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电子版

关于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一书由费孝通先生所作，收录了14篇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对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作了大体上的解剖分析，从乡土社会的本质到乡土社会权利结构问题的分析都给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而本书中一些有关乡土社会的理论分析恰好又能验证当今中国社会变迁中所不断涌现出的新问题，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

　　一、乡土社会的特性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时就对“乡”这个字作了一个从社会大众视角的解释，无外乎包含了贬低蔑视的意味，而就算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字眼同样多少带着贬意，但与以前的时代相比，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中的贬低意味是逐渐在减小的。举一个例子，就像假如今天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要是用“乡里人”作为攻击一个人观点的工具的话，我们会觉得这个人眼界小、没水平、没素质。这可能也是一个侧面，反应出当今社会乡土社会的变迁。

　　原来的时代，城里人嫌弃乡下人土气首先应该注意到的问题是，正是因为有城市的存在才会出现这样的对比，要是整个中国都是农村也就不存在乡气不乡气的问题了。城市与乡村产生这种对比，是由于在乡村社会所适用并有效的那套规则，在城市现代化的社会里行不通，以一种落后无效的方法运用于追求效率的现代化社会，无可厚非会遭受到负面的评价。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不像游牧可以逐草而居，农业最倚重的是土地，守着土地生存变成了乡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特性，即人口流动性小，安土重迁。

　　二、文字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

　　费孝通先生在有关“文字下乡”的章节中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并对这个问题作了一定的回答解释，即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必要。费孝通先生主要从一个空间格局，一个时间格局来讨论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是必要的。

　　我们先从空间格局来看文字在乡土社会是否有必要性。聚村而居是乡土社会在空间分布上的一个特性，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是可以直接面对面来进行的，有什么想传达的信息可以以语言这种直接有效的方式完成。文字是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它产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方便人类生活，但是文字作为传递信息的方式有着不能百分之百还原表意人意思的缺点。既然在乡土社会中，人们不存在空间上的阻隔，可以直接使用相比文字更能清晰准确表达表意人想法的语言作为信息表达工具时，文字在乡土社会就失去了其所具有的价值。

　　接下来再从时间格局看文字在乡土社会的必要性。时间上的阻隔分为个人的今昔之隔和社会的世代之隔。乡土社会是一个不怎么变动，相对来说十分安定的一个社会，大家都守着一块相同的土地，在这块熟悉的土地上耕作，跟熟悉的人打着交道，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今昔之隔与社会的世代之隔等同了，因为只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而这一套有利生存的固定经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取得，“习”就是不断反复地做，这就得倚赖于人类独特的功能——记忆。人类的记忆功能得靠象征体系才能得到正常的运作，象征体系又分为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语言，以及可以被看见的附着意义的象征体系----文字。上面我们说到乡土社会中大家生活就是不同的人面对着相同的环境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去做同一件事情，个人今昔之隔与社会世代之隔等同了，这一套固定经验中有什么不熟悉的地方，在这同一环境中肯定有知道经验的长辈，所以乡土社会中人们“记忆”经验的方式没有用到文字的必要性，语言在乡土社会足以承担传递经验的作用。

　　三、差序格局

　　在第三部分里面我将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联系在一起来分析，因为我认为后者是差序格局在中国基层社会所派生出来的现象。差序格局说的是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格局，费孝通先生将西方社会结构的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进行了一个对比，益于我们对差序格局有一个更好的理解。他在这个章节用“家”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作为一个基点来引述差序格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在西方团体格局中“家”这个词，有着非常严格的界限，基本上就能确定是以夫妻与子女为主体的一个团体;但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家”这个词含糊不清，可大可小，从这个对比中大致可以了解到作为中国乡土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家”具有伸缩功能，而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也同样具有这种功能。费孝通将西方的社会结构形容成由把、扎所组成一捆柴，其实是想借此更加清楚地表达西方是由有着严格界限的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社会，这种社会结构格局被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则是以“己”为出发点，将“己”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一种呈放射性的格局，与任何人的关系都是从这一个“己”推出来的差序。

　　社会结构的不同也会导致人和人关系的行为规范的差异，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不同也就导致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在道德观念上的不同。首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团体格局是怎样影响西方的道德观念的。团体格局里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有包含关系的大框架，在这种格局里面我们首先就是要承认这个有着严格界限的大框架中的行为规范，这个规范的产生是为了团体可以正常有序的运作，这个行为规范建立在共同意志的基础上，每个人在这个规矩里行事，同样这个规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一样的，权利义务在这里得到了产生，每个人有权利要求对团体秩序造成破坏的人恢复秩序，承担责任;每个人也有不影响这个团体正常秩序的义务，在我看来这是公共道德产生的一个基础。而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被费孝通先生称为“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样一“公”一“私”，区别对比就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这还是要跟上面的差序格局联系在一起来说明。在上面我们知道了差序格局事实上就是以“己”为中心逐渐向外散发的一种“己”与其他人的联系的格局，在这种格局里任何事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向外扩展没有一个固定分明的界限，道德这种人与人关系的行为规范在中国乡土社会就是一根根单独联系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每一根人与人的联系中所使用的道德观念是不同的，并不存在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可以使用。既然不存在一种笼统的道德观念可以普遍适用于乡土社会并让乡土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去遵守这种一致的道德观念，然而“克己复礼”就成了乡土社会中道德观念的核心了，毕竟只有自己是可控的。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抽出了一个“仁”字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中国乡土社会中的道德。“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中的这个孔子所极力推崇的“仁”字，孔子自己也没能给出一个明晰的笼统的解释，他对于“仁”的解说都是围绕着私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同样可以论证中国乡土社会的道德是“系维着私人的道德”。

　　四、家族与男女有别

　　在家族这一个章节中，我认为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就是乡土社会中家庭到家族的演化，男女有别的现象也是由它衍生出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说到乡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功能可以用家庭来负担，而反过来家庭要负担政治、经济等功能就要求家的结构的扩大，这并不是以生儿育女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家庭可以负担的;而且家庭在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之后就被要求具有长期绵续性，故具有临时性以夫妻为主轴的西方家庭不能胜任这一功能。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以父子、婆媳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结构也是为适应这些功能的承担，父子为主轴避免了个人的死亡而导致的家庭的终结，变得只是成分而不是父子主轴的结构。

　　在上面我们提到中国乡土社会为了承担政治经济等功能，维持家庭的长期绵续性，将家庭演化为以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角的形式，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说法这是将生育以外的其他功能拉入家庭导致的结果。政治经济等事业要求效率，效率要求纪律，纪律排斥私情，任何带有强烈情感波动的情绪都会对事业产生影响，这就导致了“男女有别”这种现象的发生，毕竟男女求同的过程就是激烈的。从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我们可以看出了大部分求同的过程都是激烈血腥的，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求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求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求同无不是伴随着艰难曲折的过程，所以男女这种从生理上就不一致的两种类型其求同的过程也同样是激烈的。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承担了政治经济等功能，被要求具有长期性，这就一定程度上排斥伴随着激烈过程的男女求同，这影响到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的效率，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基本主要体现在同性之间。承认男女差别，但不追求两者相互之间的认识认同，将情感的交流发生于同性之间，乡土社会“男女有别”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五、乡土社会中的礼与法

