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动荡的魏晋时期
魏晋是个动荡的时期，三国的混乱尚未完全平息，权臣篡了位，这还不错；等到晋室那些不成器的子孙带着些臣子如丧家之犬过得江来，五石散的气味，清谈的声音，门阀大户的飞扬恣意又将这世界笼罩。剩下的一些风流人物，都觉得喘不过气来了。
那便寻一些空隙回过气来吧。于是，山巨源做了官，嵇康杀了头。名士存身任情的空间，又在哪里呢
阮籍一样在这样的世上活着，而且比旁人活得更压抑、更痛苦。他嗅到五石散的药味，觉得厌恶；他听着所谓高士的玄谈，觉得可笑。魏晋的人们，绞尽脑汁地在仪容和谈吐中表现自己的智慧与高雅，哪怕他们并不曾忘记渡江的狼狈，哪怕他们偶尔会作楚囚相对，哪怕他们曾经击溃了异族投鞭断流的军队。他们害怕，害怕失去身家地位，害怕家族被外人灭绝，害怕一梦醒来，面对的是冷酷的胥吏或外族的铁蹄。
所以黑暗愈加黑暗，时世愈加凄惨。不时还上演自军对垒的闹剧。阮籍也害怕，害怕自己沉沦在混浊的尘世中。怎么办？醉，歌，哭，苦苦追寻放达的空间！
遣愁之最易者，不过一醉。饮酒，饮酒，有诗下酒好，空饮也没什么不妥。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当不了圣贤，就只能一杯一杯复一杯。醉了，醉了，再喝。等到全身的血仿佛变成酒的时候，他便起身作一曲弦歌，青眼看琴，白眼看人。他高歌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低吟着愿为鸿鹄起高飞，慨叹着此身原是无用身。歌不尽的，哭！他驾车狂奔，至不可行处放声大哭，此间何处？不知道。他只知道哭，哪怕哭到双目泣血！他要用哭声震开层层乌云，为自己谋得一片天地！可叹可惜，他的哭声感动了后人，却惊不醒时人的迷梦。他在放达的空间中苟延残喘，却脱不了身心的桎梏。
呜呼！欲寓身放达的空间求自由而不可得，实在可悲。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探究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建安文学，实际上是指曹氏三祖（曹操、丕、睿）时代的文学创作，大致包括汉献帝和魏文帝、明帝时期的文学。建安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成就在诗歌。重要诗人是曹氏父子，以及以他们为中心的“七子”，还有女诗人蔡琰。他们都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目睹了割据者的烧杀抢掠，饱受乱离之苦，对世事与人生有深层的思索。他们的创作反映了时代特征与他们自身的风貌。建安诗歌具有以下一些基本倾向：
1、表现了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精神和要求统一的愿望。
2、抒写了人生苦短的哀叹，带有浓郁的悲剧色彩。
3、反映了社会动乱的景象和人民流离失所的痛苦。
4、诗人创作个性得以高昂，文学开始走向自觉。
5、继承并发扬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又有所创新。
6、把乐府旧题的四言、杂言叙事诗，改变为旧调新内容或另创新题的五言抒情诗；
7、语言由质朴刚健趋向华美；
总体而言，建安诗歌呈现了一种慷慨悲凉、清新刚健的风格。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
（二）、“三曹”
1、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市）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因此，其出身为清流所鄙视。他自幼机敏有权术，由讨伐董卓、镇压黄巾军起家。年轻时曾被当时名士许劭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建安元年（196），迎献帝都许昌，受封为大将军及丞相，后又进封为魏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其子曹丕代汉自立后，追封为魏武帝。
曹操是建安时期的文坛领袖，也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集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于一身，又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他“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于戎马倥偬之余，写下了不少的诗文。
曹操的诗，今存20余首，全是用乐府旧题写时事。这些诗有四言，也有五言，而以四言诗的成就为高。他的诗按内容可分为三类。其一，反映汉末动荡的社会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的诗篇。如《薤露行》写何进企图借助四方军阀力量消灭宦官，结果自己先被宦官诛灭，又招来董卓作乱洛阳。《蒿里行》写关东州郡推举袁绍为盟主，起兵讨伐董卓，而各路军阀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诗末6句描述了这一景象：“铠甲生虮虱，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另有《苦寒行》、《却东西门行》等。明人钟惺《古诗归》说曹操的诗是：“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其二，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的诗篇。如《度关山》、《对酒》、《龟虽寿》、《观沧海》等。尤其是他的名篇《短歌行》，全诗反复吟咏求贤不得的苦闷与贤人来奔而客主宴饮的欢乐，一唱三叹，形象鲜明地抒发自己在为国求贤过程中忧乐心情。其三，游仙诗。如《气出唱》、《精列》、《陌上桑》等。
魏晋南北朝诗歌知识点
1、建安风骨也叫魏晋风骨，指的是诗歌呈现出的俊爽刚健的风格。建安是汉献帝年号，这类诗歌普遍反映了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慷慨悲凉的独特风格。建安风骨的代表诗人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璃、应场、刘桢)等。
2、七言诗起源于先秦和汉代的民间歌谣。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有历史记载的、最早正式创作七言诗的诗人是魏国的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七言诗。
