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歌风格
李白和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的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我们分别称他们为“诗仙”“诗圣”.他们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面对这个乱世,他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和个人性格。
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中国文学史》)他的诗自由奔放明白顺畅想象丰富气势宏大。他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发展出自己独到的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形成于安史之乱时期并逐渐在苦难中成形。杜甫深入社会并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他背负着对国家和民族任务的沉重责任忠实描绘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感受。杜甫“没饭不忘君”,艺术风格沉郁顿挫.自中唐到宋代以来都继承了杜甫的写实风格.尤其是宋代江西诗派更是杜甫视为宗祖.他的影响力巨大.
李白年少时博览群书,“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他还仗剑任侠,“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中国文学史》)他年少是曾广有游历。这一切都对李白自由奔放的性格形成有重大影响,还直接导致了他诗歌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李白尚武轻儒,轻财好施,喜欢豪饮。他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又是积极入世的。他的人格魅力也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杜甫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杜审言是初唐重要诗人,所以对杜甫来说从仕与诗歌都是家业。他曾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杜甫深受儒家文化教养,终身都有辅佐君王的愿望,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从而形成了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他的诗歌也因此偏重于现实主义。
李白终其一生都徘徊在出仕与高蹈之间。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他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在他的《行路难》中他用“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等太行雪满山”来形容自己艰难处境。由于当时高力士杨国忠的受宠,贤士都被据在朝门之外,因此他发出了“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悲叹,但他的乐观主义天性又使他对理想追求都是执着的。他唱出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在《夜泊牛渚怀古》中他写道“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借用谢尚知遇袁宏的典故来表明自己的怀才不遇渴望知音的心情。以上都说明李白对仕宦生涯是积极的。而另一方面李白又受道家的影响,不时又有高蹈出世的想法,而且他也曾在深山隐居过。在《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中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五岳寻山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表现了他对道家的崇信和对儒家的嘲弄和摆脱世情追求神仙生活的感情。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他描写奇幻的梦境表达了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最后他说“安能催眉事权贵,使我不能开心颜”表明了自己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的志向。可以说李白的一生都在出世入世的矛盾中彳亍着。
而杜甫就简单的多。他一生都在谋求获得官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他一生都相信自己能有朝一日“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精神一直渗透在杜甫诗的字里行间他的七律《登楼》“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这首诗十分能体现杜甫诗歌的特点,诗开头就以景色引出作者心绪,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样有动人的对比。其后写出“万方多难”的境况,最后写出个人报负,他想像诸葛亮一样建功立业。全诗即景抒情写山川联系古往今来社会的变化,说人事又借助自然景物,互相渗透互相包容。熔自然景物国家灾难个人情感于一炉,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写的是唐军攻克安史老巢后诗人听到消息后的喜悦。全诗以流走的音韵真挚的情感快速的节奏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登高》全诗对仗工整,写景抒情融合一体。前两联写景,后两联结合自身衰老,归结到零落潦倒的根源。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名句。
在诗体上说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七绝句,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他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云》的前两句“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使用的是散文句法。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在诗的音美形美的方面李白稍逊于杜甫。而在风格美方面,李白的飘逸豪迈,谈吐天然是别人所不能学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而杜甫的诗多含蓄曲折沉郁顿挫。这也是年轻人多喜欢李白而思想成熟的人多喜欢杜甫的一个原因。
李白热爱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事务而对不合理现象毫无顾忌的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所牢笼却不愿接受想征服现实的的态度,与杜甫那种始终以严肃的悲悯的心情注视关心祖国人民命运那种现实主义精神是相反而本质又相同的。用韩愈的话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艺术成就和高风亮节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杜甫的“沉郁顿挫”风格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是怎样的呢
《登高》《蜀相》两诗,代表了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关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胡应麟称《登高》“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诗菽》),纪昀称《蜀相》“忽变沉郁,魅力极大”(《瀛奎律髓汇评》)。
《登高》《蜀相》思想情感的“沉郁”表现于下列三方面:
内容上的厚实丰满。无论是描摹现实,还是勾勒历史,杜诗都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登高》中的“艰难苦恨”四字,包含着郁积难舒的爱国情感和排遣不开的羁旅愁思。不仅仅写出个人的漂泊西南衰老多病,鬓毛早衰止酒停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人民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作者的悲情凝聚于这四字之中,郁结深厚而寄慨深广。
