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制度
中国经济发展现状之我见
然而我们是发达国家吗？愚以为非也。不错自改革开放以来，神州上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7位，每年GDP的上升也在10％左右，航空航天事业居世界前列，钢铁产量、煤炭产量居世界第一。可这就能说明我国已是初等发达国家了吗
中国西部有多少失学儿童？别忘了中国1/3的人刚刚脱贫，8千万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发达的地区也就4个直辖市和海岸线边的沿海省份。初二的地理课上，老师在讲“苏锡常三角经济带”时，说：“西藏一年全省的产值和苏州一样多，甚至有时还不及苏州。”这句话让每个江苏人都感到自豪，让每个中国人都感到心酸。一个是全国最大的省，一个是以小巧玲珑著称的“中国威尼斯”。诺大的西藏竟和小小的苏州不分伯仲（令人心寒的是有时还不如苏州），尽管苏州的GDP增长率已超过广州，上升为全国第一。历史上的吴国等国也以此为自己的都城，当时有一句俗语：“苏杭熟，天下足。”更是反映了苏州的富饶。这么大的贫富差异也能说是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到如此地步！列位看官何时听过美国、欧盟东西部差距这么大？可曾听过日本的北海道（面积还没西藏大）全年的产值比不过东京？答案是肯定的，好一个中国是发达国家！美国、欧盟的学生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一直享受的是免费教育，而中国只在义务教育的9年享受免费教育，笔者近日收到了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上面的学费令我噤若寒蝉，一学期要1700，这才是高中啊！我简直不敢想象大学的学费，怪不得山区的高中生考上大学是又喜又忧，怪不得历届“两会”都谈到了民众教育难问题。今年“两会”又整治了百姓就医难的问题，令我啼笑皆非的是，连卫生部部长高强的朋友，都向高部长反映就医难。高部长的朋友是些什么人？难道会是街上的小商小贩或者扫马路的清洁工？起码也是中央里的部级高官，连拿高薪的部级高官都抱怨，平民百姓简直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房地产也成了香饽饽，投机倒把的商人不停的在炒地产，房产泡沫越堆越多，北京、上海等地市区竟炒到2万～3万／平方米，我们泰州也紧上了时代的脚步，每每父亲看《泰州晚报》的楼市情况，都要感慨房价太贵了，对于楼市而言，我一个即将升入高中的学生是个门外汉，但从父亲的神情里我仿佛读懂了什么。
诸位看官，哪个发达国家有这么多的弊端？哪个发达国家还存在人民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都说我们国家物化天宝、人杰地灵，可再多的东西除以13亿还多吗？再多的人才毕业后，大都去了科研条件好、待遇优厚的欧美，中国简直就是为外国培养人才，还不要劳务费。大家都公认的，我们中国人勤劳、勇敢、善良。勤劳的中国人一部分人在不停的守株待兔，另一部分人还在做着黄粱美梦、南柯一梦之中。勇敢的中国人深谙中庸之道，明明同事或领导是错的，也不愿指出，致使企业利益受损，国家利益受损。善良的中国人把生产不合格的次品留给中国老百姓自己用，而把优等品大量出口换取并不多的外汇，怪不得“Made
in
China”在国际上有口皆碑。国人啊！革命尚为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让我们真正觉醒，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吧！
经济发展建议
打造廉洁高效政务环境。坚定不移推进“放管服”改革、“一窗受理、集成服务”改革、“一门、一网、一次”改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打通政务服务全流程运行通道。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以政务外网的网络环境建设为基础，依托手机APP、电脑服务终端、网上办事大厅等数字化手段，推广“不见面审批”“容缺审批”“全程代办”等服务模式，实现“一网通办、就地能办、异地可办”，最大限度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探索实施大部门制改革。推进长春国际汽车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大部门制、扁平化、聘任制”，探索形成“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新模式，科学设置管理机构，优化干部培养选拔机制。根据岗位设置需求，制定公开竞聘工作方案，全面实行岗位聘任（用）制，领导班子成员采用任期制。建立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管理运行机制。
建设同城化发展示范区。以大岭镇、范家屯镇为重点，加快建设同城化先导区，重点引进汽车城产业资本，合力打造同城化产业园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承接有关产业转移，强化三产融合和同城融合。
营造开放包容合作环境。瞄准国际一流城市标杆，依托长春市申请建立吉林自贸区长春片区为契机，加快探索营商环境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市场取向体制机制改革，尽快形成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开放创新制度，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营商规则体系。
加强对口合作力度。发挥各地产业优势，聚焦新能源、智能网联等战略新兴领域，强化与天津、成都、青岛、佛山等一汽集团产能布局城市的区域合作。深化与浙江省、天津市合作领域，建立横向联动、纵向衔接、定期会商、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借助天津长春对口合作机遇对接京津冀地区，深化与驻京央企合作，引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推进东北四城市协同创新，深化创新合作，共同提升发展潜力，围绕先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关和科技创新。
中国经济演讲
中国经济之中国制造
当代世界风云变幻，中国面临着完成祖国统一、经济持续发展、增强社会福利、树立大国地位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而在以邓爷爷为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深入。开放经济特区，加入世贸，加强经济国内外往来，使我们的经济铮铮日上。于是，我们凭着劳动力资源丰富加入WTO走向世界市场，成为所谓的制造大国。同时就顺便树立了经济大国的地位。
是的，大家都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迅速，快要与韩国、香港甚至美国旗鼓相当。在经济全球化之中，我国发挥重要作用，世界各地都可以见到‘MADEINCHINA’的字样。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骄傲。我们是发达的迅速的占优势的。
但是，(大家注意了，英语老师教导我们说转折之后必有重点)。今天，我所和大家分享的是事情背后的真相。身为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全球化经济之中真的是很吃亏。
众所周知，这些看起来标注“中国制造”的产品都是国外的品牌，我们的多数出口产品仅仅只是代人加工。“中国制造”背后的主要利润在哪?是让品牌持有人和经销商赚走了，品牌持有人是谁?经销商又是谁?是外国!是发达国家!我们没有自己独家生产技术，很多关键部件都要用人家的品牌，中国品牌无法与洋品牌相比拼，只好进行“贴牌”生产。这是品牌的力量。什么是品牌的力量?很简单，举个例子，大家不穿班尼路，穿livis。其实，这两个品牌档次一样。同学们再穿livis时很高兴展现给同学，而同样档次的班尼路只会是我们初中都不愿意穿的吧!(当然本人也很喜欢l)。这是市品牌的力量。只是因为livis名气大，于是大家都买，买了之后他们就有钱了。找了著名的陈冠希、张震岳代言，小陈长得帅点，小张唱歌又好点。他们的粉丝有多点。影响力就更大了。于是，经销商乐坏了。他们爆发了。而班尼路呢?大家把买班尼路三件衣服的钱买了一条livis牛仔裤的钱。于是班尼路没有能力冲出国门，影响力小。大家就觉得它不好。当然，这都是题外话。总而言之，缺乏品牌自主权，就没有发言权，就只能给别人做“打工仔”，拱手让出丰厚的品牌利润，赚一点微薄的加工费。
《中国的经济制度》读后感范文
20XX年7月18日，为庆祝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时年98岁的科斯（19XX～20XX，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饮誉世界的“科斯定理”创立者，西方最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张五常的师友），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议”，邀请张五常写一篇开场论文，发言时长2个小时。时年72岁的张五常，20XX年接到任务，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篇《中国经济制度》，作为他学术生涯的封笔之作。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路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中国》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
