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向检察院写抗诉书

民事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xxx女，1957年10月7日出生，汉族，原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教师，住南岸区四公里xx学院教师宿舍xx栋xx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校，住所地南岸区四公里广黔路75号。

　　法定代表人xxx，该校校长。

　　申请事项

　　敬请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促使人民法院撤销一、二审判决，再审改判申请人胜诉。

　　申请理由

　　一、二审判决认为学校将空白教案本发放给教师的行为不能证明所有权已发生转移是要求当事人对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证明，违反了法律规定。

　　申请人认为，学校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的行为足以表明教案本的所有权已经发生移转，申请人继受取得该教案本的所有权。

　　诚如原判所言，教案本是被申请人购买，其所有权属被申请人所有。但这只是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以前的状态。在被上诉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之后，教案本的所有权即发生转移，而由申请人继受获得。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申请人，只是将其作为办公用品发放，发放的目的是为了申请人写教案，并无转移教案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

　　其一，意思表示有明示和默示两种形式，其效力相同。在被申请人将教案本发放给上诉人时，或许并未作出明确的转移教案本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但作为一种长期实行并为教育界(其实又何止教育界!)普遍遵守的惯例，办公用品发放给教师后，学校即不再主张对该办公用品的所有权，教师也不负返还该办公用品的义务。因为作为一种人所共知的事实，发放给教师的办公用品会在办公过程中被消耗。这种惯例是所有包括教育管理人员和教师在内的所有教育工作者所共知并遵守的。对于发放教案本的被申请人而言，向申请人发放教案本的积极行为，加上不再主张被发放的教案本所有权的默示认知，构成了对教案本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因此，申请人通过继受方式取得了教案本的所有权。在此情况下，不能认为学校没有转移教案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规定，并不需要当事人另行举证证明。

　　其二，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上交教案本的行为并非对教案本主张所有权，而仅是为了完成教学管理工作。

　　被申请人发放教案本后，从未主张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被申请人要求申请人上交教案本，目的是为了检查教师准备教案的情况，因而其管理制度中才有诸如教师不上交教案，可以给予某种形式的处分的规定。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处分是学校对教师的行政处分，而不是学校因教师侵害了学校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而要求教师承担的民事责任。因而，也可以说学校自发放教案本后并未主张对教案本的所有权，这正与前述被申请人对教案本所有权转移的默示行为相一致。

　　二、申请人主张的是特定物的所有权，原判并未证明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的所有权仍属被申请人所有，即主张被申请人不应归还是错误的

　　本案中，教案本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和性质：一是被申请人发给申请人的教案本，是空白教案本，属于种类物;二是申请人上交给被申请人的教案本，是写有教案的教案本，属于特定物。当申请人在空白教案本中写上了教案后，此物已非彼物，教案本已不再是种类物而是特定物。如果原判认为被申请人有主张其空白教案本(种类物)的权利，申请人也只需以与原物相同或相似的空白教案本(种类物)返还，因何原判却以申请人所拥有的写有教案的教案本(特定物)来满足被申请人的主张呢?这显然是错误理解了种类物和特定物的关系，导致了文不对题的判决结果。

　　需要特点指出的是，申请人请求返还的标的物是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申请人撰写教案虽然是完成工作任务，但并不能就此推论附着了教案的特定物的所有权与未附着教案的种类物在所有权关系上就没有改变。如果说学校还有权主张对作为空白教案本的种类物的所有权的话，也不应该通过占有附着了教案的教案本这一特定物的方式实现。实际上，民法中已经规定了当事人主张种类物的方法：用种类物代替，即用另外的空白教案本归还学校以实现学校对原发给申请人的空白教案本所有权的主张;无种类物代替时，折价赔偿，即如无另外的空白教案本，申请人可以对学校发给的空白教案折价归还以实现学校主张对空白教案本的所有权。因此，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无权要求被申请人归还附着教案的教案本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三、原判认定申请人不拥有教案的著作权不仅认定错误，而且系越权行为，应依法纠正