情感上的起伏回旋。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登高》首句“风急天高猿啸哀”,如来自天外,将诗人的“悲秋”情绪展现于读者面前。“渚清沙白鸟飞回”又语势舒缓,仿佛令这悲情受到限制。“无边落木萧萧下”,又将诗人的“悲秋”心境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来的“长江”展现的开阔辽远的境界,又仿佛缓冲了这段悲情。通过对景物的描绘,可以揣摩到诗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蜀相》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诗人点出武侯祠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其间妙笔天成的一个“寻”字,使得一问一答巧相连属,写出了初至成都的诗人寻觅遗踪的急切情绪,给人的印象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然而,“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颔联的情感却起了急剧的变化,“寻”的结果是祠庙的寂寥冷落悄无人迹,诗人形单影只而来,又孤寂伤怀而返。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落差。诗人倾吐的情感不是一览无余的,而是起伏张弛回旋的。
表达上的迂折含蓄。作者往往将充沛的感情隐藏于心灵深处,九曲回肠冲撞旋转,并不肆情宣泄倾泻无遗。《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形象。然而,作者之情,悲郁深沉而并不过分,凄苦冷落而不见消沉。《蜀相》首联用一设问句,突出诗人问路寻途迫不及待的心境,也给读者留下悬念。可是步入祠堂,诗人不写殿宇高大、塑像凛凛,独独扣住那“映阶春草”“隔叶黄鹂”做足文章,字字写景,却又字字含情,可谓含蓄蕴藉,“别有深意在其间”。
“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不独是词,诗亦如此。《登高》《蜀相》语言形式的“顿挫” 除了音节上的铿锵嘹亮,词句上的精练警策外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章法上开合变化。东方树《昭昧詹言》论《登高》章法:“前四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变化笔法。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收不觉为对句,换笔换意,一定章法也。”“悲秋”是《登高》主旨所在。前四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感受与景物的客观特征达到和谐统一,产生的艺术魅力已非一般描摹景物的诗句可比拟。后四句的抒情,则将万里漂泊多病的孤零悲苦之情作了直接抒发。最后却令人颇感意外地落笔于“新停浊酒杯”这一生活细节上,纵横开阖变化自如。正这是这种曲折有致的章法,既令文势波澜横生,也令情感的表达深厚凝重。
结构上的回环照应。《登高》一、三两句相承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写江景,五、七两句相承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写多病。照应之妙,实不多见。首、颔二联写景,引出“悲秋”,颈、尾二联写景,由“悲秋”而及“苦恨”,因“多病”而致停杯。环环相扣浑然一体。《蜀相》首联“何处寻”三字为全诗赞颂、痛惜之辞预留伏笔,此为一折。颔联以“碧草”“黄鹂”两个特写镜头,反衬英雄悲情,此为二折。颈联胸臆直泻,以凝练之语概括诸葛武侯千秋功业,此为三折。经此三折,诗人方揭出点睛之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凡用顿挫,必不平直,从两诗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回环照应,正可见杜诗运笔之顿挫风格。
拓展:
杜甫的生平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沉郁顿挫”杜甫诗风格成因的探讨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其坚实的思想、情感和现实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离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礼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期盼,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同情,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和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杜甫现存诗千余首,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杜甫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忱,“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热爱;“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公元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失地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后写下了《洗别马》、“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
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甫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例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其八。
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道“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他的《兵车行》在“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无奈及沉重的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些诗句字里行间。都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
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的情怀,在很多诗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甫诗作“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我们看杜甫的《登高》一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在苍茫邈远、空阔无依的天地之间,诗人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蹒跚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用一个“常”字,可见诗人滞流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诗人身体衰弱,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走之蹒跚艰难。杜诗中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像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下来的危险。诗中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为,杜甫视诗歌为生命,他的诗歌也与其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休戚相关。为了排遣他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宣泄在生活中、思想上长期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他最终形成了这种 “沉郁顿挫”的诗风。可以说,历史成就了杜甫的“沉郁顿挫”,也成就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地位。
杜甫诗歌
望岳杜甫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从这两句富有启发性和象征意义的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杜甫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的诗歌风格
在古诗的学习中,我们可以感悟古诗语言的凝炼含蓄与意境的深邃,可以深刻地了解历史文化。
