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作者

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评价

　　总评

　　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 ，无沦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他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儒宗仁义;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园未立”，居无定所，临终《遗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历代评价

　　范文正公像《宋史》：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其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姜遵：朱学究(范仲淹)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

　　欧阳修：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蔡襄：公薨之后，独无余资。君国以忠，亲友以义，进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节，明白如是。

　　朱长文：范文正公置义田、义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仲淹次子、三子)继承其志，近益增广。九族之间，莫不被其惠。

　　王安石：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苏轼：①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②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至用为将，擢为执政，考其平生所为，无出此书者。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弟，盖如饥渴之予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热，如水之湿，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虽弄翰戏语，率然而作，必归于此。故天下信其诚，争师尊之。

　　苏辙：范文正公笃于忠亮，虽喜功名，而不为朋党。

　　王十朋：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材兼文武，永履仁义。

　　刘珙：此五君子(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

　　楼钥：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

　　孙应时：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於无穷，非文正公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

　　朱熹：①范文正杰出之才。②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

　　吕中：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

　　罗大经：国朝人物，当以范文正为第一，富韩皆不及。

　　元好问：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概不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王恽：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泽民，尽夫在我……笃信力行，曾不易虑，受知裕陵，千载一遇。

　　张起岩：有际天人之学，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扩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务，有坚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晔然震耀于世道者，则范文正公其人也。

　　徐琰：致君之志，动物之诚，放诸四海而准，百世而下，闻者莫不兴起也。是岂区区富贵利达，以炫耀于须臾者，可同日而语哉?。

　　方孝孺：古之至人，忘己徇民……孰若先生，唯民之忧。饮食梦寐，四海九州。

　　马中锡：夫范公一代奇才也……宜其见诸事为者，彪炳轰烈，撑扶天地。

　　毕瑜：先天下忧，后天下乐，出则泽被生民，入则风生台阁，侃侃封章，天子动容，凛凛甲兵，西贼胆落。呜呼!休哉，千百世之下，闻公之风，诚足以廉顽而敦薄。

　　王鏊：昔在有宋，吾苏入参大政者，有两范公(范仲淹、范成大)。文正公当仁宗朝，开天章阁求治，更张庶治，将大有为焉。未一年，以小人不悦罢。文穆当孝宗朝，在政府两月，未及有焉，以言者罢。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后，莫盛孝宗，皆锐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许国，可谓千载之遇，而皆不能少其志。呜呼，道之难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于时，自昔然矣!文正子孙，今在吴中最盛，所谓岁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绝;而文穆之后无闻焉。文正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亚欤。观其使金受书之仪，举朝皆悚，有苏子卿(苏武)啮雪之操;缴还阁门张说词头，有阳城裂麻之忠;奏罢明洲海物之献，盖与孔戡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奖用名节，间与陆务观诸人赓唱，流风余韵，渐被岷峨;而吴中民风士俗，人情物态，尽悉备见其时。

　　归有光：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

　　王夫之：(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故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则好善恶恶之性，不能以纤芥容，而亟议更张;裁幸滥，核考课，抑词赋，兴策问，替任子，综核名实，繁立科条，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乐用之而不倦。唯其长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人挟怀来以求试，熙、丰、绍圣之纷纭，皆自此而启，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

　　李光地：范文正事业不必胜人，而为第一流者，功在推奖人才，故陈止斋谓“百年用其余”也。

　　陆以湉：此四人者(范仲淹、诸葛亮、陆贽、文天祥)，皆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钱君倚：范文正公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

　　全祖望：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

　　仲鹤庆：茫茫潮汐中，矶矶沙堤起，智勇敌洪涛，胼胝生赤子，西塍发稻花，东火煎海水，海水有时枯，公恩何日已。

　　纪昀：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陈去病：独范文正以矫厉特异之才……盖惟心无所偏私，用能绝人之贪，而宇宙亦以清宁。

　　张寿镛：道学气节则文正范公为之魁。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蔡东藩：若夫韩琦、范仲淹二人，亦不过一文治才耳。主战主守，彼此异议，主战者有好水川之败，虽咎由任福之违制，然所任非人，琦究不得辞责。主守者遭元昊之谩侮，微杜衍，仲淹几不免杀身。史虽称韩、范善防，然卒无以制元昊，使之帖然归命，非皆武略不足之明证耶

