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读《万历十五年》与《红楼梦》有感
《万历十五年》是我寒假读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红楼梦》，我在读完《红楼梦》之后，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本书留给我最初的印象，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而更多的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而读罢《万历十五年》，我又不得不为黄仁宇深刻的思考所触动，中国社会的管理过多的依赖道德而不是法制，这哪仅仅是明朝所特有的呢？殊不知，在接下来的清朝一直到如今，社会上都不可避免的存在着或轻或重的管理问题。
《红楼梦》是小说，尽管有许多内容是虚构的，但是毫无疑问，小说的情节是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的，是生活的再现与升华，所以里面大部分内容可以作为我接下来论述的凭据。
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提到过：中国人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这一点在《红楼梦》里体现的淋漓尽致。或者说《红楼梦》当中的人物关系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展开的，随便举一两个例子，比如黛玉刚进贾府，一个“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一方面反映了黛玉的心思缜密，深谙人情事理，但更反映了在当时社会上人与人交流与相处存在的一种隔阂；又比如众人讨贾母的喜欢，泼辣的王熙凤、“佛爷”似的王夫人、正经而又严肃的贾政还有那宝玉这些自不用说，单说贾母给宝钗庆生辰请邢夫人、尤氏和惜春，一个“不敢不来”已经将伦理体系的大家长所具有的威慑力体现出来。
《红楼梦》里面还体现出了一种强烈而又自然的“脸面观”。在《红楼梦》当中，我们能经常听到婆子骂丫环，或是主子骂奴才，而其中经常出现的词就是“上了脸了”，毕竟在奴才或是丫环的心里，脸面与身份是对等的。“上了脸了”，其实一方面是由于身份对他人脸面价值的内心的不认可，而另一方面是对脸面的有无并且多少与地位的直接挂钩深表赞同。
以上所详述的身份、脸面都是建立在儒家道德的基础之上的，而贾府被抄家，同样也是由于道德，即在道德层面上社会的不认可。而贾家在道德上的失败，归根仍旧是道德治家的的缺陷。
由家上升到国，这种问题就更加深刻并且以新的形式地暴露在社会管理层面，这在《万历十五年》中有较为详尽的叙述。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以历史上极其普通的1587年切入，从波澜不惊的表面深入剖析了时代背后涌动的暗流，而这股暗流，即社会的发展与传统的文官制度之间的矛盾，即将浮出水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中分析了这种文官制度的“顽固性”（姑且称之为顽固性）。尽管有身体力行，得到皇上支持且努力想变革，更确切地说，改善各种制度的首辅张居正，但是以一己之力对付“全天下的读书人”，结局可想而知，并且由于张居正侵害了文官集团的利益，最后死后落到身败名裂的下场；尽管有清楚地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并且努力地折衷调和的申时行，但是作为首辅的他，承担着文武百官的表率以及与皇帝最亲密的大臣双重身份，一旦不能够履行好其中之一尤其是前者，他将自然为统治者或大臣所不容，所以在最后他对立储的立场被公布之后，自然而然地为百官踢出。以上两位首辅一则自起炉灶，希望行政效率的提高，却适得其反，由于严厉的政策导致的高压气氛最终使文官集团破裂；二则从中调剂，恕道待人，来补救文官之间的空隙，但是单单纯粹的补救永远也挽不回这座欲塌的高楼。他们都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试图来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然而文官制度像固执的一头冲向悬崖的牛，虽然这种制度已经愈发暴露出它的弊端——财政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军备的效能极低，腐败问题严重……国家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但是只要人民能安分守己，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文官们并不准备拒绝。
宋朝的这种文官制度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在“四书”上的，而“四书”则是这一个庞大帝国的圣经。“四书”被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所诵习，朝廷通过科举制度选出优秀的“‘四书’学习者”，组成文官集团，而大大小小的文官，他们所共通并且共同恪守的信条就是“四书”的训示。毫无疑问，一个人并不可能时时刻刻恪守这些信条，纵然有也不会被时代所接纳，举出海瑞的例子，海瑞在大部分的人心中是一代清官，没有错，他一生为官廉洁，死后只留下白银20两，他是令人尊敬的，但这也恰恰反映了文官集团并不是一个团结的共同体，相反的，内部才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道德模范。说海瑞是道德模范，是因为他也是文官制度的产物，并且拥有恪守所有道德准则的信念与勇气，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为官时并不被大家所喜欢。最初制定这一信条的统治者，希望依赖这文化的传统来维持和运转整个国家，但是这种文官制度随着时间慢慢变质，而变质的原因，便是因为人具有阴阳两个不同的方面同时又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而仅仅凭借儒家一些简单、粗略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法有效实行的原则来束缚人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还有一样事物能够弥补以上所有的不足，那便是法律。如果百官恪守的是法律而不是简单的信条，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但情况并不是这样，法律并没有成为国家被治理的依据，相反地，法律在这个帝国的体现简单而又粗略，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只是由乡间的仲裁来判定，只有刑事案件由官府审理，而官府对于这些案件都有固定的规则，如“杀人偿命”等等。而导致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整个帝国实质上是由大大小小的乡村集合起来的集合体，所以如果以法律为本，实际运行中就会遇到操作繁琐、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等问题；其二是因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为文官制度服务的，司法从属行政，那么政府的统治便可以实现一元化，归根结底，这有利于巩固文官的统治地位——这也就是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表为公仆实为主人。所以，帝国的一点烛光并不能带领这个帝国走出黑暗。