1.李白的浪漫主义
李白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的人格和艺术个性常被大家用浪漫、天真、豪放、飘逸、自我意识等形容。李白在思想和行为上的突出表现是自我仙化、任侠使气、交友真诚。李白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写了他对大好河山的喜爱,对美好仙界的向往,对世俗的鄙弃,对权贵的蔑视和追求自由的思想。虽然,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从政行为都缺乏现实性,但以其特殊的气质表现在诗歌里却是天然率真的,他的天然率真表现在诗歌艺术上不被传统所束缚,任凭自己真情的自然流露,正如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自比大贤。
1.1 李白的豪放不羁
李白的诗歌最大的特征就是“豪”。他的豪放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者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十足以至于有一些狂妄,因为他有恃才傲物的资本来表现自己的清高,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另一个方面,李白的诗歌气势恢宏,意境广阔。在描写山川《蜀道难》写道“噫吁口戏,危乎高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多用整齐的七言与九言,同时又四次转韵,手法变化多端。又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句,意气奋发,豪迈奔放,这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表达,也是对自我、对人生的有力肯定,就连贺知章也为李白的大气深深所折服。《山中与幽人对酌》中写道:“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将这种毫无遮饰的情绪大胆的表露,构成自豪放纵逸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诗人顽强的生命力量。
1.2 李白的飘逸俊美
李白的飘逸俊美表现之一是语言自然朴素,所咏之物脱口而出却不加雕饰,也是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语言的具体表现。他认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天真”,在讴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时,不事雕饰,不掩真情,诗的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他主张尊重诗人的创作个性,相信诗人的创作活力,始终在自然、率真中体现自己真实与质朴的人生,如:“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又如:“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展现了作者旷达博大的胸襟和飘逸潇洒的性格。
2.杜甫的现实主义
杜甫眼极冷,他总是毫不留情的透过人们伤痕累累的皮囊触及最柔软的内心,杜甫的心却极热,从他的诗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对百姓的同情以及对统治者的谴责控诉。杜甫的诗,就像昂贵而冰冷的镜头,总是如实地记录着社会百态,最真地描述着发生在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的事。
2.1 杜甫的沉郁顿挫
“沉郁”是指其题材严肃,感情深沉、深挚,作品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顿挫”指诗文的风格深沉蕴籍,语势有停顿转折,而“沉郁顿挫”被用于形容杜甫创作诗词的主导风格。
杜甫诗中的“沉郁”融合了感伤与思考,其情感无法得到爆发和宣泄,只能依靠诗词进行渗透。杜甫在诗篇中呈现出沉闷、悲伤的色彩以及哀婉的感伤是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一种表现方式。他一生忧国忧民,把爱国思想和忠君交织在一起,把皇帝看成国家社稷的化身,把国家成败的希望全寄托在皇帝的身上,对皇帝是一味的忠诚,他从早年的志向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正如《南征》中:“者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所写,诗人去世前一年,抱病漂泊时仍对皇帝感恩戴德,忠诚不舍,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希望以丞的身份辅佐国君。正如他在《春望》中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所描写的那样,战争不断,家书无法送回,战争到最后不管是胜还是败,苦得都是百姓。诗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形同诗人的眼睛和耳朵,而杜甫的诗就是是历史的桥梁。他“沉郁顿挫”的诗风转变成悲伤的字符,体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更成就了唐诗的光辉时代,为后人留下值得歌颂的诗篇。
2.2 杜甫的咏史怀古
杜甫着眼于“入世”重于写实。他身经唐朝盛极而衰的巨变,动荡不安的生活给他的身心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将时代由盛转衰,急转直下的衰败景象纳入笔下,反映除了出了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起到了抒怀或谏政的作用。正如《兵车行》中描写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首诗主题是征兵送行,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
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动乱中生活的困苦,使杜甫时刻为妻子和儿女能否过上安乐的生活而担心,为儿女挨饿乃至死去而伤心痛苦。例如《北征》、《述怀》等诗篇都表达了诗人浓浓的骨肉情深。
3.总结
李白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特别是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使其诗歌充满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如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白起笔设问“我来竟何事”,复自答“高卧沙丘旁”,而杜甫起笔却在《天末怀李白》中先问“君子意如何”,一个先言己,一个先问他,李白浓厚的自我表现色彩可见一斑。杜甫与李白充满传奇色彩的身世血脉不同,杜甫出身书香门第,是忠诚的儒家弟子,他接受的教育是家国天下、君臣父子,所以他没有李白超然的仙气,他真实地活在大唐的土地上,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李白的“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与杜甫的“古凭锦水双行泪,好过瞿塘滟堆”较读,一个俊快,一个沉挚,性气不同,晰然可见。
如果说李白的生命似酒,烈酒,以强势的姿态张扬的游走在天地间,那么杜甫的生命就似水,无所不在的各种形态的水,杜甫之就真就善犹如水之就下,是命运的安排。他的静定,他的沉郁如同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冷的刺骨,它的尖锐凛冽从来不屑于隐藏,但是正是有了它的存在,人们才会相信,春天不会远了,藏在冰层地下的是希望。
李白王维杜甫诗歌风格比较
李白王维杜甫诗歌风格有什么特点呢?关于李白王维杜甫诗歌风格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哪里
唐玄宗时代,大唐辉煌达到顶点,同时又是由盛转衰的开始。经历了唐玄宗与杨玉环浪漫的歌舞升平,也遭遇过安史之乱的社会痛苦剧变。个人命运在巨大的社会反差之中跌荡起伏,孕育了唐代三位伟大的诗人——诗佛王维,诗仙李白,诗圣杜甫。
诗言志,诗的风格与人生境遇,自我心镜习习相印。王,李,杜生活在同一时期,王维生于公元700年,李白生于公元701年,杜甫生于公元712年。他们都追求功名,渴望在官场一展平生之志,李白官至翰林,待于玄宗左右;王维少年得志,21岁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然而,他们又屡屡受挫,都遭遇过逮捕入狱之苦,李白还遭流放。杜甫一生不得志,穷困撩倒,颠沛流离。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压抑中度过的,目标与现实的差距,诗人心中的郁闷与悲愤催生了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诗歌多流淌着悲喜交加的矛盾之美,这正是诗人作品流芳百世的精华所在!