科斯以研究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著称于世，张五常上世纪70年代末，受科斯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鼓励，回香港大学任教，从此成为中美经济理论沟通的桥梁。其学术以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产权经济学为主要方向，以基础价格理论解释世事，纵横天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张五常说：“如果来说这其中的问题，我可以在一周之内写出一本书；但是，如果来解释中国这些年到底作对了什么？才有这样一个经济奇迹，对任何人而言，都是极其艰难的。”因此《中国经济制度》，是他在近距离观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集中解释中国究竟作对了什么的学术终结之作。
他在该书中“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因为他意识到“中国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因此有了第三节《合约的一般概念》，这是他在制度经济学上的原创思想。
这里介绍的合约概念是广泛的，“一个国家的*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都是不同的合约安排。”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经济模式是以等级排列（即中国的干部级别和行政设置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为主要的合约约束，这是在“资产本身没有权利界定的情况下，需要有这种排列界定来减低在竞争下的租值消散。”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是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有一种转移：要从以等级权利的制度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或者说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合约安排来约束竞争。”“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做到这种合约转移，可以视为奇迹，而成功的关键，是中国用上一种刚好坐在上述两种合约之间的另一种合约，后者称为承包责任制。真正的奇迹可不是他们做到这重要的合约转移，而是他们达到的一种前所未见的经济制度。”
张先生称赞不已的经济制度，就是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第四节《承包责任合约的演进》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这种承包合约的出现，是中国市场形成的基础。这种承包在农村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从1978年承包责任合约开始出现，起初的承包合约中用于生产队，19XX年合约由生产队到包干到户，附带着指明的产出目标，19XX年合约条件改为农户担保交出一个定额，余下来的归农户所有。90年代初取消价格管制，直到20XX年国家取消农业税。合约在农村的成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解决了大部分人的温饱问题，并为后来的工业发展创造了大量廉价的剩余劳动力。承包合约引用到工业领域时，遇到不少困难，但中国也很快找到了促进工业发展的方法——县际竞争。
第五节《承包合约的扩张与县际竞争的兴起》。在这一节中，张五常指出：“中国的地区从上而下分七层，每层由地理界线划分，下一层必在上一层之内。最高层是国家，跟着到省、市、县、镇、村，最后到户。这七层从上而下是以承包合约串联起来的。上下连串而左右不连。地区竞争于是在同样承包责任的地区出现，即是同层的不同地区互相竞争。”
为什么在这七层中竞争的重点落到县级了？理由是：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没有土地就没有什么可以发展。土地得到有效率的运用，其他皆次要。
中心问题仍在：为什么县与县之间的竞争会是那样激烈呢？其他国家不是也有不同层面的地区划分吗？在中国经济制度的合约结构中，究竟是哪些基本因素促成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的局面，从而出现了大家都见到的近于奇观的经济增长？回答这些问题是第六节的内容——《县制度的佃农分成》。
张五常在1969年以名为《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并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其核心理论是只有界定土地为私有产权，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是使生产要素与土地发挥最大效率的不二法门。他引用到《县制度的佃农分成》中，是在明解县有土地使用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增值税与上级进行税收（他认为是租金）的分成，是最符合经济效率的经济制度设计。
在第八节《县现象的经济解释》中，张五常这样描述，由于县的经济权力最大，这一层的竞争最激烈。火上加油，权利的界定的原则无处不用。县的地理界线划分当然清楚，而县干部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来得那么清晰，县干部的奖赏按成绩算，资金率足以鼓励他们东奔西跑的招商，对他们的应酬费用也相当慷慨。今天的县无疑是一级商业机构，性质类同的商业机构必然互相竞争。
“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以看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税），而我们知道因为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的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五常认为县际竞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经济问题主要在县无权过问的事项：货币制度、外汇制度、对外政策、言论与宗教自由、国家操控的教育与医疗，传媒通讯，以及庞大的在垄断性的国企。第九节和第十节他主要讨论了这些问题，特别是汇率问题。
结语中他说：“我坚信私产与市场对社会的价值，不止四十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中国共产党的存在。从第一天起我反对通过民主投票来改革。”“党领导与指挥了改革行动。然而，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刻苦、聪明、有耐力。只要能看到明天有希望，他们可以在今天忍受着巨大的艰辛。我不想在这里赞扬中国人，但我没有见过一个民族可以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那样拼搏——而还在笑。”
转眼又一个十年，科斯先生斯人已逝，但张先生在十年前写给他的这篇论文，今天读来依然让人震撼。20XX年一场金融危机，影响了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2018年，我们又要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了，按照现在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进入新时代。农村土地承包之后，农民的收入是不是保持了改革初期的高速增长？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计划，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仿佛找不到农村了。张先生在后记中担心的《劳同合同法》实施了十年了，工人的工资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但制造业衰退的问题可能已被您言中。县际竞争依然激烈，但唯GDP的考核正在改变，县际领导已不满足于制造业招商所带来的佃农分成利益，他们找到了一个让土地发挥更大价值的产业——房地产。20XX年后土地财政依赖加深和房地产价格轮番上涨，给市民带来巨大的资产泡沫和精神冲击，中国经济为此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
问题还是多得让人忧愁，正如您所言，只要能看到明天的希望，这个民族依然要笑着拼搏向前。今天我们的希望——还是您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我们需要知道中国这四十年作对了什么？如何把对的发扬光大？而且不止是在经济方面，还有人民关注的其他方面。
说说中国的经济
是什么使中国的经济文化后退了10年？这应该从公元220年说起。从秦朝到明朝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始终处于繁盛的时期。隋唐时期，对外交往比较活跃。派鉴真到日本去辛勤不懈地传播唐朝文化；派玄奘去天竺讲学。明朝时期，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使中国逐步走入鼎盛时期。