　　就像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法律来调整的，在中国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礼”来规范的，中国乡土社会使用“礼”来规范人与人关系的“礼治”。

　　乡土社会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口流动性极小的社会，一代代人都在同一片土地上耕种，依靠一套固定的经验，不变的规则就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这种经过不断验证而确又十分有效，有益于这个社会运作的一些行为规范，这些社会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慢慢就演化为了传统。“礼”的维持依靠传统，而“礼”就是人们主动对传统服膺的习惯。要使人们主动服膺于传统，那么这一套传统必须是经人们不断亲身试验，确实能满足生活需求的。在中国的乡土社会这样一种环境稳定，人口不大流动的农耕社会才能孕育出“礼治”社会。现代社会变迁速度快，不可能存在一套不变的经验或规矩能适用于任何环境并无法使人服从，这时候才需要法律作为工具来调节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关系。

　　上面我们提到“礼治”在乡土社会的产生以及为何“礼治”可以在乡土社会被适用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来看一下“法律”能否融于乡土社会。法律它不考虑伦理道德的问题，它旨在保护个人权利和社会安全，所以说像一些由道德伦理去评价的那些家庭琐事，它是不管的，但乡土社会的“礼”调整大部分的却刚好是这些伦理上的事情。然而一个社会是不能同时存在两种评级体系，两种迥然不同的评价体系存在于同一社会必然会造成这个社会的混乱动荡。在中国乡土社会，法律刚下乡的时候，我相信肯定是有过这一混乱时期的。有一部电影刚好反应了这一问题，有一天，出现一波村民找到一名刚下乡的青年法官要求这位法官帮他们解决问题，问题出于A村民的猪在外觅食的时候把B村民家的祖坟给拱了，A、B两家人协调不好，闹到法官这里，B村民要求赔偿两头猪和一场法事而A村民坚持只赔一头猪和一场法事，刚好这一天在乡下待得较旧有资历的老法官不在现场，只留下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法官，这位年轻法官以不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法律为由不接受审理，结果导致A、B两家村民大打出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大致能看出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地位是很尴尬的，这种尴尬时期就发生在乡土社会依然可以用“礼”来有效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被强行安插进来的阶段。从上面的故事验证了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即现代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副作用，破坏原有的礼治，却没有建设起法治秩序。

　　六、乡土社会中的权利结构问题

　　在讨论乡土社会权力结构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费孝通先生所提到的几种权利结构。在这本《乡土中国》里面他一共提到了四种权力结构的形式，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利、长老权利以及时势权利。横暴权利是一个阶级以权力为工具对另一个阶级的剩余利益进行剥夺的一种权力结构，这种权力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作为被统治的另一阶级需要具有一定的剩余利益。同意权利产生于社会合作分工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工提高了社会的效率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每个人在自己所属的位置上安分守己地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提供必要的服务，这就免不了秩序的出现来规制不利于社会分工的行为，这种秩序的出现依靠的是社会同意的力量，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同意权利在此产生。长老权利是一种在乡土社会这种人口流动性小，环境固定，依靠一种固定不变的文化传统就能有效解决生活问题的社会结构里所产生的一种教化式的权利。时势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当中，社会变迁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结构在乡土社会的比重。上面我们提到横暴权力的出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存在剩余利益可以被剥夺，不然这种对抗性权利的出现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但是在中国，乡土社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不存在多少剩余利益可以促使横暴权利的产生，这是乡土社会对横暴权力的限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社会就不存在横暴权力了，在中国乡土社会横暴权力的发生具有周期性，当小农经济的社会休养生息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社会太过饱和再加上这个国家统治层的权利的膨胀，就会有一种向外扩张或在内部大兴建设的企图，这时候为了自己计划的实施，它必须对没有太多剩余利益的乡土社会进行压榨，导致了社会的混乱动荡，接下来战争的爆发又导致人口的减少和新政权的产生，这时横暴权利终止，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休养生息。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部分朝代为了自身的长治久安而强调“无为”政治。而同意权力产生在社会分工合作的基础之上，在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不存在所谓的同意权力的，所有的生活资料都可以依靠自己的行动完成，不需要社会分工来解决。

　　再讲长老权利和时势权利之前，我觉得有两个过程要先提出来，一个是社会继替，一个是社会变迁。社会继替是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是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两种过程不是被分割，而是同时行进的。先提出来这个概念是想说明，属于社会继替所影响的长老权力与属于社会变迁所影响的时势权力是同时存在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乡土社会中起支配的权力是长老权力，一种教化性的权利。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在乡土社会处于支配地位是因为乡土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社会结构以及环境都不变，变的只是人的继替，世世代代都可以用一套固定的经验处理同一类问题，在这样一种社会里文化传统备受重视，这种被验证有效的经验成为了生活中宝贵的财富，而经验来自于长辈的教化，这是长老权力在乡土社会起支配的原因。而时势权利发生于激烈的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这种社会变迁是由于原来有效的固定经验在变更了的环境下不再适用，旧的社会结构不能再满足人民的需要，新的社会结构被要求出现，而激烈社会变迁引起的新旧交替所导致的社会不安，促使了“英雄”的产生，随之而产生了“英雄”对跟随他的民众的支配的权力。

　　上面我们说了，时势权力与长老权力之间、社会继替与社会变迁之间在时间上不是分隔开来，而是同时存在的。慢速率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继替可以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可以“注释”的权力变动方式来改变长老权力下文化传统的内容，也就是“名实的分离”。而当社会变迁速度加快并伴随着激烈过程的时候，长老权力衰落了，随着而来的是时势权力的抬头。当今社会出现的一些事件刚好能印证激烈社会变迁中长老权力逐渐衰弱这种说法，就像这几年时常会看到的农村老人因儿女经常不回家或不尽孝道而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新闻。如今我们的社会正处在激烈的社会变迁之中，原来固有的文化传统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作用越来越小，快速发展的社会要求人们与时俱进，人们面对着的是社会的优胜劣汰，当固定的传统不能有效运用于并有益于生活时，这种传统就面临着被抛弃的命运，而远在乡村的家中长辈作为长老权力的体现者，由于其所拥有的经验再也无法帮助子孙后辈也同样面临着被“抛弃”的风险。

　　《乡土社会》虽然篇幅不大，但其包含的内容却直面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虽然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但其中费孝通先生提出的部分理论还是适用于如今的乡土社会。就像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农村男性结婚困难导致的“农村剩男”现象、农村老人自杀等问题，都可以从《乡土社会》的一些理论中得到解释。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我进入大学后课余读的第一本书。可能是由于第一次涉足人文社会科学，对这一大类学问很是陌生，书读得不是太顺利，加之日常学习和时间的安排上不合理，一个学期快结束了，我总共才读完了前3章。对此，我感到非常羞愧，费孝通老先生的“差序格局”都还没有读到，真是惭愧万分。不过，我还是会利用课余时间把全书看完。