三人所处时代相同,都有过悲喜的人生经历,然而,他们各自的思想修养与人生理念却各有不同。王维研究佛学,心系禅机,诗,画,书法,音乐造诣颇深,他的诗有一种空灵,清新,深刻的简洁与透析;李白追求道家的飘逸自然与剑侠的豪爽,他的诗作流淌着仙气与浪漫;杜甫以儒家圣人为楷模,严谨自侓,他的诗作对仗工整,严谨。
这里,我们选取诗人们以相同题材为对象的作品,比较三人不同的诗歌风格。
在以送友为题的诗中,李白有《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云: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毕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诗人在好友孟浩然登船远去时,表现的仿拂是神仙之间的交往,飘忽而来,乘鹤而去,远逝天际,渐无踪影。没有凡人离别的悲伤,没有难分难舍的愁怅。诗人面对滚滚东去的江水,望远去的白帆,陶醉其中,飘飘欲仙。
我们再比较王维送友诗作《渭城曲》,诗云: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饮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王维送友却另是一派田园风光,一幅清新的水墨画。嫩绿的杨柳,碧瓦客舍,被晨雨清洗得一尘不染,在此圣洁之地,诗人为友把盏,尽离别之情。心意,情意,景意都在酒中,都在画中。既在凡世,又超越凡世,诗人的高贵气质溢于诗中。
杜甫也有送别友人的诗作,风格与王,李完全不同,他的《奉济驛重送严公四韵》是这样写的:
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
几时盏重把,昨夜月同行。
列郡讴歌惜,三朝出入荣。
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
杜甫与友人的离别是满目伤情,别,空,惜,独,寂寞,残生,表现的都是悲伤,别后的空虚,残生的无奈。这也是杜甫一生的缩影,心境如此,诗亦如此。
我们再比较三人写景诗作。长江冲出三峡,洒向荆楚大地,接三湘,衔洞庭,烟波浩渺,诗人无不有感而发。杜甫有《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睇泗流。
诗的起始很有气魄,感今追昔,观烟波浩渺,叹乾坤沉浮,表现了作者豪情壮志的胸怀和一展宏图大业的抱复。可笔锋一转,接下来的却是老病孤舟,流离异乡的愁怅,满目泪水与悲凉。这是诗人,尤其是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可是,李白的作品完全不同,在《渡荆门送别》中,作者傲立船头,仗剑远行,望山川大江,观明月星飞,豪情壮志,万里奔腾。没有伤感悲凉,虽离别故乡之水,仍然豪情万丈。作品让我们感到的永远是逍遥浪漫,大气磅薄。诗云: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
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即使在晚年,李白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之后,当他从流放途中大赦获释,仍然是欣喜若狂,没有一丝颓废。那是一首多么美丽的诗作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王维对湘楚大地也有一首作品——《汉江临眺》: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王维这首诗显然不如李,杜之大气,虽然也有“天地外”,接着却是“有无中”,这透露出诗人的禅佛心结,对人生理解于有,无,空,远之中。
王维和李白各有一首对终南山的描写。王维的作品名《终南山》,诗云:
太乙近天都,连山到海隅。
白云迴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这首诗仍然反应了王维心境的空灵与禅意,诗中的:天,无,变,殊,都以看破凡尘的视觉来观察,想象和描写山,云,雾,景。最后,作者又从世外回到人间,问路樵夫,归于凡人。
而李白描写的终南山虽然也有脱世之感,却另有一番仙气。先欣尝诗作《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云: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所得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星河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这首诗是典行的李白风格,月与酒是李白最喜爱的题材,是他最多选取的吟颂对象。诗中的山月,美酒,我醉,陶然,开篇是诗人仿佛仙风道骨,飘然下山,来自仙境,虽然到了人间田舍,仍然是曲径通幽,青绿藤萝的世外桃园。再与田舍翁对酒当歌,与月同醉,清风拂面,晃佛又回到仙境。
……
欣赏了三位诗人不同风格的作品,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只有唐代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的顶峰呢? 为什么最伟大的诗人出自唐朝,而且是盛唐呢
问题又回到是历史创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历史
我认为:是历史催生了英雄,而不是创造了英雄!
