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名言名句
杨绛的故事：且以优雅过一生
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白活了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排行老四，杨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少年时代，她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淘气顽皮，曾因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也命学生读诗。她的课卷习作曾被校刊选登。一篇《斋居书怀》写得有模有样，“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老师批——“仙童好静”。
2016议论文论据:杨绛
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这纯洁的、看不见的灵魂离开了人世，就到那看不见的、神圣的、不朽的、有智慧的世界上去了。”那个怀念着“我们仨”的，“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今天，她“回家了”。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人物透视】
《围城》的诞生
上海沦陷时期，钱锺书先生被困，回不去联大。当时，杨绛写的《弄真成假》在上海非常有名，有一次他们看完杨绛的戏，在回去的路上，钱锺书说：“我也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马上赞成道：“好!好!你赶快写吧!”当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如果钱锺书少教几节课，空出时间写书，收入便更少了。杨绛便把保姆辞退，一个人担负做饭、洗衣服等家务，只为省点钱，少一份支出，这样钱锺书便可以少教些课，写长篇，以维持家庭生活;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是杨绛对自己的牺牲。我们不难理解，对于一个惜时如命的学者，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钱锺书写出一段，讲一段，钱锺书笑，杨绛也笑，这便是钱锺书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围城》的诞生。《围城》后改为电视剧，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写作背景是这样一种情形，它的诞生与杨绛对钱锺书的理解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坐”在人生边缘】
杨绛的内心非常安宁与淡泊，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也非常低调，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大张旗鼓筹划她的作品研讨会，杨绛打了比方风趣回绝：“稿子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地签售会时，读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老旧样式的家具，始终安之若素。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杨绛有着良好的生活习惯，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她坚持每天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后来年岁大了，就改为每天在家里慢走7000步。
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我和谁都不争”，就是拥有这样淡泊名利之心，杨绛“坐”在人生边上，内心充满安宁与淡泊，过着自己想要的低调的生活，就这样，她度过了自己的百年岁月。
杨绛先生名人故事
相识：人生若只如初见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清逸温婉，知书达理。1928年，杨绛高中毕业，她心心念念想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孰料那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是南方没有名额。无奈之下，杨绛选择了东吴大学。
1932年初，杨绛本该读大四下，东吴大学却因学潮而停课。为了顺利完成学业，杨绛毅然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当时，为了去清华，杨绛放弃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至此，她终于圆了清华梦。仿佛冥冥中，清华园的钱钟书正在召唤着姗姗来迟的她。
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幽香袭人。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恰巧两人在文学上有共同的爱好和追求，这一切使他们怦然心动，一见钟情。
两人恋爱时，除了约会，就是通信。钱钟书文采斐然，写的信当然是撩人心弦的情书，杨绛的那颗芳心被迅速融化。有一次，杨绛的回信落在了钱钟书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的手里。钱父好奇心突发，悄悄拆开信件，看完喜不自禁。原来，杨绛在信中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在钱父看来，杨绛思维缜密，办事周到，这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是可遇不可求的贤内助。1935年，两人完婚，牵手走入围城。
其实，这段缘分早就命中注定了。早在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去过钱钟书家做客，只是当时年纪小，印象寥寥。但这段经历恰恰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前缘”。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两人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
相爱：赌书消得泼茶香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杨绛与钱钟书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在这样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两人过着“琴瑟和弦，鸾凤和鸣”的围城生活。
1935年，杨绛陪夫君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
学习之余，杨绛和钱钟书还展开读书竞赛，比谁读的书多。通常情况下，两人所读的册数不相上下。有一次，钱钟书和杨绛交流阅读心得：“一本书，第二遍再读，总会发现读第一遍时会有许多疏忽。最精彩的句子，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杨绛不以为然，说：“这是你的读法。我倒是更随性，好书多看几遍，不感兴趣的书则浏览一番即可。”读读写写，嘻嘻闹闹，两人的婚姻生活倒充满了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1942年底，杨绛创作了话剧《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后，一鸣惊人，迅速走红。杨绛的蹿红，使大才子钱钟书坐不住了。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为了节省开支，她还把家里的女佣辞退了，自己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劈材生火做饭样样都来，经常被烟火熏得满眼是泪，也会不小心切破手指。可是杨绛并未抱怨过，她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只盼着钟书的大作早日问世。看着昔日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如今修炼成任劳任怨的贤内助，钱钟书心里虽有惭愧，但更多的是对爱妻的感激与珍爱。
两年后，《围城》成功问世。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其实，《围城》是在沦陷上海的时期写的，艰难岁月里，夫妻两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间真情啊!