可到了清朝时，清朝统治者认为清朝是一个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的地方，根本用不着与外国进行交易；还有就是他害怕自己的地位不保。于是就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世隔绝，根本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没有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
清朝后期，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外国列强经常侵犯我国，经过一次次的侵略，终于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幸亏有许多正义人士，比如孙中山，周恩来，毛泽东。曾经一次次的拯救中国，推翻清朝政府，才能使中国不算太“悲惨”。
可是现在我们中国知道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近几年来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国，使我们中国不再受其他列强的侵略。
我希望我的祖国永远美丽富饶，永远光辉灿烂！！！
谈中国经济的发展作文
政治、经济、文化，勾勒出一个强国发达的轮廓。展望未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如何从“大”变“强”，主要依靠经济的增长与军事实力。在改变自身的同时，要借助外来优秀的力量，吸取超级大国——美国，势力背后的支持与发展之道。
中国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合资企业，我们应当考虑，韩国有sa，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在街上随意驰骋；德国有adidas，宝马或奥迪汽车让你不惜重金购买；日本有panasonic，街上来十辆汽车有五辆准是日本汽车。而我们中国有什么呢？无非是外资或合资的企业，才使中国的gop拥有2万亿元。几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看到多少家自主企业
在广告中，外国进口，xx公司打造的商品让大多数消费者疯狂抢购，但是那些国产的商品还静静的在货架上了望，为什么我们对国货产生了坏印象？因为我们应改变消费观念，那些进口商品中，价格高不代表什么，我们要找到自己中意的优质商品，支持国货，才能让国家更富强！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摘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新制度经济学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均衡与演进的视角以及新经济社会学制度安排对制度环境的”嵌入性”视角观照中国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发现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既是一种”过程创新”,也是一种”目标创新”,最终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关键词］企业制度演进过程创新目标创新中国特色
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既是一种”过程创新”,也是一种”目标创新”。关于”过程创新”,理论界一般没有异议,但缺乏对这一判断所隐含原则的彻底澄清,否则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思维替代企业思维的错误倾向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关于”目标创新”,当前争论还比较多,致使许多企业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兼顾本国国情的夹缝中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为难”。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经过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1］视角和新经济社会学(TheNe)的”嵌入性”［2］视角,我们试图对这样两个问题作出较系统的解释。
一、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过程创新”
一般来说,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3］,企业制度要想免受”外部规则”［4］的异化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展开和成长演进,制度环境对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遵循是基本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较早和较好的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是自然成长型的;由于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使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
(一)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制度作为企业合约的外化,本质上代表了企业各要素产权主体间就如何配置企业产权(主要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经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可见,现代企业理论仍主要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传统,把制度看作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易的博弈产生的”内生变量”。内生性的企业制度也可理解为哈耶克意义上的”内部规则”。
在哈耶克那里,”内部规则”作为其”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本范畴而与”外部规则”相对应。在给定知识分散化和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哈耶克证明:(1)规则本身是一种共同知识,社会成员经过遵守规则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从而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世界中决策的失误。制度可视为规则的具体化,因而规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概念;(2)内部规则是分散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彼此认同的制度,外部规则是与”个人”相对应的”组织”(如政府)经过命令——服从关系来贯彻某种特定目的(往往是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制度。内部规则并非总是最好的,外部规则并非总是坏的;(3)与此对应,社会秩序演化存在两条主线:一方面,当事人在遵守内部规则的前提下自主行动,经过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当事人与规则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种自发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另一方面,组织为了特定目的,经过政治行为实施外部规则,形成一种围绕外生制度的外生秩序;(4)个人和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普遍存在的互动关系,是社会演进的源动力,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相互交织和具体关系格局构成现实的社会秩序;(5)由此,社会秩序的切入点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二元观,但由于组织同样要在一个更大的自发秩序范围内活动,因而内部规则和自发秩序比较外部规则和人为秩序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5］
尽管社会秩序必然是二元的,但正常社会状态下,其内部规则必定占据基础性的地位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不过,由于内部规则具有自发性质,而外部规则多依托于组织而发挥作用,结果内部规则的形成和演进很容易会受到外部规则的影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制度条件来保证内部规则的演化不会因外部规则的干扰而被异化。企业制度的创新及其演化也是如此。
(二)企业制度持续演进的基本制度条件
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意味着: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主要是一个企业基本逻辑自然展开和拓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任何其它主体(包括政府)在替代性思维支配下进行主观设计的问题。从企业制度作为产权主体间经过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之代表的角度来看,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需要三大基本制度条件。
