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最经典的一句话
杨绛精选《记杨必》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必是我的小妹妹，小我十一岁。她行八。我父亲像一般研究古音韵学的人，爱用古字。杨必命名“必”，因为“必”是“八”的古音：家里就称阿必。她小时候，和我年龄差距很大。她渐渐长大，就和我一般儿大。后来竟颠倒了长幼，阿必抢先做了古人。她是一九六八年睡梦里去世的，至今已二十二年了。杨必一九二二年生在上海。不久我家搬到苏州。她的童年全是在苏州度过的。她性情平和，很安静。可是自从她能自己行走，成了妈妈所谓“两脚众生”(无锡话“众生”指“牲口”)，就看管不住了。她最爱猫，常一人偷偷爬上楼梯，到女佣住的楼上去看小猫。我家养猫多，同时也养一对哈叭狗，所以猫儿下仔总在楼上。一次，妈妈忽见阿必一脸狼狈相，鼻子上抹着一道黑。问她怎么了，她装作若无其事，只说：“我囫囵着跌下来的。”“囫囵着跌下来”，用语是幼稚的创造，意思却很明显，就是整个人从楼上滚下来了。问她跌了多远，滚下多少级楼梯，她也说不清。她那时才两岁多，还不大会说，也许当时惊魂未定，自己也不知道滚了多远。她是个乖孩子，只两件事不乖：一是不肯洗脸，二是不肯睡觉。每当佣人端上热腾腾的洗脸水，她便觉不妙，先还慢悠悠地轻声说：“逃——逃——逃——”等妈妈拧了一把热毛巾，她两脚急促地逃跑，一叠连声喊“逃逃逃逃逃!”总被妈妈一把捉住，她哭着洗了脸。
我在家时专管阿必睡午觉。她表示要好，尽力做乖孩子。她乖乖地躺在摇篮里，乖乖地闭上眼，一动都不动，让我唱着催眠歌谣她睡。我把学校里学的催眠歌都唱遍了，以为她已入睡，停止了摇和唱。她睁开眼，笑嘻嘻“点戏”说：“再唱《喜旦娄》(S，丁尼生诗中流行的《摇篮曲》)。”原来她一直在品评，选中了她
最喜爱的歌。我火了，沉下脸说：“快点困!”(无锡话：“快睡!”)阿必觉得我太凶了，乖乖地又闭上了眼。我只好耐心再唱。她往往假装睡着，过好一会儿才睁眼。有时大家戏问阿必，某人对她怎么凶。例如，“三姐姐怎么凶?”“这是‘田’字啊!”(三姐教她识字。)
“绛姐怎么凶?”
“快点困!”
阿必能逼真地摹仿我们的声音语调。
“二伯伯(二姑母)怎么凶?”
“着得里一记!”(霹呀的打一下)她形容二姑母暴躁地打她一下，也非常得神。二姑母很疼她，总怪我妈妈给孩子洗脸不得其法，没头没脑地闷上一把热毛巾，孩子怎么不哭。至于阿必的不肯睡觉，二姑母更有妙论。她说，这孩子前世准是睡梦里死的，所以今生不敢睡，只怕睡眠中又死去。阿必去世，二姑母早殁了，不然她必定说：“不是吗?我早就说了。”我记得妈妈端详着怀抱里的阿必，抑制着悲痛说：“活是个阿同(一九一七年去世的二姐)!她知道我想她，所以又来了。”
阿必在小学演《小小画家》的主角，妈妈和二姑母以家长身份去看孩子演剧。阿必个时剪“童化”头，演戏化装，头发往后掠，面貌宛如二姐。妈妈抬头一见，泪如雨下。二姑母回家笑我妈妈真傻，看女儿演个戏都心疼得“眼泪嗒嗒滴”(无锡土话)。她哪里能体会妈妈的心呢。我们忘不了二姐姐十四岁病在上海医院里，日夜思念妈妈，而家在北京，当时因天灾人祸，南北路途不通，妈妈好不容易赶到上海医院看到二姐。二姐瞳孔已散，拉着妈妈的手却看不见妈妈了，直哭。我妈妈为此伤心得哭坏了眼睛。我们懂事后，心上都为妈妈流泪，对眼泪不流的爸爸也一样了解同情。所以阿必不仅是“最小偏怜”，还因为她长得像二姐，而失去二姐是爸爸妈妈最伤心的事。或许为这缘故，我们对阿必加倍爱怜，也夹带着对爸爸妈妈的同情。
阿必在家人偏宠下，不免成了个娇气十足的孩子。一是脾气娇，一是身体娇。身体娇只为妈妈怀她时身体虚弱，全靠吃药保住了孩子。阿必从小体弱，一辈子娇弱。脾气娇是惯出来的，连爸爸妈妈都说阿必太娇了。我们姊妹也嫌她娇，加上弟弟，大伙儿治她。七妹妹(家里称阿七)长阿必六岁，小姐妹俩从小一起玩，一起睡在妈妈大床的脚头，两人最亲密。治好阿必的娇，阿七功劳最大。阿七是妈妈亲自喂、亲自带大的小女儿，当初满以为她就是老女儿了。爸爸常说，人生第一次经受的伤心事就是妈妈生下面的孩子，因为就此夺去了妈妈的专宠。可是阿七特别善良忠厚，对阿必一点不妒忌，分外亲热。妈妈看着两个孩子凑在一起玩，又心疼又得意地说：“看她们俩!真要好啊，从来不吵架，阿七对阿必简直千依百顺。”无锡人把“逗孩子”称作“引老小”。“引”可以是善意的，也可以带些“欺”和“惹”的意思。比如我小弟弟“引”阿必，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催眠似的指着阿必说：“哦!哭了!哭了!”阿必就应声而哭。爸爸妈妈说：“勿要引老小!”同时也训阿必：“勿要娇!”但阿七“引”阿必却从不挨骂。阿七喜欢画(这点也许像二姐)。她几笔便勾下一幅阿必的肖像。阿必眉梢向下而眼梢向上。三姑母宠爱阿必。常说：“我俚阿必鼻头长得顶好，小圆鼻头。”(我们听了暗笑，因为从未听说鼻子以“小圆”为美。)阿必常嘻着嘴笑得很淘气。她的脸是蛋形。她自别于猫狗，说自己是圆耳朵。阿七一面画，口中念念有词。
她先画两撇下搭的眉毛，嘴里说：“搭其眉毛。”
又画两只眼梢向上的眼睛：“豁(无锡话，指上翘)其眼梢。”
又画一个小圆圈儿：“小圆其鼻头。”
又画一张嘻开的大宽嘴：“薄阔其嘴。”
然后勾上童化头和蛋形的脸：“鸭蛋其脸。”
再加上两只圆耳朵：“大圆其耳。”
阿必对这幅漫画大有兴趣，拿来仔细看，觉得很像自己，便“哇”地哭了。我们都大笑。
阿七以后每画“搭其眉毛，豁其眼梢”;未到“鸭蛋其脸”，阿必就哭。以后不到“小圆其鼻”她就哭。这幅漫画愈画愈得神，大家都欣赏。一次阿必气呼呼地忍住不哭，看阿七画到“鸭蛋其脸”，就夺过笔，在脸上点好多点儿，自己说：“皮蛋其脸!”——她指带拌糠泥壳子的皮蛋，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这是阿必的大胜利。她杀去娇气，有了幽默感。
我们仍以“引阿必”为乐。三姑母曾给我和弟弟妹妹一套《童谣大观》，共四册，上面收集了全国各地的童谣。我们背熟很多，常挑可以刺激阿必娇气的对她唱。可惜现在我多半忘了，连唱熟的几只也记不全了。例如：“我家有个娇妹子，洗脸不洗残盆水，戴花选大朵，要簸箕大的鲤鱼鳞，要……，要……，要……，要……要……，要十八个罗汉守轿门，这个亲，才说成。”阿必不娇了，她跟着唱，抢着唱，好像与她无关。她渐渐也能跟着阿七同看翻译的美国小说《小妇人》。这本书我们都看了，大家批评小说里的艾妹(最小的妹妹)最讨厌，接下就说：“阿必就硝艾妹!”或“阿必就是艾妹!”阿必笑嘻嘻地随我们说，满不在乎。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能克服娇气，巍然不动了。
阿必有个特殊的本领：她善摹仿。我家的哈叭狗雌性的叫“白克明”，远比雄性的聪明热情。它一见主人，就从头到尾——尤其是腰、后腿、臀、尾一个劲儿的又扭又摆又摇，大概只有极少数的民族舞蹈能全身扭得这么灵活而猛烈，散发出热腾腾的友好与欢忻。阿必有一天忽然高兴，趴在二姑母膝上学“白克明”。她虽然是个小女孩，又没有尾巴，学来却神情毕肖，逗得我们都大乐。以后我们叫她学个什么，她都能，也都像。她尤其喜欢学和她完全不像的人，如美国电影《劳来与哈代》里的胖子哈代。她那么个瘦小女孩儿学大胖子，正如她学小狗那样惟妙惟肖。她能摹仿方言、声调、腔吻、神情。她讲一件事，只需几句叙述，加上摹仿，便有声有色，传神逼真。所以阿必到哪里，总是个欢笑的中心。
我家搬到苏州之后，妈妈正式请二姑母做两个弟弟的家庭教师，阿七也一起由二姑母教。这就是阿必“囫囵着跌下来”的时期。那时我上初中，寄宿在校，周末回家，听阿七顺溜地背《蜀道难》，我连这首诗里的许多字都不识呢，很佩服她。我高中将毕业，阿必渐渐追上阿七。一次阿必忽然出语惊人，讲什么“史湘云睡觉不老实，两弯雪白的膀子掠在被外，手腕上还戴着两只金镯子”，原来她睡在妈妈大床上，晚上假装睡觉，却在帐子里偷看妈妈床头的抄本《石头记》。不久后爸爸买了一部《元曲选》，阿七阿必人高兴。她们不读曲文，单看说白。等我回家，她们争着给我讲元曲故事，又告诉我丫头都叫“梅香”，坏丫头都叫“腊梅”，“弟子孩儿”是骂人，更凶的是骂“秃驴弟子孩儿”等等。我每周末回家，两个妹妹因五天不相见，不知要怎么亲热才好。她们有许多新鲜事要告诉，许多新鲜本领要卖弄。她们都上学了，走读，不像我住校。
“绛姐，你吃‘冷饭’吗?”阿必问。
“‘冷饭’不是真的冷饭。”阿七解释。
(默存告诉我，他小时走读，放晚学回家总吃“冷饭”。饭是热的，菜是午饭留下的。“吃冷饭”相当于吃点心。)
“绛姐，你吃过生的蚕豆吗?吃最嫩的，没有生腥味儿。”
“绛姐，我们会摘豌豆苗。”
“绛姐，蚕豆地里有地蚕，肥极了，你看见了准肉麻死!”她们知道我最怕软虫。
两个妹妹带我到妈妈开垦的一亩菜园里去摘最嫩的豆角剥出嫩豆，叫我生吃，眼睁睁地看着我吃，急切等我说声“好”。她们摘些豆苗，摘些嫩豌豆、胡乱洗洗，放在锅里，加些水，自己点火煮给我吃。(这都是避开了大人干的事。她们知道厨房里什么时候没人。)我至今还记得那锅乱七八糟的豆苗和豆角，煮出来的汤十分清香。时候我已上大学，她们是妹妹，我是姐姐。如今我这个姐姐还在，两个妹妹都没有了，是阿必最小的打头先走。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她们就和我差不多大了。我不大看电影，倒是她们带我看，介绍某某明星如何，什么片子好看。暑假大家在后园乘凉，尽管天还没黑，我如要回房取些什么东西，单独一人不敢去，总求阿七或阿必陪我。她们不像我胆小。寒假如逢下雪，她们一老早便来叫我：“绛姐，落雪了!”我赶忙起来和她们一起玩雪。如果雪下得厚，我们还吃雪;到后园石桌上舀了最干净的雪，加些糖，爸爸还教我们挤点橘子汁加在雪里，更好吃。我们三人冻红了鼻了，冻红了手，一起吃雪。我发现了爸爸和姑母说切口的秘诀，就教会阿七阿必，三人一起练习。我们中间的年龄差距已渐渐拉平。但阿必毕竟还小。我结了婚离家出国，阿必才十三岁。
杨绛先生的散文精选《流浪儿》
杨绛(jiàng)，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人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杨绛散文
