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对围城的文学评论
围城
围城，不过两个字，寥寥十六笔画，却道尽了世间众多虚化事物的本质。不指我们现在正在被挥霍的青春年华，是指从青春蓬勃的少女蜕变成成熟稳重的母亲，从懵懂无知的底层人民升华成手握大权的大臣，从刻苦勤劳的擦汗农工转变成坐拥亿万钱财的繁荣世家。
民国，世事纷乱。时代王朝的更替，大牌世家没落的院邸，垮掉的招牌，参天大树下的枯草，长霉的木床角，污秽的碗盆，不复亮丽的心。
文中众多人物的穿插出现，有些甚至仅仅昙花一现，充分体现了世事无常，人心险恶。纵然有赵辛楣这样掏心掏肺的兄弟，但我们也不可忘了前因后果。人和人的交心，概是一同经历了一件事，令人猜不到结局的事。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莫不如此，方鸿渐从未想过卷入这场“红颜错爱”的戏中。人生如戏，他恋着局外人，偏生这戏中红颜对他产生了惺惺相惜的情愫。
方鸿渐是个不擅长拒绝的人，苏小姐概是没想过他不恋她这外国留学博士。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直到终曲。戏中人没有猜到结局，戏外人也都认定结局，不过两败俱伤，分离两地罢了。苏小姐，嫁给了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婚礼上，笑得灿烂。赵辛楣，在婚礼上，笑着，看着心上人，挽着那男人的手臂，步入婚姻的围城，步出自己的心。
有些事尝试了才后悔，只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以食。一颗心被伤了后，再怎么愈合完好，也会在雨天隐隐作痛，那块疤，一旦被揭开，便露出了里面血肉模糊的真相。
方鸿渐，孙柔嘉，这对夫妇，算不得有情人，就好像被人乱凑了对，被姻缘神牵错了红线。最后走到一起，只能算世事的安排。
说到孙柔嘉，倒也要说说那个偏远的学校。方鸿渐第一份像样的职业，倒也算搭了赵辛楣一把手。虽说学院不大，校长也是个满脑油水的人，但好歹是得到了教师这个蛮崇高的职业，也算歪打正着。
战争，买来的学位，这一切都让方鸿渐惶恐不安，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个副教授。那个年代，学生对教授很是尊敬爱戴，但是对于教授以下的职位，有丝不尊师重道的滋味。虽说最后潇洒地离开，还带了个小媳妇，但他是否安于眼前，未看到未来的光景。概是的。
文章，总体来说应该写的是世俗小事，写出了浓浓的乡火味。婚姻中不可避免的小事被挖了出来。很多人讲究家丑不可外扬，作者以局外人，第三者的角度，个个角度的解剖，令人理解到生活的残酷，不经意间生出一丝心悸。
很多人看到的只是光彩一幕，看到的是一对又一对新人婚姻的喜气烟火，那不过是过眼云烟，人是会变的，谁能将家务事了断的彻彻底底。有些事，终会影响人的一生。
女人妒心是很大的，方鸿渐一直在友情亲情爱情间权衡，偶尔还要跟官场扯上点关系，人生如戏，最终，他算是输了罢。
很多事情要尝试过才有发言权，有句话很多人都听过，却抵挡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和坚信自己可以做到的自尊心而后悔，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单指婚姻，不知道有多少红颜日日为夫垂泪，夜夜为夫断肠。
《围城》读后感想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所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文证之前，他也问问良心，他为自己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希望做个大人物，买文凭时，希望自己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觉得有损道德。要知道，社会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很多的人都像方鸿渐—样，有那么一点的良心，有那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做小人，又不得处处提防小人。他们也知道世道的艰险，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想知道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己的公道一样。熟不知道，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真实的社会环境。
围城读书笔记