1、产权原则
产权原则是说:各生产要素必须有其人格化的代表,或者,社会财富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明确的和排她性的分配。
产权原则是整个企业制度赖以成立并发挥作用的隐含前提。(1)企业所有权主要强调的是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过程和价值的动态实现,资本所有权则侧重于对财产归属的静态占有和法律上的确认。因此,企业所有权主要是一个权利交易的概念,资本所有权是这种交易因此能够进行的前提条件。(2)产权原则决定了要素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是寻求其要素产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大化,这为企业内各人格化要素之间交易的博弈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来源。(3)产权原则也是企业内剩余权利配置方式进而企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制度的具体状况取决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实力的对比格局,而其谈判实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的特性。可见,产权原则不但是企业制度运行的逻辑前提,也是企业制度设置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此基础上,获利的预期才会变成确切可把握的现实,经济人理性才得以确立,产权交易才成为可能,企业制度创新也才获得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张维迎曾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即是对产权原则的一种表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说,忽视了企业制度的产权原则前提,就等于忽视了企业制度建设本身。
不同产权约束条件对应着不同的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的均衡与演化路径(进而不同的经济绩效):(1)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遭受外部规则的异化;(2)产权主体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牵引外部规则的变迁;(3)产权主体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外部规则相互牵制,内部规则可能会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2、法治原则
产权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逻辑起点,但一个没有良好执行和保护机制的产权制度安排,可能比没有这种产权制度本身更糟糕。因此对产权的保护至关重要。产权保护作为一种公共品主要是经过以国家”暴力潜能”为后盾的法律来实现的。这就是”法治原则”。
如果说产权原则是内部规则自然演进的动力源泉,那么法治原则则是确保内部规则演进不被异化的根本保障。法治原则包含两重相辅相成的含义。(1)虽然法律是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制度架构或平台,但法律本身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主观设计,相反而只应该是对以产权原则为起点自发衍生出来的内部规则亦即既存社会秩序的发现和确认,否则法律本身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2)虽然法律看来是出自于立法者之手并由国家来掌控,但既然其内容在本质上即是”人之行动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那么作为其表现和实现形式的法律其立法和执法过程也理所当然只应当具有形式和程序性的意义。这喻示着:一方面,”法律先于立法”(哈耶克),亦即法律是立法者”发现”而不是立法者”创造”的;另一方面,统治的实施必须根据普遍的法规(亦即对内部规则的发现和确认)而不是专断的命令。这正是所谓”守法的统治”(亚里士多德)。
可见,坚持法治原则,不但应当将基于产权原则的”权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更应当将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也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3、合约原则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最直接体现。合约原则是一个古老的价值追求,内含有合意、正义、自由选择、自然秩序等理念。在博弈论的框架下,企业代表一种合作博弈的内生均衡过程,”契约为一种合意”［6］,合意亦即”一致性同意”,是指签约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合约的签订必须依据各方的意志一致同意而成立,缔约各方必须同时受到合约的约束。无论任何一方接受了特定的企业合约,就意味着它认为这个合约所规定的要素行为和利益,优于其它可能的合约。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满意合约条件,企业合约就不能达成。反过来说,以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充分保护为前提,将企业合约视为利益相关者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且存在自由退出机制,则只要企业”存在”,它必然是”一致同意的”,即实现了给定约束条件下交易各方的最优选择,特定的企业合约或产权安排处于纳什均衡状态。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的深层精神实质。当产权界定明晰且有法律的有效保护时,产权的平等交易就会取代产权的异化流动方式甚至产权的侵蚀和掠夺而成为产权主体面临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资本所有权才可能以一种被扬弃了的产权形式(企业所有权),从简单人与物关系的领域进入到人与人关系的领域,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发挥着规制交易关系和促进激励兼容的功能。与此相适应,”平等”、”自由选择”、”合意”和”共赢”等普遍主义的理念,应当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的社会精神。
与合约原则相对应的是”身份”原则。从古代到近、现代,社会发展遵循了从”身份治理”向”契约治理”过渡的逻辑。一般来说,身份原则的必然后果是”政治资本主义”［7］或”裙带资本主义”,这与合约原则所对应的一般”企业资本主义”相比而言是”反现代”的,与现代企业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必然会遭到淘汰命运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制度演进要趋向于现代的方向,也必须遵循”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基本趋势。
(三)独特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
分析表明,与西方社会不同,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制度模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道路。
1、产权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同西方国家从18世纪初就逐步形成并长期延续下来的产权制度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比较缺乏明确界定且稳定的产权关系。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财产从来都是属于当权者的私有之物,而种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也导致了一般民众独立人格的缺乏。即使在每朝开国伊始,人们可能会获得土地或其它形式的财产,并具有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的剩余权利,但随着国家初期政策的”无为”、”休养生息”色彩的逐渐淡化,产权关系不断受到权力的侵蚀,产权边界不断进行重新界定,资本所有权分布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仅占有同质性人力资本的分散的民众——占有物质资本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官僚阶层),”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被一再的提出,以大规模社会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产权关系重新安排的过程一次再一次的复制,于是,社会也就一次再一次的退回到最初的起点。当然,以产权交易为基础的企业组织,虽然也可能曾经创新出过原始的制度形式,却终究难以获得可持续的演进。