　　然而，只这前三章，就已让我获益匪浅。读完以后，我对中国的乡土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世代生活在乡村的居民身上的一些性格和特质，这是我以前不曾知道、也不曾想过的。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对大师的著作没有资格做评论，在这里仅就《乡土中国》的第一章《乡土本色》谈一谈个人的一点体会和感悟。

　　费孝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947年根据所讲“乡村社会学”写成《乡土中国》。本书尝试回答了“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个问题。

　　关于“乡土中国”这个概念，费先生在书中指出：“这里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换言之，“乡土中国”是中国特具的一种体系，它包含在具体的百姓生活里，老百姓遵循它而生活。

　　在第一章开篇，费先生开宗明义的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为“乡土中国”下了定论——中国社会的基层(基本)是土生土长的乡村人。

　　在这一章，先生着重阐述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即乡土的本色是什么。我把它总结概括为下面的四点。

　　首先，在习俗上，乡村人和其居住的乡村有着很强的传统性，而且这种传统性很难被改变。也就是说，在乡村居住的人都有一个“根”在身体里边。这个“根”，这种传统性是源于人们世世代代和泥土打交道而形成的。比如费先生讲他妈妈给他一包家里灶上的泥土，让他在想家的时候煮一点吃。这种方式现在看来很荒谬了，但对世代与土分不开的农村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就像余光中先生在《乡愁四韵》中写的那样：“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土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漂泊在外，思念家乡，想到的一草一木都散发着乡土的芬芳，乡土跟母亲又紧紧联系在一起，泥土是母亲，母亲就像泥土。从中可见从农村走出去的中国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对踩在脚下的泥土的强烈依赖和深厚感情。我们常说“落叶归根”。树高千丈，叶落归根;人在旅途，哪怕海角，哪怕沧海桑田，心中日夜萦绕着的永远都是故乡，永远也放不下扎在心里的这个“根”。这个情结可以说是所有传统中国人的一种特质。像美国就不行，美国的居民是从世界各地移民过去的，才两百多年历史，没根!所以说，“土”在我们的文化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所说的传统性，很难改变的，它源自农民们(当然这是最初的发源、基层，后来扩大到不仅是农民)对泥土的依赖。

　　这个传统性产生的原因在我看来有两点。第一点，农民以种田为业，天天与泥土打交道，自然而然产生了感情。第二点，农业是世世代代的工作，从上面不知多少代一直传下来，几千几万年，一直延续下来，不曾断过，是完完整整的一个整体，一个脉络。满足这两点，传统性就逐渐产生。这是个长久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能形成。

　　中国乡村的第二个特征，我总结为不流动性。费先生在书中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因为种地的人的地是不容易搬动的，你需要一年四季守着你的“一亩三分地”，有许多农活要去干。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人口不流动的特点。一个家族的人住在这里，那么他的后代一般也会在此定居。举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农村的姓氏。虽然不断有外来人口的迁入，但这只占少数的比重，微乎其微。所以看家谱，上面一代一代从上到下，还是同一个姓占主线。如果一旦到哪一代的哪一家突然改姓了，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一支断了，没办法再延续下去了。农村里现在依然很重视这个。所以，你不出去，别人也很少进来，这是不流动——反映到生活起居上就是“安土重迁”这个词。

　　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第三个特性——聚村而居。聚村而居——村与村之间相互较为孤立、隔膜。上面说的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上说的，这个是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上说的。两者有一定关联，我认为是有点因果的关系。因为村子里的人世代定居，不怎么流动，因此导致村与村的交流、联系变少了，村子就孤立存在了。这有些像国与国的关系：可以合作，但都自己独立。

　　聚村而居的原因，费先生讲得很明白，也很有道理：“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地方一件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由于大量的聚村而居，因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即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每个地方有各自不同的风俗。即便在同一个省内，也会有所不同。我是山东人，山东省内一共有17个地级市，各市无论是语言、居民的性格、还是生活习惯、风俗风貌，都有很大不同。你要我讲一讲山东话，什么叫山东话?这个问法本身就不对。山东话多了，每个市的话都不一样，你叫我怎么讲?要我讲，我只会讲莱芜话，还讲得不好(从小就说普通话，莱芜话一直没学好)。莱芜市和泰安市，这两个城市是挨着的，口音上却有很大差异。莱芜话音调较平，很少有儿化;泰安话音调起伏较大，儿化音更多一点。济南和烟台，口音更是天壤之别。这就是非常明显的地方性。

　　第四个特征，我称之为“熟悉”与“规矩”。亦即约定俗成。这个比较好理解。农村正是由于它的不流动性，人口性质很少发生变化，“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因此，许多习惯就慢慢约定俗成，不言自明了，这又叫作规矩。“规矩不是法律，是‘习’出来的礼俗。”“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我的老家我回去过一次，在那里我看到，一家结婚，大半个村子的人都跑去参加、去吃酒席;一家死了人，差不多全村人前往悼念。这种自发的不假思索的行为完全是源自长年累月的熟悉，这不是规定出来的结果。

　　以上便是我对于费孝通先生所论中国乡土社会的主要特征的一些理解和想法。这四大特征，回答了什么是乡土的本色。尽管本书我只看了很少一部分，但对乡土社会、乡土文化我已经有了很多想法，对不少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分析，我觉得这是个好的开端，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乡土中国》共分为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等共十四篇，经过我两个星期的阅读，已经对前三章有了一定的理解，感受到了中国浓厚的乡土文化，对中国乡土社会有了基本的了解，也认识到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农村的人的一些特质，下面我就针对阅读后的感受做一个简单的综述。

　　一、开篇，费先生便提出“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认为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根基，说乡下人“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乡下人以种地为生，生于斯长与斯。中原人到了草原上依旧要锄地播种，不管天气如何还要试着种地，想家时可以带一捧家乡的泥土煮汤喝，“土”是他们的命根，又讲“村里的人过去什么姓，现在还是那些姓，不太变动”。土地是固定的，不流动的，而这种不流动表现在人与人身上，就是乡土社会中农民聚村而居。

　　由于他们聚村而居，彼此之间相互熟悉，即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维持依靠的不是法律，而是人情。“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文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有机的团结”即礼俗社会，“机械的团结”即法律社会，说到“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法产生的，而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特性注定了他们彼此特殊的交流环境。

　　二、文字下乡。“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先生认为这句话是有问题的，认为这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正如城里人到了乡下连狗都不会赶是一样的，有人说乡下人愚是因他们不识字，是文盲，但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怎么能说他学习能力不如别人呢

　　语言本质上是一种象征体质，文字更是，在人与人无法直接接触到的情况下用文字来传递信息。“乡土社会”中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他们天天见面，面对面接触，不需要文字也能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很好。费先生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乡下人没有文字的需要，因此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本质。