然而，并不能就这样否定文官制度存在着巨大弊端，毕竟，它曾作为治国的政策并且取得不错的效果，随着社会的发展，那么这种制度的维持，必定是再也不能为时势所容许，但是许多社会管理问题依旧会存留。
文官制度的实质即为道德治国，回归到《红楼梦》中贾府抄家事件，其中的皇上并不曾正面出现，但我们不难感受到，皇上的喜怒决定着贾府的荣衰。试想元妃省亲之时，家父是何等的荣耀，但在道义上被皇帝否决之后（这一点不难从西平王在转达的皇帝旨意：“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着革去世职。”），家族很快便衰败了。岂止是贾府，社会上所有家庭都处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处境之中。这不难反映在人治社会中，财产权无法得到保护。反过来说，就是家庭需要法律与契约的保护梅因在其著作《古代法》中提到：”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到目前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而从不平等到平等，从等级制度到平等契约，正体现契约精神即法治精神。从《红楼梦》中体现出的“家”的困境，到《万历十五年》中体现的“国”的困境，我们不难看出道德立家与立国的弊端。由此，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以依靠道德为主要途径来感化他人的道路上，而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利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必将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万历十五年》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x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x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而从书中，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儒教误国。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有感
最近，受同学的影响下，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作品《万里十五年》，书中，黄仁宇先生以其“大历史观”，深刻剖析了明代的政治及世风。阅读完了全作后，我对黄仁宇先生提出的一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就是一个社会在道德与法律上的取舍。
中国历来有乱世用重典的习惯，无论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还是清初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都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削弱民众反政府的野心，所做出的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这时法律在社会上的地位是道德所望尘莫及的。
从另一反面来看，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这样也是无奈之举，试想，如果统治者的臣民们都在想着“大丈夫当如此也!”甚至是“彼可取而代之”的话，他又岂能安睡于卧榻。更何况，乱世之中豪强群起纷争，战争直接激起了人们心中的那最原始的野性，弱肉强食，社会秩序往往会被破坏的一干二净，而作为统治者，他这是所最需要做的，也是贫苦大众(也就是弱势群体)所最希望做的，就是能够恢复原有的社会秩序。而这时，法律作为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工具而得到最大的落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乱世渐渐过去，社会秩序也慢慢的恢复，这时，统治者们所希望的就是社会秩序能够永远的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也就是说，人们心里的那种原始野性能够永远的为文明所替代，他们就需要以一种思想上的规范来约束他的人民，这时，儒家文化就进入了统治者的视线，儒家文化讲究仁者爱人，尊君爱父，讲究人之初，性本善，正好能够驯化所谓的乡野蛮夫，因此，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文化渐渐的造就了社会道德，也使中国渐渐的走向了文明。
在金庸先生的作品《天龙八部》中，曾有过这么一段情节，扫地僧告戒箫，慕容二人，过多的修炼武功秘籍固然会使你一时强大，但日久必然伤身，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以佛法来修身养性，来缓解武功所造成的戾气，这一精辟的说法其实可以看作对道德与法律最好的阐释，法律固然能够对重整社会产生很大作用，但其反作用也相当的明显，人民往往会变的民不聊生，秦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家出身的李斯与始皇的搭档，国家固然是高度中央集权，但其崩溃的程度也是举世罕见。
而明朝为文官集团所控制，以八股为武器，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可谓是民风淳朴，但其弊端也显而易见，社会生产力的得到发展，类似于严嵩，魏忠贤等人能够轻易的控制法律。虽然国家希望以道德来使读书人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当读书人成为官员，有了权利以后，由于缺少强力的法律为保障，道德往往就无法抵御巨大利益所带来的诱惑，因此，举朝上下贪污成风，最后内忧外患，最终亡国。