　　本案是物权纠纷，著作权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物权纠纷与著作权纠纷，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事纠纷。法院审理案件只能以确定的案件性质及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作为审理的内容，而不应超越这种范围。本案是物权纠纷，原判却大谈著作权保护，且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作品包括文字作品”的明文规定于不顾，并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和第四条，断言教案不属于“作品”范畴，意图为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寻找依据。但原判的这一理由与原判结果并无事实、法律及逻辑上的联系，观点错误且超出了审判职权范围。

　　从法院级别管辖的法律规定来看，著作权纠纷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人民法院。如果案件涉及著作权问题，也只有中级人民法院才有权在一审案件中对其作出评判。但本案一审法院却在物权纠纷案件中，大谈著作权问题，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级别管辖原则，属违法行为。二审判决虽然认为都教案属于“作品”，但对一审判决所确认的申请人不拥有教案著作权的判决理由不置一词的情况下，维持原判，亦属错误。因生效判决具有既判力，原判认定的教案不属“作品”范畴，或者教师不拥有教案的著作权，将被固定，为申请人就教案著作权归属问题寻求法律救济，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一、二审判决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是错误的，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也是错误的，深望贵院主持公正，依法提起抗诉，要求法院依法撤销一、二审判决，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此致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民事抗诉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仇某某，女，汉族，19XX年X月XX日出生，湖北省某某市某某乡某某村人，身份证号码(略)。

　　委托代理人：张某某，男，汉族，19XX年X月XX日出生，系申请人丈夫，地址同上，身份证号码(略)。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某某市中心人民医院

　　地址：广东省某某市某某区某某北路XX号

　　法定代表人：陈某某

　　请求事项：申请人不服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认为该判决完全错误，特请求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仇某某原系某某市某某区某某国康堂保洁员，2007年9月22日因视物重影模糊及头痛前往被申请人处就诊，被申请人医师诊断为“鞍区占位：垂体瘤?”，遂于9月23日将申请人收入住院治疗。10月9日被申请人为申请人行开颅肿瘤切除术，术后第6天(10月15日)申请人出现左侧肢体乏力、说话含糊、精神差，经诊断为血栓性脑梗塞。11月2日申请人因无力支付医疗费而被迫出院。2008年4月28日申请人又因颅脑手术后继发性癫痫在被申请人处住院治疗，后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医疗费而次日再度被迫出院。现申请人左侧肢体完全偏瘫，长期卧床需要专人护理。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侵害了申请人知情选择权，没有采取最大限度加强脑保护、减少对脑组织牵拉、减少功能缺失的“微创肿瘤切除术”而是采取风险较大的“开颅手术切除术”。此外，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手术中麻醉不到位导致申请人身心严重受创。而且，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手术后没有进行有效护理和相应注意义务，加上疏忽了申请人存在高血压、糖尿病，从而没有采取措施来有效预防脑梗塞。

　　2008年5月16日申请人将被申请人起诉至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要求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2009年4月1日因某某市医学会与广东省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申请人被迫撤诉。2009年6月30日被申请人出于人道主义理由，同意对申请人的丈夫张某某补偿68000元，并约定“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及任何方式对对方有任何主张，该医疗争议经双方签字后宣告终结，双方永不追诉”。2010年申请人以医疗过错为由向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重新起诉，要求被申请人承担医疗过错责任。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医疗过错鉴定，2011年8月18日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做出法大(2011)医鉴第XXX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被申请人存在医疗过错，与申请人不良后果之间的参与度为B级(理论系数为10%)，申请人肢体偏瘫构成二级伤残，癫痫发作伤残四级，护理依赖程度评定为大部分护理依赖程度。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赔偿总损失1843767.08元。2012年1月5日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做出(2010)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350753.42元。后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不服，上诉至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年5月25日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原审民事判决发回重审。