无论任何时代都不乏杰出人才。然而,只有一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为人才提供施展的舞台,而且那样的环境更能激发人的潜能,所以英雄倍出。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争霸的格局,在烽火连天的战争中,诞生了刘帮,项羽,张良,韩信等英雄人物;东汉末年群雄逐鹿,有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等一大批英雄才俊登台亮相;同样,在今天高科技舞台,在激烈的商战中,有比尔盖茨,乔布斯等精英崭露锋芒。
唐代开放,包容,自信的气魄,社会崇尚诗歌的氛围,孕育了诗仙,诗圣,诗佛。而晚唐只能产生李商隐这样的悲情诗人。
任何时代,都不乏人才,缺乏的是让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
杜甫诗歌的主要风格
韩愈称赞杜甫:“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然,自古至今,无人可抹灭杜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超然地位。杜诗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且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其“诗史”的称号当之无愧。因此,笔者每次看到杜诗之后心动之余,对其中杜诗的主要风格浅谈一下自己的见解。
一、何为沉郁顿挫——沉郁顿挫的涵义
1、“沉郁顿挫”一词的由来
“沉郁”一词最早出于钟嵘的《诗品序》“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明。”而沉郁顿挫显于杜甫《进雕赋表》:“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由此可见,“沉郁顿挫”也是杜甫对于自己诗风的看法之一,这也是被后人以“沉郁顿挫”评杜诗的原因之一。
2、沉郁顿挫小解
何为“沉郁顿挫”?一时间,众说纷纭: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云:“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而陈延焯说曰:“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象外……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白雨斋词括》卷一)……自古至今,一代代大家对于“沉郁顿挫”的看法举不胜举,各有见解。
而笔者则偏于中规中矩的看法,如《辞海》中释义:指诗文的风格深沉蕴籍,语势有停顿转折。古人对于诗句锤炼大多比较严谨,杜甫于斟字酌词更是如此。在《进雕赋表》中以“沉郁顿挫”评价自己诗文风格每字皆是其心血所化。所谓“沉”,可见于语言厚重朴实,虽不张扬,但思想情感低沉到极致为扬而先抑;对于“郁”,可见于诗句表达的真挚含蓄,强烈的感情浓郁到极致而不发;而“顿”者,从字面上看指语句的停顿,而在杜诗中则不尽然,“顿”既有诗句表达之中的缓和之势,又有结构上的承上启下之用,其暗含搭建厬而薄发的间歇的过渡桥梁之意;至于“挫”字,虽有挫折转折之意,但有在杜诗之中又另有天地。凡“挫”者,必有语势之上的跌宕起伏,之中的曲折迂回,语调上的韵律变化等。综上所述,“沉郁顿挫”指情感的大地般的厚重,层层郁积之下浓郁的种种情感,暗含欲喷薄而发发火山之势,却又隐忍不发,一抑一扬,厚重缠绵,玄机隐现,迂回往复。
3、杜诗风格一评——多种风格兼备,“沉郁顿挫”为主
现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风格多样,既有优美诗句,也有浪漫主义诗风诗文,但更多的是以“沉郁顿挫”为主,杜甫一生经历丰富多变,从“壮游”时期到客死旅船。每个时期的心绪和情志略有不同,由感而发的诗风必定不会单一。35岁之前的多年的游历生活,使其诗文充满他的豪情壮志,带上了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此时的《望岳》可为其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的雄心壮志。正如诗所说:“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
但杜甫大多作品都在35至59岁之间完成,而这一时期诗文又大多带有“沉郁顿挫”的风格。首先用“沉郁顿挫”形容杜诗风格的是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自明清以来,众普遍以“沉郁顿挫”来形容杜诗风格,如清代词学家陈迁焯《白雨斋词括》:“如杜少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此自子美所以横绝古今,无与无敌也……”;《四库全书·王士祯提要》:“律以杜甫之忠厚缠绵,沉郁顿挫。则有浮声切响之异矣。”清贺贻孙《诗筏》云:“子美诗中沉郁顿挫,皆出于屈、宋……”
二、“沉郁顿挫”为何——杜甫“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缘由
1、人生经历和其所在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其形成“沉郁顿挫”诗风的内在因素。
杜甫的人生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杜甫一生可分为四大时期,特别是中后期的生活,事事不如意者十有八九。生活经历上大致可分为:“壮游——失意——困苦——落魄”四个时期来形容。