其实，道德与法律最好的关系便象扫地僧所说，以道德来辅助法律，道德，也就是“礼”，在《礼》中的解释就是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可见，道德最初的作用就是在一些法律没有顾及的地方进行约束，进行一些辅助作用。统治者首先必须以法律来构建社会秩序，使有破坏社会秩序想法的那些人停留在想法阶段，然后再以道德感化那些人，使之破坏秩序的想法慢慢淡化，直至消失。这应该就是法律与道德最恰当的关系吧。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范例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大的感受：那就是被主宰的悲哀的命运，这句话适用于里面每一个人，包括皇帝、能臣、清官等，他们都试图去追寻他们心目中理想，但都付诸东流。
万历十五年是平淡的十五年，似乎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实际上，从这年起，王朝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了。或者并不应该这么说，应该说王朝的覆灭已经注定了，而只是从那时起，端倪更明显罢了。
明朝的统治者并非皇帝，而是文官集团以及书中没有提及到得宦官集团，这是区别于历代王朝的一个显著特点。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废掉丞相，这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而他并没有为他无能的子孙想过，也没有想到在王朝的后期，文官集团会是凌驾于皇帝头上的正真主宰者。
文官集团有制度上的保障，也有思想上的巩固。而整个文官集团是以儒家思想为思想核心，这样便造成了一个以道德来实现统治目的的国家，缺乏了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使大批的人挂羊头卖牛肉，为国家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描述的许多重大的宫廷斗争中，都是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消失所牵起的轩然大波，比如说首辅的张居正，他在任期间，父亲突然去世，这本来只是礼仪上的问题，但偏偏在文官集团的添盐加醋下成了一场政治斗争。
在本书中，作者是以阴阳的思想来阐述的。阳既是光明磊落、不顾生命安危誓死捍卫道德的人；阴既是所谓的贪官、贪财贪权。阴阳之间的不断冲突，是导致炸.弹爆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我个人认为，既是是阳者也有阴，阴着也有阳，在这个物序流转的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存在的理由，那么谁又能把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哪一方呢
最后，作者是以这么一段话结束他的作品的：“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而从书中，我唯一得到的结论是：儒教误国。
万历十五年优秀读后感
最近认真把《万历十五年》一遍，我觉得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通俗好读，又能启发思考。
打开这本书，没有枯燥的图表，没有复杂的历史陈述，而是把万历、张居正、海瑞、戚继光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讲得像普通人一样生动、丰富，触摸得到。这些人里，张居正可能是最让人“心疼”的那个。他能力出众、志向远大，努力纠正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在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算得上一股清流。但他穷其一生，却根本无法逆转这个国家衰落的趋势。在时代的浪潮下，人总是无奈而被动的。万历十五年，没有大事发生的一年，却藏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里，难以明言的种种奥秘！
此书分七章，每一章中都介绍一个人物，以每个人物来反映这段历史；它从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这些人的角度来写的。反映当时从皇帝、首辅、地方官员、将军、哲学家的方方面面，冷暖人生。
从这些朝廷中各种人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的太阳早已成夕阳，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从军事上来说，戚继光――这个孤独的将领，带领戚家军平倭寇之后，并没有因此受到重用，也许是因为明朝的重文轻武，导致戚继光在此后黯然死去，他的死也没有得到什么重视，而后军事掌控于庸才之手，军事力量也逐渐下滑，到了努尔哈赤起兵之时，明朝的军事力量早已成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了。再加上朝中无人可用，自然而然的被满族的铁骑埋没。而从统治阶级中，上至皇帝，下至芝麻小官，更是政治黑暗，歪风邪气盛行，一些忠义之臣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逝。像这样的朝廷难道还能长治久安？只能等着灭亡了。而万历十五年，恰恰为此埋下了深远的伏笔！
这本书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
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家。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
《万历十五年》并非只写万历十五年这一年的故事，也并非只写万历年间的故事，他写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优越的终结，是对“儒与法”的深刻剖析。取名“万历十五年”也许只是个象征，也许只是因为音韵的和谐。
这本书阅毕，有一种愤慨之情，热血喷张的感受，与对世道苍凉的哀叹，历史的确有它的魅力啊！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黄仁宇的叙述恣肆雍容，很多人读这本书，就会陷进去，因而产生神龙不见首尾的感觉。