相守：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女阿圆出生时，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
回国后，这个三口之家一直居无定所。1962年8月，一家人迁居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个阳台，他们又添置了家具，终于有了个舒适的家。那时，钱钟书经常带着妻女去饭馆吃饭，有一次，在等待上菜的空挡，钱钟书和阿圆一直在观察其他饭桌上吃客的言谈举止，并且像看戏一样很是着迷。杨绛奇怪地问：“你们这是干嘛啊?”阿圆说：“观察生活是件很有趣的事，你看那一桌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那一桌是在宴请亲戚……”杨绛明白了，这父女俩是在看戏呢。待到吃完饭的时候，有的戏已经下场，有的戏正在上演。这三人在一起，总有无穷的趣味，平淡的生活充满了温情。
这个三口之家，很朴素，很单纯，温馨如饴，只求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时光静静流逝着，再美好的故事总有谢幕的一天，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阿圆去世时，钱钟书已重病卧床，他黯然地看着杨绛，眼睛是干枯的，心里却在流泪。杨绛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钱钟书点头，痛苦地闭上眼睛。怀着丧女之痛，杨绛还要每天去医院探望钱钟书，百般劝慰他，并亲自做饭带给他吃。那时，杨绛已经八十多岁高龄，老病相催，生活日趋艰难。尽管如此，她依旧坚强地支撑起这个失去爱女的破碎之家。
女儿走了，丈夫走了，昔日其乐融融的家庭不复存在，只剩下杨绛孤零零一个人。从此，杨绛深居简出，很少接待来客，开始悉心整理钱钟书的手稿。有一日，社会学家费孝通来拜访杨绛。他对当年的心上人还是情有独钟，便带着自己的著作来请杨绛“斧正”。旧友重逢，喜上眉梢，两人嘘寒问暖，交谈甚欢，忽然杨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了，便态度冷淡起来。待送别费老时，他颤巍巍走下楼梯，还依依不舍地频频回头，杨绛淡淡地说：“楼梯不好走，你以后再不要知难而上了。”费老瞬间领悟了她的意思，从此彻底死了心。
2010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大寿，但是她很低调，没有举行任何隆重的庆祝仪式。她只嘱咐亲戚们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
钱钟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对文坛伉俪的爱情，不仅有碧桃花下、新月如钩的浪漫，更融合了两人心有灵犀的默契与坚守。纵然斯人已逝，而杨绛先生的深情依旧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深，生生不息。
杨绛精选《记杨必》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她小时候，和我年龄差距很大。她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儿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苏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她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锡话“众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上。一次，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她怎么了，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我囫囵着跌下来的。”“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意思却很明显，就是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她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她也说不清。她那时才两岁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她是个乖孩子，只两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她便觉不妙，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逃——逃——逃——”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她两脚急促地逃跑，一叠连声喊“逃逃逃逃逃!”总被妈妈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脸。
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她表示要好，尽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乖地闭上眼，一动都不动，让我唱着催眠歌谣她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为她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她睁开眼，笑嘻嘻“点戏”说：“再唱《喜旦娄》(S，丁尼生诗中流行的《摇篮曲》)。”原来她一直在品评，选中了她
最喜爱的歌。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快睡!”)阿必觉得我太凶了，乖乖地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睁眼。有时大家戏问阿必，某人对她怎么凶。例如，“三姐姐怎么凶?”“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识字。)
“绛姐怎么凶?”
“快点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
“二伯伯(二姑母)怎么凶?”
“着得里一记!”(霹呀的打一下)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二姑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殁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了。”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见，泪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一是身体娇。身体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必从小体弱，一辈子娇弱。脾气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她。七妹妹(家里称阿七)长阿必六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必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自喂、亲自带大的小女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必一点不妒忌，分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说：“看她们俩!真要好啊，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但阿七“引”阿必却从不挨骂。阿七喜欢画(这点也许像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必。常说：“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头。”(我们听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小圆”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有词。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其眉毛。”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无锡话，指上翘)其眼梢。”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小圆其鼻头。”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薄阔其嘴。”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要……要……，要十八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听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
“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在锅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时候我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头先走。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杨绛先生的散文精选《流浪儿》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人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杨绛散文
杨绛(1911-2016.5.25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杨绛先生经典散文
窗帘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人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探猜测，生出无限兴趣。
赤裸裸，可以表示天真朴素。不过，如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堆叠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加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Bacon)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露的身体，或赤露的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迷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空该多么单调枯燥!