杨绛(1911-2016.5.25 )，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学者。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成为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至1938年与丈夫钱钟书一同留学于英、法等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剧本有《称心如意》.《弄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其中写于1984年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沉定简洁是杨绛作品语言特色。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钱氏夫妇在学界德高望重，《围城》《洗澡》两部畅销书更令他们声名远播。然而，人们对其家庭生活却不甚了解。1998年，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使文化界深感悲痛。但罕为人知的是钱先生和杨女士唯一的女儿钱瑗已于此前(1997年)先他们而去。一生的伴侣、唯一的女儿相继离去，杨女士晚年之情景非常人所能体味。在人生的伴侣离去四年后，92岁高龄的杨女士用心记述了他们这个特殊家庭63年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结成回忆录《我们仨》。
高中生关于杨绛百岁感言读后感：一百岁感言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中这样写道。读罢杨绛先生这篇洗濯心灵的感言，疲惫和浮躁都在文字中乖乖地驯服，顿觉夏日清凉无比。相对于杨绛先生的淡然处世，我们还只是莽撞的小青年。
多少人热衷于追名逐利，找不到心灵与生活的平衡点，找不到欲望与现实的平衡点;多少人忽视了家的真正含义，被物质操纵了心灵，被欲望出卖了灵魂……其实，人生精彩不精彩，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态。就如大海一样，波澜不惊的时候多，纵然狂风袭来，波涛汹涌，波澜壮阔，也终归恢复平静。生活也亦如此，不必非要轰轰烈烈，不必非要一鸣惊人，不必非要丰功伟绩，只要找到自己价值所在，只要活出生命的价值，就是精彩的人生。保持平常心，保持平静心，保持平和心，一如杨绛先生那样淡泊人生。
第一次知道杨绛先生的大名，是在《围城》附录——《记钱锺书与〈围城〉》里。《围城》自1980年在国内重印以来，许多读者对大师诙谐的语言文字拍案叫绝，引来非常关注。杨绛应胡乔木建议写《钱锺书与〈围城〉》：杨绛略书钱锺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并为《围城》做详尽的注解……她的笔触平静而柔和，她注重细节，从容地叙述，娓娓道来。从而引起我对她本人及其作品的关注。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2017年7月17日，祖籍江苏无锡，1932年毕业于苏洲东吴大学。1932年春与钱锺书在清华初识，1933年订婚，1935年结婚，两人同去英国留学，1937年秋同到法国留学，1938年秋同船回国。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她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长短篇小说、文学评论和戏剧等，主要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晚年的杨绛一直笔耕不辍，2017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我喜欢她读她的作品，也羡慕她和钱锺书的爱情，更敬佩她对待人生的态度。回顾杨绛先生的个人生涯中，她与钱锺书既有过在国难当头惶惶不可度日的艰难岁月，也有过“文革”中被作为“资产阶级学者”揪出来批斗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或许杨绛先生这一生最值得自豪的便是她与钱先生的爱，那一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承诺，是她和钱锺书相濡以沫厚重的深情，是他们精神上心灵相通，生活中悉心呵护。是这爱支撑了她，是这爱让她甘心付出，因为她知道自己最爱什么，最想要什么。在心爱的女儿、挚爱的先生相继离世以后，杨绛先生的痛楚可想而知。三河里的寓依旧是水泥地、白墙，家具简陋，而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在整理《钱钟书手稿集》。整理完《钱钟书手稿集》，杨绛先生为满足女儿遗愿，又以她的视角写出了《我们仨》……她把自己和钱锺书的稿费和著作权都交给清华大学托管，2017年成立“好读书”奖学金，资助成绩优异却家境贫寒的学生。2017年来，这笔奖学金已经累积到近1000万元。
从名门闺秀到文学大家，杨绛先生经历无数世事变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依然保持从容恬然，低调温和，淡泊名利。
有关杨绛先生一百岁感言读后感一百岁感言
近日，读杨绛的《一百岁感言》，颇有感触。杨绛在文章中说，“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文中的两个“到最后”，是她内心世界的剖析和解读，也是她对人生过往的归纳和总结，句句都触及到生命的本质。
也许你认为，她的观点里面有些宿命的成分;也许你觉得，这只是她的一管之见，没有什么代表性。可是，作为一位百岁老人，作为一位富有才情的知识女性，她的这种领悟，至少是肺腑之言，至少是洞察世事的人生体验，如果说够不上你所认为的什么人生真谛，那它至少是真话实话，她不会参假。
杨绛曾著有《我们仨》一书，书里记载和讲述了其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故事。人们知道钱钟书，却未必知道杨绛。杨绛贤淑聪慧，甘为嫁衣。钱钟书是个书痴，生活自理能力很差，甚至到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是夫人杨绛一直扶持他，陪伴他，照料他，她始终融入并拥抱着钱钟书这个“围城”，没有也不愿意走出来。
人不到一定阶段，是不会盘点过去的;人不到一定年龄，也是不会沉下心来思考人生的。因为，人是带着梦想来的，是带着新奇来的，从年少到年老，总想潇洒走那么一回。人是一种过活，各有各的活法，各有各的理解，只有吃过了馒头，才知道馒头的味道，哪怕是摸着石头过河，哪怕是头撞在了南墙上。酸甜苦痛总要个人去感知，喜怒哀乐总得自己去体验，别人代替不了，也代替不得。
既然自己的人生自己走，别人的体验当然也就代替不了自己的体验，我们不可能沿袭和套用别人的老路。但是，别人的人生经验可以借鉴，他人的精神成果可以分享。当我们面对同样一个世界，同样需要寻求生命本真的时候，那些先哲们，许多大家们，其实已经给我们留下了答案，他们的人生感悟，是历练成真的思想精华，是赖以传承的文化瑰宝。
滚滚红尘，世事变迁，浮躁的往往是人心;诱惑世界，物欲横流，纠结的往往是心态。人啊，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或喜悦或忧伤，或逍遥或沉重，或盲目或轻浮地过活，何时能够沉淀内心，不随波逐流，不为杂念所困，不为繁碎所累，认认真真地做回自己，聆听和感受一下宁静的内心，明白自己的来去和归路
世事维艰，静观人间沧海桑田;千古昭昭，闲看天上云卷云舒。虽然我们达不到也不必追求这种超然的境界，但我们深知，每个生命总有了结的时候，每个人生总有走完的那天，人生的经历不同，其生命的精彩程度和价值份量也不相同。尽管谁也无法预知自己的人生能走多远，但是，正像杨绛说的，“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会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和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当我们慨叹人生几何的时候，是否愧对和遗憾曾经的过往
杨绛终身与书为伴，平生喜爱看书与写作，孤单的晚年更是如此。她看似形影孤单，精神却非常丰富和充实，内心强大而坦然。她的心里装着一个特立的世界，她本身也是一个特立的世界。她凝结人生精华，所散发出的，始终是知识的力量和品格的芬芳。她与世无争，心静如水，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把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归于精神。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
我们是否也能够炼出自己的香精，榨出生命的香味来
生命的烤火者：杨绛
人物导语
她生于乱世，却怀有一颗与世无争的心。她尝尽人生百味，却始终笑对苦难，明媚从容。
她就是民国才女——杨绛。
杨绛，本名杨季康，中国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
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
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
她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
2016年5月25日，杨绛逝世，享年105岁。
人物剪影
童年书籍相伴
辛亥革命前夕，大律师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晚上则去肃亲王王府讲授法律课。