2、法治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诺思(North)、泰格(Tigar)和利维(Levy)等人的研究［8］表明,产权结构和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可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几乎不存在旨在保护产权和调整经济生活的法律框架,这严重不利于作为内部规则的企业制度的创新和演进。布迪(Bodde)的研究［9］表明,中国古代的法律(成文法)完全以刑法为重点。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免受其它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也能够说,在古代中国,法律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是社会本位而非个人本位的,是国家对社会和个人施行严格政治控制的手段。事实上,在”均田制”、”均贫富”的普遍理想和改朝换代之际常对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的实践背后,掩盖的是没有保护装置的产权结构。既然产权缺乏法律的有效保护,既然国家是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存在,那么社会的技术进步、投资愿望就会受到遏制,”小富即安”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想,企业组织拓展和企业制度演进的内生驱动力量不但大大打了折扣,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政府组织所供给外部规则的影响而被异化。
3、合约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西欧国家自古以来就普遍奠定了基于产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之上的平等契约关系和理念。但在中国,如费正清(Fairbank)和赖肖尔(Reischauer)等人的研究［10］所指出的,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存在的身份原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强调尊卑上下、带有浓厚”亲亲色彩”的礼治社会秩序和精神。与此适应,中国社会成为分散的个人的集合而与中国独特的官僚政治体系相对应,形成一种独特的官民二重结构,并一直持续许多个世纪。
与此适应,一方面,获益机会主要分布于社会身份上层的状况,再加上缺乏法律保护的产权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士农工商)的行为选择理性与社会资源的流向。史实表明,在历史上拥有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士”和拥有物质资本的”商”,它们都少有将自有资源投向经济方向的激励,而是主要用之于与身份上层结构有关的各种渠道(如科举、红顶子商人对官府庇护的寻求等)。另一方面,在特殊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中,人们彼此认定的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一般性的原则或法律条文。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纯粹个人关系特别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这暗喻着:(1)身份是决定广义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的关键变量;(2)纵向的身份导向和联系而不是横向的经济(狭义)导向和联系;(3)分配性的努力大于生产性的努力。显然,身份原则事实上主要起到了阻碍组织拓展和制度变迁的消极作用。
据上述能够判断,中国古代的历史:(1)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部规则统御整个社会的历史,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对比一直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状态。三大原则的缺失,使内部规则演化失去了必须的微观基础和基本的动力源泉,而外部规则则凭借国家”暴力潜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推行、贯彻甚至泛滥。(2)在古代中国,企业制度最基本的外部制度基础或者前提条件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因而,企业成长、企业组织演进面临来自内、外部的诸多约束,作为内生规则的企业制度创新的”内生过程”无法获得坚实的微观基础,不可能进行可持续的演进和拓展,而且也经常受到外部规则的干扰和异化。其结果,在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中,企业组织生生灭灭;在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复制过程中,很少有新制度增量的产出和积累,原始企业制度低水平循环,现代企业制度无从创新。(3)制度本身从终极意义上讲应当是内生的,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财富效用和溢出效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度变迁背后必然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有关利益博弈的因素。分析表明,与”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二重结构［11］:一方是垄断了暴力潜能的国家及其规模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是分散且没有完全独立的民众阶层。在现代社会,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在政治市场上发生的公共选择过程;而在古代中国,制度变迁主要是一个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由于缺乏一个中间阶层,这种严重不对称的社会格局就必然会造成外部规则严重扭曲内部规则的非均衡制度格局。由于非均衡能量长期不断积累且得不到中间阶层的有效中和,结果,遵循同样的逻辑,从一个极端振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周而复始,制度复制而不是制度创新的过程重复上演,因而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不前。
二、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目标创新”
诺斯对经济史的考察表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制度创新不可能是”突变”而必然是一个”与古为新”的过程。对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印证了这一结论,发现虽然效率追求是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但企业制度同时也必须适应特定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企业制度创新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我们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和”社会建构”［12］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得出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目标创新”的结论。
(一)企业制度演进是效率追求逻辑支配下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
企业制度首先是企业效率追求的产物。这就是说效率追求是企业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因此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必须采取相应不同的制度安排才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历史考察也证明,企业制度从最初的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到现代公司制的演变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效率驱动和效率选择的过程。更进一步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各产权主体所拥有的谈判实力为依据,经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一种多方”合意”的博弈均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促进激励兼容,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效率目标。