　　2012年9月28日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做出(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依旧支持申请人向申请人一次性支付医疗损害赔偿金350753.42元。此前，被申请人以申请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由，将申请人仇某某、申请人的丈夫张某某诉至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丈夫签署的《协议书》合法有效，两被告承担所谓违约金444240元，被某某市某某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做出(2011)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都不服(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被申请人对(2011)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做出(2012)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支持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丈夫张某某签署的《协议书》有效，做出(2012)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撤销(2012)某某法民一初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申请人诉讼请求。

　　申请人不服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某中法民一终字第XXXX号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14)粤高法民一申字第XXX号民事裁定书，认为申请人丈夫与被申请人签署放弃诉讼权利的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合法有效，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本案的焦点是申请人仇某某的丈夫张某某越过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协议书》是否有效，申请人的丈夫张某某是否可以与被申请人约定剥夺申请人的诉讼权利。

　　1、申请人丈夫张某某与被申请人签署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属于无权代理，不构成表见代理

　　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其丈夫张某某事先没有得到申请人明确授权，事后也没有得到申请人明确追认，显然对申请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张某某与被申请人私下里签署的人道主义救助《协议书》只要没有得到申请人的确认，就对申请人没有任何约束力。我国夫妻人格独立，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显然仅仅出于夫妻身份就认为构成便见代理，是对夫妻地位平等的否定，更是对表见代理权的滥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十七条关于‘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应当理解为：(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财产作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这说明夫妻之间构成便见代理仅限于所处理的标的物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实施表见代理行为仅限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本案中张某某是处理申请人的医疗损害赔偿款，该赔偿款具有直接的人身属性，显然只有申请人本人才可以做出处理，或者明确授权他人处理。而且，本赔偿款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也不属于“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某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表见代理认定显然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依法予以纠正。

　　2、申请人丈夫张某某无权与被申请人通过《协议书》方式剥夺申请人诉讼权利

　　诉讼权利，是指民事主体向人民法院起诉和应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权益的权利。诉权不能任由当事人自由处分，否则程序的安定性和严肃性将得不到保障。因此，这种约定放弃诉讼和仲裁权利的条款是无效的。诉权以宪法上的起诉权为直接依据，内含着起诉权公法性请求权的属性。作为公法请求权的起诉权是不可转让、不能抛弃的，即使当事人之间签订了抛弃起诉权的协议，当事人的起诉权也不丧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可知，当事人不能违反法律规定而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即使是诉讼时效的诉讼权利都不可以由当事人擅自约定，显然比起诉讼时效更加重要的诉讼权利更加不得擅自约定。

　　本案中申请人的丈夫张某某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擅自与被申请人通过《协议书》的形式剥夺宪法赋予申请人的诉讼权利，显然是一种无效行为，它直接损害了申请人的法定诉讼利益。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基本公平。二审法院以所谓“表见代理”为由将申请人丈夫张某某与被申请人签署的《协议书》强行认定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并要求申请人放弃诉权，显然是对夫妻平等关系的错误理解与对表见代理权的滥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申请某某市人民检察院提请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申请人：

　　二Oxx年xx月xx日

民事抗诉申请书模板

　　申请人：***，男，汉族，**年*月*日出生，山东省**********村民，现住*******区。

　　被申请人：滨州东升地毯有限公司。

　　地址：惠民县开发区号。

　　请求：请求撤销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惠民县人民法院（20X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提供还款凭证无公章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由于当时彩霞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以部分单据只有收款人签名，收款人可做证人出庭证实，但法院没有传证人出庭作证就做出终审判决。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不符合常理。

　　二、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妻子在对账单上的代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申请人曾在法庭否认妻子的签名，故对账单上的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呈

　　****法院

　　申请人：***

抗诉申请书有关范文

　　申请人：甲，男，

　　申请人：乙，女，

　　被申请人：丙，男

　　被申请人：丁，女，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因相邻权通行权纠纷经阜南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于20XX年10月10日作出(20XX)南民一初字第01301号《民事判决书》，1。判令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宅基上有通行权；2、判令申请人十日内申请人清除上述范围内的障碍物；3。并判令被申请人支付三万元补偿款给申请人。申请人不服此判决，依法向阜阳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阜阳中院审理后在20XX年12月15作出(20XX)阜民一终字第01282号《民事判决书》：维持一审判决第1项、第2项、第4项。撤销了一审判决第3项。