这年7月17日，杨荫杭的四女儿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这就是后来的一代才女杨绛。
杨荫杭对阿季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在父亲杨荫杭的引导下，阿季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读书成了她最大的爱好。
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除了从小把她带进书籍的世界，对于杨绛的专业选择，父亲也给予了很好的指引和鼓励。
在杨绛的散文集《将饮茶》中有这样一段回忆：
“父亲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我却不放心。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
在父亲的鼓励下，杨绛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并且最终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适用话题】读书与成才 兴趣与专业
中年辛劳操持
在清华大学读研期间，杨绛与钱钟书相识。
第一次见面，钱钟书穿着一袭青衣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
才子佳人，风华正茂，两个年轻人相互吸引，很快坠入爱河。1935年，两人踏入婚姻的殿堂。
然而，婚后的柴米油盐，哪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
随钱钟书留学英国的旅程中，杨绛发现这个大才子的生活能力远低于常人，居然分不清左右手，不会系鞋带，甚至连拿筷子也是一手抓。
他经常“拙手笨脚”地做坏事，比如陆续打翻墨水瓶，弄脏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
而杨绛每次都笑咪咪地轻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
其实她哪里会做？她也是从小被人照顾的“娇小姐”。只不过她明白，时移世易，面对新的生活，她必须努力适应。
她克服种种困难，学着独立、自理，为了自己，更为了深爱的人。
1937年，唯一的女儿“阿圆”出世，杨绛的任务又加上了带孩子。
1938年留学回国，因日寇侵华，一家人避居上海孤岛。
为了补贴家用，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兼高中三年级的英语教师，为阔小姐补习功课……
多年以来，钱钟书之所以能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就是因为有杨绛这个坚强的后盾。
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压迫，没有受到损伤。”
【适用话题】面对现实 独立自强
文革从容应对
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深受文革迫害，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
面对百般污辱，杨绛没有崩溃，她拿出女儿剪下的大辫子，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照常出门买菜。
被分配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能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
1969年，他们又被下放至干校，已近六十岁的杨绛被安排种菜。
她利用白天看管菜园的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
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
十年文革折磨，杨绛自我调适，以苦为乐。在此期间，她不仅辅助钱钟书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锥篇》，自己也自学西班牙语，完成了译著八卷本小说《堂吉诃德》。
1978年，《堂吉诃德》出版时，读者排长队购买，一时间掀起“堂吉诃德”热。杨绛的译本，填补了我国西班牙语翻译的空白。
西班牙王室来访时，邓小平把《堂吉诃德》作为礼物赠与王室。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颁给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做的贡献。
【适用话题】坚忍 心态 逆境
晚年送别至亲
九十年代，年老的钱钟书体弱多病，全靠杨绛悉心照顾。
1996年的一天，他们的女儿钱瑗腰疼的厉害，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杨绛听了，顿时五雷轰顶。因为那时候，钱钟书已经奄奄一息。杨绛本打算今后和女儿相依为命，谁知竟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1997年，在杨绛的照料下，钱瑗在安睡中去世。
1998年12月19日，被病魔折磨四年之后，钱钟书也去世了。
短短两年间，杨绛目送两个至亲相继离世，而此时，她也已经八十多岁。
然而，她并没有被这人间的重重苦难所击倒。
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可是我压根不能逃，我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对于杨绛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整理钱钟书的作品和手稿。而钱钟书的手稿数量庞大，整理后发现竟然有7万多页。
杨绛认为，钱钟书文稿最好的保存方法是公之于众，这样才能使“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于是，在她夜以继日的努力下，钱钟书去世后仍然出版了许多作品，而此时杨绛也已经年近90岁了。
钱钟书和钱瑗还在世时，朋友提出建议：把一家三口的幸福故事记录下来。
那时，躺在病床上的钱瑗“主动请缨”执笔，开始创作《我们仨》，回忆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的幸福时光。
钱瑗去世后，杨绛承担下《我们仨》的写作，以完成女儿和自已的心愿。
92岁那年，《我们仨》终于写成。
杨绛笔下的钱钟书、阿圆有多讨人喜欢，她的思念就有多痛苦。
读者在书中感受到了一家三口的温馨快乐，却无法想像杨绛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宁静安祥地面对孤独终老。
真正的优雅，可以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一个优雅的女子，历经两个世纪的风雨洗礼，内心的强大已经无法想象。
【适用话题】内心强大 笑对苦难
人物评价
近年来，杨绛这个名字成为风行一时的文化符号。她之所以深受大众喜爱，不仅是因为她在文学上的才华和成就，更因为她做人的智慧、坚忍和优雅从容。
正如作家黎戈所言：“杨绛让我看到了‘过去的品质’，这是一种哑光却不暗哑，低调却不哽咽，醇香却不刺鼻的品质，它像北极光：明亮、坚韧、耐寒，在人格的高纬度闪闪发光。”
杨绛先生曾翻译过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诗，这首诗也可以看作是她一生的写照：“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人物语录
1. 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 走好选择的路，别选择好走的路，你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
3. 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4. 刚开始是假装坚强，后来就真的坚强了。
5. 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6.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
7.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杨绛先生经典散文
窗帘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挑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人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探猜测，生出无限兴趣。
赤裸裸，可以表示天真朴素。不过，如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堆叠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加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Bacon)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露的身体，或赤露的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迷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空该多么单调枯燥!