钱钟书一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在创作上匠心独运，自成一家。讽刺性长篇小说《围城》是其一生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机智隽永，才情横溢的艺术风格。它是一部以旧中国中上层知识分子病态畸形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幽默而辛辣的讽刺小说。作者以幽默的笔法讽刺时弊，描摹人物世态，调侃“芸芸众生”。常以平易的笔触，在貌似嬉笔中予以淋漓尽致的嘲讽和描写。下面就《围城》的讽刺幽默艺术试作分析。
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柯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炙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所谓的知识分于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并以机智的幽默、渊博的学识、辛辣的嘲讽，对当时社会种种丑恶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同时也道出了许多人生哲理。钱钟书融道德、风俗、人情的批判于一炉，具有机智的风格，妙语连珠，新意迭出，善用比喻和典故。使一种睿智的幽默得以成立，成为独具一格的讽刺作家。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无不被它那妙趣横生的语言逗得忍俊不禁。用两个字说，就是“幽默”。钱钟书犹如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运用各种机智的反语、双关、谐音、对仗、警句格言，以及中外古今的典故、逸闻，纷至沓来，琳琅满目。常使人笑中带泪，泪中带笑，风趣幽默。尤其是那精辟的比喻和蕴含深意的象征暗示。
钱钟书常用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众生”，他以锋刃的笔法高超地概括出一幅幅神情毕肖的漫画形象，使人未见行藏，便已看出人物的性格及作者的情感态度，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第七章开头对汪处厚的肖像描写：
“胡子常是两撇，汪处厚的胡子只是一画……他只想有规模较小的红夌尖角胡子，不料没有枪杆的人，胡子都生不像样，又稀又软，挂在口角两旁。既不能翘然而起，也不够飘然而袅。他两道浓黑的眉毛，偏偏根根可以跟寿星的眉毛竞赛，仿佛他最初刮脸时不小心，把眉毛和胡子一股脑儿全剃下来了，慌忙按上去，胡子跟眉毛换了位置，唇上的是眉毛，根本不会长，额上的是胡子，所以欣欣向荣。……为了二十五岁的新夫人，也不能一毛不拔，于是剃去两缕，剩中间一撮，……这也许还是那一缕胡子的功效，运气没坏到底。”
看到这段惟妙惟肖的肖像刻画，一幅活灵活现的漫画就形象地浮现在读者脑中了。作者在描绘这位汪大人可笑的容貌时，对他的历史、思想、心理也一并作了讽刺，使他一亮相，就给人滑稽、迂腐的印象。
又如对沈太太的描写：“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连用几个想象奇特的比喻来铺陈渲染，读之令人忍俊不禁而又厌恶至极。作者常用半是讽刺半是悲怜的口吻调侃“芸芸众生”，他是绕舌的、俏皮的、促狭的，联想特别活泼、思维敏捷，下笔不能自休。他总是尽情地挥洒着那种博引经传，融贯中西，联类无穷的超越具体描写对象驰向更广阔思维空间的讽刺幽默笔墨，能造出一种由博识、睿智、谐趣构成的有智性之类的审美世界和巧喻迭出、纵横恣意的独特文体。在调侃方鸿渐购买假的文凭时，作者引用《圣经》里的故事作比：“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在嘲讽他的自我解嘲时，又拉来了中西古代哲人柏拉图和孔子作陪衬：
“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士兵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是决不开这个学位。”
如此调侃，活画出主人公自欺人的阿q相。正如作者所说“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虚，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在谈到方老爷给孙儿取名“阿丑”时，作者也要引经据典戏谑一番：“人家小儿要易长育，每以贱名为小名，如犬羊狗马之类，又知道司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头，范晔小字砖儿，慕容农小字恶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兽、秃头龟儿、獾朗等等，才知道儿子叫‘阿丑’还算有体面的。”从中看出方遯翁父子的迂腐、是典型的封建“遗老”、“遗少”。