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许的“相知”，——隔着窗帘，惝怳迷离，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象。如果你嫌恶窗帘的间隔，冒冒失失闯进门、闯到窗帘后面去看个究竟，赤裸裸的真实只怕并不经看。
像丁尼生(Tenny son)诗里的“夏洛特女郎”(The Lady of Shalott)，看厌了镜中反映的世界，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真实世界。她的镜子立即破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阴
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影之间那一点绿意，是似有若无的阴。
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大小，只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墙阴大些，屋阴深些，不像树阴清幽灵活，却也有它的沉静，像一口废井、一潭死水般的静。
山的阴又不同。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挟带着阴，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
烟也有影子，可是太稀薄，没有阴。大晴天，几团浮云会投下几块黑影，但不及有阴，云又过去了。整片的浓云，蒙住了太阳，够点染一大半天的阴，够笼罩整片的地，整片的海，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霆。不过浓阴不会持久;持久的是漠漠轻阴。好像谁往空撒了一匹轻纱，荡肠在风里，撩拨不开，又捉摸不住，恰似初识愁滋昧的少年心情。愁在哪里?并不能找出个影儿。
夜，掩没了太阳而造成个大黑影。不见阳光，也就没有阴。黑影渗透了光，化成朦朦胧胧的黎明和黄昏。这是大地的阴，诱发遐想幻想的阴。大白天，每件东西这着阳光就有个影子，挨着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团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阴都笼罩在大地的阴里，蒙上一重神秘。渐渐黑夜来临，树阴、草阴、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都无从分辨了，夜吞没地所有的阴。
一九三六年
流浪儿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入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勇士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屋里，是水泥地和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她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和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的胡真才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采访。他是今年8月刚刚出版的《杨绛全集》的编者。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钱锺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下文称外文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就我脸皮厚些，敢坐上半个小时”，杨绛的学生、外文所研究员郑土生笑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说来心酸，女儿钱瑗无子女，所以杨绛膝下没有孙辈。邻居严欣久记得，院子里的人都说，“杨先生您能活120岁”，她听了笑笑答：“活那么久太苦。”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外文所党委书记党圣元说：“杨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师节前后刚出院回到家中。”
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锺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胡真才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2004年出版的《杨绛文集》到现在的《杨绛全集》，这10年间杨绛先生从93岁到了103岁，在这样的高龄，借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负责人的话说，‘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胡真才相信，等《杨绛全集》重版时，她还会写出新的作品添加进来。
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洗澡》结尾，姚太太为许彦成、杜丽琳送行，请吃晚饭……有读者写信问我：那次宴会是否乌龟宴。我莫名其妙，请教朋友。朋友笑说：‘那人心地肮脏，认为姚宓和许彦成在姚家那间小书房里偷情了。’我很嫌恶。我特意要写姚宓和许彦成之间那份纯洁的友情，却被人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这就是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锺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锺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还有一件事，杨绛已坚持13年。2001年，她和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锺书和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助理池净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好读书奖学金’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随着钱、杨稿酬的不断累积，“目前本金达到1400万元”。而且，杨绛还会和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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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纪念】
丈夫、女儿相继去世后，杨绛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钱锺书的作品整理出来，还把他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发表，之后又将他们二人全部稿费和版税捐赠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奖励好学上进、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使学生能无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钱、杨两位先生对受奖的学生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他们学成以后，有朝一日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报社会。“好读书”奖学金2001年9月建立以来，由钱锺书、杨绛作品出版收入积累的资金目前已近200万元。随着《钱锺书手稿集》(四十多卷)《〈宋诗纪事〉补正》(十二册)《围城》英文版、汉英对照本的陆续出版，基金总额将相当可观。杨绛用自己烛光般微弱的晚年时光，做完这些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女儿钱瑗未完成的《我们仨》——这些是杨绛先生对已逝亲人最好的纪念。
【素材解读】
凭借一腔爱的血液，凭借着一颗高贵的心灵，凭借着回报社会的赤子之心，杨绛在捐助中和出版亲人的作品中体味着人生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作为钱锺书先生的夫人、钱瑗教授的母亲，当两位最亲近的人相继离开后，杨绛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完成女儿和丈夫的遗愿。杨绛以她的坚强与豁达所做出的一切，展示出她爱女之心、爱夫之切以及她美丽而高尚的人格，让我们感动和景仰。
居里夫妇得到7万法郎的诺贝尔奖金，居里夫人还得到了5万法郎的欧西利奖金。她将一部分奖金存入银行，补贴家用和自费招聘一位实验室助手，把其余一些奖金捐助了一些学术团体，又给教过她的一位贫困的法国教师汇去一笔旅费，让老师能重游故乡。接下来，居里夫人把她千辛万苦提炼出的镭(价值100万以上法郎)赠送给了研究治癌的实验室。有人劝她把这些财产留给两个女儿，居里夫人说：“我希望女儿长大自己谋生，我只留给她们精神财富，把她们引上正确的生活道路，而绝不给她们留金钱。”
生命的烤火者：杨绛
人物导语
她生于乱世，却怀有一颗与世无争的心。她尝尽人生百味，却始终笑对苦难，明媚从容。
她就是民国才女——杨绛。