隐约模糊中，才容许你做梦和想象。距离增添了神秘。看不见边际，变为没边没际的遥远与辽阔。云雾中的山水，暗夜的星辰，希望中的未来，高超的理想，仰慕的名人，心许的“相知”，——隔着窗帘，惝怳迷离，可以产生无限美妙的想象。如果你嫌恶窗帘的间隔，冒冒失失闯进门、闯到窗帘后面去看个究竟，赤裸裸的真实只怕并不经看。
像丁尼生(Tenny son)诗里的“夏洛特女郎”(The Lady of Shalott)，看厌了镜中反映的世界，三步跑到窗前，望一望真实世界。她的镜子立即破裂成两半，她毁灭了以前快乐而无知的自己。
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阴
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影之间那一点绿意，是似有若无的阴。
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大小，只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墙阴大些，屋阴深些，不像树阴清幽灵活，却也有它的沉静，像一口废井、一潭死水般的静。
山的阴又不同。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挟带着阴，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
烟也有影子，可是太稀薄，没有阴。大晴天，几团浮云会投下几块黑影，但不及有阴，云又过去了。整片的浓云，蒙住了太阳，够点染一大半天的阴，够笼罩整片的地，整片的海，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霆。不过浓阴不会持久;持久的是漠漠轻阴。好像谁往空撒了一匹轻纱，荡肠在风里，撩拨不开，又捉摸不住，恰似初识愁滋昧的少年心情。愁在哪里?并不能找出个影儿。
夜，掩没了太阳而造成个大黑影。不见阳光，也就没有阴。黑影渗透了光，化成朦朦胧胧的黎明和黄昏。这是大地的阴，诱发遐想幻想的阴。大白天，每件东西这着阳光就有个影子，挨着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团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阴都笼罩在大地的阴里，蒙上一重神秘。渐渐黑夜来临，树阴、草阴、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都无从分辨了，夜吞没地所有的阴。
一九三六年
流浪儿
我往往“魂不守舍”，嫌舍间昏暗逼仄，常悄悄溜出舍外游玩。
有时候，我凝敛成一颗石子，潜伏涧底。时光水一般在我身上淌泻而过，我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静止的自己，仿佛在时空之外、无涯无际的大自然里，仅由水面阳光闪烁，或明或暗地照见一个依附于无穷的我。
有时候，我放逸得像倾泻的流泉。数不清的时日是我冲洗下的石子。水沫蹴踏飞溅过颗颗石子，轻轻快快、滑滑溜溜地流。河岸束不住，淤泥拉不住，变云变雾，海阔天空，随着大气飘浮。
有时候，我来个“书遁”，一纳头钻入浩瀚无际的书籍世界，好比孙猴儿驾起跟头云，转瞬间到了十万八千里外。我远远地抛开了家，竟忘了自己何在。
但我毕竟是凡胎俗骨，离不开时空，离不开自己。我只能像个流浪儿，倦游归来，还得回家吃饭睡觉。
我钻入闭塞的舍间。经常没人打扫收拾，墙角已经结上蛛网，满地已蒙上尘埃，窗户在风里拍打，桌上床上什物凌乱。我觉得自己像一团湿泥，封住在此时此地，只有摔不开的自我，过不去的时日。这个逼仄凌乱的家，简直住不得。
我推门眺望，只见四邻家家户户都忙着把自己的屋字粉刷、油漆、装潢、扩建呢。一处处门面辉煌，里面回廊复室，一进又一进，引人入胜。我惊奇地远望着，有时也逼近窥看，有时竟挨进门去。大概因为自己只是个“棚户”，不免有“酸葡萄”感。一个人不论多么高大，也不过八尺九尺之躯。各自的房舍，料想也大小相应。即使凭弹性能膨胀扩大，出掉了气、原形还是相等。屋里曲折愈多，愈加狭隘;门面愈广，内室就愈浅。况且，屋宇虽然都建筑在结结实实的土地上，不是在水上，不是在流沙上，可是结实的土地也在流动，因为地球在不停地转啊!上午还在太阳的这一边，下午就流到那一边，然后就流入永恒的长夜了。
好在我也没有“八面光”的屋宇值得留恋。只不过一间破陋的斗室，经不起时光摧残，早晚会门窗倾欹，不蔽风雨。我等着它白天晒进阳光，夜晚透漏星月的光辉，有什么不好呢!反正我也懒得修葺，回舍吃个半饱，打个盹儿，又悄悄溜到外面去。
杨绛
回忆我的父亲(节录)杨绛
我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生于1878年，十九岁(1897)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一岁(1899)由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首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审查”的处分。我父亲声称他没有违犯宪法。
审查结果，他确实完全合法，官复原职。他就辞职回南了。那是1919年的事。
民国演义 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小官。
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小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先考入北洋公学，我不知他在北洋上学多久。他在北洋的时候，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得失学。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1908年8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 万法精义 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 物种起源 。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误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
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 留芳记 。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亲辞职回南，肃亲王临别和他拉手说：“祝你们成功”拉手祝贺，只表示他有礼貌，而“你们”两字却很有意思，明白点出东家和西席之间的不同立场。“祝你们成功”这句话是我父亲着重和我讲的。
我父亲到了上海，在申报馆任编辑，同时也是上海律师公会创始人之一。
当律师仍是为糊口计。我是第四个女儿，父母连我就是六人，上面还有祖母。
父亲有个大哥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我大伯父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还有大小孩子的学费。
我的二姑母当时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三姑母在苏州景海女校读书，两位姑母的学费也由我父亲供给。我有个叔叔当时官费在美国留学，还没有学成。整个大家庭的负担全在我父亲一人身上。
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就责怪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翘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翘得高高地，侃侃而辩。据我大姐讲，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翘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师。不久，由张謇的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我父母亲带了我们姊妹，又添了一个弟弟，搬到苏州。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一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最末一次题的匾。
我父亲当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不久国家规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职，父亲就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驻杭州。恶霸杀人的案件，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只听到零星片断。我二姑母曾跟我讲，那凶犯不把杀人当一回事，杀了人，衙门里使些钱就完了。当时的省长屈映光(就是“本省长向不吃饭”的那一位)、督军朱某(据说他和恶霸还有裙带亲)都回护凶犯。督军相当于前清的抚台，省长相当于藩台，高等审判厅长算是相当于臬台，通称“三大宪”;臬台当然是最起码的“大宪”，其实是在督军省长的辖治之下。可是据当时的宪法，三权分立，督军省长不能干与司法。这就造成僵局，三权分立而分裂一一至少分裂为二。我父亲坚持司法独立，死不让步。我不知双方僵持多久，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晋见袁世凯，我父亲就调任了。