在调侃鲍小姐“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时，说她是“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列陈;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⑹写出了鲍小姐的行为放荡，惹得“那些男学生满腔邪火，伤害及中国国体”。
讽刺的对象相当广泛，无所不包，集中、概括、典型的对知识阶层进行强烈的讽刺。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还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序）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用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
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唐晓芙例外）出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性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着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来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素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界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坏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在《围城》中，作者不但对“知识分子”行车走卒之辈进行尽情调侃嘲弄，就连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也要戏谑一番。如对方鸿渐、赵辛楣等人去重庆途中所乘的车就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描写：
这辆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撒依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它开动之际，先前头咳嗽，后面泄气，于是掀身一跳，跳得乘客东倒西撞，齐声叫唤。
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
首先，《围城》的讽刺幽默大胆借鉴西方心理描写的技巧，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腻的观察和分析，深层次地进行艺术开掘。如《围城》对少女唐晓芙初恋的心理，老处女范懿装腔作势的心态以及对汪处厚太太内心世界的刻划，就十分的传神精微而深刻。如范懿这位“女生指导”僻处山谷，年华老去，无人问津，性格也变得古怪起来。她喜欢打听消息，搬弄是非，对女性的同事总要在背后攻击几句，决不能轻易放过。听说汪太太给她做媒，求之不得，但又故弄玄虚，强自矜持，经过一番自我克制，还掩盖不了胸中的那点猴急的心情。汪处厚夫妇请吃饭，她五点钟才过就到汪家。见过辛楣以后，“像画了个无形的圈子，把自己跟辛楣围在里面，谈话密切得泼水不入”。而且处处随口凑趣。辛楣说这儿闷得很，没有玩儿的地方，范懿说：“可不是吗？我也很少谈得来的人，待在这儿真闷。”辛楣说曹禺是个伟大的戏剧家，范懿快乐得拍着手掌道：“赵先生，我真高兴，你的意见跟我完全相同。”高校长进来，辛楣乘机把首席让出来，高校长想了想后不同意，仍旧要辛楣坐，辛楣不肯。高校长让给范懿，“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饴糖粘在椅子里”。回去的路上，她几次设法要把同行的方鸿渐、刘小姐支开，留下赵辛楣和她两个人走。她一会儿说桥太窄，让辛楣陪她走河底;一会儿说忘了手提包，让辛楣陪她回汪家去取。绘状心理，逼真如画。既不失幽默，又颇具讽刺色彩。
其次，他还善于透视人物言行举止的心理基础，挑开蒙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温文尔雅的面纱，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出讽刺对象灵魂的丑陋，戳穿和嘲笑对象在言行举止上的虚假性。李梅亭在赴三闾大学就职的路途上所表现出的吝啬心理就很有讽刺意味。启程时，他抢着买低等船票，明明是为了自己省钱，却偏要撒谎骗取别人的好感。路途中，他因为舍不得用自己的新雨衣，便找借口用别人的伞，他带了一木箱药品，准备在内地的学校卖个好价钱，却不愿意给一些仁丹于身体不适的孙柔嘉服用。因为一包仁丹开封后就卖不到好价钱。但不给药，又显得过于小气。左思右想，忽然灵机一动，记得前些天已打开一瓶鱼肝油丸。虽然鱼肝油丸比仁丹贵，但已开封的药“好像嫁过的女人减了市价”。于是拿鱼肝油丸，给孙柔嘉服下，弄得她又一次呕吐。李梅亭这种吝啬鬼式的怪诞心理就这样在一次次的吝啬心理活动中暴露出来，给人们以厌恶之感，其正人君子的假面具也就被一层层撕下来。这样的讽刺，不同于疾言厉色的抨击，而是通过客观地揭示真想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可谓于平淡中寓谐趣，至拙而又至妙，不失讽刺意味。
