究其原因，乃调解方法问题。费老先生在《乡土中国》的《长老统治》一文中写到：“……说近似而不说确当是因为这里还有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性质，又不是同意性质;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又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它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或者说爸爸式的，英文里是paternalis”“因之，每个要在这逆旅里生活的人就得接受一番教化，使他能在这些众多规律下，从心所欲而不碰着铁壁。”“教化性的权力虽则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但并不限于亲子关系。”鉴于此，使我联想到在司法调解过程中，有我们法官在调解中所不能说服的地方，我们法官为什么不借助这种“教化性的权力”来帮助我们做司法调解工作?比如在邻里纠纷中，双方互不让步，判决后的执行成本显然大于群众的诉讼利益的案件中，法官借助这种“教化性的权力”在得到案结事了的同时，也更有利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和谐。
《乡土中国》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社会中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再次细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与审判实践相结合，发现对我们做基层法院工作、审理农民群众案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社会理念和工作方法。虽然该书论著成于上世纪40年代，但是时至今日，还是值得基层法院工作同志一读。
乡土中国每章读书笔记
序言
作为中国最基层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是吸引费老和读者一起去探寻的问题。这本小书并不是费老对一个具体基层社会的纪实描写，他是从这些具体的基层社会中提炼出一些概念，来组成一个乡土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在支配着乡土社会的各个方面。
第一章 乡土本色：礼俗社会
如果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中国有99.9%的时期都处在农业社会，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是受到土地的束缚，我们自然会惯性的受到土地的影响。比如说我们喜欢定居在一地，不爱迁徙。
从农业本身来看，农业活动可以由一个人来完成，许多人居群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如果不向分工专业的方向发展，农业也就没有了把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需要。反观美国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有屋檐相接的邻舍。因此当我们看到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群，我们可以猜想这可能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农民有聚村而居的习惯？除了人多容易保卫安全、合作兴修水利的需要之外，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在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代一代的积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村都是同姓的原因。
中国社会是具有乡土性的，作者在这里定义了土地的重要性，我们以农业为生。人与空间上不流动；村雨村之间往来很少、孤立、隔膜多。因此我们是熟人社会，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交流并不是基于“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一种行为规范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于是，乡土社会逐渐演化成一种礼俗社会，是异于西方的法理社会。农人固守土地而居，形成“熟悉”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因“熟悉”而成“俗”，常“习”之。这些“俗”因为熟悉和信任而毋需以契约而固化，于是形成所谓的乡土本色：一个礼俗社会。
“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描写的是熟悉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乡土社会是没有法律的位置的，从熟悉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
在社会学中，却分两种社会：
1. 礼俗社会：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有机的团结；
2. 法理社会：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机械的团结。
第二章 文字下乡：乡土人际交流的直接性
在以城市为主导的语境下，我们会嘲笑乡下人是“愚”的，比如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的喇叭声显得手忙脚乱。乡下人没有见过城里的世面，不明白怎么应付汽车，但这只是知识问题，并不是智力问题。如果这样的嘲笑成立，那乡下人同样可以嘲笑城市人看见狗吠就变成的像“白痴”一样。
这些都是知识问题，智力是指学习的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乡下人不识字，但是不能说乡下人没有识字的能力。但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乡下人不识字，是否是因为他们并不像城里人一样有识字的需求
文字的功用在于传情达意，以固定的象征体系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有在当人们因为时间与空间的阻碍时才比较实用。如果是乡土社会这种面对面可以直接说话时候，这种被预先约好的意义所拘束的极好，不但多余，而且有时会词不达意引起误会。文字是间接的工具，而且是一个不太完善的工具。所以说，子乡土社会中不用文字，并不是“愚”的表现，而是面对面社群不需要文字。语言只能在一个社群所有相同经验的一层上发生。群体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经验久越复杂，发生语言的一层共同基础也就越有限，于是语言也就越来越简单化。所以，在一个社群所用的共同语言之外，会有因为个人需要而发生许多少数人间的特殊语言，所谓是“行话”。
在《动物凶猛》里也有类似的对于文字的描述：
我悲哀的发现，从技术上我就无法还原真实。我所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涵义都超过我想表述的具体感受，即使是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在为我所用时也保留了它对其他事物的含义，就像一个帽子，就算是按照你头的尺寸订制的，也总在你头上留下微小的缝隙。.我从来没见过像文字这么喜爱自我表现和撒谎成性的东西！
第三章 再论文字下乡：乡土文化的口口相传
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他的学习能力，他可以学着不受生理反应的支配。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习是指反复的做，靠时间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学习就是打破个人知识的今昔之隔，而今昔知识的桥梁，便是记忆。
动物虽然也有记忆，但他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简单的生理水准上，而我们人类却形成了“词”的象征体系，我们知道了“苹果”“大伯”“高兴”这些词指代的是什么意思。记忆这使得人类当前包含着从过去拔萃出来的投影，人的当前正是靠记忆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累，人当前的生活包含着过去传下来的方法，所以说人是凭借记忆而传承着。
乡土社会中的人，世代间生活形态差异不大，人生经验更多是一种重复，每一代都是相似的周而复始的生活历程。整个乡土社会由于相对的封闭性，社会文化的变迁不大，乡村生活简单而重复。乡土社会的静态性，世代经验的重复性，使得乡土文化的总量相对有限，传承依靠口口相传足以完成，没有文字来传承的普遍需要，社会文化变迁大的时候，才会真正产生文字下乡的需求。