在看这本书的同时，其实可以先看黄的另外一本书：《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这本书出版于1974年，研究明代的政一府财政问题，通过细致梳理，指出明代财政只是注重形式上的整齐，政策的实施全赖当局自上而下施压，官僚体制和一般民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有效的税收体制，从而揭示帝制中国的某些鲜明特点。
这本书是《万历十五年》的奠基石。明了这本书的主题，当有助于《万》的理解。当然，这是一部财政专书，看起来有一定难度。
那么，还可以通过另一本书来体会《万》书的一精一髓所在，这就是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
在回忆录里，黄仁宇结合自己的奇特经历，详细叙述了大历史观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和观点。了解这些，读起《万历十五年》来当有更深切的体会。
由于讲的是万历年间的史事，很多人都把《万历十五年》当作一本历史书来读。其实，这本书不仅仅只有这一种读法。
黄仁宇本人曾这样解释他的历史观的来源：“大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一逼一，才体现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写出来的作品，而是融入了作者本人奇特经历和深刻感受的作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理学上的，政治学上，组织学上的，管理学上的，很多现象和道理都可以触类旁通。
实际上，也有不少人从独特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比如，美国心理学家普尼克曾指出：“这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有关中国人过去和现在的许多问题，你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黄仁宇在书中一以贯之的观点是，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制，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从这里面就可以反映出很多心理学上的探究。这也就是普尼克所指的意义。
该书中文初版的责编傅璇琮也曾表示：“这本书的撰写，确实拓新了我们看待历史、观察社会的眼光。”我想，读这本书，培养自己观察、分析社会的能力，也许其意义会更大。
明基电通公司中国营销部总经理曾文祺撰文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当我们观察身边周遭组织里的这些人，从他们日常的做法、想法、看法当中，可以看到企业未来的兴衰，从而培养出一种对未来的洞察力。读透这本书，我用了二十年时间，读了五遍。”
这是从组织学上来看待这本书。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一性一氛围强，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一性一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
很明显，如果把明王朝当作一个组织的话，在它开国时期，是蒸蒸日上的，文臣武将云集，个个能发挥才干，成长一性一极强，应变能力也强。而到了明后期，越来越压抑个人欲一望，文官政治越来越烂熟，最终导致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叛乱、异族的兴起。读这本书，也能对企业领导人有很大的启示。
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读法，每一个人都能读出自己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如黄仁宇先生所倡导的大历史观，黄先生在此书中一共用了七个章节描写了七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指出了中国有了明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失败的历史必然性。
一
黄先生在自序中说自己写此书的目的在于提醒大家，“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冲突既开，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他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在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和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内由先进的演变为落后地区的明清的主要原因”。“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起资本主义呢?黄先生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在《万历十五年》的英文版序言里，L.卡林顿.富路特说到，“黄仁宇先生对明朝末期的一个的聚集，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时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这本著作有利于全面理解现代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做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论述”。“本书的叙述并不是要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从那时及其以后所普遍遭受的苦难一直是个巨大的错误;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抛弃过去的全部经验，并尽可能地仿效西方来弥补的时间”。
二