　　三、再论文字下乡。上篇从空间维度讲述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会，因此不需要文字，而本篇着眼于时间格局。认为只有当生活发生变化时，感到记忆不够时才需要借助外在工具即文字，而乡土社会不流动性强，缺乏变化，因此从时间格局来看，乡土社会也没有文字需求。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讲的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正是我小时候所切身经历的，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在乡村生活中最常见的就是举办红白喜事，同村甚至邻村关系要好的大家都会提前帮忙，这次你帮我，下次你家有事我又来帮你。总之，这本书读起来让我很有代入感，将学术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2017乡土中国读书笔记

　　下面将《乡土中国》中几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的某些现象进行分析。

　　1、 熟人社会

　　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对比西方在法律框架下人人的自由与平等，中国社会则多了许多“人情味”，这种“人情味”通常无法用法律来解释，而是在礼俗与道德的支配下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当前中国最热的 “看病”而言，它始终牵动着中国老百姓的神经。本来有病去医院看病，医生履行自己的自责，然后药到病除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但是中国社会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给医生塞“红包”。病患以“红包”为媒介重点在于拉近了与医生，从而和医生建立某种关系，混成熟人，而另一方面，医生往往也是对于那些“熟人”似乎更为体贴，相反如果是“陌生人”医生则更偏向“铁面无私”，不但要求病人做各种身体检查而且在开药问题上也较少考虑病人经济负担。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这种熟人社会的文化在于，对于熟人，大家知根知底有事好商量，做事情也留有余地，免得他日山水再次相逢时难以说话，相反人们对于陌生人的态度则生硬得多了。所以在这样的熟人文化下面，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看病要找熟人，不熟的也要混熟的原因了。其实在中国社会，何止单单“看病”如此，各行各业，任何事情都离不开“熟人关系”，“熟人与关系”是法律制度以外，维持中国社会运行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作为一个在中国社会生存的人，如果单单依照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办事是绝对不够的，须知法律背后还有规则，唯有懂得这些规则才能在社会中如鱼得水。

　　2、 礼制秩序

　　如果说“熟人社会”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描述，那么“礼治秩序”则是这种熟人社会背后的机制，这种机制是说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做得对。这种礼制其实是融入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最明显的是我们从小到大被教导的长幼要有序。我体会最深的是每次放假回家或者准备出远门，家人总让我去拜访家里的长辈，我想这正是礼的一种体现。有了礼就有了秩序，就不会乱套。所以我们餐桌上有礼，我们仪式上有礼，我们逢年过节有礼。有意思的是，中国社会的这种礼很难用统一标准定位的，因为各地各乡的风俗不一样，汉人和少数民族的礼也大相径庭，但是这并不妨碍礼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发现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传统的礼节已经简化，很多现代人甚至不知道现行礼节的来源，但是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着。应该说从礼制秩序入手，结合生活情景是认识传统中国社会的国情、切透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在中国把握了礼数，就能融入熟人社会，但是礼的学问学校并没有教，也教不全，而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去积累。

　　3、 男女有别

　　谈起“男女有别”，我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课堂座位上的三八线。中国社会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似乎是从小学就开始萌发出苗头来了，记得小时候，小孩子间往往是男生的一小伙，女生一小伙，小团伙内的同性成员往往比较亲密，而团伙间异性同学的交往有时则多了一种团体竞争对抗的成分。此外还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即假如小组的某个成员经常和异性团体混在一起玩耍则会受到原来小团体的排斥和遗弃。另外我也发现了另一种现象很有意思，就是在中国女生间的关系通常都是很亲密的，所以有闺中密友的说法，不但同吃同睡是常见的事情，而且女生们无论散步还是聊天都喜欢手牵手表达一种友好的关系(而在国外女生间的牵手是很少见的，牵手的可能是同性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这是因为男女有别使得男女的结合更多的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同性之间的展开使得情感生活同性意味较强。如果按照这么说，确实能解释这种女生之间的亲密行为，但同时我存在疑问，既然按照这种同性情感交流较强的观念，女生之间可以牵手，那么男生之间的牵手为什么少见?另外，中国社会这样的一种同性间的情感依赖是否会导致同性恋以及中国社会出现同性恋的情况是否会比其他国家更多一点

　　《乡土中国》虽然侧重描述中国乡村基层生活的特性，但是也勾勒出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和国民性格，透过《乡土中国》这本书，我们不仅仅了解到了中国的农村，更深刻地体会到我们文化的根基，反身自顾时更能发现身上的“土性”，这种土性恰恰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对土地的依恋的根源。“土性”也派生出这样一些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元素：乡愁、家园、落叶归根、安土重迁、房子。尽管千百年的岁月悠悠流逝，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些特性却始终延续着，乃至今时今日纷纷扬扬的房地产话题，也能从《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找出文化根源。应该承认，作为一本学术著作《乡土中国》虽然篇幅不多，但是呈现出来了丰富充实的内容和深刻悠远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费老深厚的理论修养和严谨实地调查的求实态度，所以我在为书的内容给自己带来启迪而致谢的同时也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精神深表敬佩!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此书，余早有耳闻，惜乎锐进之气已减，加之事务缠身，故于15年11月方粗略浏之。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中国传统社会，是费孝通的一个大胆而又成功的尝试。书名中的“乡土”二字，既表明了传统中国之基本属性，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讲，也是作者观察传统中国的立足点。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土地是固定在地球上而不可移动，由此，以此谋生的中国农民也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不免带有种.种“乡土气息”(非贬义，仅仅只是一种客观的描述)。乡土社会，强调的是一种静止的、固态的生活秩序。处在这种秩序下的人们，对于秩序服从的原动力既不是横暴权力，也不是契约社会中的同意权力，而是在经年累月反复训练积累出来的传统。传统，在相对静止的社会中，具有压倒一切的权威性，这也是所谓礼治社会产生的根源。

　　与西方的团体格局不同，传统国人社会生活结构偏向于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指的是以父系亲属关系为主轴，异性亲属关系为辅轴的网络关系。这种格局通常需要考虑血缘、地缘、政治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对于该概念的研究在现代广告传媒学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此书还研究了文字下乡、男女有别、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名实分离等问题，可以说，此书以乡土中国为基本论点，进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国民特性等问题。

乡土中国

　　看完乡土中国，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思考了好多问题。最主要当然是从法的角度想了好多。法也是一种传统，在中国这样一个情大于法的社会，的确，要想实现法治，还得经过我们漫长岁月的奋斗，前赴后继的法学家的奋斗。

　　费先生所描述传统基层的乡土社会与我的生活环境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它将我的生活环境用简单而明了的文字抽象之后，再还给我。原来以为是个例或是当做笑话的事情也有其必然性，生活中墨守成规的风俗、惯例也有深刻的成因，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感受到：学术与生活在我的脑海里第一次这样紧密的联系起来。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

　　在这样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他还说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这一点其实我是不太同意的，中国人团队意识也挺强啊。