3、南北朝乐府民歌北朝民歌气质刚健、爽朗，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较广阔，《木兰诗》为其代表作;南朝民歌则倾向于抒写男女恋情，风格缠绵清丽，《两洲曲》》是其代表作。
4、阮籍代表作是以忧生念乱之情写下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其诗大量运川比兴手法，寄托人生实感，思隐而辞丽，呈现出瑰然特异的风貌。唐代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都是师承阮籍《咏怀诗》而作的人生实感辑录。
5、.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东晋末期南朝宋初诗人、散义家。田同生活是陶渊叫诗的主要题材，主要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等，被诗论家称为田园诗人和隐逸诗人。其诗歌兼有半淡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白然。
6、谢灵运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山水诗人，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对唐代的诗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自谢灵运始，山水诗成为中围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7、鲍照以其特殊的身世感，发为歌唱，恃调激昂，气势雄健，对李白、杜甫的影响较大。在曹丕的《燕歌行》音响久沉之后，鲍照以其十八首《拟行路难》及大量匕言歌行的杰山艺术成就，奠定并开创了七言诗进一步发展的局面，在七言诗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8、谢朓是永明体诗的代表作家，他把诗歌的描绘对象从山水展到一般自然景物，并以大量的新变体诗把五言创作推进到律化，为五言律诗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他的创作实践，为唐代格律诗的产生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永明体，是在齐武帝水明年间出现的一种新诗体。讲究声韵，对仗工整，文辞华美，篇幅短小整饬。
中国古代史-南北朝
自从司马往南迁，北方十六胡始争。
一年一年又一年，前秦统一中华原。
前秦淝水与晋战，最终中土以分裂。
南部刘裕篡大晋，南朝大宋已在现。
宋齐梁陈时代更，北朝疆土统一了。
鲜卑氏族拓跋氏，一同中原容民族。
最终政权于齐周，终而三国又鼎立。
北周出击击高齐，高齐江山尽数周。
北周杨坚篡政权，南下攻陈统天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历史撰述的成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①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年内部排印本。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著述，有鱼豢著《魏略》三十八卷，王沈著《魏书》四十八卷，韦昭著《吴书》二十五卷，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①。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著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著《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著《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著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著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著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著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①《史通·题目》。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
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范晔著《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著也。郭伋、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著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著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傑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著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著名的，如魏曹冏著《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著《辨亡论》，干宝著《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著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著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著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著。《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①《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著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①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②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此后，隋唐图书的著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著《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著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f、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f、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南北朝国学：“言意之辩”对魏晋文学创作的启示