另外，钱钟书还善于把作品中各种人物的心绪交织在同一场合，形成微妙而又激烈的心理冲突。《围城》第三章写到一次青年知识分子的聚会，便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心理战。这次聚会由赵辛楣请客。有苏文纨、褚慎明，董斜川，方鸿渐等人参加。赵辛楣请方鸿渐的本意是为了使方鸿渐喝醉，在苏文纨面前出丑，以发泄妒嫉之情。结果让方鸿渐喝醉酒的目的达到了，但苏文纨却当着大家的面给予方鸿渐关心爱护，这使赵辛楣感到一种胜利后的失望;褚慎明与方鸿渐在席间互相鄙视，唇枪舌弹，各不相让;董斜川以会作旧体诗，懂“同光体”而自傲，又遭到赵辛楣、褚慎明的嘲弄讥讽;更有趣的是褚慎明因为美貌的苏文纨跟他讲“心”，竟激动过分，把夹鼻眼镜都掉进牛奶杯子里了。他拾起眼镜又不肯戴上，“怕看清大家脸上逗留的笑”。后来方鸿渐酒醉呕吐，褚慎明掩鼻表示鄙厌。“可是心上高兴，觉得自己泼出的牛奶，给方鸿渐的呕吐在同席者的记忆里冲掉了。”对褚慎明这种阴暗心理的讽刺，触及了某些知识分子最敏感之处——面子。这种把讽刺形象的丑陋心灵，由隐到显，由暗到明，通过心理战而昭然若揭，猛然外化的手法，显示出钱钟书讽刺幽默的高超、犀利。
读书笔记：《围城》
著名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用这样一段话来形容一个人：“物质生活的窘迫毫无改观。他贫病交加，孤立无援，——但他却是个战胜者：——人类平庸的战胜者，他自己命运的战胜者，他的痛苦的战胜者。”是的，作家口中的“他”就是指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这段话出自于世界名著《名人传》。
《名人传》讲述的是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三位名人的一生，其中我最崇敬的伟人是贝多芬。
贝多芬于 1770年 12月 16日诞生于德国波恩，家里贫困交加，展现出音乐才华的他被父亲视为“摇钱树”，父亲不惜打骂，使贝多芬有个不幸的童年。贝多芬长大后更是痛苦万分，可一次又一次的挫败都没能使他屈服，双耳失聪的他同样在生命的57年间完成了100多件作品。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止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我想，即使没有人看到、听到贝多芬的努力雨艰辛，但是只要有付出，就会有收获。正如晚年多获好评，至少受人尊敬的贝多芬成功了。
贝多芬的父亲常把孩子拽到键盘前，让他在那里艰苦地练上许多小时，每当弹错的时候就打他的耳光。邻居们常常听见这个小孩子由于疲倦和疼痛而抽泣着睡去。这就是贝多芬的童年。今天的我们就像是温室里的花朵，有是为什么要假装造作地在一旁“痛苦呻吟”呢？贝多芬的毅力、顽强不惜的斗志、宁死不屈的精神我们永远都无法体会
就让贝多芬的精神继续在无数文章与音乐史中流传、发扬光大，把他深深烙印在心中。 “用痛苦带来欢乐。”没错！这个人就是音乐巨人——贝多芬！
解读《围城》
记得多年前不曾听谁说过，现代中国小说，无论鲁迅还是巴金或矛盾，读起来都不够有趣，我当即推荐他读一读钱钟书的围城，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能听到他的读后感想，读过围城的人都会不由的惊叹：“没想到现代和中国竟有这样了不起的小说”
的确，这部小说最大限度地发展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现代小说的一切可能性，这完全是靠了作者无与伦比的杰出才能，它是我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也亦为最伟大的小说，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比它们优胜了许多，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钱钟书真是文坛的鬼才，自由创作的历程不长，所以作品不多，仅有一部长篇小说传世《围城》，还有就是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作品虽少，可篇篇彩华耀目，透视了不羁的才华。
林语堂号称幽默大师，其实他只是提倡幽默的大师，要论幽默才能，散文家当属梁实秋，小说作家老舍与钱钟书各有千秋，不过老舍比较温厚，所讽刺的人物，遍及各阶层，而且点到为止，钱钟书则专事挪揄知识分子，技巧上不但深刻且非常精致。