我想，父亲在北京的几年里，越发看透了当时的政府。“宪法”不过是一纸空文。他早想辞官不干，但是正如他和我母亲讲的：“要拍了一下桌子再走呢!”我记得父母讲到扣押了那位许总长不准保释的那一夜，回忆说：“那一夜的电话没有停。”都是上级打来的。第二天，父亲就被停职了。父亲对我讲过：
“停职审查”虽然远不如“撤职查办”严重，也是相当重的处分;因为停职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过日子的。
我父亲受停职处分是在我的暑假里。我记得他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同乡黄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标本，去了大约一星期，回家来一张脸晒成了紫赭色，一个多星期后才慢慢退白。父亲对植物学深有兴趣，每次我们孩子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看狮子老虎，父亲一人总到植物园去，我不懂植物有什么好看。那次他从百花山回来，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叶叶，都用极小极整齐的白纸条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张橡皮纸上，下面注明什么科(如茄科、菊科、蔷薇科等)植物，什么名字。中文下面是拉丁文。我不知凭什么知道那是拉丁文。我闭上眼还能看到那些宇尾，因为父亲做标本的时候，我自始至终一直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看着，佩服父亲干活儿利索，剪下的小白纸条那么整齐，写的字那么好看，而且从不写错。每张橡皮纸上都蒙上一张透明的薄纸，积成厚厚的一大叠，就用一对木夹子上下夹住，使劲用脚踩扁，用绳子紧紧捆住。
这几捆标本带到无锡，带到上海，又带到苏州，后来有一次家里出垃圾，给一个中学收买去做教材了。
我父亲病后就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这是我大姐的话，据日本人编的参考资料，我父亲是“上海申报社副编辑长”)。那时候，我已经和三姐跟随大姐同在上海启明女校读书，寄宿在校。老家仍在无锡，我们那个小家不久搬到上海，租居两上两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里，有一天，我父亲的老友接我们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和我父亲同窗的“稳健派”，后来参与了和日本人订“二十一条”的章宗祥。我父母讲到“二十一条”的时候，总把这位同窗称为“嘴巴”。据我猜想，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只起了“嘴巴”的作用(我从没问过，但想来猜得不错)。我记得父亲有一次和我讲到这件事，愤愤地说：“他们嘁嘁嘁嘁嘁，只瞒我一个!打量我都不知道吗!”我想，“嘴巴”是不愿听我父亲的劝阻或责备吧?我们家最初到北京，和他们家好像来往较多，以后就很疏远了。我记得在上海只到他们家去过一次，以后只我二姑母带着七妹妹去了一次，父母亲没再去过。
我父亲病后身体渐渐复元，又重操律师旧业。他承认自己喜欢说偏激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指当时社会)只有两种职业可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其实是指“自由职业”)。他不能做医生，只好当律师。他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我们家随即又迁到苏州。可是租赁的房子只能暂时安身，做律师也得有个事务所。我母亲说，我家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盖一所房子了。
可是我父亲自从在北京买了一辆马车，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有了“财产”，“从此多事矣”。他反对置买家产。
我父亲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也使他不图上进。所以我父亲明明白白地说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我有时怀疑，父亲是否又有个共产主义的幻想一一我说幻想，因为他决计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只会望文生义，对共产主义有些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幻想。他不止一次说：“共产主义有什么可怕，共了你的，你共大家的，还不好吗!”我在中学的时候，听父亲讲到同乡一位姓陆的朋友有两个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儿子，“那两个孩子倒是有志气的，逃出去做了共产党。”我弟弟在上海同济读书的时候，带了一个同学到我家来。我听弟弟转述那人的议论，好像共产主义的进步思想。我父亲说那孩子是“有志气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对我说：“你觉得吗，咱们爸爸很腐朽。”我断定这是他那位朋友的话，因为他称我弟弟为“安徐堂”的“少爷”。在他眼里，我父亲是一个大律师，住一宅宽廊大院的大宅子，当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我没有搬嘴，只觉得很滑稽，因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论，和共产主义的口号很相近，我常怀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亲主张人人该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食。表面上，这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是很相近吗
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我父亲又喜欢自称“穷人”。他经常来往的几个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因为他开口就有说不尽的苦事)，一是“忙人”(因为他活动较多)，一是父亲自称的“穷人”。我从父母的谈话里听来，总觉得“穷人”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反抗性的自诩，仿佛是说，“我是穷人，可是不羡慕你们富人。”所谓“穷”，无非指不置家产，“自食其力”。不过我父亲似乎没有计较到当时社会上，“自食其力”是没有保障的;不仅病不得，老不得，也没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干自己喜爱或专长的事。
我父亲不爱做律师。他当初学法律，并不是为了做律师。律师的“光荣任务”是保卫孤弱者的权益，可是父亲只说是“帮人吵架”。民事诉讼十之八九是为争夺财产;便是婚姻问题，底子里十之八九还是为了财产。我父亲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当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绍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人，要求我父亲设法对付他异母庶出的小妹妹，不让她承袭遗产。那妹妹还在中学读书。我记得父亲怒冲冲告诉母亲说，“那么个又高又大的大男人，有脸说出这种话来!”要帮着欺负那个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拒不受理这种案件。可是我父亲硬把那人训了一顿，指出他不能胜诉(其实不是“不能”而只是“不该”)，结果父亲主持了他们分家。
有时候我父亲为当事人气愤不平，自己成了当事人，躺在床上还撇不开。
他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胜诉。如果自己这一方有弱点，就和对方律师劝双方和解。父亲常说，“女太太”最奇怪，打赢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称心，就好像全是辩护律师的恩惠。父亲认为那不过是按理应得的解决罢了。有许多委任他做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事后就像我家的亲戚朋友一样，经常来往。有两个年轻太太曾一片至诚对我母亲叩头表示感谢;多年后对我们姊妹还像姊妹一样。
有些事不论报酬多高，我父亲决不受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驻某国领事高瑛私贩烟土出国的大案件，那领事的亲信再三上门，父亲推说不受理刑事案。
其实那是诳话。我祖母的丫头的儿子，酒后自称“八路总指挥”，法院咬定他是共产党，父亲出尽力还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记得一次大热天父亲为这事出庭回家，长衫汗湿了半截，里面的夏布短褂子汗湿得滴出水来。父亲已经开始患高血压症，我接过那件沉甸甸的湿衣，心上也同样的沉重。他有时到上海出庭，一次回来说，又揽了一件刑事案。某银行保险库失窃。父亲说，明明是经理监守自盗，却冤枉两个管库的老师父。那两人叹气说，我们哪有钱请大律师呢。
父亲自告奋勇为他们义务辩护。我听侦探小说似的听他向我母亲分析案情，觉得真是一篇小说的材料。可惜我到清华上学了，不知事情是怎样了局的。
