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优秀家风小故事
古代家风家训小故事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名人的家训小故事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古代家风小故事
中国人家族观念重，历来重视家庭建设，把“齐家”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积累了丰富的治家经验。历史上那些名门望族的家风，是他们修身、治家、做官、经商等各方面的人生总结，有着各类家庭的成功案例，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我们从中可以学习治家之道、教子之方。家风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家风中的忠孝、礼义、勤俭、清廉等，这些中华民族共有的美德，也需要我们代代相传。
世家大族的家风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如孝亲、睦族、和邻、婚丧嫁娶、经营田产、劝学、交友、做官，等等，其核心理念却传承不变，总的来看，以劝学、为官、立德三点为主。
劝学重教是兴家之本，“学而优则仕”，普通百姓凭借学习上的出类拔萃进入仕宦阶层。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仕宦之家大多由耕读之家通过科举转变而来，而工商之家由科举走上仕宦之路的，固然有之，但微乎其微。一个家族若要保持仕宦之位的世代沿袭，必须在劝学的同时重视道德修养。“德”是维持一个家族长久兴盛的内在因素。世家大族的家风内容以劝学、为官、立德为主。个人追求、治家之道和国家目标三者一致，有机结合。
第一个故事
刘必显(刘墉曾祖)家教很严，提出“崇惇厚、黜浮华”，他“教其子，每不称意即挞之”。刘棨(刘墉祖父)不仅继承了刘必显的这一切，而且“益严乎子孙”。孩子六岁，就要到外面去读书，而不是依偎于父母膝前撒娇。他要求子孙“出于跬步无敢嬉戏”，培养孩子的稳重大方气质，长大后“被服食饮，比于寒素”。前面是讲在学业上向高标准看齐，后面则是说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人只有如此，才能克服困难，战无不胜。“读书汲古外不得有他嗜好，亦不得妄有所交接”，专心读书、谨慎交友，以保事业有成。刘棨生了十个儿子，八子全都中过举，八子中又有三人中过进士。刘棨“严家教”功劳很大。
刘家的私塾先生李漋评价：“近世言家法者，首推东武刘氏。”
第二个故事
王重光g出身新城王氏家族，他的家训是：“所存者必皆道义之心，所行者必皆道义之事，所友者必皆读书之人，所言者必皆读书之言。”在新城王氏家族中，每一个人必须存有道义的心，每一个人必须做道义的事，每一个人所交的朋友必须是读书人，每一个人说的话必须是读书人的话。从此，“道义、读书”四字，便成为新城王氏的家风。
“忠勤报国”是新城王氏家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王重光对“道义”家风的实践。王重光是王渔阳的高祖，也是家族从诸城迁徙到新城后出现的第一个进士。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重光任贵州布政司参议。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紫禁城发生大火，皇宫损失严重，为了进行重建，需要在四川、贵州等森林茂密的地区采伐木材。王重光奉命在贵州采木。为了完成采木的工作，他不畏艰难险阻，亲自到人迹罕至的大山中，借宿在苗族山寨里，探虎豹洞穴，攀登巨岩，横渡激流。他所到的地方都是凶险之地，连当地的百姓都不敢去。他上山时在木屐上缀上钉子，下水时仅乘一木，好几次濒临死境，手下张、王两位指挥使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殉职的。各个部落酋长也纷纷向他提供优质木材，但这些大木材都长在绝壁上，下面就是万丈深渊，仅凭人力难以搬动。一时间，木材运输成了一个难题。恰遇大雨倾盆，木材被洪水冲出大山，问题迎刃而解。不到一年，王重光所伐的大木材有六百多根，比其他采木的多出三倍。
由于公务繁忙，王重光很少有回家团聚的机会。有一次，王重光回到家中，儿子王之城、王之猷看见他容颜憔悴、疲惫不堪，十分惊讶，哭着对他说：“是因为朝廷的公事所以这样劳累吗?何必让自己受这样的苦!”王重光叹息说：“我不能顾家啊!”第二天就又去办理运输木材的事宜了。王重光因为公事繁忙，所处的贵州又是蛮荒之地，环境恶劣，很快就身患重病，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没有时间照顾自己。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八月十五，王重光已经病势危重。临终前，他对儿子说：“我勉强支撑病体办公，毫不懈怠，是想报答圣上的恩德。”直到最后都没有一句言及家事。
王重光死后，嘉靖皇帝表彰他“忠勤可悯”，并赐祭一坛。三年后，京城皇宫三殿建成，大司空再次为贵州官员请功，王重光被追赠太仆寺少卿。而贵州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在永宁建祠，并用嘉靖皇帝所批复的“忠勤”二字表额，称为“忠勤祠”。因为王阳明也曾经谪居贵州，当地百姓把王重光和王阳明并称为“二王”，每年祭祀。