　　申请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办案法官存在人情关系办案，判决结果对申请人极为不公，故此依法申请贵院对本案提起抗诉。

　　申请抗诉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房屋东侧宅基地为“公共通道”属认定事实错误，被申请人对此不享有通行权。

　　1、原审法院认定上述事实的依据是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意见书和关口乡小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而事实上，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意见书》是在没有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意见书，根本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原审法院采信该调解意见书的认定事项，并作为判决依据，显然错误。至于小河村民委员会的证明，因争议宅基地属于淮河河道管理局所有和管理范围，不是村民集体所有土地，村委会出具的该份证明同样不具有法律效力。

　　2、上述关于“公共通道”的认定，与当庭被申请人承认的事实相矛盾。

　　在庭审中，被申请人丁承认自家的宅基在最先分配时东西长只有两间房屋，其房屋东侧为台坡，之后经过拉土填平台坡，才增加了宅基。而申请人家房屋东侧同样是台坡，经过多年的填土新增的宅基地，之后因为邻居王洪向申请人索要宅基，申请人向王洪支付了3600元转让费，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买卖协议。上述事实表明，本案当事人房屋东侧的空地均系自己填土新增的土地，并非在分配宅基时预留的公共通道。对上述事实，本案双方当事人均予以认可，但原审法院却未予采信，明显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客观裁判原则。

　　3、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宅基地属于南北分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房屋东侧的宅基地不享有通行权。

　　该处宅基系申请人建房时预留的厨房用地，并非自然形成的南北通道，被申请人在拆旧建新之前始终未在此处通行。被申请人此前一直都是自右侧向西经过公用南北通道通行，现因西侧邻居建新房时做东向西建房，造成被申请人西侧通道被堵，另外，原告北侧居民从建房到现在一直都是向西经公用南北巷道通行。被申请人完全可以在自家房屋北面开门，然后向西经公共道路通行。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办案，明显偏袒被申请人一方。

　　原审判决第4页载明“本院依职权调取证据”包括：

　　1、申请人的户籍证明；

　　2、关口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意见书；

　　3、吴明才、郭国强的证言；

　　4、现场勘验笔录及勘验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是指以下情形：(一)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第十六条除本规定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上诉证据材料不属于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的证据范围，原审法院违反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帮助被申请人搜集证据，明显偏袒被申请人，导致判决明显不公。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主审法官违法办案，判决不公，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之规定，呈请贵院对本案依法抗诉。

　　致此

　　XX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甲、乙

　　申请日期：XXXX年XX月XX日

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阿连，女，20XX年2月1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四平市铁东区黄土坑街平林委4组。

　　被申请人：华子，男，20XX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四平市铁东区黄土坑街平林委4组。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四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二审审判决程序违法。

　　原二审法院在财产分割过程中，将案外人小彤所有的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是房产部门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权，本案不是行政案件，民事审判庭无权作出申请人将房屋转让并过户的行为认定无效。也就是说本案作为离婚之诉人民法院不应该对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进行审理。更不能错误的认定转让无效，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另外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最初是申请人阿连单位的福利房，当时单位照顾职工由单位拿15000元，职工拿22300元，产权就归为私有。尽管22300元钱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婚后交的房款，但这个房子不应都算做夫妻共同财产，最起码单位拿的15000元是阿连自己的。

　　二、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庭审时，被申请人将其父亲的房产证(正房，63多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证书向法庭出示，其认为添附的房屋都应该归其父亲所有，一审法院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判给其父亲的。但事实是，20XX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结婚在被上诉人其父亲的正房内居住，20XX年申请人[阿连娘家出钱并找人在被申请人其父亲的土地上建了两间小房(10多平方米和20多平方米)，一直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居住至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一、二审两级法院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仅以此两间小房在其父亲的土地上建筑就认定是其父亲的财产，显然是不对的。两间小房虽然依附于被申请人其父亲使用的土地上，但不能证明这个房子就是其父亲盖的，更不能证明就归其父亲所有。这两间小房应评估作价，评估的价款作为夫妻共同所有来进行分割。