对于万历来说，作为一个皇帝，他应该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力，按我们想当然的想法，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任何事情。然而事实却是，明代的这种官僚制度居然让他连做人的权利都没有，到是应证了鲁迅的那句“中国就是一个吃人的社会”。万历不能做自己喜欢做事，不能去喜欢自己喜欢的女人，不能到自己喜欢的地方玩，不能让自己认为有才能的人任职，不能有任何朋友，不能表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他想励精图治、扬我国威地积极施政都不可能，更无须说自己还能不能选择去死!他就是一个象征，让所有人来顶膜礼拜，所以他就是一个神，无所不能，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也是如此，他也无须也不可能体会一个人的真实性。他所要做的，就只剩下遵循祖宗之法，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必须完成的程序，并将这种程序保持延续下去。可以知晓，万历的一生是何其悲哀的一生!“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然而必须警惕的是，现实中的每个自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一个个“万历”呢?万历的这样一个悲剧性的象征反应了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形式即实质”的极度无奈。而这种无奈仍然对当代的中国人影响至深。在这一章里，黄仁宇先生还从自己的独特视角细致刻画了在中国官僚政治文化下，人与人之间处理人际关系的微妙之处。如果读者能够仔细思考，很容易发现当下中国无孔不入的这种官僚文化控制着几乎每个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一方面，如果能理解到这个层面，如果我们还有一颗善良之心，我们没有理由不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够后知后觉，能够在各种环境下正确运用好这种文化，对于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是相当有用的。当然我们还能从中体会更多，例如后宫佳丽无数，然而面对一切都不能改变、但精神又是极度空虚和寂寞的万历为何对淑妃郑氏情有独钟?“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个人，一个王朝的失败究竟从何时开始?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我们能够有那种敏锐的洞察力吗?当然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三
中国当时的形势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呢?第二章中，黄先生提到申时行和朋友的一封通信中指出局势艰难，“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能有如此而长治久安者”!!!如此，申时行唯有行中庸之道，唯有坚持自己调济折衷的原则，以延长风雨飘摇中的大明寿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官治国的大国，申时行深知张居正失败的根源。所以，申时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企图在维持文官集团的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首先维持帝国的稳定，再则希望万历皇帝能够作渐近式改革，以图将来。然而，病入膏肓，国家日益积贫积弱，终于在风雨交加的1644年为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所灭，这又奠定了之后中国落后的基础。张居正专政十年，最终却落得个身败名裂，文官集团分裂加剧，在于他忽视了中国的文官集团所具有的双重性格，“固然有许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已之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于：“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工作实际工资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国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四
在张居正一章中，黄先生指出了明代的财政、政治、经济、人事之所在，对帝国作了全面的剖析。不得不承认，中国各级政府的低效由来以久，就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制”。“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朝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中国事实上的各种制度，无论是当下还是古代，张居正可谓至死方明。如有兴趣，多加思考，我们定能发现这种“人和”政不通的根源和根治方法。
《万历十五年》的读后感
我先读了明朝那些事，因为笔法幽默轻松，所以是一气读完。读的过程中查了很多资料，也偶尔百度，整个明史出场人物众多，也读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也有很多在历史框架内左右挣扎，企图挣脱时代的镣铐，推进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的全面发展，却始终领悟不出桎梏不前的原因。
历史的发展受各方面影响的因数太多，黄仁宇个人经历丰富，使他对历史的认识有独特的思考。万历十五年另辟蹊径，企图从大历史的角度，节选几个代表型人物，进行阐述。
以张居正为文官集体中的异端代表，企图调整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推进法制改革。以海瑞为道德文化坚守者代表，解读了坚守陈例，缺乏法制规章的弊端。以申时行为例图维持现状左右疏通代表，却功亏一篑，阴阳即导致了国家机构运行的低效，也割裂了文官集体。
武将戚继光的改革之所以能成行，一是没有从根本上动现有体制的手术，二是得到了张居正的鼎立支持，在保守中推行，但最后还是在张居正落势后，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废除，一同消失在历史尘埃中。
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最近我把《万历十五年》重看了一遍，当然还没看完。我就看了三章，可是这三章让我明白许多，也让我明白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里极力想说的观点。