第四章 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的推浪格局--重复交错的人际网络
在很多人看来，乡下佬最大的毛病是“私”，比如说“各扫自己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爱占小便宜，不爱管闲事，以及现在频频被人指摘的腐败问题，都可以归结到“私”。
这些所谓的“私”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群、己的界限怎样去划分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自然和现代西方的划分方法不同。如果把西方社会比作是一捆柴，那么每个家庭就是一根一根的柴，虽然大家捆在一起，但是每一根还是能够分得很清楚。在西方人眼中，家庭的概念很明确，就是指他和他的妻子，以及未成年的孩子。
但是我们在中国传统的语境当中，“家”这个字可以说是最能收放自如的，“家里的”可以只自己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叔伯子侄一大批人，“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圈子的人，家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的社会格局，比作是由一块块儿丢入水面上的石头所形成的波纹来组成的，亲属关系就和这种同心圆波纹的性质差不多。每个圆的中心都是我们自己，然后散播出一张关系网，势力大的个人圈子就大，别人也会向你靠拢，你的亲戚朋就多。可如果你穷困潦倒，你的亲戚巴不得和你脱开干系，你形成的圈子就会很小。正是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中国人对世态炎凉特才别有感触。
西方团体格局VS中国差序格局：
西方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以团体划分。界限分明，团体内的人享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团体外的人与此无关。
东方则是差序格局，好像是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波纹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这种差序格局就是人与人关系呈现出交叠的人际网络。我们俗语中讲“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差序格局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小到生育与婚姻产生的亲属关系，大到大家都是“自家人”。
第五章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团体道德VS私人道德
道德是指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章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概念，团体道德和私人道德。费老把西方社会称之为团体格局，把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差序格局，不同的社会结构格局会产生不同的道德观念。
让我先举个例子说明团体道德和私人道德。桃应问孟子：“舜贵为天子，如果他的父亲杀了人，他应该怎么办？”孟子回答：“舜应该抛弃天子的位置带父亲逃跑。”
在团体道德中，天子犯法应当与庶民同罪，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而但在私人道德下，一切要看所受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也可以将中国传统的私人道德看成是双重标准，如果别人贪污，我们总是痛恨的要死，但等到自己贪污时，却以“能干”两字来自解。
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超越个人的“实在”。由此，政府、统治者不过是“代理人”，代理上帝的意旨。由此衍发出来权力的观念。防止团体代理人滥用权力，于是发生了宪法。（所以说，宪法不是管民众的，是用来限制政府的！）
人类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组织政府，政府的适当力量，须由受治者的同意中产生出来；加入任何政体有害于这些目标，人民即可以改革或者废除任何政体之权。这些真理，我们认为是不证自明的。
在东方的乡土社会中，最主要的是“克己复礼”——这是道德体系的出发点。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和法律依据私人间的关系亲疏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孝、悌、忠、信都是私人关系中的道德要素。在差序格局中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
第六章 家族：绵续性事业社群
家庭这个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父母-孩子）指的是它的结构，生育指的是它的功能。从生育这个角度来说，抚育孩子的目的终究会有结束的一天，因此家庭的功能是暂时性的，它不像国家、学校这样的社群功能是长期性的。但是在任何文化中，夫妇之间的合作都不可能因儿女的成长而结束，所以家庭这个社群总是还赋有生育之外的其他功能，夫妻之间还经营着经济的、感情的、两性的合作。
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叫做氏族。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都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而为了经营这些事业，家的结构就不能仅限于亲子两代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而且家必须是延绵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具有了长期性。
在乡土社会家庭呈现出很强的差序格局特性。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成员不限于亲子，可以依据需要以一定的原则沿着亲属差序向外扩大。原则是沿着父系单系传递。人类学根据这种单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社群称为氏族，乡土社会在家的结构上是一个氏族，称为家族、宗祠、祠堂。家是连续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是延续性的。家族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婆媳之间，是纵向的。
第七章 男女有别：社会关系的稳定
上面我们说到了家庭在乡土社会是一个事业社群，凡是事业社群必须会讲究纪律，而纪律会排斥感情。这一章我们从社会文化结构上分析为什么传统社会是排斥感情的。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感情？社会学在看待感情的时候，总是把喜、怒、哀、乐放到人际关系当中。感情是一种刺激反应，一种心理紧张状态，相当于我们平时所说的激动。如果一种刺激和一种反应之间的关联，经过不断重复而变得固定的话，那么就不会引发体内的紧张状态，也就是说不会带着强烈的感情。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感情的发生会改变原有的关系。
而传统社会要维持固定的社会关系，就要避免感情的激动，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上章我们也说过纪律是排斥感情的。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靠感情，而是靠了解。所谓了解，是只接受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引起同样的反应，通过熟悉而产生亲密感。亲密感和激动性的感情不同，亲密感是契洽的，可以发生持续作用。
感情常发生在新反应的尝试和旧反应的受阻情形中。感情的激动改变了原有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其实，感情的淡漠是稳定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示。所以是不是说在恋爱中的双方，如果一直保持着神秘感，互相之间有不断创造的“旧关系的受阻”，就能够一直保持着高浓度的感情呢？（恋爱是一场探险，是对未知的探索。）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因为熟习所引起的亲密感觉。亲密感觉和激动性的感情不相同的。
浮士德式两性情感的象征，两性关系越往深处发展，相异的程度就会越深，求同的阻力就越大，于是创造力和变革的需求也越强烈。在浮士德的立场中，生命力也越强，生活的意义也因之越深。浮士德精神就在于不断克服阻碍，也不断发现阻碍，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没有终点和结果。