　　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财产分割不仅违反法律且显失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判决。”而原一、二审判决完全是倾向男方而没有照顾女方。

　　首先，二审判决处分给被申请人(男方)的位于铁东区三马路凯盛小区2号楼4单元1楼右门62.29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要远高于终审判决分给申请人(女方)的位于铁西区北沟街铁桥委6组北河小区2号楼5单元7楼(顶层)，建筑面积62.20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而且此房屋所有权归小彤所有。

　　其次，双方位于铁东区一马路圆梦小区6号楼5单元1楼左门46.72平方米，于20XX年购买算装修共花费5200元的房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来判决该房屋，而是直接把该房屋分给原告(男方)，原告给被告(女方)该房屋的一半房价款及装修款即26000元，原二审法院竟然维持了该判决，此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试想若法院能这样判决的话，那第一处房产单位的福利房归申请人阿连所有，由阿连支付被申请人22300元的一半款也是可以的。

　　第三，原二审判决违背了婚姻法中照顾生活困难一方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申请人精神分裂住院42天，住院期间被申请人不闻不问，住院治疗费用都是从申请人亲属手中借的，共花费7000多元。在庭审时申请人已拿出住院病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应是共同债务，但二审法院都没有对共同债务进行分割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终审维持一审判决处理财产，会导致申请人离婚后将无房可住，无法生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护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人：

抗诉的申请书范文

　　申请人：，男，汉族，51岁，1960年5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县，初中文化，住，系被害人吕某某之父

　　申请人：，女，汉族，51岁，1960年7月30日出生陕西省*县，初中文化，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吕某某之母亲

　　抗诉请求：

　　1、请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阮振兵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xx）二中刑初字第号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立即执行

　　3、申请人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立即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请求所有人包括一审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第二，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害怕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又接着销毁罪证。(范文网)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是必须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比死亡还痛苦的折磨，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判处刑立即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肯定是不相符！！！

　　第三，犯罪分子是在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抵赖的情况下认罪的，这样的认罪怎么能作为从轻的情节呢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痛苦，这么可能要犯罪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绝对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正义的存在以安慰在天之灵，以安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须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申请人：

　　20xx年12月20日

抗诉申请书有关范文

　　申请人（原审被告）：xxx，男，汉族，1962年5月22日出生，xxx人，农民，现住南白村河底区47-1号。

　　被申请人（原审原告）：xxx，男，汉族，1973年3月26日生，xxx村人，农民，现住南白村西头区38-1号。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xx人民检察院依法对xx人民法院（20XX）榆民初字第53号民事判决书提起抗诉，要求法院撤销该判决书，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

　　20XX年申请人以下票的方式购买本村里南沟80亩四荒宜林地植树造林，以流转方式取得里南沟16.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共计96.5亩。经村委会同意，林业部门验收合格，20XX年林业部门给申请人颁发了林权证，注明四至范围及使用年限。20XX年与申请人相邻的土地承包人被申请人未经村委会同意，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超越经营范围，将原有的耕地变为林地，将杨树栽入与申请人相邻的地块中间的小渠里。由于杨树生长速度快，根系发达，严重影响了申请人核桃树正常生长，致使应该挂果的树迟迟不能挂果，严重影响了申请人的经济效益，给申请人造成很大损失。申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避免被申请人受到损失，不得以于20XX年11月雇佣挖掘机在小渠中挖了一条宽80厘米，深1米左右的小渠，切断杨树部分根系以阻止被申请人的杨树给申请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二、原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

　　1、原审法院认定申请人的挖渠行为构成侵权是错误的。

　　原审法院虽然在审理时提出本案争议焦点提出关于被申请人的的植树行为是否合法，但在认定本案的事实时却将本案这一关键事实未作认定。而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否合法却是本案的关键所在。