上面的分析暗示,效率追求是选择何种企业制度安排的最终标准,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企业制度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效的企业制度安排只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模式。但这一推论并不符合经济实践的现实。观察表明,当前世界各国不但存在显著多样化的企业制度模式,而且其经济绩效同样显著。比如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并存。原因何在
一般来说,决定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13］及其不同博弈均衡格局进而不同企业制度安排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它们是:技术特征、资源禀赋或生产要素特性、宏观制度环境。其中,技术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虽可能会在不同时代的企业制度之间造成显著的不同,但在同一历史时代其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作用是普适的,而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也大大减弱了它们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事实上,企业生产不但如科斯所言是带有制度结构的,而且企业制度也必然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当中的。由此我们推论,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区别才是形成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主要根源。
对企业制度模式进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14］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判断。以同样有效率的美国和日德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为例［15］,从形式上看,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股权分散和外部治理,金融中介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公司治理的日德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法人相互持股、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很明显单纯从效率选择的角度已经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差异现象,事实上是制度环境的因素在这里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现代公司制企业要求尽可能集聚社会资本,同时还要尽量规避经营的风险,理论上讲资本市场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都能够供给资本集聚和风险规避这两大功能。事实上,金融中介机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一般认为交易成本更加高昂的”外部治理”却在美国公司大行其道,表面看来是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严格约束了金融机构的增长,但更深层次的追溯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强调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反对垄断力量控制产业组织的价值观和美国民选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选举程序。相反,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控制因此在日德企业中普遍存在,其原因也不外是资本市场发育的相对滞后,以及两国都经历过较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时期因而社会成员对垄断特别是金融机构力量的集中远没有美国民众那般敏感。
(二)企业制度的”嵌入性”及其”社会建构”过程
如上述,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亦即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都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
尽管事实上制度环境的不同才是造成企业制度特殊的主要原因,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原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都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
新经济社会学依据对现实的观察提供了企业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经济行为人既不是经济学的”经济人”,这是一种”社会化不足”［16］的观点;也不是传统社会学所假定的”社会人”,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17］的观点;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这解释了许多传统经济学不能解释或难以彻底解释的许多经济现象。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能够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能够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经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相当浓厚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能够对其它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独特制度环境下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目标创新”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企业制度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转轨国家,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可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三、关于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前瞻性思考
如上述,以中国独特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为背景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过程创新”与”目标创新”的统一。由此我们断定,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必然走向。在能够预见的将来,我们有如下预期:
(一)过程创新方面:制度环境得到优化,企业回归其基本逻辑
如上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内部规则演进遭受到外部规则的重重干扰而被异化,企业组织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拓展,企业制度增量很少,由此导致现代企业制度未曾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可能存在某种”后发优势”,但”历史不可能飞跃”(马歇尔),这并不能替代制度环境的优化。如果制度环境未能根据如上三大原则作出根本的变革,内部规则将难以避免遭受外部规则异化的命运,企业将难以回复其基本逻辑,企业制度演进也仍将难以获得可持续性,最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难以获得彻底的成功。
观察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能够发现,包括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以及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在内的企业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环境优化前提下企业制度逐渐回归其基本逻辑并开始进行自主性持续演进的过程。能够判断,这一过程同古代中国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在一定意义上,对制度环境的变革和优化,其实就是在进行现代社会基本制度架构的建设,以及现代社会基本精神理念的启蒙,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将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观察表明,中国现实企业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企业性质的”单位化”问题;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金融约束问题、”红帽子”现象、寻租问题、自主性不够等问题,尽管有一些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问题,但追根溯源往往能够发现一般都与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