　　他还认为，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因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这句话我也不同意，中国自古就有:“国为重，家为轻”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难道这不是中国人思想里的个人之于团队的要素吗

　　现下的农村也不是当初那个封闭自守的鸟笼村,由于改革开放的影响和西方经济的带动下,农村人也不得不走了出来，为何农村和城镇都有私的现象,其实根本原因还是竞争带来的副产品，费孝通先生说的认为,打个比方来理解,就是说明“当一群鸟是一个团体的,因为熟识而在无形中有了一种关系,有了这个关系就减少了不良竞争”,而一只只不相联系的鸟之间,由于没有这种关系,就容易产生“私”的现象，人也一样,俗话说的好，“芸芸众生,皆为利来”,这里的“利”是泛指对自己有好处的事物，如果没有好处的事,从相反角度就是无益之事,试想谁愿意做对自己无益的事呢?有句话也说的蛮有意思,就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连自己也吃不饱,又怎能照顾到别人的肚子呀。要人做好事,也必须先自己做好事,做表率，当人人做好了自己的本分事,国家地区也就达到兴盛繁荣了，而一些对个人无益的事,对群体有益的事，有时也不得不舍小为大,建立制度,法律,建立一种关系,强行实施。

　　长久以来，人们总认为凡事要按惯例行事，却不曾想到要依法行事。乡土自身的礼仪和秩序有效的应付着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但是并不决断于个人专断的权力，或者呆板的法规条文，秩序的维护者是漫长的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传统，以及在此传统中为人们所认同的风俗、人情、习惯、礼仪等等。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法治事业要得到发展，必须先改变人们的思想，树立法治观念。

　　费老推论，既然是礼治社会，那么礼就不仅仅是礼貌，不懂礼就简直是个道德问题，如果有官司非打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规矩。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中国乡土社会的理想是没有法律和政治的，因为一切都按照祖先流下来的规矩进行，政府的统治以教化为主，苛政猛于虎，来到这个世界的新生儿自有父母教化他们适应这些规矩。这就实现了无为而治的理想。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还谈到当时一些人提倡的文字下乡。很多人认为乡下人愚，但是费老认为不应该这么说，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解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作者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使得乡土社会对文字的依赖性大大减弱，而且人们通常认为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准确。

　　总之，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阶段，是一个现代性与乡土性矛盾着的国家。中国的法制化还需要努力，很艰苦的努力，中国要进行现代化国家建设，必须处理好乡土性的问题。加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完善法律法规，推行依法治国，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这些都是我们国家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这也是读完费老先生的乡土中国，我能想到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情大于法的有这太沉重的历史积淀和文明传统的国家实现法治社会所要做的最关键的一面。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一书收集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费老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的内容，应当时《世纪评论》之约，而写成分期连载的十四篇文章。这十四篇文章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以下我就选择了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几篇：

　　一、乡土本色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这是费孝通先生在本文中的第一段，间断的一句话，就将对乡土社会的研究上升到了对于研究整个中国社会极其重要的层面。

　　紧接着，费老便开始大赞人们在藐视乡下人土气时用的“土”字用得精妙，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依靠的正是土地。“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中的是最普遍的谋生方法……中华民族确实与土有着深厚的感情，从半坡、河姆渡开始粟稻种植，中国社会就一直沉浸在与世无争的小农经济之中。农业成为维系社会的经济支柱。在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土’成为与文化紧密联系的东西。”也正是因为有了土的滋养，才有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业，才有了聚村而居、与世无争的传统生活，才有了中国人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根源。

　　通过费孝通先生的描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农民生活是一幅春耕秋收面土背天、日出而作日暮而息的循环式图卷，一个老农所面临的问题是四季的转换，而不是时代的变更。他做着和父亲爷爷一样的工作，和子孙后代也一样的工作，这种工作只需要通过面对面的言传、手把手的身教即可继承，而且非常稳定。为了这种稳定可预期的生活保证，农民只需要气候正常，不需要技术革命;只需要按部就班，不需要别出心裁;只需要求是，不需要创新。乡土社会的本质不是别的，而正是这种“土气”。不得不佩服费老对这一点的精辟解释，我想如果没有大量的研究以及本着对基层社会的了解与关怀是很难有这样独到见解的。费孝通:乡土中国

　　二、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费老在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乡下人在面对汽车到来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有一个是城里的孩子故作聪明地将包谷喊成是小麦。这两个例子很轻而易见地就说明了那个所谓的“愚”只是见识问题，与智力有何干呢?继而费老很自然地过渡到了“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到了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只是现在的所谓乡下人看到汽车就像看到自行车一样频繁，根本不存在不知如何是好的问题，到时还有些所谓城里人至今还不知道包谷和小麦有何区别，不过，这自然是题外话了。

　　三、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这就是费老在文中解释得差序格局的经典形象，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他将西洋社会的类型称为团体格局，若干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就像一捆捆扎起来的木柴;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投入水中荡起的一圈圈波纹。这种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那样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作者把社会关系的这种一轮轮波纹之间的差序称为人伦。中国人讲究人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讲的是一种差等关系，这种种差等关系各自有它们应该遵守的规则。在这种差序格局里，个人与他人的交往便是以“人伦”为基础的。当个人以自己为中心，“推己及人”，形成一圈圈的社会圈子时，这圈子是可大可小具有伸展性的。人们往往根据其实际需要而相应扩大或缩小其圈子的范围。正因如此，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概念是模糊的，小的时候父母子女是一个家，大的时候可以囊括伯叔等，甚至大至整个家族。

　　四、家族、男女有别

　　费老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费老说，乡土社会的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费老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乡土中国》这本书不厚，也就104页，但是这短短的百来页文字去很好地剖析了我们国家最基础的社会，当然我们现如今所处的社会已较费老的那个年代相差甚远，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那个时代的社会本质来解释我们当代的某些社会想象，我想这可能也是我们这堂课的指定书目里面将这本书归为历史类的原因吧。有人说要认识中国就必须先认识中国的农民，而要认识中国的农民，就不能不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很赞同这个观点。

乡土中国

　　中国，飞速发育中的古老国度，传统与现代在交融，青铜与碳纤在碰撞，道德这个东道主也在与远道而来的制度相互切磋。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不断推陈出新，但骨子里还是有永远不会褪去的东西——乡土。中央电视台有一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创造了中国电视剧都难以企及的收视狂潮，其中除了美食的诱惑，更多的，是庞大的外出人口对家的味道的怀念，家在舌尖上，家在被褥间，家在笔墨里，正如费孝通老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的前言中写道：“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据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国国家结构的基层便是乡土，构成这个国家的最下一层维系纽带，正是乡土性，乡既不是特指乡下，土也非土头土脑，而是一种情感，一种牵连，是人与土地有着关于生死存亡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重土思安，故土难离。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漫长历史的农业国家，几千年来，家乡的土地对中国人来说就是饭碗，就是生存，游子在外，飘零无根，终归要站在家的土地上，挥起锄把，才算务了本业。长久下来，土地对人的影响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渐渐地流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和骨髓中，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文化，于是，中国人开始离不开故乡的泥土，所有中国人的心都被牢牢留置在屋外的土地上，因而，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加入了深厚的安稳情节，中庸的处世之道，渊远的文明流传，安定的人生追求，中国人于是有了深深的乡土气息。