“壮游”时期(35岁以前),杜甫受祖辈福佑: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祖父审言是著名诗人,父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因此,他的经济善较好,是他一生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好学,“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其创作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十十岁起,他开始了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与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结识。这丰富的情感经历,奠定了他诗文的丰富多彩、多种风格并存的局面。
第一次比较大的失意是他在唐玄宗天宗五载(746)到达长安后第二年,参加考试,却被李林甫玩弄手段,下令不录一人,而后上表皇帝:“野无遗贤”,杜甫也因此不幸落第。天宝十载,唐玄宗接连举行三次盛典,杜甫写了三篇《大礼赋》,唐玄宗十分赞赏,却在宰相考试了他的文章后,再无音信。杜甫又一次未能如愿入仕。且恰逢其父在这几年逝世,他也断了最大的经济来源,生活日益拮据、窘迫,过上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苦生活。一腔热血报效国家,却恰被泼了一头冷水,封建社会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对原来的豪情壮志、唯美情趣的诗风产生了猛烈冲击。此时诗文忆显“沉郁顿挫”的雏形。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就了杜甫现实主义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正是这段时期的佳作。
困苦时期(45-48岁)也是杜甫陷贼与为官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诗人杜甫曾经和人民一直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直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这里他的“沉郁顿挫”风格几近大成,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月夜》、《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传世名作。
落魄时期,(49-59岁)也是杜甫,到处漂泊的时期,为第四时期。除六个月的幕府生活外,再无入仕的机会和想法。在严武逝世后,他到处漂泊、流离失所。这一时期,他生活大多困顿、举步维艰。55岁时又患风疾,病痛和生活的双重折磨,理想与仕途不得志常常刺痛这位老人的心。落魄的生活、种种不幸困扰诗人直至逝世。这一时期诗文更显“沉郁顿挫”,写下《蜀相》、《客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诸将五首》、《登岳阳楼》等抒怀名篇。
纵观杜甫一生,青少年意气奋发到遭遇官场失意,中年仕途不得志而生活困顿,直到老年生活落魄、客死他乡。在现实中,杜甫的志向(忠君报国、济世忧民)受到了挫折,现实的无情与生活得不如意,让他情感深沉郁结,无法发泄,承以诗抒怀,以诗明志,以诗言情,体现在创作风格上即“沉郁顿挫”。
2、独特的历史背景促成了“沉郁顿挫”的特色的定型
杜甫一生正好生活在盛唐和中唐时期,也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过渡时期,历经百年无战事的盛世,众到中年又遇“安史之乱”的战争。
“安史之乱”(755-763)爆发后,打破了百余年的夹角,繁荣的盛世迷梦。人民流亡,君臣奔逃,兵荒马乱,烽火四起,社会开始了大动荡,现实诗人原本的理想以强烈的冲击。“安史之乱”中被困长安时的千头万绪、随难民逃亡凤翔之时的所见所闻,给诗人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经受着帝国日渐衰败的打击。今昔对比,更让他深刻地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因此,希望破灭了,志向修正了,传动了豪迈、奔放,现出了“沉郁忧伤。他想挽救国家,拯救黎民,建功立业,而这一切双似乎都只是光景,只有以诗文表达自己的思绪,抒发自己的情感,正如他告诫自己的儿子一样“诗是吾家事”。
无论盛世还是乱世,杜甫情感虽随时代而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报国建功的思想。因此,他的诗虽沉郁而志不变,常有顿挫之感。
三“沉郁顿挫”在杜甫诗中的表现
1、音韵节奏的顿挫变化情感的传达除了文字本身,还有文字的声韵。杜甫在诗歌声律上颇下功夫,他是“文律早周旋”(《哭韦大夫之晋》),“遣辞必中律”(《桥陵诗》),“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他追求诗律的目的,是希望能获得“思飘云物外,律中鬼神惊”(《赠郑谏仪》)的审美效应。他的追求和努力,使他在诗律上获得了极高的成就,并对形成“沉郁顿挫”的诗风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
(1)自由变化的声韵促成顿挫诗风。
杜甫现在存诗一千四百余首,其中约有半数属于古体诗,半数属于近体诗。就古体诗而言,作者是通过韵律和节奏的变化实现其顿挫诗风的。
在用韵上,杜甫注意到,韵是情感的音符,不同的音符能传达不同的情感,因此他能够做到随情选韵。当他的感情平和时,他选用中性的声韵,当他的情绪高昂时,他选取响亮的声韵,但大多时候,他选用的是抑郁的声韵。在声调中,中古时的平上去入,根据平声柔而长,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短而促的发音规律,上去入三声,尤其是后两声,适合传达沉郁压抑的情感,所以杜甫的不少诗是选用的入声韵,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哀江头》、《羌村》等;在韵部中,开口大,声音高平的韵,适合传达较为开朗的情绪,而开口小,声音低沉的韵则适合于传达忧愁的情怀,像支、微、鱼、齐、灰、豪、歌、尤、侵、覃之类,属于后者,而杜甫的诗韵,用此颇多,如《兵车行》、《石壕吏》、《潼关吏》、《无家别》等。