第八章 礼治秩序：从教化中养成内在的服从
乡土社会的秩序绝不是自发的，并不是说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里，秩序仅凭每个人的本能或良知就能建立起来。秩序的建立一定是有一个外力来维持的，在法治社会当中当然是国家权力，而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是靠“礼”。
“礼”和“法”形式上很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礼”却不需要这样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虽然封建王朝也有政治权力，但维持这种规范是——传统。
讲传统之前还有一点要说明：抵制社会并不是文质彬彬的如君子国一般的社会，“礼”也可以杀人，可以很野蛮。比如：印度有些地方，丈夫死了，妻子也要陪葬，这就是“礼”；缅甸有的地方，一个人成年时要出去杀几个人，才算完成了“成年礼”。的确“礼”的内容以现代标准看去可能很残酷，但是残酷与否并合“礼”与否的问题。合于“礼”，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合乎规范的。就合乎规范这一点来说，“礼”和“法”都是行为的标准，但它们的区别上面已经说了，一个是靠外在权力，一个是靠社会传统。
乡土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是没有法律传统的，传统相比于现代社会更为重要。因为，乡土社会中社会变迁小，农人一年一度，周而复始。越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越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不必知之，只要招办，人们对传统有着一种敬畏之感。长久以来，这种行为成了我们普遍所谓的“仪式”，礼就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即合于式。
第九章 无诉：礼治下的教化
上面说到了乡土社会当中没有法律，维持社会生活靠的是“礼”，但那么村子里面出的事儿，总有要主持公道的人，一般是由族长或者是村里的长老担任。
他们处事的原则当然不是根据法律规范讲究证据和独立人格，乡土社会中有很多“连坐”传统，比如“子不教父之过”、“家门不幸”、“以后出去别说我是你的老师”等等。此外，长老处理矛盾时，会把双方都臭骂一顿，痛斥这是丢了村子的脸，然后再把“应当怎么做”告诉他们，有时还会罚他们请一次客。
乡土社会处理案子有一个常用的理由“这孩子从小就不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判断标准显然不利于分辨是非，长老处理案子往往都带有一个道德考虑。而现代法律给人的感觉是越来越剔除掉道德因素，法官判案子只会依据条文，法律只是一个工具，是中性的，并不起到道德判断的作用，即便是坏人也可以根据法律去做坏事。
长期的教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内在的习惯。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就是说，我听讼和别人是没什么差别的，主要还是希望能够无讼啊。在乡土社会中审理案件的人，主要目的是完成教化。使得礼的秩序得以维持。所以乡间是以折狱为羞，尽力避免闹到官府，官府的“各打五十大板”，是教化中的一种体罚。
法理社会中的法治，不以教化为本，刑罚的用意不是：以儆效尤。而是在厘定权利，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一个变动的社会，所有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伦理问题。
第十章 无为政治：皇权的松弛
权力，我们可以分成两种看法：一种偏重在社会冲突的方面，认为权力就是一部分人统治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统治者以他们的意志去驱使被支配者行动。社会有上下层级之别，政府和国家都是基于阶级斗争建立起来的，这种权力不妨称之为横暴权力。
另外一种是偏重于社会合作方面，他们认为社会建立的基础是“分工”，大众靠着分工减轻了各自生活的负担。你不能依着自己的性子去做事，而要遵守着大家“同意”分配的工作，而这个“同意”就是社会契约，也是大家共同授予的权力基础，这种权利不妨称之为同意权力。
权力的四种形式：
横暴权力的产生基础是经济利益的诱惑；同意权力存在的基础是社会分工合作。在乡土社会中，自然经济的运行使人们很少有交换的需要，所以社会分工合作很有限，同意权力起不来；另外，产生的量也很有限，仅能维持农人的基本生活，于是横暴权力产生的空间也就很有限。
第十一章 长老统治：教化性的权力
前面说到了发生于社会冲突之下的横暴权力，以及发生在社会合作过程当中的同意权利，在这一章费老又引入了教化权利。因为中国的乡土社会显然不是冲突性的专制统治社会，也不是把每个人都当成相同分子的现代社会，如果说横暴权力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法家思想，同意权力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那么教化权力就是来自于儒家思想，以长幼次序为前提，因为长辈德高望重，所以后辈要虚心求教，这种教化权力的统治方式就是长老统治。
文化对于社会的新分子是强制的，是一种教化过程。“为民父母”是爸爸式权力的意思。所以中国统治者都是一种“家长式的统治”。乡土社会中的权力，既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而是教化性的。乡土社会在长幼之序的规范下产生宗族长老，他形式教化性的权力维护乡土的稳定。
这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会出现新问题，那么政治的功能就会减弱，政治只有在应付社会新问题时才会加强。乡土社会比较稳定，维持社会更多的是依靠教化，“无为而治”、“为政以德”便是这种社会环境下的政治特点。
第十二章 血缘和地缘：社会发展的分水岭
血缘是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人和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社会变迁的速度越慢，那么血缘关系的作用就越强。比如说传统社会中“父死子继”，“官人之子恒为官，农人之子恒为农”。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你的出身就已经决定了你的一生。
在稳定的社会当中，地缘也不过是血缘的投影，在这个村子里住的人往往都是从一个家族繁衍而来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人口也不需要流动，家族的社群就包含着地域的含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但是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开垦有限，始终是要一部分人向外流动去开垦新的荒地，组建新的村落，但是他和原来的乡村还仍旧保持某种血缘的联系，把原来村子的名字沿用到新的土地上，比如在美国地图上经常看到新英伦、新约克这样的欧洲城市名字。
地缘关系就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所有不认识的人在一个地方结成社群，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是纯粹的地缘。比如说从世界各地去美国的移民，他们就共同构成了美国人。契约是指陌生人之间做出的约定，地缘关系也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就是一个权利义务的清算，是靠理性支配人们的生活，这也是现代社会的特性。
血缘关系是乡土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是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式社会性质的转变，乡土社会变成现代社会。乡土社会中，有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市。街市时常不在村子里，而在一片空场上，各地的人到这个特定的地方，各自都以“无情”身份出现。我常看见隔壁邻舍大家老远地走十几里路在集市上交换清楚之后，又老远的背回来。所以以我所知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其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第十三章 名实的分离：乡土社会的缓慢变迁
权力的性质有社会冲突中发生的横暴权力，社会合作中发生的同意权利，以及在第11章“长老统治”中提到的教化权力（或称之为长老权力），本章费老又提出了第四种权力——时势权力。时势权力和长老权力不同，它并不是依据传统的有效性，它是由社会变迁的时势所造成的，故名时势权力。