那时苏州的法院贿赂公行。有的律师公然索取“运动费”(就是代当事人纳贿的钱)。“两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当事人没钱，可以等打赢了官司大家分肥，这叫作“树上开花”。有个“诗酒糊涂”的法官开庭带着一把小茶壶，壶里是酒。父亲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师，我记得他们经过仔细商量，合写了一个呈文给当时的司法总长(父亲从前的同学或朋友)。过些时，地方法院调来一个新院长。有人说，这人在美国坐过牢。父亲说：坐牢的也许是政治犯一一爱国志士。可是经调查证实，那人是伪造支票而犯罪的。
我记得父亲长叹一声，没话可说。在贪污腐败的势力前面，我父亲始终是个失败者。
他有时伏案不是为当事人写状子。我偶尔听到父亲告诉母亲说：“我今天放了一个‘屁’。或”一个大臭屁“或”恶毒的大臭屁“。过一二天，母亲就用大剪子从 申报 或( 时报 上剪下这个”屁“。我只看见一个”评“字，上面或许还有一个”时字吧?父亲很明显地不喜欢我们看，所以我从没敢偷读过。
母亲把剪下的纸黏连成长条，卷成一大卷，放在父亲案头的红木大笔筒里。日寇占领苏州以后，我们回家，案上的大笔筒都没有了。那些“评”或许有“老圃”的签名，可是我还无缘到。旧报纸上去查看。
我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孩子都怕他，尽管他从不打骂。如果我们不乖，父亲只会叫急，喊母亲把淘气的孩子提溜出去训斥。钟书初见我父亲也有点怕，后来他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我们怕虽怕，却和父亲很亲近。他喜欢饭后孩子围绕着一起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我十一岁的暑假，在上海，看见路上牵着草绳，绳上挂满了纸做的小衣小裤，听人家说“今天是盂兰盆会，放焰口”。我大惊小怪，回家告诉父母，惹得他们都笑了。可是“放焰口”还是我家常用的辞儿，不论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父亲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不宜用功。据说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女学生个个短寿，都是用功过度，伤了身体。他常对我说，他班上某某每门功课一百分，“他是个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亲嘲笑。我在高中还不会辨平仄声。父亲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有一天我果然四声都能分辨了，父亲晚上常踱过廊前，敲窗考我某字什么声。我考对了他高兴而笑，考倒了他也高兴而笑。父亲的教育理论是孔子的“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呜”。
我对什么书表示兴趣，父亲就把那部书放在我书桌上，有时他得爬梯到书橱高处去拿;假如我长期不读，那部书就不见了一一这就等于谴责。父亲为我买的书多半是诗词小说，都是我喜爱的。
对有些事父亲却严厉得很。我十六岁，正念高中。那时北伐已经胜利，学生运动很多，常要游行、开群众大会等。一次学生会要各校学生上街宣传一一掇一条板凳，站上向街人行人演讲。我也被推选去宣传。可是我十六岁看来只像十四岁，一着急就涨红了脸。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们准会看猴儿似的拢上来看，甚至还会耍猴儿。我料想不会有人好好儿听。学校里有些古板人家的“小姐”，只要说“家里不赞成”，就能豁免一切开会、游行、当代表等等。我周末回家就向父亲求救，问能不能也说“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他说，“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我说，“不行啊，少数都服从多数呀。”父亲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实在难说，我能说自己的脸皮比别人薄吗
父亲特向我讲了一个他自己的笑话。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的时候，程德全(我记不准)到了上海。当地土绅联名登报欢迎。父亲在欢迎者名单里忽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属下某某擅自干的，以为名字既已见报，我父亲不愿意也只好罢了。可是我父亲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的启事，申明自己没有欢迎。他对我讲的时候自己失笑，因为深知这番声明太不通世故了。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话说：“唉，补塘，声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亲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to say no!你敢吗?”
我父亲爱读诗，最爱杜甫诗。他过一时会对我说“我又从头到底读了一遍”。可是他不做诗。我记得他有一次悄悄对我说：“你知道吗?谁都作诗!连××(我们父女认为绝不能做诗的某亲戚)都在作诗呢!”父亲钻研的是音韵学，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我常取笑说：“爸爸读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书。”
抗战时期，我和钟书有时住在父亲那边。父亲忽发现发现钟书读字典，大乐，对我说：“哼哼，阿季，还有个人也在读一个字、一个字的书呢!”其实钟书读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亲得意，我就没有分辩。
有时候父亲教我什么“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兴趣，父亲说我“喜欢词章之学”，从不强我学他的一套。每晚临睡，他朗声读诗，我常站在他身边，看着他的书旁听。
我跟着父亲的时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辩护，一上午总伏案写稿子，书案上常放着一叠裁得整整齐齐的竹帘纸充稿纸用，我常拣他写秃的长锋羊毫去练字。每晨早饭后，我给父亲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父亲饭后吃水果，我专司削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干果，我专司剥壳。中午饭后，“放焰口”完毕，我们“小鬼”往往一哄而散，让父亲歇午。一次父亲叫住我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我常陪在旁边看书。冬天只我父亲屋里生个火炉，我们大家用煨炭结子的手炉和脚炉。火炉里过一时就需添煤，我到时轻轻夹上一块。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声。
有一次寒假里，父亲歇午，我们在火炉里偷烤一大块年糕。不小心，火夹子掉在炉盘里，年糕掉在火炉里，乒乒乓乓闹得好响。我们闯了祸不顾后果，一溜烟都跑了。过些时偷偷回来张望，父亲没事人似的坐着工作。我们满处找那块年糕不见，却不敢问。因为刚刚饭后，远不到吃点心的时候呢。父亲在忍笑，却虎着脸。年糕原来给扔在字纸篓里了。母亲知道了准会怪我们闹得爸爸，可是父亲并没有戳穿我们干的坏事。他有时还帮我们淘气呢。记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鱼缸里的水几乎连底冻了。一只只半埋在泥里的金鱼缸旁边都堆积着凿下的冰块。我们就想做冰淇淋，和父亲商量一一因为母亲肯定不赞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亲说，你们自己会做，就做去。我家有一只旧式的做冰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帮着做，所以也会，只是没有材料。我们胡乱偷些东西做了半桶，在“旱船”(后园的厅)南廊的太阳里摇了半天。木桶里的冰块总也不化，铁桶里的冰淇淋总也不凝，白赔了许多盐。我们只好向父亲求主意。父亲说有三个办法：一是冰上淋一勺开水;二是到厨房的灶仓里去做，那就瞒不过母亲了;
三是到父亲房间里的火炉边摇去。我们采用了第三个办法，居然做成。只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不好。父亲助兴尝了一点点，母亲事后知道也就没说什么。
我父亲晚年常失眠。我们夏天为他把帐子里的蚊子捉尽。从前有一种捕蚊灯，只要一凑上，蚊了就吸进去烧死了。那时我最小的妹妹杨必_已有八九岁，她和我七妹两个是捉蚊子的先锋，我是末后把关的。珠罗纱的蚊帐看不清蚊子在里在外，尤其那种半透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扫，把帐子的五面和空中都巡看好几遍，保证帐子里没一只蚊子。
父亲一次问我：“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我说，“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我说，“一星期都白活了。”父亲笑说：“我也这样。”