第三个故事
颜真卿，我们知道他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却少有人知道他更是一个慷慨赴死、两罹国难的忠烈之士。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时，颜真卿任平原(德州)太守，他的堂兄颜杲卿做常山(石家庄)太守。颜真卿联合堂兄，率领义军共同作战，颜真卿还被推举为盟主。他们大败叛军，取得了“安史之乱”后唐军的第一次胜利，极大鼓舞了官兵的热情与信心，扭转了战局。安禄山攻占洛阳后，唐玄宗不由得伤心叹息：“河北二十四郡，竟无一忠臣!”这时有人来报，说河北尽陷，只有颜真卿镇守的平原城没有损失。唐玄宗这才开始关注颜真卿，其实他这时候连颜真卿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旧唐书》说：“朕不识颜真卿形状如何，何为得如此!”经此战役，颜氏家族损失惨重，30多人被杀。颜真卿堂兄颜杲卿一家尤其惨烈。颜杲卿与儿子颜季明一起守常山，后颜季明被安禄山抓做人质，但颜杲卿不肯屈服，大骂安禄山，被割舌而死;颜季明被凌迟处死，尸骨仅剩一头一足。著名的《祭侄文稿》便是颜真卿为其侄子颜季明写下的。平原之战，是颜真卿第一次为国赴难。
颜真卿由于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之后屡得升迁，这引起了朝中一些大臣的嫉恨。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淮西都统李希烈谋反，直接威胁洛阳。宰相卢杞嫉恨颜真卿，便向皇帝进言，让颜真卿前去劝说李希烈投降。颜真卿深知这是陷阱，却说：“君命也，焉避之。”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忠义之心令人佩服。颜真卿劝李希烈归降，李希烈欣赏颜真卿，反劝他助自己反唐。颜真卿指着李希烈的鼻子，痛骂道：“可惜我手中没刀，看你还来不来劝我!”李希烈派人在院中挖了一个大坑，扬言要活埋颜真卿。颜真卿坦然地说：“死就死，这是我的命!”并自作墓志和祭文，准备以死殉国。李希烈还不死心，又让手下在院子里堆上柴，烧起大火，说：“你如果还不投降，就自己往火堆里跳吧!”颜真卿二话不说就往火堆里跳，被李希烈的手下拉住了。李希烈毫无办法，软禁折磨了他三年，最终将他缢死。颜真卿死时骂不绝口，终年77岁。
颜真卿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什么品德?是“敢于担当”。而担当，也是知识分子最可贵的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知识分子的立身原则，如果知识精英具备了兼善天下的身份、名望和社会地位，而不承担社会责任，会被人斥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最为人所鄙视的。如果为了国家连生命都可置之度外，那生活工作中还有什么委屈不能承受，什么责任不能担当呢?刘必显父子严格教子、王重光忠勤报国，以及颜真卿两罹国难的故事，让后人感动且振奋，因为这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可亲可信可敬，这就是家风的魅力。
古代家风小故事
姚母教子:
姚梁（1736—1785）庆元县松源镇姚家村人。自幼好学，23岁保举优贡，清乾隆三十年（1765）顺天乡试考取举人，三十四年登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历任礼部主事、刑部员外郎、顺天乡试会试同考官、山东学政、饶州知府、川东分巡备道、江广按察司、河间府知府等职，所至皆有政绩。三十五年后封奉直大夫、中宪大夫、通议大夫，世称“三大夫”。姚梁为官清廉，政绩累累，备受尊敬。这得益于姚梁从小受家庭诚信教育。庆元地方上流传着姚母教子的故事。有一年，朝庭赐封姚梁为察司，要他去各州府查办贪官污吏。这事被他母亲知道了，她老人家深怕儿子胜任不了这桩大事，决定要试他一试。一日黄昏，姚梁刚从外面回家，他母亲劈头便问：“梁儿，我中午煮了一大碗香蛋，好端端地放在橱内，晚上打开橱门一看，竟少了三个，莫非是给媳妇偷吃了，你要替我查一查，我要对家贼施行家教呢！”姚梁听了不觉好笑，心想家人吃几个香蛋，也值得这么认真。于是便对母亲说：“几个香蛋吃了便算，不必追究吧。”不料他母亲却认真地说：“你连家中小事都分不清，还敢上州下府去查案？”姚梁一听明白了母亲的用意，随即找来几个脸盆、牙杯，盛上清水，叫拢母亲、妻儿等全家人，分给每人一个脸盆，一只牙杯，吩咐大家一齐漱口，并把口水吐入各自面前的脸盆水中。姚梁一个个地观察过去，别人脸盆的口水都清清的，唯有母亲脸盆的口水漂着一些蛋黄碎。姚梁发觉吃蛋的不是别人正是母亲自己，他正在犯难时，而他母亲却在旁一味催促，问他：“查到了吗？”。姚梁说：“查是查着了，不过……”他母亲紧逼着说：“不过要徇私对否。”这时，姚梁实在无法只得壮着胆指出：“蛋是母亲吃的。”姚梁媳妇直怨他不该当众让老人家难堪。谁料，他母亲却哈哈大笑，说：“你能遇事细心，判事无私，我便放心了。”不久，姚梁奉旨到各州府明查暗访，根据查到的实情，严办了一批贪官污吏。传说姚梁“为官清廉耿直，毫不徇私”，取信于民，是与母亲的家教分不开的呢。
侃母教子:
东晋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名的良母。她与孟母、欧阳母、岳母一起被尊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她那出色的言传身教常使人感动得潸然泪下。《幼学》云：“侃母截发以筵宾。村媪杀鸡而谢客。此女之贤者。”这“侃母”，指的就是这位伟大的母亲。湛氏出生于三国时期吴国的新淦县南市村?今江西省新干县金川镇?。16岁那年，因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嫁给吴国扬武将军陶丹为妾。生下陶侃没几年，丈夫陶丹便病逝。从此，家道中落，一蹶不振。由于孤苦无依，湛氏只好携带幼小的侃儿由浔阳（今九江市）回新淦娘家，以纺织为生，供陶侃读书。由于陶侃读书万卷，精通兵法，后被太守范逵荐为县令。陶侃在踏上仕途赴任之际，湛氏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侃儿，为娘苦了一世，总算看到你有了出头之日。但望我儿做一个清正之人，不可误国害民。”“放心吧，母亲，陶侃记住了。”“为娘拿不出什么东西为儿饯行，就送你三件土物吧。”“三件土物？”陶侃颇为不解，”娘，你——”“是的，三件土物，”湛氏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包袱递给陶侃说，“带上它吧，到时你自会明白的。”来到官府后，陶侃打开包袱一看，只见里面包着一坯土块，一只土碗和一块白色土布。他先是一怔，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领悟到母亲的用意。原来一坯土块是教儿永记家乡故土；一只土碗，是教儿莫贪图荣华富贵，要保持自家本色；这一块白色土布，更是教儿为官要尽心恤民，廉洁自奉，清清白白，永不忘本。母亲的箴告，深深打动了陶侃的心。后来陶侃在仕途上果如湛氏所望，正直为人，清白做官。陶侃在海阳做县吏的时候，恰好监管渔业。孝顺的陶侃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心中总觉歉然不安。有一次，趁下属出差顺路之便，嘱托他带了一坛腌鱼送交母亲。谁知湛氏却原封不动地将这一坛鱼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你身为官吏，拿官家的东西回来，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增加我的精神负担啊！”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和回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他决心遵循母亲的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宫，勤于政事，多为国家做有益的工作。后人赞曰：“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明·张九韶《重修陶母墓记》；康熙《新淦县志》卷十四《艺文志·记》）陶侃学富五车，为人正直，秉公守法，因而他的仕途十分顺利。他从长吏、太尉、都督大将军一直做到封长沙郡公，成为中国古人治学和为官的表率。而这一切都与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东晋元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一代贤母湛氏去世了，人们遵照她的遗嘱，将她葬于新淦县城。
我国名人的家风家训小故事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又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的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不如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中国好家风历史典故
1.拾葚异器
蔡顺，汉代汝南(今属河南)人，少年丧父，孝顺母亲。每日出去采摘桑葚时都把桑葚分开装。赤眉军(绿林赤眉起义)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黑色的味甜，用来供养母亲;红色的味酸自己吃。”赤眉军为他的孝行感动，送给他二斗米和一只牛蹄。
2.岳母刺字
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宋朝。母亲姚太夫人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姚太夫人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背上，让他永远铭记在心。
3.孟母三迁
孟子小的时候和母亲住在墓地旁边。孟子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孟母认为这样不好，就搬到市集附近，孟子又学起做生意和屠宰猪羊的事情。孟母再次搬家到学校附近，孟子就跟着学生们学习礼节和知识。孟母点着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呀!”