在节奏上,作者善于通过字词多寡的变化和内部情感的调整传达抑扬变化的情绪。像他的杂言体歌行诗如《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醉时歌》类,是通过字句的多寡变化实现变化不拘的情感表达的,而《新婚别》、《垂老别》之类,则是通过调整诗歌内部情感实现顿挫诗风的,比如《新婚别》,是以一新婚女子的口吻来反映人民对战争的认识的。诗中女子的丈夫与自己“暮婚晨告别”,这是巨大的不幸,因为唐代法律规定,新婚不满一载者不从兵役,可以与新婚妻子相厮相守。不该分别而不得不分别。此一悲。新婚的女主人公尚未拜见公婆,以何身份面对世人?此又一悲。但不得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此又一悲。愿随君去,此情真也。惧兵气不扬,爱国心也。与君永望,情之坚也。诗中新婚女子的情感几复几变,转出无限波澜,“几乎一声一泪”(5),令人感慨万千。
(2)在格律中求变化。杜甫诗有一半是格律诗。按照唐代格律诗的要求,除排律外,其它几种形式(五律、五绝、七律、七绝)都有严格的字数限制,且最长的七律也只五十六个字。在这样短的篇幅里,怎样才能实现顿挫变化的诗风呢?一是在诗意上追求句转句新,如他的《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第一句,写管弦的热闹,第二句烘托气氛,第三句似有疑惑,第四句便用反讽,句句出新意,“风华流丽,顿挫抑扬,虽太白少伯,无以过之。”(6)又如他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首联,引起,概括力较强,从昔闻引至今上;颔联,写景,通过感觉写洞庭湖的水流急速、烟波浩渺、吞吐日月,暗传出时局的动荡与不安;颈联,写自己,独处江湘,孤穷老病,伤感不已;尾联,写国家,戎马关山,战事未绝,令人伤痛。全诗只四十字,一句一意,一句一转,既含蕴深刻,又有“境随心转,意到笔随”(7)之妙。二是在格律上求变。
杜甫的诗律,合于律者居多,是唐代格律诗的典范,但杜甫并不受格律的限制,他的律体诗多有创获,出现了不少律体变格。律诗的平仄规律原是读来自然流畅而逐渐定型的,但杜甫的一些作品打破了平仄规则,创为拗体,有意破坏平仄。因而他的有些诗读来并不流畅上口,但他的这种能律则律、当拗则拗的诗律使用法则,使他的作品在阅读时产生了奇崛涩滞的声律效果,恰到好处地传达了沉郁顿挫的情感。要而言之,杜甫的诗,无论在情感内涵方面,还是情感表达和声律使用方面,都实现着"沉郁顿挫"的诗风。他的诗,因为“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而成千古大家,辉炳万代。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分析
杜甫(712-770),字子美,原籍襄阳,出生于贡县(今属河南),
杜甫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杜甫的诗篇内容很丰富,风格也是多样的。但“沉郁顿挫”的风格是最能体现他的诗歌的特征,并且也是历来被人们所共识的风格。 作为钟爱于杜甫诗歌的读者之一,我在这里仅以自己的理解浅谈一下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
一、寓主观于客观,具有鲜明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染力
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精练的艺术概括,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面貌,反映人民的遭遇和愿望。
1、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描绘和集中反映
我们知道忧国忧民的思想是贯穿在杜甫诗歌作品中的一条主线, 他以写实的手法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深刻地描绘和集中的反映,对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不幸的命运寄寓了深切的同情。
当我读到杜甫在深陷长安时写的《春望》这首诗时,我被诗人那强烈的爱国之情深深感染了。“国破山河在”这一句使诗人一下笔就写出了国破家亡的悲惨景象。“城春草木深”这一句本来是描写春意盎然的景象的,但此时此刻却成了增添国破家亡这种情感的景物了。一个“深”字,真实地写出了客观存在的事实。“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出了人因为感慨时才见花开而溅泪,人因离别之恨,才会听见鸟鸣声而惊心。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更加反映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杜甫不仅深刻了解广大劳动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生活,而且还善于通过一幅幅画面,再现了动乱期间人民的痛苦遭遇,形成了“诗史”的特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充满了大气,充分体现了他那“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在这首诗里我们看到一个自己已被风吹屋破,无处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却联想到了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的诗人。诗的最后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是全诗的高潮。表现了他对天下寒士无限的关怀,洋溢着救世济人的热情。
2、通过细节描写丰富诗的形象性