综观“五四”以来的小说，论文字精练生动，围城当为头块牌子，沈从文的文字绝对精练，但多少残下些文言气息，老舍的文字也极其生动，但稍嫌欧化语法作怪……鲁迅的文字真的也很精练，但文言气味太浓，且缺乏色彩及情趣，钱钟书的文字做到了纯白，又洗脱了欧化语法，灵活多妙趣，如春风里的花草，清流里闪的鱼，读起来最畅。
作为钱种书一生的精魂，《围城》拥有其他中间古代小说所缺，是前人的作品无法比拟的。它形式完整，严谨的结构使文章浑成一体，气势雄浑，凝重集中，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宠伟的画面，铺排成连绵的故事，这部“五•四”经后新文学中的副产品批判现实主义杰作，自面世来赢得了读者广泛赞誉，文中那些精妙绝伦的比喻和幽默辛辣的讽刺耐人寻味被誉为“新《儒林外史》”
说是新《儒林外史》，因为里面有很多知识分子灵魂剖析，但它并非讽刺小说，也非言情小说，它实质是一部人情小说，主旨在描写人性的弱点与表现人生的悲凉，又有人说这是秉承西方16世纪以来的流浪汉小说，还有人说这颇似目前在国外流行的智性小说等等，以上在各个倾面都谈到这部小说的特点。
至于《围城》在每个读者心中的印象，大概似《红楼梦》那是绝不有重复的。钱钟书的《围城》和杨绛理解的是不会相同的，同样，杨绛看到黄蜀芹搬上荧屏的《围城》，恐怕又在解读一个新围城。
朋友，你心中的围城又如何呢
围城
第一次看《围城》，是两年前的事，听说这书有名，于是弄来翻翻，除了觉得作者爱用幽默有趣的比喻，其他印象不深。近日再读，越读越觉有味道，犹喜欢“导读”上一段文字，觉得说出了自已的感受，也是对《围城》最好的概括和定位：“这是一本有趣的书。郑重说点，是本睿智的书，因为它的有趣源自一位智者对人性的洞察与调侃。----在哈哈大笑或含笑，哂笑之时，你会叹为观止，会惊异于作者何以竟能做到这一步。”
印象中，好象有人说“《围城》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对于什么是小说，怎样才称得上是小说，我不敢至喙，但我记得古人曾说过“文无定法”，不知“文”是否包括小说在内？就算不包括，套在小说上，行是不行？被誉为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卡夫卡，在他的《变形记》开头就是“一天早上，格里高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已在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你看，小说，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再往深一层想，也许这句许真的说对了，说《围城》是一本小说，倒不如说是一本充满睿智的书更适合。小说，一般都是通过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反映生活，表达思想，但本不是所有的小说都能给人启迪，能让读者省视自已的灵魂。《围城》就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象一面镜子，照镜的不是人，是一个个赤裸的灵魂，映出了人性的种种美和丑！“什么都有”，就算不能等同包罗万有，但至小是能反映出人生百态。光停留在反映人生百态上面，也不失为一部很好的作品，但还不算是智慧的书。智慧的书，作者必须站在一定的高度上俯视人生，穿透种种表象，直达人性和灵魂的深处，并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作展示，给人启迪。我真的很惊诧，惊诧于钱先生有这种洞若观火的本事，对人性的理解，人情百态的观察，细腻和深刻得让人难以致信。
能看穿人性，洞察人情世态的，我想有二种人，一种是“市井之徒”，一生争名夺利，结交三教九流，在俗世这个大染缸里如鱼得水，“流氓皇帝”刘邦，“乞丐皇帝”朱元章，就是代表，这类人世故，圆滑，狡猾。还有一种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们看透了人性、人生，但不随波流，冷眼旁观，独善其身。两者的区别是前者“入而不出”，这是一种生存的本领！后者是“出淤泥而不染”，这是一种人生的智慧。显然，钱钟书就是后者。正经因为钟先生“入而能出”，所以能站在一个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上，清醒而明晰的剖析人性的种种，解剖纷纭的世态，举重若轻，包罗万有，呈现一幅刻画人性的“清明上河图”。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中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
围城