家风家训名人小故事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尚。家风对一个孩子的行为举止，个人修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后天影响。好的家风形成，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梁启超教子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丰子恺教子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名人家风家训的故事
1、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2、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3、总统教子自立
曾任过美国总统的里根，不仅有名望而且富有。但他严格要求自己子女自立，绝不让他们依赖父母。儿子失业后，一边寻找工作，一边靠领取救济金度日。
4、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5、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6、梁启超全方位爱子女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7、梁济对梁漱溟“信任且放任”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8、胡适倡导“独立、合群、重学”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9、丰子恺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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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家风的故事
郑板桥，山东潍县 ( 即今山东潍坊市 ) 当知县，他为官清廉，关心民生，政绩甚佳，百姓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后来，这一地方碰上了 灾 荒 年，他请求赈济灾民，却因此而获罪，便辞官回到家中，以卖书画为生。
郑板桥出身贫寒，所以能理解贫苦人的艰辛，从来不以富贵贫贱论人。当他还是个秀才的时候，偶而翻检家中的旧书箱，见到家中佣人的前辈所签的卖身契据等，就马上拿去烧掉。他决不还给佣人本人，或者自己仔细看看契据的内容，就是怕佣人知道了感到难堪。真是体贴佣人，心情入微啊!
郑板桥长大后，自己当了家，在雇用佣人的时候，从来不要求对方和自己立契约。佣人自己如果觉得合适，就留下;如果不满意，就自由离去。郑板桥的用意，是不想让后世子孙借此逼勒、苛求家中的佣人。
郑板桥后来到山东范县、潍县等地做官，他不放心家中，经常写信回家，教育在家中当家的堂弟郑墨。他谆谆告诫郑墨，不要以富贵贫贱论人，要宽厚对待家中的佣人，并将自己当年悄悄烧掉佣人的前辈所订立的契据、从不要求佣人立契据之事，讲给堂弟听;又教育郑墨与人为善，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不要光看别人的短处。
他给郑墨的信中有这样的话：“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 矣。东坡一生，觉得世人没有不好之人。这最是东坡好处。愚兄平生谩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未尝不喷喷称道。”郑板桥举宋代苏东坡和自己的例子，告诫郑墨多看别人的长处，话语之中充满着人生的哲理。
郑墨将哥哥郑板桥的俸钱带回家中后，郑板桥特意寄信回家，要弟弟挨家挨户，逐一散给自家的邻居族人，信中说：“南门六家，竹横港十八家，下佃一家，派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惠。无父无母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宜访求而慰问之。自曾祖父至我兄弟四代亲戚，有久而不相识面者，各赠二金。……徐宗于、陆自义辈，是旧时同学，日夕相征逐者也，今皆落落未遇，亦当分俸以敦夙好(以维系往夕的情份)。……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 党，相周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郑板桥谆谆嘱咐堂弟将自己的俸钱分送净尽，用以救济亲朋好友、邻里乡党，其心地何等善良!
郑板桥又教育郑墨尽心务农，收拾齐备农具及家中生活器具，男耕女织，养成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一点也没有轻视农夫的思想。他教育郑墨要体恤贫苦之人，如果人家要借钱，必须要成全;假如不能偿还，也要宽容他。总之，郑板桥总是无论大小事，都耐心开导其弟。
板桥五十二岁时才得一子，因此对孩子十分钟爱，但不是一味溺爱，而是教之以正道。他在潍县任官时，便写信给堂弟，要郑墨在家好好教育其子，让他懂得为善之道，养成忠厚而有同情心的性格，避免形成刻薄急躁等坏习气。他特别关心为儿子延师教育的事，并要求刚刚六岁的儿子礼敬师长，关心同学。
他还特别嘱咐郑墨：“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钉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不能即归，辄留饭。薄暮，以旧鞋与穿而去。彼父母之爱子，虽无佳好衣服， 必制新鞋袜来上学堂，一遭泥泞，复制为难矣。夫择师为难，敬师为要。择师不得不审，既择定矣，便当尊之敬之，何得复寻其短(怎可找老师的缺点) ? ”
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儿子，郑燮特意抄了四首顺口好读的古代诗歌，让堂弟郑墨，教其儿子边读边唱，从中受到教育。
名人优秀家风小故事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悲伤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