杨绛，本名杨季康，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
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
她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
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人物剪影
童年书籍相伴
辛亥革命前夕，大律师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晚上则去肃亲王王府讲授法律课。
这年7月17日，杨荫杭的四女儿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这就是后来的一代才女杨绛。
杨荫杭对阿季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在父亲杨荫杭的引导下，阿季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
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除了从小把她带进书籍的世界，对于杨绛的专业选择，父亲也给予了很好的指引和鼓励。
在杨绛的散文集《将饮茶》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在父亲的鼓励下，杨绛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最终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适用话题】读书与成才 兴趣与专业
中年辛劳操持
在清华大学读研期间，杨绛与钱钟书相识。
第一次见面，钱钟书穿着一袭青衣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才子佳人，风华正茂，两个年轻人相互吸引，很快坠入爱河。1935年，两人踏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婚后的柴米油盐，哪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
随钱钟书留学英国的旅程中，杨绛发现这个大才子的生活能力远低于常人，居然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
他经常“拙手笨脚”地做坏事，比如陆续打翻墨水瓶，弄脏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
而杨绛每次都笑咪咪地轻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
其实她哪里会做？她也是从小被人照顾的“娇小姐”。只不过她明白，时移世易，面对新的生活，她必须努力适应。
她克服种种困难，学着独立、自理，为了自己，更为了深爱的人。
1937年，唯一的女儿“阿圆”出世，杨绛的任务又加上了带孩子。
1938年留学回国，因日寇侵华，一家人避居上海孤岛。
为了补贴家用，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
多年以来，钱钟书之所以能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就是因为有杨绛这个坚强的后盾。
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没有受到损伤。”
【适用话题】面对现实 独立自强
文革从容应对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深受文革迫害，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
面对百般污辱，杨绛没有崩溃，她拿出女儿剪下的大辫子，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被分配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能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
1969年，他们又被下放至干校，已近六十岁的杨绛被安排种菜。
她利用白天看管菜园的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十年文革折磨，杨绛自我调适，以苦为乐。在此期间，她不仅辅助钱钟书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自学西班牙语，完成了译著八卷本小说《堂吉诃德》。
1978年，《堂吉诃德》出版时，读者排长队购买，一时间掀起“堂吉诃德”热。杨绛的译本，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翻译的空白。
西班牙王室来访时，邓小平把《堂吉诃德》作为礼物赠与王室。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适用话题】坚忍 心态 逆境
晚年送别至亲
九十年代，年老的钱钟书体弱多病，全靠杨绛悉心照顾。
1996年的一天，他们的女儿钱瑗腰疼的厉害，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杨绛听了，顿时五雷轰顶。因为那时候，钱钟书已经奄奄一息。杨绛本打算今后和女儿相依为命，谁知竟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1997年，在杨绛的照料下，钱瑗在安睡中去世。
1998年12月19日，被病魔折磨四年之后，钱钟书也去世了。
短短两年间，杨绛目送两个至亲相继离世，而此时，她也已经八十多岁。
然而，她并没有被这人间的重重苦难所击倒。
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可是我压根不能逃，我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对于杨绛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整理钱钟书的作品和手稿。而钱钟书的手稿数量庞大，整理后发现竟然有7万多页。
杨绛认为，钱钟书文稿最好的保存方法是公之于众，这样才能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于是，在她夜以继日的努力下，钱钟书去世后仍然出版了许多作品，而此时杨绛也已经年近90岁了。
钱钟书和钱瑗还在世时，朋友提出建议：把一家三口的幸福故事记录下来。
那时，躺在病床上的钱瑗“主动请缨”执笔，开始创作《我们仨》，回忆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的幸福时光。
钱瑗去世后，杨绛承担下《我们仨》的写作，以完成女儿和自已的心愿。
92岁那年，《我们仨》终于写成。
杨绛笔下的钱钟书、阿圆有多讨人喜欢，她的思念就有多痛苦。
读者在书中感受到了一家三口的温馨快乐，却无法想像杨绛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宁静安祥地面对孤独终老。
真正的优雅，可以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一个优雅的女子，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内心的强大已经无法想象。
【适用话题】内心强大 笑对苦难
人物评价
近年来，杨绛这个名字成为风行一时的文化符号。她之所以深受大众喜爱，不仅是因为她在文学上的才华和成就，更因为她做人的智慧、坚忍和优雅从容。
正如作家黎戈所言：“杨绛让我看到了‘过去的品质’，这是一种哑光却不暗哑，低调却不哽咽，醇香却不刺鼻的品质，它像北极光：明亮、坚韧、耐寒，在人格的高纬度闪闪发光。”
杨绛先生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诗，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她一生的写照：“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人物语录
1.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 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
3. 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4. 刚开始是假装坚强，后来就真的坚强了。
5.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6.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
7.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百年美丽人生
杨绛先生离我们而去，回家了。当我们翻阅她的照片时可以发现，她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是笑眯眯的，我们总是可以看见她的和蔼可亲。
笑眯眯的杨绛
陶然
自2004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杀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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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1932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