“言意之辩”是魏晋玄学中一个重要论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认为“这个哲学中的唯心命题，在文学的审美规律的把握上，却具有正确和深刻的内涵”。尤其是当文学艺术走向独立的时候，“言意之辩”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规律的发展，无疑起了促进的作用。
“言意之辩”由来己久，早在先秦哲学着作中就己屡屡提到。《墨子·经说上》云:“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认为语言可以表达出事理。《庄子·天道篇》云:“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就是说，语言难以传达出深奥的事理来。《周易·系辞上》也提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到了魏晋时代。随着哲学上的言意之辩的流行，言能不能尽意更为人们所普遍关注，从而成为玄学名理的重要内容。玄学家们曾对言、意、象(物)的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先后形成了以欧阳建为代表的“言尽意，”;以王弼为代表的“言不尽意”两大派。占主导地位的是“言不尽意”派。
《三国志·魏志·荀传》注引何劭《荀粲传》中有一段记载:
粲兄侯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
很显然，荀粲对于言不尽意的论述，乃是融合了《周易》与《庄子》两家的说法。《周易》中己认识到“言不尽意”的道理，故采取变通的方法，借助于“立象”，、“设卦”，以尽“意”，、尽“情伪”，;而荀粟则将庄子的“精”，与“粗”、“有形”与“无形”的思想运用其中，进一步提出了“意外”、“象外”和“系表”之说。认为意内、象内系内可言之，而意外、象外、系表的东西则“蕴而不出”，心或知之而不可尽言之，甚至根本就无从言之。这就把“言不尽意”的道理讲的更深入，也更玄妙了。王弼在《周易略例·明家》中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已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己尽情，而画可忘也。
这是魏晋论述言意关系问题最重要的一段文字，它在原则上判明了名言与意理的关系。即“意”要通过“象”而传达出来，较之其他人，王弼更注重“意”而不是“象”。他把得意看作是目的，把言看作是得意的一种手段，得了意，言、象均可忘掉。“得意忘言说”，注重的是对精神本体的体悟和把握。王弼承认象只有通过言才能了解，所以对意的把握最后还要归结到言。然而意是不可能完全得到的，更玄妙、更幽微的意，便非言、象所能表述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所以，“言不尽意”成为当时普遍的认识。
王弼等人所讨论的，终究是一个哲学问题，是就人的认识和表现外部世界的一般规律或特点而说的。但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是影响一切精神文明的思想背景。哲学上的“言不尽意”是诗学上的“言不尽意”的衍化源。这场哲学上的“言意之辩”，广泛地渗透到美学、文学领域，对美学理论和美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言不尽意论并不否认言辞达意的功能，它只是指出了言辞和意念之间的差距，认识到言辞并不能把意念完全表达出来这样一个特殊规律，并试图通过“忘言”，、“忘象”的具体办法，希望由有限的“言”、“象”去领悟无限的“意”。正是在这点上，玄学和文学贯通了起来。玄学上的“忘言”、“忘象”，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引导人们形而上学的看问题，不要囿于文字而忘了意理。玄学上的这场争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恰恰启示文学家对“言”，的重视。从文学的审美规律来讲，固然可以“得意忘言”，而在审美创作方面，却无法忘却言的存在。在王弼的逻辑框架中，在言-——象——意的认识链条中，“意”固然是目的，而迈向目的的第一步却是“言”。美虽有无限的可能性，但其表现总是具体可感的，又脱离不了有限。成功的作品即在于通过有限表现无限。正因为“言不尽意”极其深刻地揭示了审美创造的特殊规律，这才使得它对当时及后世的文艺创作及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小升初语文文学常识考点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
③“竹林七贤”。 阮籍、稽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刘咸
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 《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
⑤此外, 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
2.魏晋南北朝的小说
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干将莫邪》。
②轶事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周处》。
魏晋南北朝文学常识
1）“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2）“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
（3）诸葛亮，字孔明，别号卧龙，封武乡侯。其主要作品有《诸葛亮集》，《出师表》出于此。
（4）干宝，字令升。主要作品有《搜神记》。《干将莫邪》、《东海孝妇》都出于此。《搜神记》是我国最早的短篇小说集之一，多为志怪故事。
（5）陶渊明，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谥靖节，我国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有《陶渊明集》，代表作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饮酒》等。