　　自然条件与家族观念决定了中国的基本聚落形式——农村，是一个内向的，封闭性的完整聚居环境，其中的每一户人家存在实际或理论上，或多或少的某种关系，这是亲密而纯粹的，邻里之间保持着基于善意的密切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味道是乡土的;而现今更多人迁入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的高层建筑居住，一个个水泥的方格分割了人与人之间空间上的距离，也分割了心理的联系，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现在的人更类似于村与村之间的关系，相互隔绝并且相互孤立，带有天然的排斥性，在外孤独，在内又缺乏相互支持，最常见的聚居单位是一家三口，自我中心和人际冷漠也就不难解释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味道是钢铁的。乡土社会与之不同，虽然村与村之间相互隔绝独立存在，但在内部有足够的交流和相互支持，村落得以建立，最初的一批创始人必然相互存在高度的信任，这种信任和心理的亲近随着繁衍而延续，人与人之间存在某种天然的相对熟悉，经过数代的延续，就成为一地的故土感情，这造成了人与人、村落与村落的差异，乡土味与钢铁味的差异，也造就了中国人的代代乡愁

　　时代在发展，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变化，有些变化是进步，而有些变化则很难界定其性质。如费孝通先生提及的，钢铁的城里人看乡土的村落人，会因为其文化认知的相对不足而以为其“愚”，相应的，乡土的村落人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钢铁的城里人，因为基本生存能力的相对缺失，也是“愚”的，这是时间推移和社会发展带来的乡土与城市的分歧，在起点，整个中国都是乡土的，是真正的乡土中国，而逐渐的，城市中国出现了，并且与乡土中国向不同的方向在发展。在乡土中国，封建礼教的遗存，家族体系的残影，既束缚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也是其完整精神结构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男女关系的都不仅仅是生殖与繁衍的需要，更多的是了解，同样的，维持整个人际关系体系的同样是了解，相互了解与共同认识，传统儒家观念和道德伦理是同一片乡土上的人们接受同一种意识的基础。乡土社会是靠最亲密和长期的共同生活和思考来配合个人之间的相互行为，社会的联系是长存和熟悉的，使人感觉到是自然的。只有生死于斯的人群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和共同思维，其中各个人之间有着高度的了解，这一切就是乡土观念和乡土情怀，其中最大的离心力，只不过是人的个体差异和必然的性别区分而已。

　　费孝通先生在书中提及了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即冲突决定存在，生命的过程存在于克服阻碍之上，但乡土中国并不认同这一点，或者说传统中国并不认同这一点，在中国几千年的处世哲学中，和谐稳定永远是第一位的，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和优先等级远远高于个性的突破和个人的满足，整个社会体系在遏制破坏秩序和稳定的因素时能够爆发难以想象的强大凝聚力，或许这是一种对进步的阻碍力量，但这也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原因。

　　中国现在正在全力推动法治社会的建设，这是应该的，科学的，也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历史前进的必然，但就传统而言，乡土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种人治并不停留在表面的个人集权和羊群效应上，在掌权者头上是舆论，连天子都不敢轻易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舆论的头上是道德，是伦理纲常，费孝通认为这种人治其实是一种礼治，根据礼仪和道德来实现法律的约束力。道德与法律，有时候需要面临取舍，但我认为更好的结果应该是融合，海洋法系的种种无奈已经表明了完全条文的法治是苍白的，而封建社会的最终崩溃也说明完全唯心的礼治是无力的，法律的严谨与公正保证了人格的平等，而道德发展的继承性与渐进性保证了社会进步的稳健。

　　时至今日，城市化成为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浪潮，但乡村仍是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乡土的情怀则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柔软部分，既包括对天然熟悉的故土的怀念，也包括对那一种思维逻辑的认同，那一份敏感的不可触碰。这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的特色，中国要发展，不可能牺牲甚至舍弃关于乡土的这一份，无论是政策，还是感情。未来，无论是探索进一步加快城市化的建设进程，还是发展有着更旺盛生命力的新农村，费孝通先生的这一部《乡土中国》，和它所引发的对乡土的思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值得熟读和深思。

　　【范例2】

　　1、 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这样说来，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不能不力求发展。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2、 和我们眼睛所接触的外界我们并不都看见，我们只看见我们注意的，我们的视线有焦点，焦点依着我们的注意而移动。注意的对象由我们选择，选择的根据是我们生活的需要。与我们生活无关的，我们不关心，熟视无睹。我们的记忆也是如此，我们并不记取一切的过去，而只记取一切过去中极小的一部分。

　　3、 这种根据单系亲属原则所组成的社群，在人类学中有个专门名称，叫氏族。

　　4、 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

　　5、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6、 乡土社会是阿波罗式的，而现代社会是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定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

　　7、 文化和政治的区别就在这里：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地加以接受的规范，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

　　8、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于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这种能力和年龄的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智力和专业，还可加一点机会。讲机会，年幼的比年长的反而多。他们不怕变，好奇，肯试验。在变迁中，习惯是适应的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

　　9、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清算”的需要也增加了。

　　10、 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费老先生根据其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一课的教学内容而编辑成的一本小册子。之所以说是小册子，是因为这本书很薄，由14篇文章组成，但是每篇文章之间又有逻辑联系。

　　《乡土中国》一书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乡村有别于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与此相对应的就是“陌生人社会”。也正是从这本书开始“熟人社会”这个概念开始流行起来，特别是用在解释乡村社会的一些特性的时候。本书围绕乡村社会的特点分析介绍了“熟人社会”形成的原因、乡村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秩序等问题。

　　一、“熟人社会”

　　乡村就是一个“熟人社会”，即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形成这种社会的原因与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是分不开的，所谓的“乡土性”就是指生活在乡村的人世世代代都与“土”脱不了干系，土地是他们最普遍的谋生办法。从我们的历史上看，我们的祖先也是通过种地延续下来的，所以说我们的民族也是和泥土分不开的。

　　土地的一大特点就是不可移动性，而乡下人又是靠土地生活，所以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代代相传，生于斯，死于斯。那么一个村子里“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很特殊，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互相都很熟悉，也就产生了信任，社会关系就是靠这种信赖维持的，而不是法律。乡下人间这种特殊的信任关系导致了今天的法律在乡村不能适用，在城市里是“良法”，在那里似乎成为了“恶法”，有点“水土不服”。而且由于土地的因素，社会的流动性很小，社会变迁速度也很慢，与城市的变化速度形成了天壤之别，所以才形成了“二元城乡结构”，与这“土”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语言和文字