1、道德与法律的位置，也就是儒与法的位置。自从秦朝因重法而灭亡后，自西汉以来，各朝都开始任用儒生。但是治国不能光靠儒家的道德观念，还是需要法家的，于是明儒暗法这一治国之道诞生了。但是一直以来儒都是高于法的，也就是说道德是高于法律的。这一点到了明朝最为显著。明朝的官员遇到法律所不能包括的案件时，是在用道德观念来判定对错，而明朝的道德观念是被朱熹的四书概括的。海瑞的斟酌标准里就非常强有力地表现出这一点：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这样就算有一些事依靠道德观得以解决，可是法律上的漏洞一味去用道德观填补，没准有一些没有道德观的官员回去钻法律漏洞，以图私利。但是如果让法律高于一切，就会造成像秦朝的短亡。更何况，无论制定法律的人想得多么面面俱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法律肯定会有漏洞，这个时候又没有道德观，社会将会更加腐.败。只有让法律和道德齐头并进，社会才会和谐。可是自秦朝以来，各朝统治者怕蹈秦之覆辙，所以致使儒生目空一切。
2、文官集团的弊端。由于天下所有的事情不可能都让皇帝过目，所以各朝统治者创建了文官集团，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可是久而久之，统治者们发现问题本身就是文官集团。但是这个时候要改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文官集团这个制度已被天下有学之士所接纳，如果彻底改变，天下人都会说统治者无道，局部改变又无济于事。文官集团的问题出现在哪里呢？科举制度。
如果想入朝为官、名扬天下，这缺不了祖父的生财致富、父母的辛苦养育、妻子的贤淑达惠、老师的辛勤培养、朋友的鼓励加油、考官的欣赏录取、上级的提拔教导等等等等，所以说一个人当官之后都要回报这些人，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仅够温饱，与实际脱节，就算俸禄可以维持小康，但是不够回报帮助他的人。所以要收常例，有良心的人就收一点，没良心的就会造成苛政。这全看当政的人的品行。所以张居正想改革，最后措施全部作废；申时行和稀泥，最后虽然使明帝国苟且残喘，可还是阻止不了帝国的衰亡。
如果真的想改变这一状况，还是需要林达所提出的“平衡与制约”。
当然，《万历十五年》里对封建社会制度的看法远不止这两条，还有许多的侧面描写和一笔带过的东西，如：重文轻武的利与弊，愤青的不顾全局等等等等。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如果想全面了解，就去看一下《万历十五年》吧。
万历十五年
历史沧桑，到头来什么也剩不下，永生的愿望随同历史的波涛一起消逝在我们目光尽头。翻开读到孤单的将军——戚继光，读到首辅张居正，读到万历皇帝。曾有人感叹道：“历史竟然可以这么写！”
整本书读起来很有意思，作者黄仁宇先生为了写一个论文从此结缘于明史，而他的着作更是让读者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一位皇帝的无奈，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由此，万历皇帝走上了怠政的道路，他是在和文官集团怄气，但他应该知道，实际上文官集团的力量是一个皇帝难以约束的。从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少年曾经励精图治，打算开创一个“万历中兴”，但由于不能决断，而立储之事成了他的爆发点，于是他开始怠政。而一个王朝往往随着君主的怠政而渐渐走向没落的深渊。
1587，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更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只是患上了慢性病，就如千里之堤上出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蚁穴。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在这无关紧要的岁月里，有灰心朝政的当朝皇帝;有变法失败的前任首辅;有维持现状的现任阁僚;有无人效仿的模范文官;有知音难觅的优秀将领;还有自相矛盾，言行不一的思想家。天下太平，波澜不惊，庞大的中央帝国已经走过近两千年，此时还远未走到尽头。在西方，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正准备启航，北上征讨联合王国。用不了多久，它就会以自己的消亡开启大英帝国此后数百年的辉煌。中国也因此逐渐被强行推入所谓的现代，用黄仁宇的话来说，犹如让一只走兽，硬生生地变作飞禽。结局当然是落得不会飞也不会走，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
读到张居正，我更是感到了世态炎凉，生前的荣华和身后的悲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清算张居正的行动中，凡是和他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不是流放边关就是把官回乡，其中戚继光就是其中之一，戚继光是一个大英雄，但是它也蒙逃脱历史的惯性发展，它便是牺牲品。
从1587年至今，历史已飘过四百多年，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更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此带来的社会浮躁心态也被广泛诟病。如何保持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快速崛起的中国没有涌现出一批思想家、哲学家是值得我们警醒的，甚至于哲学这门学科也在走向没落边缘。在关注经济发展、推进机制体制改革的同时，更要创造一些有利条件，让我们的思想界保持活力，真正实现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翼齐飞、哲学发展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等一批历史人物在黄的笔下重新闪现出灵光，掩卷而思，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人在官场，特别是中国社会应该如何适应。
读这本书，使我想到一句夏新公司总裁李晓忠会议上的话：“如果你现在对共产党不满意，则更要入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诚然，对中国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想改变中国社会，则首先要适应这个社会上的规则，也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改变社会。
但在万历时期，却没有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万历帝采取了消极的做法，使得朝内矛盾增加；张居正采用高压策略，令压力在其去世后瞬间爆发；申时行总结经验，却采取中庸之道，基本一事无成；海瑞用其独有的性格，在精神上可以照耀千年，却无法与现实接轨；戚继光虽心有国家，外在表现却是组建私家军队——“戚家军”，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综合以上，我说充分认识到“目的”与“途径”各有所重，可以说，目的重要，达成目的的手段更加决定了努力是否成功。很多人都可能想为国家出力，但如果途径不对，则目的无法达成。