（6）范晔，字尉宗，著《后汉书》。纪传体断代史，前“四史”之一。
（7）刘义庆，袭封临川王。主要作品有《世说》，唐时称为《世说新书》，宋时称《世说新语》。属笔记体小说，记载魏晋人物的言谈轶事，与“志怪小说”相对，可看作“志人小说”的开端。
（8）刘勰，字彦和，晚年为僧，法名慧地。主要作品有《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文艺理论专著。
（9）北朝乐府主要作品有《木兰诗》、《敕勒歌》、《折扬柳歌辞》，都被收入《乐府诗集》。
魏晋南北朝文学常识
三曹
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建安七子
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
建安风骨
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在此前后,出现了“三曹”、“七子”、一蔡等著名作家，他们的创作多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悲愤诗》
诗歌篇名。汉魏间著名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
竹林七贤
指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文士“相与友善，游于竹林”，故号“竹林七贤”。
田园诗
指以田园风光和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诗篇。陶渊明的田园诗，多方面描写田园景色和农村生活，表现了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诗人悠然自得的心情，也表现了诗人参与农村劳动的感受，以及与农民的愉快交往。本来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异趣，但随着南朝齐谢脁山水诗注意表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象，田园诗与山水诗的界限遂渐渐模糊。人们一般称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可见其合流的趋势。
陶谢
指东晋末宋初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杜甫有“焉得诗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之句，即指此二人。他们都善于描写自然景物。但陶多写田园，而谢多刻划山水；陶诗语言朴实自然，谢诗则讲究词藻与对偶，崇尚绮丽，风格并不相近。
《敇勒歌》
乐府杂歌篇名。北朝民歌。敕勒歌辞系从鲜卑语译出。北齐高欢为周军所败，命斛律金唱此歌以激励士气。这首歌辞歌唱了草原的辽阔和牛羊的繁盛。风格异常雄浑朴质，不愧为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品。
志怪小说
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主要指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以记述神仙鬼怪为内容的小说，也可包括汉代的同类作品。志怪小说是受当时盛行的神仙方术之说而形成的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形成的。志怪小说的内容很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炫耀地理博物的琐闻如东方朔《神异经》等；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对唐代传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志人小说
是指魏晋六朝流行的专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是在品藻人物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形成的。著名的有《笑林》、《世说新语》等。志人小说和其他小说一起，开启了后世小说之先河。
《搜神记》
一部用笔记体裁编写的志怪小说集。二十卷。东晋干宝作。所记多神灵怪异之事，作者意在阐明“神道之不诬”。但亦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其中一些作品揭露统治阶级之罪恶，表达人民之愿望，另有一些故事赞美了劳动人民勤劳、勇敢、善良、智慧等优秀品质，还有一些爱情故事表现了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的重压下的痛苦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对唐人的传奇和俗体文学有重大影响。
《世说新语》
南朝刘义庆编，梁刘孝标注的一部笔记体轶事小说名。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的遗闻轶事，对当时士族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多所反映。虽有消极因素，但批判黑暗，讽刺奢淫，赞扬智慧，表彰善良，亦复不少。语言精炼，韵味隽永。对后代笔记文学颇有影响。
高三语文常见文学常识：魏晋南北朝文学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洛神赋》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yǔ)应扬(yáng)刘桢。王粲的《七哀诗》成就最高。
③“竹林七贤”指嵇康、阮籍、向秀等七位作者
④陶渊明，名潜，字元亮，世称靖节先生。《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归园田居》《饮酒》是传世之作。
⑤此外,诸葛亮《出师表》、范晔(yè)《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羲之《兰亭集序》、刘勰《文心雕龙》、郦道元《水经注》都名垂史册。
B、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小说的发展期)
①志怪小说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干将莫邪》。
②轶事小说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周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