　　如果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违法的，那么申请人采取的行为就属于针对违法行为采取的自卫行为，申请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如果被申请人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合法的，申请人在超过必要的限度内承担法律责任，所以被申请人植树行为是合法的，是本案的关键之一，但原审法院却将这一关键事实未作认定。

　　而事实是审理此案时，原告提供的证据本村村委会的一份证明。这份证据既不能证明被申请人对该林地有经营权，也不能证明申请人对该林木具有所有权。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如果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不能举证，将承担败诉的风险。在本案中被申请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该杨树属于本人的合法财产，自然此树木不属于被申请人的，申请人也就无权主张自己的权利。而申请人在审理时提供的证据购买村委会四荒的协议书及土地使用证及林权证可以充分证明被申请人的行为属于侵权，并且申请人提供的照片证明被申请人的树木已经给申请人造成相当大的损失，申请人采取的挖渠属于自卫行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三、原审法院以申请人侵权判令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树木损失是错误的，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理由是：在本案中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而且采取的方式也未超过必要的的限度，未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所以依据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申请人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

　　综上可知，被申请人明知耕地不能随便变为林地，而在未经村委会同意下将林地变为耕地，同时在自己不具有使用权的土地上栽种树木，而且所栽种的树木是直接危害他人利益，给他人造成了损害，原审法院违背法律规定认定事实、判决案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79条、第187条等的规定，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致

　　xxxx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张建军

　　二〇XX年二月十九日

抗诉申请书模板

　　申请人高XX，女，汉族，住江苏省。

　　被申请人杨XX，男，汉族，住上海市。

　　申请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对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在XX年XX月XX日作出的(2010)园民初字第XX号判决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驳回被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原判决认定被申请人已足额出资50万元的XX理想XX有限公司(下称“理想公司”)书面说明系伪证，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一审审理过程中，被申请人为证明其主张返还50万元的前提条件成立即50万元已足额出资，向法院提交理想公司向XXDSXX有限公司(下称“DS公司”)出借17.2635万元的证据及理想公司出具的其是受被申请人委托向DS公司注资50万元的书面说明。

　　“书面说明”是伪证。理由有二：1、该证据与被申请人当庭陈述其50万元的出资方式是部分由本人以现金方式注入，部分是委托理想公司转账注入，相矛盾;2、被申请人只举证证明理想公司曾出借DS公司17.2635万元，并未举证证明曾出借50万元。另，理想公司与DS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能因理想公司的单方言行而转变为被申请人与DS公司间的股权关系或被申请人所称的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转变为被申请人与申请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被申请人已足额出资50万元这一法院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DS公司及(或)其股东对被申请人承担返还出资义务，缺乏事实基础。

　　二、原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将《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错误地认定为股权转让关系。

　　《合作协议书》载明“乙方(被申请人)出资五十万元从甲方(申请人)原有股权中取得XXDS集团有限公司4%股权，同时获得XXDS公司8%股权”、“每次资金使用前均须提交有关部门的请款报告，在甲乙二人同意并签字之后方可领取”、“乙方保证及时。足额提供公司所需经费，如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业务开展，后果由乙方承担”、“上述五十万元资金原则上为2007年10月到2008年1月约4个月的费用，资金使用包含以下三项：A日常运营，B设备添置，C获取电视台授权的费用……”。原判决将《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认为是股权转让关系。该认定存在四点无法解释之处：(1)如为股权转让关系，申请人为何从未获取哪怕是1元钱的转让金?(2)如为股权转让关系，对价50万元为何要“二人同意并签字方可领取”使用?(3)如为股权转让关系，被申请人为何要对DS公司承担出资不到位责任，即“如因资金不到位而影响业务开展，后果由乙方承担”?(4)如为股权转让关系，对价50万元为何要用于DS公司“日常运营”、“设备添置”、“获取电视台授权的费用”