中国毕竟不具有一个直来直去的文化，大家讲“面子”，重“含蓄”，所以做事的手段就更显重要。在西方，“沟通”同样是一门科学，而在中国“沟通”却更重技巧。即然是技巧，作为当事人就要有识破别人真实目的的能力。
万历皇帝在别人指责张居正之时没能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所以酿成后来的一系列问题与错误。所以这要求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一个人做一件事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达成的效果是什么？这都非常重要！
正如唐朝魏征所讲，一个连亲情都不顾，边儿子都可杀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所以，一个人做事情如果违反了大原则，其心术则肯定是有问题的。
当然，我们也不提倡海瑞似的作风，因为人毕竟是人，有“阴”、“阳”两面，即私俗与奉献精神并存，所以在制度完善的情况下，高薪养廉肯定比低薪要好的多。
所以，今后一定要记住，要改变社会，首先要适应社会；要改变一个人，也要首先与这个人建立良好关系。同时，要认清一个人，首先看其言行，但最主要是重视其言行背后的真实目的及即得利益者到底是谁。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共七章其中就有专门一章描写海瑞，标题是《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这既是该章的标题，更是黄仁宇先生对海瑞的真实评价。一方面认为海瑞行为处事古怪，与时代发展不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是明朝的模范官僚。虽然海瑞从政二十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但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并牺牲自我的精神，并且自己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传统伦理道德。
在我看来，在海瑞的身上体现出了以下的特质：
一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信仰和敬畏。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海瑞保持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极大信仰。始终用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忠孝要求自己，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正是这种强烈地信仰，让他内心对传统伦理道德保有敬畏之心，认为传统伦理道德是神圣的，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
二是言行如一，说到做到。可以说海瑞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实践者和践行者，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明朝官员的俸禄极低，甚至连基本的生活水准有时都难以维持，但海瑞欣然接受，
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
三是原则性极强，执行规定不打折扣，不论人情事故。回顾海瑞从政二十多年，对成文规定执行地不折不扣。任浙江淳安知县时，严格执行钦差大臣的俭朴规定，致使钦差大臣不入淳安；任南直隶巡抚时，严格执行官方限制大户过多占有土地的规定，强迫自己的救命恩人徐阶退田十几万亩。
四是精细入微的人文关怀和生活阅历。文章中提到海瑞审理一起因杀人案件。该案案情是妻子的哥哥前来索取欠款，之后与丈夫发生扭打，进而失手将丈夫推入水塘淹死。为掩盖真相，丈夫的尸体被哥哥沉入水底。恰巧案发前有一朋友极其仆从在他们家住宿，知道这件事后不敢声张。后经邻居报官，至此案发。经初审认定，此案是因奸而致谋杀。例如是死者的妻子与这位朋友必有情，不然，何以偏偏在这位客人到达的那天，丈夫突然丧命等等。后经海瑞审查后发现多处疑点，认为此说法从情理上讲不通：一则妻子与她的丈夫生有二子一女，决不会如此忍心；二则这位朋友家境一般，且早已娶妻，最多成为此人的小妾；三则若真有此事，那也应当是参与密谋的人越少越好，为何要牵扯上这位朋友的仆从。正是由于海瑞细致入微，注重情理，促使一件冤案得以昭雪，无辜的人免受凌迟之苦，也还了多人以清白，避免了司法体制蒙受冤屈。
自己从检7年，从事过公诉、监所检察业务工作，接触过律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服刑人员及其家属等形形色色的人，也从法学生转变为执法者。自己也在不断的思考，应具有怎样的素养才是合格的检察官。至少从海瑞身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高度的自信。这种高度自信源于对自己能力的认可，但更重要的是来源于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只有对自己从事工作的高度自信，对自我价值的充分认可，才会激发我们从事工作的热情与信心。海瑞作为一个孤独的斗士，一个人在践行着那些纸面上而实际上大家都不再相信的伦理道德，试想如果没有强烈的自信，他能坚持下去吗？或许我们的待遇比不上别人，但并不由此就否定我们工作的崇高性；或许我们日常琐碎，但并不由此就低估工作的重要性。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时刻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检察官作为法律人，作为执法者，应当对法律有着崇高的信仰和敬畏，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才有前途。这也要求我们要加强对实体法的理解和把握，对程序法的程序自觉和程序自信。当前存在许多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法律也存在不足和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我们应当有着坚定的法律信仰，保持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做到严格执法、规范执法。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具备人性执法，以人为本的思维。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我们与犯罪分子不是敌我矛盾，在办案过程中不能简单地粗暴办案，应当更多的进行换位思考，用我们的真心去体会犯罪分子，让犯罪分子感受到法律的温情。