事实上,中国制度环境状况尚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制度持续演进对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要求。比如,在产权原则方面,国有产权不清一直是久拖难决的老大难问题,私有产权也存在理论基础不足、歧视性地位、法律保护不完善、宗法性和封闭性等问题。在法治原则方面,法律的价值追求偏重于社会本位而忽视”权利”保护的倾向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政府依法行政仍需进一步推进落实。在合约原则方面,不但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身份原则仍在大行其道,建国以来中国又形成了新的”身份”制度,主要包括户籍身份、群体身份、干部身份、单位身份等。
总之,在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问题上,由于企业本身是一种内部规则,因此必须转换政府思维为企业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环境的变革和优化比单纯的企业制度引进本身更为重要和关键。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二)目标创新方面:中国制度环境将对企业制度打上独特的烙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大国,其复杂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制度均衡格局的变动不居、充盈其间的种种变数,都使得对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的把握难之又难。不过,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我们也能够依据与此做一些初步的前瞻性思考。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能够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经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18］。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9］
第二,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中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可是,毕竟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中国的经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工业总产值已经超越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如今稳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仿佛中华民族崛起之势已成定局。
目前，支撑中国崛起现象的主要依据是中国GDP的攀升。但是把GDP攀升与国家崛起简单的画等号显然是盲目和不负责任的，关于这一点，近来国内许多专家已做出了中肯的评估。
2010年3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石良来教授访谈，给出了让国人清醒的数据：
——1894年，即甲午战争爆发那年，中国的GDP攀升是日本的两倍多；
——1936年，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中国的GDP攀升是日本的两倍多。
石教授介绍最近十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主要是组装件，成熟件，而尖端的精密仪器、工作母机等还需要进口。这与其说是制造，还不如说是加工。
尽管中国的GDP总值位据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排名落在百名这外。而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据某国际知名机构评估居世界26名，落后于美国、瑞典和瑞士等西方国家。目前我国在高端产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尽管“中国制造”远销海外，但却少有“中国制造”，我们只不过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在付出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之后我们只获得了少量的加工费。而那些西方的大公司尽管不做什么但凭借科技优势从我们这儿拿走了大笔的专利费。旧中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国，过去长期处于积贫积弱地位，新中国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基本完成工业化，然而在信息化的进程中仍落后于西方国家，弥补这一差距恐怕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也不必急于争最前列位次，只要事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提升上去，就能真正由经济大国变成经济强国。
目前，许多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办厂，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促进作用。但是，他们为什么来中国投资？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吗？不是，资本家向来趋利避害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获利的机会。他们看中的是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和宽松的政策以及广阔的市场，可以说他们的基本目的和当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一旦他日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政策改变、大量资源消殆尽和市场饱和之后，外国资本家获利大幅下降之时，他们势必从中国大量撤资转向别处，所以，对待外国投资只可利用，不可依赖，只有通过与外资合作吸取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尖端的科学技术以及创新理念，才能便中国的经济实力更上一层楼。
依我个人看法，我们的发展才刚刚起步，目前一时的经济繁荣只不过为我国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机遇，只在抓住这个机遇凭借现有的经济实力和资源引进、吸取外国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提高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体系和制度，深化民主改革，才有机会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脚步，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的崛起。但是，如果没有抓住这次机遇，仅仅根据目前的经济繁荣情况抱有盲目乐观态度，抱着过去成功的经验不放，没有意识到世界的变化，不但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崛起，反而会便国家和民族再一次走向衰败，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二十一世纪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而且是世界走向一体化的重要时期，在这场大风暴面前一个衰败的民族只会被击得粉碎只留下点点残迹于历史的尘埃之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全党同志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因此，面对GDP的攀升我们应抱冷静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它，不要因一时成就就沾沾自喜，而要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去进行提升国家软国际竞争力的事业。我们要牢记，尽管我们有61年的外交史、30多年的对外开放史，但全面走向世界实现国家崛起我们才刚刚起步。
对中国经济的看法