　　申请人认为，《合作协议书》所涉法律关系为项目投资关系，即被申请人向DS公司出资，而申请人作为公司的大股东从维护公司利益角度出发，甘愿稀释自己的股权以让渡部分股权给被申请人。申请人只负有让渡部分股权的义务，不承担任何其他义务。

　　三、申请人收集到新证据以证明《备忘录》并非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足以推翻原判决。

　　被申请人提供的《备忘录》擅自修改了二人之前协商达成的口头协议，在申请人急于外出之时，利用申请人年龄大、判断力差、法律意识淡薄及对被申请人的充分信任等，交与申请人签字，为申请人设下文字陷阱。

　　《备忘录》载明“(被申请人)放弃原拟向高XX购买的8%DS公司股权及高XX承诺赠送的股权”，双方之前从未有过有关股权转让的商谈，更谈不上达成股权转让的协议，所以无从谈起“放弃购买”。被申请人意图用这样的条款联系《合作协议书》载明的被申请人需向DS公司注入50万元来混淆法庭视听，以让法庭确信双方间是股权转让关系。可惜，这个条款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1、被申请人一直声称已足额出资50万元，既然已足额出资，何来条款用词“拟(购买)”?2、被申请人如未足额出资(申请人一直主张未足额出资)，其“放弃”“购买”，又如何让申请人返还50万元

　　《备忘录》将口头协议“DS公司融资成功后，申请人同意被申请人退出公司，由DS公司回购股权及支付其他款项5万元”修改为“根据DS公司的融资进程给予适当宽限，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55万元(《备忘录》第2条的文意)”。在DS公司经营陷入极大困难面临关门时，任何人都不会做出内容为《备忘录》第2条的承诺，该承诺实为对DS公司的债务承担。一审时，申请人无法获取证明《备忘录》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证据;一审判决生效后，被申请人在发给申请人的电子邮件中已承认(默认)其修改了口头协议。

　　四、本案符合舍弃法律规则而适用法律原则的条件，可以适用民法原则以实现个案正义。

　　姑且不论双方证据、观点，一审判决严重违背法的价值“正义、秩序”：本案件，被申请人同意向DS公司注入资金取得股权是基于DS公司将向风险投资公司融资的事实，这其中隐含着巨大商机或收益，即DS公司一旦融资成功，投资方将会设法将DS公司上市，如此被申请人的股权将会得到数十倍的资本收益。根据风险收益对等原则，被申请人也应承担DS公司融资不成经营困难所带来的风险，从《合作协议》的约定来看，被申请人对这个风险完全是有认知的。一审判决带来的结果是，被申请人将投资风险完全转嫁到没有获得任何收益或收益机会的申请人身上;申请人未获得转让金、收益或收益机会，却要为被申请人承担投资风险。这样的结果肯定是非正义的，是违背社会秩序的。穷尽法律规则、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存有更强理由，才可以适用法律原则，本案完全符合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

　　综上，本案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再审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特向贵检察院提请抗诉。

　　此致

　　sxsd市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2002年起至2005年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05年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1、关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05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2003年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05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06年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05)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2004年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04年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04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04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03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03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04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2016年关于检察院抗诉申请书

　　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石刚 ，男

　　请求抗诉事项：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第(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行政判决书，特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法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认定“直通车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与事实不符，适用法律错误。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高行(知)终字第2464号(第6、7页)本院认为“:……争议商标为“直通车”文字，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该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不管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服务，还是其他类型的服务，均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因此属于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 4)一中知行初字第1501号(第5页第7段)“ 本案中，因相关公众对于“直通车”所具有的方便快捷的含义具有认知能力，而对于服务行业而言，方便快捷显然是很多服务的特点，对于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亦不例外。”上述法院认定“直通车”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说明了该服务的特点，保险亦不例外。

　　200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依据《商标审查标准》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的标志是指：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质量、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主要原料、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功能、用途、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重量、数量。依据2 0 0 1年《商标法》及《商标审查标准》规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错误如下：