一名合格的检察官，要有良好的职业素能。当今时代，处于信息爆炸的时代，法律也在不断变化和修改，作为一名执法者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能，确保执法过程实现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在这本书的末尾写到：“由明朝可以向后倒推到其它各朝，主要原因还是受亚洲大陆天候地理关系的影响。”这就是作者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得出了的历史结论。
当历史的问题牵扯到地理环境时，似乎一切已经注定。气候天决定，文化随之产生，历史的大环境也就矗立在那里了。那么，在既定的环境中，历史人物又该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时代赋予的伟大使命呢？在《万历十五年》中，作者通过几个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联起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比如张居正、申时行、戚继光。
写到张居正这一章的时候，作者拟定的章标题是——世间已无张居正，也就是说书中阐述更多的是他的落寞和跌入谷底之后朝局的变化。何以一代内阁首辅身前地位显赫风光无限，死后被鞭尸，被抄家？也许，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理解社么叫物极必反。活着的张居正总是幻想凭借一己之力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他的威严、权利和智慧不仅在小皇帝身上展现出来，也笼罩在整个朝野。他想当皇帝吗？其实不见得，从他不遗余力的改革赋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来看，他也许真的希望这个国家能在他的努力之下蒸蒸日上。只可惜他太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忽视了一个事实，推动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的事。他自身就处于明朝这样一个文官体系当中，当他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贬黜的时候，就打破了整个体系的平衡。
在当时明朝的大环境中，张居正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度，心中可能有这样的独白：“万人阻挡又怎样，权利会帮我达成所愿。”他不顾整个历史环境的力量，不考虑文官系统里其它人的想法，一意孤行，希望通过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最终的结果历史给出了答案。当他孤独前行的时候少有人真心实意的成为他的同伴，当他死后大部分人对他群起而攻之，表达不满。
申时行同样作为明朝首辅，并不如张居正那样“有名”。他深知自己处于怎样的一个环境中，没有锋芒，更谈不上毕露。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他更愿意成为和事佬，不触动谁就会相安无事。作为张居正首辅之位的下一任，他看到了前任处事风格之后的下场，因此他不会去重蹈覆辙。
除了厉害关系让他没有做烈士的决心外，他对环境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在既定的系统中，身为首辅也只能按照整个系统中的共同意志办事，能够恰如其分的调和其中的矛盾，并对大家起到感化和领导的作用才是首辅的角色需求。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任职期间他努力的穿行在百官和皇帝之间，尽量的平和政治波澜，希望凭借“诚意”建立起信赖，通过恕道期望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申时行的做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历史并没有给他太多的时间，大明更不会。对待一个岌岌可危的病人，张居正的猛药行不通，申时行的小米粥同样没有用。
除了通过两位明朝首辅来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还煞费笔墨的写了这位一代名将戚继光，很明显他是偏爱戚将军的。在书中作者写到：“我们的帝国不允许也没有能力作全面的改革，只好寻找出一种妥协的办法来作部分的修补。戚继光的天才在于他看准了妥协之无可避免，而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运用技术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戚继光没有像张居正一样超脱于环境之外，自负的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而是灵活的适应环境，斡旋在各种关系中。也没有像申时行一样“看透”了环境，将希望寄托在所谓的“诚意”上，而是依据环境采取了必要而可行的措施。他严格练兵，创造的各种战术虽不先进也多有弊端，但是符合当时的军队人员构成和经济技术水平的。
从明朝整个大的历史环境来看，似乎戚继光对环境采取的措施更值得推崇。其实，未定。除了由于地理环境所造就的历史环境之外，每个单纯的个体也处于自己的小环境中。试想一下，如果戚继光处在张居正的位置难道就不会通过权利铁血施政吗？如果申时行只是一方将领他是否会摒弃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呢？如果张居正处于首辅之位时和申时行一样看到了前任的不幸，说不定也会小心翼翼，忐忑前行。再往前推，除了职位环境的不同外，每个人生活成长的环境也不同，形成的观念和理念也不同，所以就算历史倒退，试图去寻找一种周全的做法改变明朝的的结局也是不可能的。
所谓“读史使人明智”，如果非要问我《万历十五年》这本书看完之后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比以上人物平凡很多的普通人，成长的时代也不同，处事之道是借鉴不来的。但是，看待事情的宽容度可以更高一些，不要总拿中国和外国比较，历史都说了，地理环境决定了很多的不一样。不要看到某种行为之后就说三道四，你不是别人，你看不到别人的小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