解志熙说：“《围城》正是钱钟书立足于中国的这几块现代化文明的土壤而又方言世界，对整个现代化文明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的艺术结晶，它所要反映和揭示的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和现代人生的困境。”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钟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钟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钱钟书在自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而这一类人物，就是当时的病态的知识分子。《围城》中常有诙谐的锋刃刺向这些所谓的“无毛两足动物”。可以说，在《围城》里的芸芸众生中，几乎每个人物场时作者都对其肖像进行了一番讽刺描绘。常常采用既含蓄而又挖苦的漫画式笔法，令其形神毕露。例如，那位出场一次的“哲学家”，他的名气是靠同外国著名哲学家通信和会面猎取的。当他沾沾自喜吹嘘他同罗索会面的对话时，其实是在揭露自己的空虚和无聊。再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自称是一位研究生物的老科学家，人们却看不到他的科学家风范。其实是一位心术不正，好色贪杯玩弄权术的学术官僚，他本身就是那所黑暗腐败的大学的化身。在法国取得文学博士头衔的苏文纨号称“才貌双全”的“女诗人”，但她的“得意之作”竟是抄袭的一首德国民歌。自称是“诗人”的曹元朗，其“杰作”《拼盘姘伴》，令人发噱作呕。这两个最后却结成秦晋，确是“珠联璧合”。还有，韩学愈从美国的爱尔兰骗子那里买了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骗取了大学教授的头衔，还让他的白俄妻子冒充美国国籍，以便到英文系任英语教授。为了灭迹消踪，杜绝后患，他勾结陆子潇，教唆学生蓄意搞垮方鸿渐，勾勒出了一个厚颜无耻、奸险残毒之徒。……像这样的例子，在《围城》中随处可见。每一个人物，在钱钟书的笔下都化作一幅幅讽刺性极强的漫画。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品尝到漫画式的幽默。
像这样拟人化的调侃，读过之余，每有会意，一种舒心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在行文中，《围城》通篇都是嬉笔。因此，它又是一部以看似超然的调侃语调述说人生无奈的笑面悲剧。
钱钟书善于用洞烛幽微、纤芥毕肖的笔触刻画人物心理，其犀利精微的心理讽刺，使人物形象更具有立体感。而这部《围城》，的确不失为一部佳作。
钱钟书《围城》
人生是一座围城：被挡在城外的苦不能进来，而困在城里的却也叫苦不迭。
这显然是本书的主题，而也是钱钟书先生在书中运用了的无数真实或抽象的;幽默可同时讥讽的比喻中最妙的一个。
《围城》批判了当时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x的种种行为，如老人的迂腐，人们无谓的种种争斗等。作者刻画了一大批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理想，结果甚至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像主人公方鸿渐、自恋的苏文纨、庸俗的骗子李梅亭、深藏心机的孙柔嘉等……作者比喻带嘲讽，剖析了这群人性格中的弱点。方鸿渐就是一个最典型的被围城摆布的悲剧性角色，他明白是非却没有勇气反抗，甘心屈服于现实。
方鸿渐最大弱点就是本性的怯弱。他只懂得随遇而安;他心安理得地接受未来岳父的馈赠去享乐;他不敢去反抗父亲，只有在回国前为了虚荣去买假博士证书。他面对现实的压力，情场事业的失意，他选择了躲避、逃离。孙柔嘉恐怕是书中最为工于心计，善于伪装的角色了。她在方鸿渐面前十分弱小，使他出于同情“爱上”自己，在婚后终于展现出了蛮横且极有主见的真面目。引杨绛女士的话，“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是嫁了一个方鸿渐”。再说苏小姐，她理想的自己是“艳若桃李，冷若冰霜，让方鸿渐卑逊地仰慕而后伏膝地求爱”，而结婚后也想当然地认为赵辛楣会终身不娶，这种不切实际的自高自大，委实可笑。高松年、李梅亭这种道貌岸然，却表里不一，内心或奸滑狡诈，或猥琐龌龊的伪君子，也是社会上常有的。最后，赵辛楣，这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人物。他有背景找得到工作，有义气，在爱情上陷得虽然很深，倒拿得起放得下。
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后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婚姻的围城，婚前热爱无法自拔，婚后却吵得心灰意懒。人生的围城，也是如此。许久的追求，得到了可能发现其多么没有意义。
