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人家训家规故事
家风家训故事
我家的家风家训——孝、俭、勤；“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首先是孝，在我的眼里，父母都很孝顺，其次是节俭，“勤”就是勤奋；我们的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幸福家庭组成的。
首先是孝，在我的眼里，父母都很孝顺，每天，爸爸妈妈都要给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在做什么，身体怎么样，叮嘱他们要注意锻炼身体。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回家看看老人，陪着聊天、散步、购物。爸爸妈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举动，都在影响着我，我也十分关心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是他们的开心果。
其次是节俭，小时候，爷爷就常讲：“节俭兴家，浪费可耻。”这个浅显的道理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影响着我的言行：我的铅笔总要用到抓不住为止；书包也是从一年级一直用到现在；至于穿的衣服大多是哥哥姐姐穿过的；过年的压岁钱我从不乱花。我养成了不攀比，不浪费的好习惯，这得益于我严格的家教。
“勤”就是勤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勤奋的重要性不难理解，在我家勤不仅仅体现在学习上，也体现在生活中。爸爸妈妈工作很努力，妈妈很少看电视，忙完家务，大多时候她总是看些有关教育类的书籍，她总说要与时俱进，不断给自己充电。爸爸爱鼓捣他的电脑，妈妈不会操作时，爸爸轻点鼠标，就把问题解决了；很多时候，爸爸的同事在下班后还会向爸爸请教电脑问题。
勤奋才能让人上进，在爸爸妈妈的影响下，我也爱读书，勤思考，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养成了好习惯。
我们的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幸福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训。只有我们每个人认真遵守好自己的家风和家训我们的祖国才能更加稳定、和谐、繁荣、强大。
古代家风家训小故事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名人优秀家风小故事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悲伤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关于家规的名人故事
王永庆家规：“要忍耐，要坚持”，凡事不要只看眼前，要看长远。
王雪红是王永庆的三女儿，顶着“经营之神的女儿”的头衔，王雪红却坚持不靠家庭，独立创业，唯一的经济支持来自于母亲送给她的一套房子，靠着用它抵押贷款来的500万新台币（合100多万人民币），王雪红创办了威盛集团。
不过，王雪红承认，每天三点钟起床，做毛巾操、写文章的父亲，亲身展现凡事要有毅力、有原则，对她的影响很大。父母常常给她的教诲就是“要忍耐”，凡事不要只看眼前，要看长远。
现在王雪红也有晨跑的习惯，每天坚持5点半起床，风雨不改，即使出差生病也无例外。王雪红解释说：“神一直告诉我，懒惰的人会很苦，你如果再睡，你的粮仓’就要被别人抢光了。”
王雪红正是靠着这股认真、坚持的劲头，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发展成全球三大芯片商之一，她本人也被封上“科技第一女创业家”的称号。
2001年，威盛遇到来自于英特尔的专利侵权诉讼，王雪红始终不肯低头，最终，两年后威盛和英特尔达成了十年的交互授权协议。
王雪红在国外读高中的时候，王永庆每一两个星期就会给她写一封信，虽然那时候王雪红觉得爸爸的字又草，写得又深，实在很难理解，但王雪红把每一封信都细心保存，以后重新翻过，有很多启发。
关于家规的名人故事
李嘉诚家规：应该培养孩子独立的意志品格，不能溺爱娇生惯养，这与有多少家财没有关系。
“教导子女时百分之九十九应该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即使现在他们长大了，也应该是三分之二教他们如何做人，三分之一教如何做生意，因为真正重要的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李嘉诚教育子女的一条根本原则。
当李泽钜、李泽楷两兄弟去美国斯坦福读书期间，李嘉诚只给他们最基本的生活费。有谁能想到，现在人称“小巨人”的李泽楷当年还曾经在麦当劳卖过汉堡，在高尔夫球场做过球童，甚至背高尔夫球棒时曾弄伤了肩胛骨，直至现在伤患还会时常发作。
李嘉诚为了让儿子从小就明白，做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做生意需要不停地召开会议，依靠很多人的帮助。所以，他很早就让两个儿子旁听公司的董事会。
他认为富家子弟就好像温室的花朵，根基不稳，经不起风吹。李嘉诚将自己的艰难创业比喻成在岩石夹缝中生长壮大的小树。他说，根基不稳的植物，在外界的压力下，不易存活，而夹缝中的小树，却能傲立风霜而不倒。因此，他绝不放纵自己的两个儿子，他希望，儿子能够自强自立，独立面对打击，面对困境。
家风家训名人小故事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风气、风格与风尚。家风对一个孩子的行为举止，个人修养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后天影响。好的家风形成，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梁启超教子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丰子恺教子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名人的家训小故事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我国名人的家风家训小故事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又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的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不如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民国名人家风家训的小故事
1、梁启超全方位爱子女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2、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3、梁济对梁漱溟“信任且放任”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4、胡适倡导“独立、合群、重学”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5、丰子恺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6、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7、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政府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政府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名人家风家训的故事
1、吉鸿昌不忘父训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2、司马光教子有方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3、总统教子自立
曾任过美国总统的里根，不仅有名望而且富有。但他严格要求自己子女自立，绝不让他们依赖父母。儿子失业后，一边寻找工作，一边靠领取救济金度日。
4、鲁迅教子顺其自然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5、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6、梁启超全方位爱子女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7、梁济对梁漱溟“信任且放任”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8、胡适倡导“独立、合群、重学”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在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杜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的。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有点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9、丰子恺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