社会变迁是发生在旧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但在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之前，人们不免会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人们就会期盼出现“文化英雄”提出新的方法，有能力组织新的社会结构。这种人因为能获得群众信任，因此可以支配相信他的群众，这就是时势权力。
类似于政治学当中讲的表面上坚持传统型支配，但实际上利用新的领导人来解释这些传统，诠释出全新的含义。变成“卡里斯玛型权威”容忍，甚至奖励，反对在同意权力中才发生。回到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中，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在变化缓慢的社会中，长老权力不容被反对；但是如果社会加速变动，注释式的办法歪曲原意也就免不了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都分离了。
第十四章 从欲望到需要：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
乡土社会的人是靠着“欲望”去行事，比如说我想吃大蒜，想吃辣子，那么我就去吃。而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发生了“需要”，因此也就有了“计划”，比如为了获得全面的营养元素，我需要刻意的去吃哪些食物。“需要”是基于一种维持人全面健康发展的功能性实现，是科学、理性的决定。
在观察人类的行为时，我们常常注意到人类的行为的背后总会有一个动机，或称为欲望。人类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行为，却产生了有利于个体健全发展和有利于种族的结果，而这并不是他刻意为之，就像是资本家为了私心赚钱却在无形中促进了社会福利一样。人们在生孩子的时候考虑不是种族延续，而是在追求爱情过程中，孩子自然就到来了；人们在吃大蒜、吃辣子的时候，也不是在考虑里面富含什么维生素，纯粹是因为这东西好吃下饭。
有了“计划”。乡土社会是自发的，缓慢变迁的，也是稳定的；现代社会是自觉的，快速变迁的，也是不稳定的。人类是唯一会自杀的动物。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就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做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在上文中说的时势权力；乡土社会是不需要计划的，靠经验就可以了，各人依据自己的欲望去活动就可以了。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
一、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本文中的第一段，间断的一句话，就将对乡土社会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社会极其重要的层面。
紧接着，费老便开始大赞人们在藐视乡下人土气时用的“土”字用得精妙，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民生活是一幅春耕秋收面土背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循环式图卷，一个老农所面临的问题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他做着和父亲爷爷一样的工作，和子孙后代也一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只需要通过面对面的言传、手把手的身教即可继承，而且非常稳定。为了这种稳定可预期的生活保证，农民只需要气候正常，不需要技术革命;只需要按部就班，不需要别出心裁;只需要求是，不需要创新。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不得不佩服费老对这一点的精辟解释，我想如果没有大量的研究以及本着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与关怀是很难有这样独到见解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三、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这就是费老在文中解释得差序格局的经典形象，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的一圈圈波纹。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费孝通先生曾写下一本非常有名的社会学书籍——《乡土中国》。费老在此书的开篇便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人身上或多或少都还带有一丝”土气“。理解中国，需要去理解中国人，理解中国深厚的乡土气。
一、乡土本色看中国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在这几千年中，中国人和土地息息相关，可以说中国人以土为生，以土为死，叶落归根，中国人深深地长在土地中。
古代农耕社会，中国人讲究”男耕女织“，吃穿用皆以土地为本，辛辛苦苦地在自家耕地上耕种，过着自家的日子。一家一户，一村一落，零零散散，逐渐造就一种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差序格局“。差序格局讲究一种”私“，”私“即以”己“为中心，不像西方国家一样很讲究团体，因为中国人活在土地里，每家每户在土地上耕种即可，而最初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每家每户有一份田地即可养活一家人，渐渐地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私“的意识。而西方国家则有很大不同，他们选择的是商，出海航行，而这需要一个团体，他们也渐渐地学会从一个团体出发，形成一种团体意识。人是具有社会属性的动物，作为一个人就必须与其他人相互交往，而差序格局中的中国人以自己这个私个体为中心，并与其他私个体交往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且十分复杂的关系网，这也就慢慢造就了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俗语说的”八竿子打不着“，也在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所造就的关系网的复杂，”八竿子“不行，或许”九竿子“就成啦，甚至有时候，”八竿子也是打得着的“，就像现在一个人试图办一件事情，总会去找各种关系，找的人或许并不能直接帮助这个人，但他认识的人中或许就能帮忙，一层接着一层，这”竿子“打得也就越来越远，可总归还是能找到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一个人”绕“出这么多人，一件事或许也能”绕“出众多件事。
《一句顶一万句》是著名小说家刘震云先生的一部代表作，而这部作品也深刻地反映了差序格局中的中国人所具有的深厚的乡土气。杨百顺离家出走，机缘巧合遇到各种似乎有关系的人，又是各种无奈，改名更姓为吴摩西、罗长礼。一个人为找一个”说得来的人“，”绕“了这么多弯，”绕“出这么多事情，看似荒唐，实则也是差序格局中的中国人的无奈。差序格局中的中国人有着深厚的乡土性，他们以土地为出发点，构建了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关系网，可他们身上仍有”土气“，他们”私“，就会”孤独“，他们越发”孤独“就越发要拓宽自己所织的那样一张”差序格局之网“，最后”绕“出各种事情，一句话牵出一万句话。深厚的乡土性，或许就是我们始终摆脱不了这种因为土地而产生的”土气“，才会试图织下一张网去冲淡它，以复杂的关系去淡忘它，可这”土气“始终存在，也正是这种”土气“才能织出这样的”网“。
差序格局下的中国人有着这样深厚的乡土性，即便是社会逐渐发展变化，人们逐渐摆脱土地束缚，试图抖一抖衣衫甩下这样一种”土气“，可这也是不可能的，乡土性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性质烙印在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或始或终我们不都还有那样一种”小农意识“
二、探索乡土气息的中国法治
作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理解中国这样一种”深厚的乡土气“后，不禁会去思索应该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法治中国。