　　毛泽东：①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不但能够下笔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战。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②(范仲淹词)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

　　泽民：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表达了作者什么感情

　　《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五日为重修岳阳楼写的。其中的诗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较为出名和引用较多的句子。

　　文章通过对洞庭湖的侧面描写衬托岳阳楼。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被贬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这是本文命意之所在，也决定了文章叙议结合的风格。

　　《岳阳楼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写，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扩大了文章的境界。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遂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

　　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

　　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本文主要通过写景，描写了“迁客骚人”登楼时的两种不同的“览物之情”，并由此过渡到议论，从而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生活态度。既是自勉，又是与友人共勉。

《岳阳楼记》作者简介及创作背景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 。唐宰相履冰之后。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祖籍邠州(今陕西省彬县)，后迁居苏州吴县(今江苏省吴县)。他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屡遭奸佞诬谤，数度被贬。1052 年(皇佐四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是年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东南万安山，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有《范文正公集》传世，通行有《四部丛刊》影明本，附《年谱》及《言行拾遗事录》等。

　　2.创作背景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贬居邓州，此时他身体很不好。昔日好友滕子京从湖南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记，并附上《洞庭晚秋图》。范仲淹一口答应，但是范仲淹其实没有去过岳阳楼

　　庆历六年六月(即1046年6月)，他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一记叙文，这都是看图写的。表现作者虽身居江湖，心忧国事，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是对被贬战友的鼓励和安慰。范仲淹是北宋文革新运动的先驱。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

　　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新。诗歌方面，坚持风雅传统，诗风古朴，有散文化及多议论的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词存五首，《渔家傲》为其名作，写戌边生涯，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协和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有《范文正公集》。

　　3.中心思想

　　本文在文体上为论说文,而陈述的主旨则在末段,因其时范仲淹与滕子京的处境相类,都处于谪守期间。常人处于失意时,不免怀忧丧志,而范仲淹乃以为岳阳楼作记为宾,自我勉励为实,自勉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此外亦有与滕子京互勉之意。

　　第五段结尾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句,点出本文重点。其意为志士仁人,对境遇当有更高体会,不论失意、得意时皆勿因之或悲或喜。惟应直道而行,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态度,面对生命之得失宠辱。主要通过写景，描写了“迁客骚人”登楼时的两种不同的“览物之情”，并由此过渡到议论，从而表达了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和生活态度。既是自勉，又是与友人共勉。

岳阳楼记作者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公元712年(壬子年)杜甫降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南瑶湾村。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远祖为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审言。 杜甫与唐代另一大诗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为晋代大学者、名将杜预之后。不过两支派甚远，杜甫出自杜预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预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年少优游

　　开元十九(731年)年十九岁时，杜甫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杜甫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一职，杜甫于是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年(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天宝四年秋天，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751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755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为官时期

　　杜工部像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疏救房琯这件事，杜甫经宰相张镐力救而得释放。但“帝自是不甚省录”，从此之后，肃宗对杜甫不再重用。这一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牵连，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广德二年(760年)春，严武再镇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做了严武的参谋，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辞了职。这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说：“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东门。”他用一些生活细节来表现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说他的孩子那种还没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对父亲很尊重，不知夫子礼，饿了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礼，饿了就吵着要饭吃，在东门外号哭，到了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败，饥儿老妻，彻夜难眠，他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去世，杜甫离开了成都。经嘉州、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大历元年到达夔州(奉节)。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顾，杜甫得以在此暂住，为公家代管东屯公田一百顷，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买了四十亩果园，雇了几个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了一些劳动。这一时期，诗人创作达到了高潮，不到两年，作诗四百三十多首，占现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江舟长逝

　　大历三年(778年)，杜甫思乡心切，乘舟出峡，先到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阳，这一段时间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往南行。大历四年正月，由岳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吃到东西，幸亏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而得救。后来杜甫由耒阳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这时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归，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大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