　　城里人眼里的乡下人是“愚”的，这里所说的愚不是智力问题，而是说乡下人不识字，是文盲。这就叫“愚”吗?这个标准似乎不合理了吧。按费先生的说法应该是指“乡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上是不及城市里人多”，否则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乡村里很多人都是“白字先生”，即使识字的也识得不多，但是这与“熟人社会”是分不开的。所以就要考虑文字在乡村的用途，“我们是不是因之可说向下多文盲是因为向下本来无需文字眼睛呢?”也就是说乡村里是否有文字的需求。

　　在这种熟人社会，也就是“面对面的社群”，人们的交流用得更多的是语言，亦或通过足声、声音、气味就能辨别对方，亦或一个表情、一个手势就能表达想表达的东西。这是人与人交流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最原始的方式，这些在乡村里还是很常见，这种环境下文字似乎显得是那么地不必要。而且文字本身也不是完美的，“文字是间接的说话，而且是个不太完善的工具”。但是在城市却恰恰相反，文字就是生活必不可少的交流媒介，工作、生活甚至娱乐都离不开文字，因为有这种需要所以才要识字。

　　更进一步说，“在‘面对面的社群’里，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语言本事用声音来表达的象征体系。”“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在亲密社群中可用来作象征体系的原料比较多。表情、动作，因为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传情达意。”(《文字下乡》)

　　乡村社会流动性小，社会变迁慢，生活经验、技巧都是长者口口相传的，不会有遗漏晚辈都是按照老人所说生活处事，根本不需要文字记载。“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乡村社会生活本来就很简单，关系也不复杂，用这个圈子的“特殊语言”就能很好的维持社会秩序，所以文字也就没有存在的空间。

　　所以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只有认清了文字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才能使乡村真正接受文字，否则都是削足适履。只有当这种熟人社会被打破之后，才会渐渐有使用文字的需求。

　　三、社会结构

　　有人说“私”是乡下人的一大毛病，其实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来看，应该说中国人的“私”是无处不在的，而不是仅仅专属于乡下人。从中国整个的社会结构格局中就会理解这个“私”——也是就书中所说的“差序格局”，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如何理解二者的区别呢

　　简单地说，“团体格局”中存在一个超越个体的“实在”，它是无形的，但是它却将每个个体联系在一起，对待每个个体都是平等的，“人人生而平等”。“差序格局”中就不存在这种没有差别的兼爱，它是以“己”为中心，不断地往外推形成了一个网，就像把石头丢向水面形成的一圈圈波纹，每个人都是一个网的中心，也就是没有让人与人牢牢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每个个体似乎都是独立的，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就是“老大”。

　　“这里所谓‘私’德问题就是个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分的问题”。团体格局中个人与群体界限分明，西洋社会里的国家这个团体就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限，维系着团体秩序就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等。差序格局中的这种界限却是模糊不清的，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伸缩，所以“在差序格局中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没有明确的公私之分，社会结构式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维持这种社会秩序的就是私人之间的道德。

　　差序格局这种社会结构在乡村还是普遍存在的，乡村社会秩序就是靠着道德维持的。在这里国家的观念很薄弱，乡村就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在这里法律似乎是维持社会秩序的辅助工具。社会稳定的维持就是靠私人之间的道德，而这种没有明确界定的道德是没有标准的，根据对象不同而不同。所以“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这种团体道德的缺失导致人人都以把自己私人间的道德放在首位，而国家的法律规则次之，不承认个人平等主义，这就是乡村社会的差序格局，也是法律在这里“不适应”的原因之一。

　　乡土社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以“小家族”为单位组成的血缘团体，这里的“家”和西洋社会里的“家”含义就不同了。西洋社会家的主要功能是生儿育女，它的的界限是固定的，而乡土社会的“家”则可有大有小，可以自由伸缩，它是一个事业组织，有点类似于团体格局中的团体，但是又有不同。在家族这种社群中，主轴是纵向的，各人之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和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个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孝道”对维持家族内部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一家之长的地位是最高的，团体格局中人人是平等的，受到一个统一的规则约束。所以这就是差序格局存在的原因和私人道德重要性的体现。

　　四、社会秩序的维持

　　乡土社会所求的是稳定，而要维持固有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激动地情感具有破坏和创造的作用，这也就必然要打破乡土社会的稳定。然而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人们共同生活在有限的空间里，都知根知底，互相了解。这个社会是他们所熟知的，只要按着现有的秩序生活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摸索和探险。乡土社会之所以没有“浮士德式”的激情，还因为它是一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就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这个原则遏制了乡土社会唯一产生感情激动地因素，乡土社会就完全是一个互相了解熟人社会，不存在差异或隔阂。所以说“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乡土社会的熟知维持社会的稳定。

　　乡土社会可以说是“无法”的社会，但是不能说它是一个“无需规律”的社会。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是怎么维持社会秩序的呢?依法而治的社会维持秩序所用的力量是国家公权力，法律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的行为规范，乡土社会是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这里不需要法律来规制行为。乡土社会自身的特点——安土重迁，不问时代更替，只管季节变换，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决定了社会变迁很慢，社会变化很小，依靠祖祖辈辈积累传授下来的经验就足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这种社会我们称之为“礼治”社会。“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维持礼的力量就是传统，乡土社会具备“礼治”的各种社会条件，所以无需国家公权力的干涉。乡土社会的社会秩序依靠传统的力量来来维持的，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而是时间积累起来的文化、经验。如果乡土社会变迁很快的话，传统文化就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个时候礼治秩序就会动摇，就会逐渐被法治秩序所取代，如今的乡村就在经历这个过程，但是会很漫长。

　　“无法”的社会里亦“无讼”，传统式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所以调解纠纷的过程可以说是说教的过程，而没有任何程序可言，没有任何成文规范可依。乡村里的人也信服这种说教方式，所以它能起到解决问题的作用，法律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人们甚至不喜欢诉讼，打官司的人都是不道德亦或没教养的人，这是一种羞辱。礼治秩序的维持就在于自身的修养，注重克己。

　　但是随着法律渐渐走进乡土生活，必然会引起法律规范与传统道德的冲突，该如何处理呢?甚至适用法律和按传统办事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若按法律办案必然引起人们的不满，甚至更剧烈的矛盾。所以在乡土社会构建法治秩序的进程中，不是仅仅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更应该注重怎样才能使法治秩序与乡土生活想融通在一起?怎样才能避免或者减少打破礼治秩序引起的弊病?否则司法机构在乡下人的眼里真成了庇护作恶的机构。“送法下乡 ”“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医疗下乡”这些都是为改变乡村的社会结构做的准备，所以构建法治秩序之路漫漫，现今的乡土社会仍是以熟人为主的社会，传统的效力相较更大。

　　五、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

　　乡土社会中存在四种权力，“一是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活动中所发生得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继替中所发生得长老权力，”四是从社会变迁中发生得时势权力。这四种性质不同的权力在乡土社会中可以说是同时存在的，扮演不同的角色，相互制约，相互协作，共同维持乡土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推动着乡土社会的变化。