”一旦地狱建成法治，下不下地狱便无所谓了“一冯象先生在其《政法笔记》一书中曾这样对”法治“进行了一番形象的描述。而这里的”法治“我认为是适合地狱的法治，既然说的是”适合“，也就可以说是一种”不错“的法治。因此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乡土性的中国，需要建立的法治可以说也要适合这样一种乡土性。可是当前我们的法律更多的是从西方引进来的，效仿德国、日本，借鉴美国、英国的太多，却似乎忘记了自己本民族身上所独有的民族性，即那样一种深厚的乡土性。经历了伊丽莎白时代、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并未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英国的特色。因为英国人始终是英国人，他们能适应英国本土不同的时代精神，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标准和气质。中国人身上始终有着那深厚的乡土性，有着自己民族的特色。那此刻为什么不去探索乡土气息下的中国法治建设之路呢
探索乡土气息的法治中国建设之路，必须去发现隐藏在这深厚乡土气息下的法治资源，而苏力先生就曾在20多年前写下一本法学书籍——《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这本书是法律社会学也是中国法制研究领域一部较好的著作，它试图去探寻中国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该书以”法律多元主义“为基本理论进路，通过对转型期中国若干个案的理论考察，对”本土资源“进行了规范转化，其结果就是提炼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问题这一核心命题。市场经济建设初期，需要建设一条法治现代化之路，所以引进借鉴了西方国家很多法律，可这些”法律“似乎也像人一样有些”水土不服“，在许多具体案件中暴露得十分充分。比如这本书中所提到的《秋菊打官司》这部普法宣传电影，就把中国农村底层人民的那样一种乡土性揭露出来，表现了乡土性与现代化法律产生的冲突。乡民秋菊只是要讨一种说法，得到一句道歉，结果却是将帮助过他们一家人的村长送人拘留所15天，秋菊本人也是十分不解。市场经济建设初期，农村人还多不知道”法律“为何物，即使是那些离开了土地的城里人或许对”法律“也是一知半解，乡土性在那时的中国人身上体现得也是那么明显。”我只想讨个说法“，秋菊的这个想法也是千千万万农村人的看法，有了一句道歉，我们还能和平相处在这个差序格局下的人情社会，可将有恩于自己的人送人拘留所，不但没有弥补曾经差序格局的裂缝，反而会在这基础上撕破一个大口子，这着实让”乡土性“的中国人疑惑。
此外，苏力先生在这本书中也提到过在市场经济建设初期，人与人发生矛盾冲突，更多的情况下会采取一种法律规避的方式来寻求双方的利益最大化，这从一个侧面也渐渐传播了法律，因为我们或许知道如果法律干涉进来，彼此双方并不能获得利益最大化。这在今天也是很常见的，因为法律的成本还是高昂的。这也引起一种思考，如果处理事情不采用国家法，反而采取一种彼此协商的方式是否对现代法治建设有所启发？中国人在面对这样的事时选择”私了“，是身上所固有的那种”乡土性“心理在作祟，人们还生活在一张自己所编织的差序格局之网中，会选择彼此交涉的方式来弥补破裂的网，在不同地方，有着不同文化的人们会有不同方式的”私了“。这就牵涉到苏力先生所发现的法治本土资源的民间法。
民间法体现着深厚的乡土性，它从人们当地的日常生活而来，就像从土地里生长出的庄稼一样，为人们服务。那么，在建设法治现代化的时候不就要吸收这种具有深厚乡土性的民间法吗？中国是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人口众多，民族众多，尤其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期，城乡一体化速度加快，更需要引人本土的民间法资源来处理一些问题。但是，这些民间法也要与国家法的基本精神相符。在此基础上，国家法律工作人员要深人了解调査该地区的民间法，制成相应档案备份，进行讨论，得出一些适用原则并上报国家审批。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是复杂的，民间法更是因为其具有的乡土性特征而更加复杂。采取民间法进行处理法律事件，发掘出这样一种法治的本土资源，更多的是要在当地那样一种拥有浓厚乡土气息的差序格局中发挥其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调整彼此双方的利益，以求更好地维持双方的社会关系网。可一旦出现一个陌生人闯入一个地区的情况，又该怎样解决就是一个问题。假设陌生人的地区有其”民间法“，该地区也有其一套的”民间法“，两者不同又当如何？不妨分析两地的”民间法“，寻求其共性，寻求其基本精神，并与国家法相对照，依其两者共同精神，从国家法中寻求解决方法。设想总是很美好的，现实却也总是不尽如人意的，探寻当代中国现代化法治之路，需要本土的法治资源，需要去理解中国那深厚的”乡土气“。此外，也要适当地改变法学教育方式，变革本科教育方式，其中一点就是不妨鼓励学生走人”民间“，进行观察总结，发现中国那深厚的”乡土气“，且老师要进行引领，发掘本土法治资源，培养出一些更具中国特色的法律工作者。
乡土中国，中国始终还有这样一种乡土气，也始终那么重视农业的发展，重视”三农问题“，或许就是一种不”忘本“的体现，不忘记自己身上还有那样一种乡土气，不忘记自己始终”生长在土里“。
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身上所具有的那样一种深厚的乡土气，更加了解自己的民族性，并了解自己这一代人身上所独有的特征，更好地建设中国。
2017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可以说是了解中国社会中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再次细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与审判实践相结合，发现对我们做基层法院工作、审理农民群众案件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社会理念和工作方法。虽然该书论著成于上世纪40年代，但是时至今日，还是值得基层法院工作同志一读。
乡村社会无疑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占据主流位置，尽管它已经成为新潮和时代的弃儿，成为追求现代化的心病。我们不喜欢它了，觉得背着这个名字在国际上有点欠地位，脱不了国际大款眼中的土包子形象。可是努力奋斗了半个世纪，我们还是摆不脱这样的纠缠，还在想方设法;个人想脱农皮而脱不掉，国家想脱农皮也常感为难。
因为乡村社会本来就是个稳定的不容易改变、不容易创新的社会;农业的特点是求稳，四季的轮回即可保证农业的运转，四季的轮回立刻带动人民的生活、带动人民的观念跟着轮回。乡村因为不变，所以重视传统，所以重视经验，所以有了老一辈的权威地位。长辈们继承了前代的一切方法、标准，这些旧传统，是足够把当前生活应付得服服帖帖的。后生小辈自然只能唯唯诺诺，专以学传统为务，务必把老者当权威、当老师，只能尊崇不能违反。待过几十年，自己也登上老者的尊位，可以捋着胡须满有把握地数落乳臭未干的后生了;这样的经历，好像复制一般，一批又一批地复制，如同四季的复制。
生活方式影响生活的观念。不愿意变革、只求稳定是农业社会的思想特征。老人的话就一定是对的，可以成为人生的指针，因为他传递着祖辈们的心得，是靠世世代代历经洗练淘出的金玉之珍。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后生要树立正面形象，听话是先决条件，老人的话不对你也不可以反驳，你也不可以顶撞。传统教育要求孝，孝的主要内容就是“无违父之道”，且根本不许怀疑父之道算不算是道，一怀疑就危险，一危险就可怕，后果是严重的。听话者，善守祖业者，可以得一世英名，说不定还有御赐的嘉奖。退一步讲，就算上辈人的确立错了规矩，你也没有可以顶撞可以反驳的资格，你可以阳奉阴违，但是照顾老人的面子和情绪是顶重要的事情，是严重地关乎道德的事情。此外再无可退步的地方。
关于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一、乡土社会的特性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就对“乡”这个字作了一个从社会大众视角的解释，无外乎包含了贬低蔑视的意味，而就算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字眼同样多少带着贬意，但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中的贬低意味是逐渐在减小的。举一个例子，就像假如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要是用“乡里人”作为攻击一个人观点的工具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眼界小、没水平、没素质。这可能也是一个侧面，反应出当今社会乡土社会的变迁。
原来的时代，城里人嫌弃乡下人土气首先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正是因为有城市的存在才会出现这样的对比，要是整个中国都是农村也就不存在乡气不乡气的问题了。城市与乡村产生这种对比，是由于在乡村社会所适用并有效的那套规则，在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里行不通，以一种落后无效的方法运用于追求效率的现代化社会，无可厚非会遭受到负面的评价。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不像游牧可以逐草而居，农业最倚重的是土地，守着土地生存变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即人口流动性小，安土重迁。