现实生活无奈与悲哀，人生就像是一座城，人们永远无法挣脱这它带来的束缚。有人可能觉得它不过是“进城、出城，冲进去、逃出来，不断循环，最终一定是悲剧的。”然，若人人都纠结于围城带来的寂寞与痛苦，那人人都去寻死算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乐观地面对人生的态度。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我们都该接受现实，不一味嫉妒别人，不自哀自怨，不思进取。只有正面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并积极改善它们，使之更加完美，生活才会进步，人们才不会像书中那么xx，社会才会发展。理论上这是绝对正确的，但这对所有人来说都很难保持。
《围城》，不同的人，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状态下能读出不同的韵味，围城，也是如此。寻寻觅觅，进进出出，成败结果，就看造化了。
名著围城
钱钟书是中国四十年代著名的讽刺小说大家。人们把他称为“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留学英国，获副博士学位，后又留学法国，1938年归国任大学教授，他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围城》，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前几天我拜读了他的著作《围城》。
《围城》出版于己于1947年，随即在社会上产生热烈反响，并曾一度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围城》是在一个比较宽阔的抗战背景下，来对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进行描绘的。小说采用西方流浪汉小说的情节结构方式，以留学归来的方鸿渐的经历为主线，描写抗战爆发以后从上海到湖南后方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从中央探讨人的本性，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出路等问题。作品以写实与象征相结合，写出了时代、社会的象征。“围城”既是实体的象征，即抗战环境下的中国就是一个大围城，同时又是一个虚体的象征，即对一类文人心城的映射。
作者“写现代中国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这里的“某一部分社会”指旧中国混乱荒谬的病态社会。而“某一类人物”又是指在那个社会中迷惘、落寞、卑琐的病态知识分子，揭示他们在中西文化碰撞与国难家愁中的动摇和怯懦的基本根性。小说的主题以暴露否定病态社会为基本前提，但又具有多重意味。“结婚好比被围困的城堡，城里的人想冲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作者在审视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现实悲剧的众生相时，也揭示了现代人所处的多层次的人生困境。小说的男主人公方鸿渐所经历之处，无不是“围城”——上海滩各式知识界分子的社交圈子，内地小镇和乡村的丑恶闭塞，三闾大学的勾心斗角的灰色生活……都构成了一座座围城，不仅国家、社会是如此，家庭也是一样：方鸿渐父亲处处制约儿子的行动，方老太太经常疑心别人诱骗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妻子的孙柔嘉柔顺之下的深藏心计……家庭社会的环境使方鸿渐感到处处有围城。方鸿渐的自身精神领域也妨碍和束缚了他冲出围城的信心和勇气。方鸿渐自身性格和顺，看出恶劣环境而不能自拔，嘴上聪明而内心懦弱。
他与四个女性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都有瓜葛，但在爱情面前却节节败退。以至落入孙柔嘉的网里，又由合到分，他一生并没有冲出围城，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作者揭示了抗战环境下的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祖国危难之际，欲持超脱的人生态度，但却空虚难耐，又加深了人们困于围城之中这一人生含义。他们被困于生活的城里，日趋腐化，不断下沉，以至不能自拔，这就是钱钟书写这书的基本主题。
作者在书中的讽刺艺术相当杰出，因此被称为“新《儒林外史》”。他对人物隐蔽心理的发掘，对人情世态的精致入微的观察和表现是相当突出的。加上作者广博的知识，高超的幽默技能刻画出一个又一个性格特点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学无术的褚慎明，老奸巨滑的高松年，说谎到底的韩学部委员愈……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态度是尖刻讽刺的。作者又借助自己的深厚文学功底，编制出众多比喻和警句，对人物进行嘲弄淋漓尽致。