　　在自给自足的乡村经济中，横暴权力受到限制。横暴权力直接追求的目的就是经济利益，乡村中人们只需满足自己家庭的生活所需，而不需追求过剩的物质积累，这种自然经济下不会诱使其他的群体来征服它们。所以横暴权力受到了经济条件的约束，也就给同意权力流下了活动空间。

　　但是同意权力同样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社会分工的产物，社会分工出现了个人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分工体系越发达，这种权利才会随着扩大，才会愈发显现出这种权力的的作用。乡村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以家庭为一个生产单位，分工是在一个家庭内部进行的，而且还是闭门自给型的，出了家门人与人之间没有所谓的权利义务，所以同意权力也不能很好的施展。按费先生的话说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与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

　　乡土社会普遍存在这长老权力，他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长老权力是不同于前两者的，它产生的基础不是横暴，也不是契约，但是它又是强制的，是不得不服从的。长老权力是教化式的权力，或者说是爸爸式的，是社会成员新陈代谢过程中产生的，目的是将文化性的社会生活规律传授下一代，为的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因为乡土社会认得行为时手传统的礼管束，礼是通过长老权力强制灌输给新成员，保持着社会的安稳。

　　在历史的进程中，社会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变动，即使在乡土社会，只是它相对而言变化得速度很慢。社会结构变化得原因是它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乡土社会产生时势权力的原因是长老权力的教化已经不能够有效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即社会变迁的速率大于世代交替的速率，这时就需要“英雄”式的人物来带领人们解决问题。长老权力与时势权力的关系式此消彼长，乡土社会变动少，在很长时期内长老权力都处于主导地位，这样的社会里不允许反对，只有容忍接受。但是随着社会的复杂化，教化权力远远不能应对社会的变动，这时时势权力逐渐居于主导。所以在乡土社会中尽管两种权力是相对立的，但是它是同时存在的，相互配合在稳定中推进乡土社会的变迁。

　　六、社会变迁

　　乡土社会说是静止的，只是相较现代社会而言，变化得很慢，但是时间的积累乡土社会还是悄悄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所以说是“悄悄地”，因为它变化的前提还是乡土社会的稳定，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没有经历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暮然回首发现乡土社会已不再是那个自给自足的熟人社会，不知不觉中增调了很多新的社会元素。

　　“在社会变迁中，习惯是适应得阻碍，经验等于顽固和落伍。”“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考经验做指导。”所以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传统经验也受到冲击，对传统文化的依赖也有所减少，不再注重那些亲疏远近关系，不再局限于在村子里过完一生等。这些都是必然发生得，只是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对这种变化不易察觉。

　　从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出现了商业，即乡村的集市，集市上即使是很亲近的同乡人也是以“无情”的身份出现进行交易。集市上的交易打破了熟人社会的亲密关系，乡与乡之间的村民可以通过集市产生了交集，乡村生活也更多元化，人们不再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现状。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地缘又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所以乡村野不再局限于血缘的结合。社会关系的多元化和复杂化，使得传统道德已经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纠纷，礼已经不能维持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随之法律就会渐渐介入乡土生活。

　　乡土社会靠的是经验，是不需要计划的，“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应和与生存的条件”。乡土生活可以靠着欲望去行事，而结果往往是与生存法则是相符的，这种微妙的关系有点儿像是一种本能，其实是相当长时期的盲目地经过错误和试验积累形成的一套传统的生活方案。现代社会人们依据已知的手段和目的关系趋计划他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求生存，而不是单纯的欲望，这样的需要使人们以较少的劳力获得更多的利益。乡土社会也不再单单依靠欲望生活，渐渐学会了依靠需要谋生，这样使得以体力为主的乡土生活变得轻松一些，与城市生活渐渐产生了关联，乡土社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外桃源。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对农村建设的不断重视，乡土社会原有的礼治秩序逐步被打破，熟人社会里多了很多陌生的面孔，人与人之间不再是知根知底的亲密关系。乡土社会里融入了更多城市生活得元素——工厂、医疗、社保、科学技术，乡土社会渐渐现代化了。虽然城乡差距还是很大，而且有些乡村还很封闭，很落后，但是乡村已经迈出了历史的一步，最终会实现城乡一体化，只是路还很漫长，很艰辛。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对中国基层的乡土社会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它包括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庭、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地缘与血缘、名师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等方面展开叙述，生动地描绘出乡土中国的基本概况。

　　《乡土中国》开篇第一句“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费老先生所说的，中国的基层社会的确具有浓浓的乡土味。这里的“乡土味”并不是都市人眼中给乡下人冠上“没认识多少字、听到汽车喇叭鸣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的”的愚昧，而且经过实践证明，乡下人的学习能力并不比都市人差，只是对于知识和城市生活规律的需要没有都市人强烈。我们都知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立在能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制约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基层人民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的发展。再加上乡土社会是一个社会变迁速度十分缓慢的社会，人民已经习惯了乡土社会里安稳的生活，以致于不能适应其他快速变迁型的社会，这个才是“乡土社会”之所以“乡土”的原因。

　　费老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语言和文字都是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在乡土社会里，人们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交流方式，有时候大可以不必使用文字，表情、动作、声音都是人们独特的交流方式。除非乡土社会的本质改变，要不然，文字下乡进程将会相当缓慢。

　　在社会结构上，《乡土中国》深入浅出地把社会分为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和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团体格局指的是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而差序格局则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费老还作了一个有趣的比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都在水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而所谓伦，也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多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当代中国社会又何尝不是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在办事的时候，人们总是先找关系。正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导致了许多“走后门”的现象，在官场上也导致了很多的贪污腐败的现象。这一个比喻浅显而又深刻，在看待人的私心问题上，让我感触至深。

　　当代社会所强调的德治依旧是源于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维系着私人的道德”需要靠个人的内在克制来遵守，于是很多应该遵守的规则便成了“礼”，“礼是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当代社会应该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礼治”依然存在。在农村，遇到矛盾的时候都是请一些长者或权威人士来评评理，实在调解不了才选择诉诸于法律手段。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无讼”的社会。

　　在一成不变的乡土社会里，保守封闭的特征形成了“无为政治”和“长老统治”的现象。即使是在当代的民主社会，人们依旧不重视自己的权力，敷衍地对待选举活动，对政治大事也不闻不问。只有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才会寻求政治或者法律上的庇护。在乡土社会中，长老的生活经验是最为丰富，因此长老具有权威性，年轻一代对长老只可惟命是从。

　　虽然乡土社会的社会变迁速度慢，但是乡土社会毕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旧的社会制度不符合实际情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时候，“名实分离”的情况就会出现。“名”是老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是不可以轻易改变的，所以人们只好依旧采用这个“名”而在实际的操作上采用自己的那一套“实”。这可能也折射出传统中国人们保守封闭的特点。

　　写到这里，不禁感叹费孝通先生孜孜不倦，敢于探索的精神，虽然《乡土中国》的创造时间离现今已经65年，但是这本书里所研究出来的理论依然是经久不衰，对于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本质看的如此透彻。我还要把这本著作精读几次，加深自己对乡土社会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