二、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
费孝通先生在有关“文字下乡”的章节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解释，即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费孝通先生主要从一个空间格局，一个时间格局来讨论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是必要的。
我们先从空间格局来看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有必要性。聚村而居是乡土社会在空间分布上的一个特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直接面对面来进行的，有什么想传达的信息可以以语言这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完成。文字是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它产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但是文字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有着不能百分之百还原表意人意思的缺点。既然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存在空间上的阻隔，可以直接使用相比文字更能清晰准确表达表意人想法的语言作为信息表达工具时，文字在乡土社会就失去了其所具有的价值。
接下来再从时间格局看文字在乡土社会的必要性。时间上的阻隔分为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乡土社会是一个不怎么变动，相对来说十分安定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守着一块相同的土地，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跟熟悉的人打着交道，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今昔之隔与社会的世代之隔等同了，因为只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而这一套有利生存的固定经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取得，“习”就是不断反复地做，这就得倚赖于人类独特的功能——记忆。人类的记忆功能得靠象征体系才能得到正常的运作，象征体系又分为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语言，以及可以被看见的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文字。上面我们说到乡土社会中大家生活就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个人今昔之隔与社会世代之隔等同了，这一套固定经验中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在这同一环境中肯定有知道经验的长辈，所以乡土社会中人们“记忆”经验的方式没有用到文字的必要性，语言在乡土社会足以承担传递经验的作用。
三、差序格局
在第三部分里面我将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因为我认为后者是差序格局在中国基层社会所派生出来的现象。差序格局说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社会结构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进行了一个对比，益于我们对差序格局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在这个章节用“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作为一个基点来引述差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在西方团体格局中“家”这个词，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以夫妻与子女为主体的一个团体;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这个词含糊不清，可大可小，从这个对比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具有伸缩功能，而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费孝通将西方的社会结构形容成由把、扎所组成一捆柴，其实是想借此更加清楚地表达西方是由有着严格界限的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格局被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则是以“己”为出发点，将“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呈放射性的格局，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是从这一个“己”推出来的差序。
社会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差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不同。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团体格局是怎样影响西方的道德观念的。团体格局里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有包含关系的大框架，在这种格局里面我们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个有着严格界限的大框架中的行为规范，这个规范的产生是为了团体可以正常有序的运作，这个行为规范建立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这个规矩里行事，同样这个规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一样的，权利义务在这里得到了产生，每个人有权利要求对团体秩序造成破坏的人恢复秩序，承担责任;每个人也有不影响这个团体正常秩序的义务，在我看来这是公共道德产生的一个基础。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样一“公”一“私”，区别对比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还是要跟上面的差序格局联系在一起来说明。在上面我们知道了差序格局事实上就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散发的一种“己”与其他人的联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里任何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向外扩展没有一个固定分明的界限，道德这种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根根单独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每一根人与人的联系中所使用的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可以使用。既然不存在一种笼统的道德观念可以普遍适用于乡土社会并让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去遵守这种一致的道德观念，然而“克己复礼”就成了乡土社会中道德观念的核心了，毕竟只有自己是可控的。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抽出了一个“仁”字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中的这个孔子所极力推崇的“仁”字，孔子自己也没能给出一个明晰的笼统的解释，他对于“仁”的解说都是围绕着私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同样可以论证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四、家族与男女有别