　　1、依据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其中“仅仅直接表示指定服务的特点”是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必要条件。根据《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解释：商标的显著特征，是指商标应当具备的足以使相关公众区分商品来源的特征。而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商标，才应被认定为缺乏显著性。所谓“仅仅直接表示”，是指商标仅仅对所指定使用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具有直接说明性和描述性的标志构成。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回避了“仅仅直接表示”，更无表明保险类服务的特点与“直通车”及其喻意方便快捷的关联，无事实证据认定直通车商标属于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2、申请人“直通车”商标注册证显示，该商标的核定服务项目(第36保险类)内容为：事故保险、保险经纪、保险、火灾保险、健康保险、海上保险、人寿保险、保险咨询、保险统计和保险信息等。依据分类注释指：“与保险有关的服务，如保险代理人或经纪人提供的服务，为被保险人和承保人提供的服务”。保险本质上是保障，是补偿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或在人身保险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金金的一种经济补偿行为，保险类服务特点是基于其本质所表现出的特点，直通车或其喻意的“方便快捷”与保险类服务特点毫无相关，国内外任何权威的文献和文件中，均未发现说明直通车的本意或其喻意“方便快捷”是保险类服务的特点，由此可见，“直通车”完全不是第36类保险核定服务项目的特点。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125号驳回再审申请裁定书(第4页3、4段)认定的事实即“本案并无充分证据表明直通车一般表示各种服务的特点”、“直通车并非直接表示保险类服务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关于“争议商标为直通车文字，在各种服务上使用该文字，说明了服务具有方便快捷的特点，不管是争议商标核定使用的保险服务，还是其他类型的服务，均可以作为描述其服务特点的标志使用”的事实依据是完全错误的。

　　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以“直通车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以“直通车亦属于对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上述二者将“直通车”认定是“商贸用语”及“保险类服务其他相关特点”，不仅事实认定错误，且未经质证，擅自扩大法律规定范围，适用法律严重错误。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7页第3段指出“直通车不仅是描述保险服务行业特点的标志，也属于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因此也可以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判决书提出“商贸用语”的观点并未经过质证，并不是商评委裁定书的事实依据，甚至在商评委长达1年半的质证过程中，人财保险公司也一直强调“直通车直接表示了保险服务的特点”，并未提及“商贸用语”的任何事实依据，这在商评委裁定书中完全可以看到，因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商贸用语”的理由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关于“商贸用语”能否注册为商标，依据《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第五条“其他缺乏显著特征”的第九款规定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不能注册为商标。在商标争议的质证阶段，已证明直通车不是保险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通用名称或者标志，依法注册有其合理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将“商贸用语”不能注册的情形在《商标审查标准》是指“本行业或者相关行业通用的商贸用语或者标志”混淆为“其他多种服务行业的商贸用语”，依此扩大法律适用范围,认定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是错误的。

　　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第5页第7段“本案中.故争议商标直通车使用在其核定使用的保险类服务上，虽并非是对其主要业务特点的直接描述，但亦属于对该服务其他相关特点的直接描述。”事实上，《商标审查标准》对该《商标法》第十一条规定第(二)款所列明的“其他特点”如何解释有着明确的规定，《商标审查标准》第二部分 “商标显著特征的审查”明确规定：“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其他特点”是指以下内容：(1).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特定消费对象的;(2).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价格的;(3).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内容的;(4).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风格或者风味的;(5).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使用方式、方法的;(6).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生产工艺的;(7).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生产地点、时间、年份的;(8).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形态的;9.仅仅直接表示指定使用商品的有效期限、保质期或者服务时间的;(10).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销售场所或者地域范围的;(11).仅仅直接表示商品的技术特点的。由此可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商标法》规定的“其他特点”扩大至“其他相关特点”本身就已曲解相关法律，且“其他相关特点”在以往并未提出，且未经质证过程，也并不是商评委裁定书的事实依据，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由此认定构成2 0 0 1年《商标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其他特点”规定的情形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