《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人生面貌。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骗，这都是这部小说的成功所在。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所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
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的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他为自己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希望做个大人物，买文凭时，希望自己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觉得有损道德。要知道，社会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很多的人都像方鸿渐—样，有那么一点的良心，有那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做小人，又不得处处提防小人。他们也知道世道的艰险，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想知道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己的公道一样。熟不知道，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真实的社会环境。
围城
读《围诚》之前，听说名气很大，很想一读;读《围城》时，因为哲理深，读得很慢，恨不得一把扔掉。终于读完，才知道要找专家了。
翻开发黄的资料，专家们的重要见解大同小异：《围城》是钱钟书写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写了“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他们的“基本根性”。“某一部分社会，”实际是旧中国荒谬迷乱的病态社会，“某一类人”是病态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落寞、迷惘、卑琐。
掩卷，为深居简出而沉思
《围城》写病态的社会，写病态的人，究竟是为什么，读《围城》的人那么多而且与目俱增
对病态社会中的病态人，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钱钟书呢?《围城》富有哲理，极具人性味和人文色彩，应该有钱钟书的深切期望。
能否这样比喻?试想——秋季来到冬季将至。江河枯水甚至断流，江河降格为鳄鱼潭。鳄鱼原先不愁吃喝，现在时时处处为生计费尽心思。《围城》中的“某一部分社会”，很像凄凉的鳄鱼潭;《围城》写的“某一类人”，很像鳄鱼潭中的鳄鱼。哪一条鳄鱼能逃过劫以难
资深的记者，包括CCTV的记者，渴求采访钱钟书，钱氏夫妇深居简出。无冕之王坐了冷板凳，吃了闭门羹，高高在上的钱老富有哲理的《围诚》，难道可望而不可及
谁人参破禅机?《围城》中充斥争斗;钱氏崇尚深居简出，个中哲理，让人受益匪浅。
互相争斗，源于“基本根性”，可悲也有可取。在垮塌的矿井中，矿工在黑暗中祈祷，这是加速死亡的沉寂。有经验的老矿工，自己抽耳光，却污赖是某人打的。就这样挑起了争斗。矿工们因此而摆脱死寂，保持旺盛斗志。并最终获救。“某一部分社会”死寂可怕，“某一类人物”争斗不休，可叹可悲，但却是挣脱死寂。
赵辛楣在不知情时，嫉妒方鸿渐，故意灌醉方鸿渐害他出丑。甚至用心把方鸿渐弄到三阁大学去。他傲慢无礼地对待方鸿渐，想用威风压倒和吓退方鸿渐，方鸿渐并不希望赵辛楣，请人吃饭时并没请他，有什么大不了
“赵辛楣对方鸿渐虽有醋意并无什么你死我活的亿恨”。还成为了好朋友，正所谓不打不相识，方鸿渐同情赵辛楣，也对他有了好感，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
鳄鱼潭中还在争斗，但有一条摆脱了争斗，带着伤痕和生存的经验教训，深居简出，期待着明天的祥和。生物学家证明，鳄鱼潭最后存活下来的，不一定是最凶最猛的。却一定是深居简出的一条。深居简出的扬子鳄，在中国已有两亿年的生活史。
双耳夫聪的贝多芬，凭着视觉指挥着自己的乐队，演奏着自己的《命运交响曲》评论家赞叹说，贝多芬将自己对整个人生的希望，寄托在轰鸣的交响曲。
钱氏笔下的鳄鱼，寄托了深厚的期望，那是哲学理念。争斗，从相反相成走向相辅相成;隐忍，以退避三舍赢得硕果永在。中国式的扬子鳄，已经诉说两亿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