我觉得自己升做父亲的朋友了。暑假里，乘凉的时候，门房每天给我送进几封信来。父亲一次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长吟“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忽然发现我的父亲老了，虽然常有朋友来往，我觉得他很疲劳，也很寂寞。父亲五十岁以后，一次对我说：“阿季，你说一个人有退休的时候吗?一我现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亲自觉体力渐渐不支，他的血压在升高，降压灵之类的药当时只是神话。父亲又不信中药，血压高了就无法叫它下降。他所谓“退休”，无非减少些工作，加添些娱乐。每日黄昏，和朋友出去买点旧书、古董或小玩意儿。他每次买了好版子的旧书，自己把绻曲或破残的书角补好，叫我用顸的白丝线双线重订。他爱整齐，双线只许平行，不许交叉，结子也不准外露。父亲的小玩意儿玩腻了就收在一只红木笔盒里。我常去翻弄。我说：“爸爸，这又打入‘冷宫’了?给我吧。”我得的玩意儿最多。小弟弟有点羡慕，就建议“放焰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父亲曾花一笔钱买一整套古钱，每一种都有配就的垫子和红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亲病了，觉得天旋地转，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钱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面教我名称。我却爱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铲刀钱”“祷子钱”之类。
我心不在焉，只想怎样能替掉些父亲的心力。
我父亲忙的时候，状子多，书记来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恭楷录写，而且不许抄错一个字。我的墨笔字非常恶劣，心上愈紧张，错字愈多，只好想出种种办法来弥补。我不能方正正贴补一块，只好把纸摘去不整不齐的一星星，背后再贴上不整不齐的一小块，看来好像是状纸的毛病。这当然逃不过我父亲的眼睛，而我的错字往往逃过我自己的眼睛。父亲看了我抄的状子就要冒火发怒。我就急得流泪一这也是先发制人，父亲就不好再责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赖不肯抄了。我说：“爸爸要‘火冒’(无锡话‘发怒’)的。”父亲说，“谁叫你抄错?”我说没法儿不错。父亲教我交了卷就躲到后园去。我往往在后园躲了好一会回屋，看看父亲脸上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见了我那副做贼心虚的样儿，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亲那次出庭不能开口之后，就结束了他的律师事务。他说还有一个案件未了，叫我代笔写个状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写成稿子。父亲的火气已经消尽。我准备他“火冒”，他却一句话没说，只动笔改了几个字，就交给书记抄写。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亲的帮手。我父亲当律师，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据他告诉我，该得的公费，三分之一是赖掉了。父亲说，也好，那种人将来打官司的事还多着呢，一次赖了我的，下次就不敢上门了。我觉得这是“酸葡萄”之论，而且父亲也太低估了“那种人”的老面皮。我有个小学同班，经我大姐介绍，委任我父亲帮她上诉争遗产。她赢了官司，得到一千多亩良田，立即从一个穷学生变为阔小姐，可是她没出一文钱的公费。二十年后，抗战期间，我又碰见她。她通过我又请教我父亲一个法律问题。我父亲以君子之心度人，以为她从前年纪小，不懂事，以后觉得惭愧，所以借端又来请教。也许这番该送些谢仪了。她果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请我吃一碗五个汤团。我不爱吃，她殷勤相劝，硬逼我吃下两个，那就是她送我父亲的酬劳。我常奇怪，为什么有人得了我父亲的帮助，感激得向我母亲叩头，终身不忘。为什么有人由我父亲的帮助得了一千多亩好田，二十年后居然没忘记她所得的便宜，不顾我父亲老病穷困，还来剥削他的脑力，然后用两枚汤团来表达她的谢意。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竟这么大
我们无锡人称“马大哈”为“哈鼓鼓”，称“化整为零”式的花钱为“摘狗肝”。我父亲笑说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无当的住宅，又如让人赖掉公费等)，又爱摘狗肝(如买古钱、古玩、善本书之类);假如他再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功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有一次，我旁观父母亲笑说着互相推让。他们的话不知是怎么引起的，我只听见母亲说：“我死在你手里。”父亲说：“我死在你手里。”我母亲后来想了一想，当仁不让说：“还是让你死在我手里吧，我先死了，你怎么办呢。”当时他们好像两人说定就可以算数的;我在一旁听着也漠然无动，好像那还是很遥远的事。
1938年10月，我回国到上海，父亲的长须已经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经回复旧时的装束。我回国后父亲开始戒掉安眠药，神色渐渐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一门 诗经 ，聊当消遣。不过他挂心的是母亲的棺材还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方只他一人记得，别人谁也找不到。那时候乡间很不安宁。有一种盗匪专虏人勒赎，称为“接财神”。父亲买得灵岩山“缔谷公墓”的一块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亲的棺材。有一位曾对我母亲磕头的当事人特到上海来接我父亲到苏州，然后由她家人陪我父亲挤上公共汽车下乡。父亲摘掉眼镜，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只破毡帽。事后听陪去的人笑说，化装得一点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识分子，而且像个大知识分子。父亲完成了任务平安回来。
母亲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礼堂去上漆了。
我们在公墓的礼堂上，看到的只是漆得乌光锃亮的棺材。我们姐妹只能隔着棺木抚摸，各用小手绢把棺上每一点灰尘都拂拭干净。想不到棺材放入水泥圹，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里，随后就用水泥封上。父亲对我说，水泥最好，因为打破了没有用处;别看石板结实，如逢乱世，会给人撬走。这句话，父亲大概没和别人讲。胜利前夕我父亲突然在苏州中风去世，我们夫妇、我弟弟和小妹妹事后才从上海赶回苏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经营的。父亲的棺材放入母亲墓旁同样的水泥圹里，而上面盖的却是两块大石板。临时决不能改用水泥。我没说什么，只深深内疚，没有及早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戏言：“我死在你手里”;父亲周密地安葬了我母亲，我们儿女却是漫不经心。多谢红卫兵已经把墓碑都砸了。但愿我的父母隐藏在暴岩山谷里早日化土，从此和山岩树木一起，安静地随着地球运转。
自从我回国，父亲就租下两间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时住钱家，有时住父亲那边，钟书探亲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亲那边。三姐姐和七妹妹经常回娘家。父亲高兴说，“现在反倒挤在一处了!”不像在苏州一家人分散几处。
我在钱家住的时候，也几乎每天到父亲那里去转一下。我们不论有多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抗战末期，日子更艰苦了。钟书兼做补习老师，得了什么好吃的，总先往父亲那儿送，因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亲常得意说，“爱妻敬丈人”(无锡土话是“爱妻敬丈姆”)。有时我们姊妹回家，向父亲诉苦：“爸爸，肚子饿。”因为虽然塞满了仍觉得空虚。父亲就带了我们到邻近的锦江饭店去吃点心。其实我们可以请父亲吃，不用父亲再“放焰口”。不过他带了我们出去，自己心上高兴，我们心理上也能饱上好多天。抗战胜利前夕父亲特回苏州去卖掉了普通版的旧书，把书款向我们“放焰口”——那是末一遭的“放焰口”。
父亲在上海的朋友渐渐减少。他一次到公园散步回家说，谣传杨某(父亲自指)眼睛瞎掉了。我吃惊问怎会有这种谣言。原来父亲碰到一个新做了汉奸的熟人，没招呼他，那人生气，骂我父亲眼里无人。有一次我问父亲，某人为什么好久不来。父亲说他“没脸来了”，因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战的那几年，我父亲心情还是很愉快的，因为愈是在艰苦中，愈见到自己孩子对他的心意。