首先，我来提一个问题：中国经济靠什么来发展？相信我们都会这么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靠的是现代化技术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技术的发展靠什么？最根本是靠人。
目前，最盛行的就是各种现代化工业产品。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都成为每家每户的必须品，就是私家车，多得数也数不过来。各类电脑，价格便宜，成为家家户户的必备。但是，可给人们食用的食品类的价格却一直暴涨，确实让人头疼。
中国的经济虽然处于上升状态，人均生活水平提高，那也只不过体现在：1。买到房子；2。可以供孩子读书；3。买到电脑等电子产品。事实上随着食品价格上升，实际生活水平并为得到真正提升，个人认为，现在的食品价格与十年前的电子类产品价格互换了。
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成一条食物链，那么，人类就在最上层，食品比重必须高于现代化工业产品，一旦现代化工业产品高于食品，那么地球就要面临饥荒。处于最低层的就是植物，无论在什么时候，植物是人类的重要依靠，他为人类及地球制造氧气，阻挡风沙，是人类及地球不可缺少的精灵。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经济体系中，食品类集团公司占1/5，并且有一大半为加工食品集团公司。其他集团公司多为商业公司。在各个大学里，只要是本科的，其专业多为商业与工业类的，少数农业与林业大学有农业和林业类的，沿海及内陆城市的毕业生，很少会去那里读农业和林业类专业的，他们大都喜欢商业或工业类就读。大概是很多人都认为商业读出的前景好，致使农业没有人才，得不到发展。当农业得不到发展，食品紧张，价格就暴涨。
因为商业与工业吸引很多人，环境污染；农业人员不够，环境污染严重致使农业产品紧张，食品价格一上再上，就如现在的猪肉每斤也要12元。如今，一头猪相当于一台电脑，也许将来，一头牛抵得上一幢大厦。
中国的经济已陷入危机，必须处理好农业的良好发展，把食品价格回落，那就是全中国人民的期待！
中国经济
一组数据中国已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7倍，人均超过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7。9％。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伟大跨越。洋油、洋火、洋碗等名称曾经深深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改革开放以来，轻重工业协调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目前，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的全部工业部门中国都有，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工厂”。
经过60年的努力，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29亿吨，粮食自给率高达95％。
经过60年的努力，神州大地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6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时曾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奇诗篇。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309米巍巍大坝横江而起。
经过60年的努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回头来看，2009年我国经济实现回升向好的成绩来之十分不易。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世界经济险象环生，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到2009年一季度，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GDP环比增速纷纷继续大幅下降，其中，美国GDP环比折年率下降6.4％，比2008年四季度多下降1.0个百分点；日本GDP环比下降3.2％，多下降0.2个百分点；欧盟下降2.4％，多下降0.5个百分点。受此影响，我国经济从2008年四季度到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速由7.6％继续回落到6.2％，为连续第7个季度下滑，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季度最低增速。2009年1—2月份工业增速大幅回落到3.8％，2月份出口下降25.8％。部分行业、部分企业经营困难，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大幅下降37.3％，大批企业出现了停产、半停产甚至倒闭的情况，大量农民工返乡回家，国内经济面临严重困难。
当诸多害了消费者的“黑心企业”原形毕露后，我们不得不深思他们为何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和诱惑力。有人为了300％的利润，真的铤而走险直至走向穷途末路，等待他们的只有后悔和死亡，而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则更在痛苦中呻吟……
在国外被认为是最安全的工业——食品工业，在中国却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就拿三聚氰胺事件来说吧，众所周知，在中国，三鹿、蒙牛、伊利、光明四大名牌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国奶制品行业的大半个江山，消费者一直对这几个名牌厂家的产品情有独钟，而诸如此类一些名牌企业反而利用起消费者对他们的信任，干起危害国人健康与国家声誉的卑劣勾当。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诚信乃立企之本。
反思一下，中国的经济又该如何调控使其运作和发展呢
处于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的中国，发展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追求的发展，是在不损害其他条件（如环境、国民素质等）的前提下，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因此国家应出台扩大内需的政策，以保证经济稳步增长；且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保护粮食价格，保证农民种植的积极性；还需要时刻关心三农问题，我们中国8亿多农民，只要农民增收了，我们这个国家人均经济水平就会上升。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式下更需加大对三农的扶持力度。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能使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成为一个永远具有创新动力的国家。中国虽然经济总量达到全球第二，但无论是人民的生活质量还是在科技、环保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巨大的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社会领域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应此我们在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我们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对于企业而言，如今已进入全球化竞争时代，竞争激烈的程度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没有的，并且还在不段深化，形势日益严峻。加强企业职业道德建设，制定职业道德行为准则，通过开展全面、持久的职业道德教育，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提升职业素质；通过规范商业行为，遵守商业道德，依法经营，信守合同、公平竞争、友好合作，切实做到文明经商、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不断为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是企业应该做到的；企业还应该积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自觉接受社会监督，不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做损害、侵害他人利益的事情，坚决抵制弄虚作假、相互欺诈、行贿受贿等不道德的和非法的商业行为，努力塑造良好的社会形象，做“阳光”型的企业。
另外，政治环境也给我们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回顾过去，我们能很好地立足现在；分析现在，我们将强大于未来。
以往的种种表明：中国，绝对是一个勇于捍卫主权的国家；她以她的发展向世界宣告，我们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并且会干得十分出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