在家族这一个章节中，我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乡土社会中家庭到家族的演化，男女有别的现象也是由它衍生出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到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功能可以用家庭来负担，而反过来家庭要负担政治、经济等功能就要求家的结构的扩大，这并不是以生儿育女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家庭可以负担的;而且家庭在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之后就被要求具有长期绵续性，故具有临时性以夫妻为主轴的西方家庭不能胜任这一功能。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以父子、婆媳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结构也是为适应这些功能的承担，父子为主轴避免了个人的死亡而导致的家庭的终结，变得只是成分而不是父子主轴的结构。
在上面我们提到中国乡土社会为了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维持家庭的长期绵续性，将家庭演化为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形式，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将生育以外的其他功能拉入家庭导致的结果。政治经济等事业要求效率，效率要求纪律，纪律排斥私情，任何带有强烈情感波动的情绪都会对事业产生影响，这就导致了“男女有别”这种现象的发生，毕竟男女求同的过程就是激烈的。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出了大部分求同的过程都是激烈血腥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求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求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求同无不是伴随着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男女这种从生理上就不一致的两种类型其求同的过程也同样是激烈的。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政治经济等功能，被要求具有长期性，这就一定程度上排斥伴随着激烈过程的男女求同，这影响到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效率，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主要体现在同性之间。承认男女差别，但不追求两者相互之间的认识认同，将情感的交流发生于同性之间，乡土社会“男女有别”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五、乡土社会中的礼与法
就像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法律来调整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规范的，中国乡土社会使用“礼”来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治”。
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口流动性极小的社会，一代代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种，依靠一套固定的经验，不变的规则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种经过不断验证而确又十分有效，有益于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些行为规范，这些社会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慢慢就演化为了传统。“礼”的维持依靠传统，而“礼”就是人们主动对传统服膺的习惯。要使人们主动服膺于传统，那么这一套传统必须是经人们不断亲身试验，确实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样一种环境稳定，人口不大流动的农耕社会才能孕育出“礼治”社会。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快，不可能存在一套不变的经验或规矩能适用于任何环境并无法使人服从，这时候才需要法律作为工具来调节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礼治”在乡土社会的产生以及为何“礼治”可以在乡土社会被适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一下“法律”能否融于乡土社会。法律它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它旨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所以说像一些由道德伦理去评价的那些家庭琐事，它是不管的，但乡土社会的“礼”调整大部分的却刚好是这些伦理上的事情。然而一个社会是不能同时存在两种评级体系，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存在于同一社会必然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混乱动荡。在中国乡土社会，法律刚下乡的时候，我相信肯定是有过这一混乱时期的。有一部电影刚好反应了这一问题，有一天，出现一波村民找到一名刚下乡的青年法官要求这位法官帮他们解决问题，问题出于A村民的猪在外觅食的时候把B村民家的祖坟给拱了，A、B两家人协调不好，闹到法官这里，B村民要求赔偿两头猪和一场法事而A村民坚持只赔一头猪和一场法事，刚好这一天在乡下待得较旧有资历的老法官不在现场，只留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法官，这位年轻法官以不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律为由不接受审理，结果导致A、B两家村民大打出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大致能看出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地位是很尴尬的，这种尴尬时期就发生在乡土社会依然可以用“礼”来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被强行安插进来的阶段。从上面的故事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即现代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副作用，破坏原有的礼治，却没有建设起法治秩序。
六、乡土社会中的权利结构问题
在讨论乡土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几种权利结构。在这本《乡土中国》里面他一共提到了四种权力结构的形式，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利、长老权利以及时势权利。横暴权利是一个阶级以权力为工具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利益进行剥夺的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作为被统治的另一阶级需要具有一定的剩余利益。同意权利产生于社会合作分工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每个人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地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免不了秩序的出现来规制不利于社会分工的行为，这种秩序的出现依靠的是社会同意的力量，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同意权利在此产生。长老权利是一种在乡土社会这种人口流动性小，环境固定，依靠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传统就能有效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结构里所产生的一种教化式的权利。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社会变迁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结构在乡土社会的比重。