他身边还有许多疼爱的孙儿女一一父亲不许称“外孙”或“外孙女”，他说，没什么“内孙”、“外孙”。他也不爱“外公”之称。我的女儿是父亲偏宠的孙女之一，父亲教她称自己为“公”而不许称“外公”。缺憾是母亲不在，而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亲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劳累。有时碰到些事，父亲不在意，母亲料想不会高兴，父亲就说，幸亏母亲不在了。
父亲去世后，我末一次到苏州旧宅。大厅上全堂红木家俱都已不知去向。
空荡荡的大厅上，停着我父亲的棺材。前面搭着个白布幔，挂着父亲的遗容，幔前有一张小破桌子。我像往常那样到厨下去泡一碗酽酽的盖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门槛上傻哭，我们姐妹弟弟一个个凄凄惶惶地跑来，都只有门槛可坐。
我父亲根本没有积累家产的观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挂念。～
我只伤心父亲答应传给我的 诗骚体韵 遍寻无著，找到的只是些撕成小块的旧稿。我÷遍比一遍找得仔细，咽下大量拌足尘土的眼泪，只找出旧日记一捆。
我想从最新的日记本上找些线索，只见父亲还在上海的时候，记着“阿×来，馈××”。我以为他从不知道我们送了什么东西去，因为我们只悄悄地给父亲装在瓶儿罐儿里，从来不说。我惊诧地坐在乱书乱纸堆里，发了好一会呆。我常希望梦见父亲，可是我只梦见自己蹲在他的床头柜旁，拣看里面的瓶儿罐儿。
我知道什么是他爱吃而不吃的，什么是不爱吃而不吃的。我又一次梦见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苏州。车站上跟在背后走，看着他长袍的一角在掀动。父亲的脸和那部 诗骚体韵 的稿子，同样消失无踪了。
我父亲在上海经常晤面的一位老友有挽词五首和附识一篇。我附在后面，因为读了他的“附识”。可约略知道 诗骚体韵 的内容。
读他的挽词，似乎惋惜我父亲的子女不肖，不能继承父学;他读了我的回信，更会叹恨我们子女无知，把父亲的遗稿都丢失了。“附识”中提到的 释面 释笑 等类小文一定还有，可是我连题目都不知道。父亲不但自己不提，而且显然不要我看;我也从未违反他没有明说的意思。 诗骚体韵 一书，父亲准是自己不满意而毁了，因为我记得他曾说过，他还想读什么什么书而不可得。
假如他的著作已经誊清，他一定会写信告诉我。毁掉稿子当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给我的信上一定未提起他的书，我两个姐姐都一无所知。父亲毁掉自己的著作，罪过还在我们子女。一个人精力有限，为子女的成长教育消耗太多，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来。
我读了 堂吉诃德 ，总觉得最伤心的是他临终清醒以后的话：“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善人吉哈诺。”我曾代替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 诗骚体韵 的作者。”我如今只能替我父亲说：“我不是堂吉诃德，我只是你们的爸爸。”
我常和钟书讲究，我父亲如果解放后还在人间，他会像“亡人”一样，成为被“统”的“开明人士”呢;还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呢?父亲末一次离开上海的时候，曾对我卖弄他从商店的招牌上认识的俄文字母，并对我说：“阿季，你看吧，战后的中国是俄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将怎样迎接战后的新中国，料想他准会骄傲得意。不过，像我父亲那样的人，大概是会给红卫兵打死的。
我有时梦想中对父亲说：“爸，假如你和我同样年龄， 诗骚体韵 准可以写成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亲虎着脸说，我只求出版自己几部著作吗?像我父亲那样的知识分子虽然不很普遍，却也并不少。所以我试图尽我的理解，写下有关我父亲的这一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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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的人生哲理《一百岁感言》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
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杨绛：百年美丽人生
杨绛先生离我们而去，回家了。当我们翻阅她的照片时可以发现，她的每一张照片几乎都是笑眯眯的，我们总是可以看见她的和蔼可亲。
笑眯眯的杨绛
陶然
自2004开始，我和仁强每年9月上北京，主要就是去看杨绛，还回母校北师大去出席“钱瑗教育基金”一年一度的颁奖大会。钱瑗是钱锺书与杨绛的独生女，是我们的老师。
早在4月初，杨绛在给仁强和我的信中说：“应仁强之请，我将是你们的杨绛妈妈。”当然我也明白，这是因为钱瑗的关系。杨绛思念爱女，而我们在钱瑗最困难的时候，特别是仁强，又是可以说得上话的学生兼朋友。她百岁时我也曾打电话过去，她说，你要多保重!那时，我得重病，9月依然上京，上到她二楼的家，她心疼地说，不要做了!仁强你看住他!编杂志要动很多脑子的!
而她在今年6月28日写给仁强、树西的信中说：“张瑗(仁强的女儿，那时刚去北京，看望过杨绛)说，陶然叔叔身体这会子特好。我确是不久前看见我们《文艺报》上有他的文章，好文章!”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文章了，但“好文章”之说当然只是鼓励，以前在她家闲聊时，她就笑说，以后陶然的文章，我一定要看!我想不是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一种情感在发生作用。她看到我们，便有如看到钱瑗一样。
那时我们极力鼓动，想载她到市内转一转，一起吃餐饭，告诉她现在北京城变化很大。但她总是无动于衷，淡淡地说，电视上也可以看到呀。我们以为不可能劝动她了，不料这次张瑗上京，却有本事把杨绛载走。杨绛在信中说：“张瑗颇有本领，干一行，擅长一行。她开车稳稳地，我坐了很放心。”看得出她很喜欢张瑗，除她个性可爱之外，当然这也是因她父母而起的移情作用吧!
10月24日，杨绛给我和仁强写信说，“接到《香港文学》，特厚，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本《城市文艺》，我老记着钱瑗的话，‘以后要留心陶然的文章’，所以两本刊物上的大文，都一一看了，真是上苍默佑，陶然当《香港文学》的总编，支持下来了。文章篇篇好，《城市文艺》的一篇(指我在该刊写的记仁强的《岁月悠悠，也匆匆》，文内有提及我们的老师钱瑗)，尤令人神往。你们两位真是善人，瑗瑗最可怜的时候，得到你俩同情，帮她抵御了所有凌辱她的人。我在王德一(钱瑗的丈夫)去世十天之后，就要下放干校，钱先生早已下干校，家里剩了她一人。她知道妈妈心痛她，不放心，反来安慰我说：‘妈妈，你放心，有人同情我。’你们的同情，她终身不忘。你们两个善人有善缘，也结成了终身的好友;我也由你们一念之仁，和你们都成了好友。所以我把《岁月悠悠，也匆匆》细细读了两遍，不胜感动。”
百岁杨绛，每天读书写作不止，晚上一点半就寝，早上六点半起床，中午休息两小时。吃得很清淡。我所知道的，是她已不怎么下楼运动，她说，下去不免碰到熟人，要寒暄一番。所以她每天在室内来回转圈走路，身上带七支铅笔，每走1000步就放下一支。难怪她脚步轻盈，那回，我们正聊着天，她忽然站起，步向写字台，去翻书。我和仁强悄悄趋近前去，只见那书是《孔子家书》。至于她正写的长篇小说，据透露，暂名《图书馆管理学》，已接近杀青，明年应可出版。这是新消息，我们在北京的时候，问起写作，她总是笑眯眯，不露一点口风。她总说，钱先生和阿瑗都走了，我的路也走完了!听得我们揪心。我们明明看到她步履矫健轻松自在，除了听觉较差之外，一切都好。她透露道，去年查出心衰，她依然谈笑风生，“这个病有两大好处，一是不传染，二是死得干脆，自己不痛苦，也不烦人”。她的豁达，听得我们相顾无言。哪里知道镜头一转，她一笔一画写成的长篇小说已经悄悄地完成了!大概，这是《洗澡》续篇吧
百岁老人杨绛，总是笑眯眯地坐在她家那张单人沙发上，伸手拍拍仁强和我的手背，听不清了，就拿出纸笔，叫我们写下。还记得那回在她家，窗口的马蹄莲开得正旺，她娓娓道着，我转头一望，客厅靠墙那头，正挂着“我们仨”的合影，从左到右是：杨绛、钱瑗、钱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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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
杨绛，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1932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1938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中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80年代后，杨绛写一些散文、杂文、回忆短文，虽然都比较短小，但从平淡文字中透露出来的一种朴素而真挚的情感，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和智慧。在92岁到百岁高龄之时，杨绛以她极富才华的笔触，打开尘封多年的记忆，其中不仅仅用梦幻文学的方式讲述了钱锺书和钱瑗生前最后一段时光，而且回忆了很多当年夫妇游学欧洲以及建国后的种种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