杜甫是伟大的写实诗人,他的作品中有深刻的现实生活的内容, 往往能把巨大的社会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在我读《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时,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对立矛盾,从而揭示其社会的本质。在《兵车行》这首诗中有这样一句“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就是一个细节描写,这一句不仅揭示了那个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
杜甫以诗为武器,抨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面貌,反映人民的遭遇和愿望,奏响了为人民大声呼吁的激昂号角,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
杜甫以他爱国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站在一定的高度,创造出一种雄浑壮阔的诗歌艺术境界。
1、雄浑苍劲的意象表达诗人伤时忧国的心情
杜甫诗歌所表达的内容是很广阔的,他通过多种多样的意象,表达出了他诗歌的雄浑壮阔的艺术风格。
当我读到杜甫的《成都府》这首诗时,就深深地被诗中描绘的各种意象所感染了。这是一首五言诗,诗人将自己在路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诗中通过“山川、城郭、原野、星空”这些雄浑苍劲的意象,达到了情与景的自然交融,渲染出了一种苍茫的气氛,也表达了诗人博大的胸怀。
杜甫在《兵车行》 中写道:“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诗人以简练的笔墨,以疾风暴雨骤然即来的声势,着力刻画送别时妻离子散的悲惨之状。
杜甫的诗歌往往通过朴实而悲壮的语言中传达着那个时代惊心动魄的悲剧,读杜甫的诗让我们真正领略到一个忧道不忧贫的沉重儒者的高尚情怀。
2、凝重的感情和博大的境界
《登高》这首诗感情凝重,境界博大,语言精炼,充分体现了杜甫诗作中“沉郁顿挫”的风格特征。全诗通过诗人登高所见的秋江景色,表达了诗人常年漂泊在外老病孤残的复杂感情。首句写登高所见山上的三种景物,风急暗点登高,因登高才觉风急。次句写登高所见江上的三种景物,然后又写山景。 这样多角度、多层次的景物描写,构成了一副具有立体感的三峡深秋图,现实了悲壮的感情基调。 在《野望》中有这样两句“跨马出郊时极目,不堪人事日萧条”。诗句境界阔大,以辽阔的视野,深远的目光,出色地塑造了诗人忧国忧民的高大形象。同时诗人忧国伤时的情感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三、苍劲、凝练的语言艺术
杜甫的诗正是从苍劲、凝练上构成了自己语言的主要特色。他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义。
1、准确有力的炼字
杜甫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意。他很善于用实词,如“微风燕子斜”,这个“斜”字,就斜’之语。”杜甫在《旅夜书怀》里有这样两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里的“垂”字和“涌”字也是很有锤炼之功的。这个“涌”字也是很有分量的,晚上看不见江水的流动,可是从大江里的月影的涌动,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流动。
杜甫诗句炼字的精当,确实已到了惊人的地步。为了在色彩的组合上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意境,他常把色彩字放在句首,如“绿垂风折笋,红锭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红稠屋角花,碧垂墙隅草”《雨过苏端》。他还善用动词和副词,描写水常用“动”,描写鸟常用“度”和“过”,如“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水会渡》。有意用较宽泛的动词,构成了浑融含蓄的意境。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者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用一个“臭”字就活现出来了。区区十个字,将统治阶级的罪恶彰显出来,作者的爱憎之情也已表露无遗。真可谓是高度凝练,简洁有力。
2、言简意丰的炼句
杜甫对自己作诗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力求达到“毫发无遗恨”的境地,经常是“读书破万卷”“语不惊人死不休”。当我读了《绝句漫兴九首(其七)》这首诗时,感触就很深。
这是一首初夏景色的诗,首句“糁径杨花铺白毡”写出了漫天飞舞的杨花撒落在小路上好像铺了一层白毡,这一句不仅概括力很强,而且还富有形象感。第二句“点溪荷叶叠青钱”仅用了七个字就把荷叶在溪水中的状态写的生动传神,使这一句活了起来。
被人所称道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两句仅仅就是一个典型的诗例。仅用了十四个自就包含了九层可悲的意思。 同时语句又是极其凝练,言简意丰。这也充分体现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杜甫诗歌的风格除“沉郁顿挫”之外,诸如清新、秀丽、明快、俊逸等无不兼备,但是风格多样性与他独特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又是统一在一起的。
通过读杜甫的诗歌,总会有新的认识,新的体验和收获,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是深刻的思想性和完善的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典范,并且形成了“诗史”的特色,从而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杜甫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