上面我们提到横暴权力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剩余利益可以被剥夺，不然这种对抗性权利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但是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多少剩余利益可以促使横暴权利的产生，这是乡土社会对横暴权力的限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不存在横暴权力了，在中国乡土社会横暴权力的发生具有周期性，当小农经济的社会休养生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太过饱和再加上这个国家统治层的权利的膨胀，就会有一种向外扩张或在内部大兴建设的企图，这时候为了自己计划的实施，它必须对没有太多剩余利益的乡土社会进行压榨，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动荡，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又导致人口的减少和新政权的产生，这时横暴权利终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朝代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而强调“无为”政治。而同意权力产生在社会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不存在所谓的同意权力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完成，不需要社会分工来解决。
再讲长老权利和时势权利之前，我觉得有两个过程要先提出来，一个是社会继替，一个是社会变迁。社会继替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两种过程不是被分割，而是同时行进的。先提出来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属于社会继替所影响的长老权力与属于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时势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起支配的权力是长老权力，一种教化性的权利。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在乡土社会处于支配地位是因为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及环境都不变，变的只是人的继替，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处理同一类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文化传统备受重视，这种被验证有效的经验成为了生活中宝贵的财富，而经验来自于长辈的教化，这是长老权力在乡土社会起支配的原因。而时势权利发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变迁是由于原来有效的固定经验在变更了的环境下不再适用，旧的社会结构不能再满足人民的需要，新的社会结构被要求出现，而激烈社会变迁引起的新旧交替所导致的社会不安，促使了“英雄”的产生，随之而产生了“英雄”对跟随他的民众的支配的权力。
上面我们说了，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之间、社会继替与社会变迁之间在时间上不是分隔开来，而是同时存在的。慢速率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继替可以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可以“注释”的权力变动方式来改变长老权力下文化传统的内容，也就是“名实的分离”。而当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并伴随着激烈过程的时候，长老权力衰落了，随着而来的是时势权力的抬头。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刚好能印证激烈社会变迁中长老权力逐渐衰弱这种说法，就像这几年时常会看到的农村老人因儿女经常不回家或不尽孝道而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原来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小，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人们面对着的是社会的优胜劣汰，当固定的传统不能有效运用于并有益于生活时，这种传统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而远在乡村的家中长辈作为长老权力的体现者，由于其所拥有的经验再也无法帮助子孙后辈也同样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乡土社会》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包含的内容却直面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虽然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部分理论还是适用于如今的乡土社会。就像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导致的“农村剩男”现象、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都可以从《乡土社会》的一些理论中得到解释。
二：《乡土中国》一书收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老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这十四篇文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以下我就选择了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
一、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乡土中国读书笔记3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3篇。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本文中的第一段，间断的一句话，就将对乡土社会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社会极其重要的层面
紧接着，费老便开始大赞人们在藐视乡下人土气时用的“土”字用得精妙，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
“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乡土中国读书笔记3篇心得体会。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民生活是一幅春耕秋收面土背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循环式图卷，一个老农所面临的问题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他做着和父亲爷爷一样的工作，和子孙后代也一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只需要通过面对面的言传、手把手的身教即可继承，而且非常稳定。为了这种稳定可预期的生活保证，农民只需要气候正常，不需要技术革命;只需要按部就班，不需要别出心裁;只需要求是，不需要创新。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不得不佩服费老对这一点的精辟解释，我想如果没有大量的研究以及本着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与关怀是很难有这样独到见解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乡土中国读书笔记3篇乡土中国读书笔记3篇。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
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
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乡土中国读书笔记3篇心得体会。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