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文化杂志

阿米巴经营

　　在没有读这本书之前，一直认为《阿米巴经营》是一本讲柔性组织变革的书，一本讲大公司如何进行精细化运作的书，但是读完这本书后，事实远非我想的那样简单。

　　阿米巴经营的确是一种通过小集体的独立核算实现全员参与经营、凝聚全体员工的力量和智慧的经营管理系统。但不仅仅只是如此，如果光有这种方法，仍然无法真正实现阿米巴经营。

　　其实在第一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这种划分组织的方法真的得可靠吗？组织间的冲突如何解决？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书中说的那样一心一意地为公司的目标而奋斗吗

　　但读第二遍的时候，我开始渐渐发现自己忽略了阿米巴经营中的一个核心——它的哲学基础：“作为人，何谓正确？虽然作者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强调了阿米巴经营的哲学基础的重要性。

　　因为这种哲学基础是调整阿米巴经营中遇到各种问题的最高指导原则，因为企业的发展，最终是靠人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来推动企业的发展。

　　而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往往都是由于人引起的，最终问题的解决也是靠人。而解决人的问题，关键在人心。稻盛和夫本人也认为“率领一个集团，归根到底，只能依靠人心。”

　　稻盛和夫在京瓷公司的发展过程中，确立了“阿米巴经营”的经营手法，基础就是坚实的经营哲学和精致的分部分核算管理。他从创建京瓷公司开始，就感觉到，为了企业长期的发展，需要确立正确的“经营哲学”，并让全体员工共有这种哲学。

职场励志小说

　　内容简介：

　　《唐骏日记》是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唐骏的第一本私人日记，是他第一次以日记的形式倾情讲述自己的人生、职场奋斗史。

　　从常州老家的堂屋，到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门，他走过了懵懂而执着的童年和少年;从北京到日本，从日本到美国，他经历了不断尝试、自我拼搏的青年时代;在微软的十年，他从最基层的程序员走到微软中国区总裁的位子;在即将离开微软的那些日子，他又独自经历了抉择前难熬的分分秒秒;在盛大的四年，他完成了从跨国企业高管到民营企业职业经理人的身份转换;而进入新华都则又成为他职业生涯新的起点……这是一本价值十亿的人生修炼体验。

　　简介：

　　每个人都可以成就事业，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颗具有强大力量的种子，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你。记住：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你有能力创造美好的事物。

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摘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以新制度经济学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均衡与演进的视角以及新经济社会学制度安排对制度环境的”嵌入性”视角观照中国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发现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既是一种”过程创新”,也是一种”目标创新”,最终必然会形成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关键词］企业制度演进过程创新目标创新中国特色

　　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既是一种”过程创新”,也是一种”目标创新”。关于”过程创新”,理论界一般没有异议,但缺乏对这一判断所隐含原则的彻底澄清,否则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思维替代企业思维的错误倾向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关于”目标创新”,当前争论还比较多,致使许多企业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兼顾本国国情的夹缝中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为难”。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经过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1］视角和新经济社会学(TheNe)的”嵌入性”［2］视角,我们试图对这样两个问题作出较系统的解释。

　　一、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过程创新”

　　一般来说,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3］,企业制度要想免受”外部规则”［4］的异化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展开和成长演进,制度环境对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遵循是基本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较早和较好的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是自然成长型的;由于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使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

　　(一)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制度作为企业合约的外化,本质上代表了企业各要素产权主体间就如何配置企业产权(主要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经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可见,现代企业理论仍主要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传统,把制度看作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易的博弈产生的”内生变量”。内生性的企业制度也可理解为哈耶克意义上的”内部规则”。

　　在哈耶克那里,”内部规则”作为其”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本范畴而与”外部规则”相对应。在给定知识分散化和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哈耶克证明:(1)规则本身是一种共同知识,社会成员经过遵守规则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从而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世界中决策的失误。制度可视为规则的具体化,因而规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概念;(2)内部规则是分散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彼此认同的制度,外部规则是与”个人”相对应的”组织”(如政府)经过命令——服从关系来贯彻某种特定目的(往往是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制度。内部规则并非总是最好的,外部规则并非总是坏的;(3)与此对应,社会秩序演化存在两条主线:一方面,当事人在遵守内部规则的前提下自主行动,经过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当事人与规则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种自发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另一方面,组织为了特定目的,经过政治行为实施外部规则,形成一种围绕外生制度的外生秩序;(4)个人和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普遍存在的互动关系,是社会演进的源动力,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相互交织和具体关系格局构成现实的社会秩序;(5)由此,社会秩序的切入点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二元观,但由于组织同样要在一个更大的自发秩序范围内活动,因而内部规则和自发秩序比较外部规则和人为秩序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5］

　　尽管社会秩序必然是二元的,但正常社会状态下,其内部规则必定占据基础性的地位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不过,由于内部规则具有自发性质,而外部规则多依托于组织而发挥作用,结果内部规则的形成和演进很容易会受到外部规则的影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制度条件来保证内部规则的演化不会因外部规则的干扰而被异化。企业制度的创新及其演化也是如此。

　　(二)企业制度持续演进的基本制度条件

　　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意味着: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主要是一个企业基本逻辑自然展开和拓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任何其它主体(包括政府)在替代性思维支配下进行主观设计的问题。从企业制度作为产权主体间经过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之代表的角度来看,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需要三大基本制度条件。

　　1、产权原则

　　产权原则是说:各生产要素必须有其人格化的代表,或者,社会财富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明确的和排她性的分配。

　　产权原则是整个企业制度赖以成立并发挥作用的隐含前提。(1)企业所有权主要强调的是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过程和价值的动态实现,资本所有权则侧重于对财产归属的静态占有和法律上的确认。因此,企业所有权主要是一个权利交易的概念,资本所有权是这种交易因此能够进行的前提条件。(2)产权原则决定了要素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是寻求其要素产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大化,这为企业内各人格化要素之间交易的博弈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来源。(3)产权原则也是企业内剩余权利配置方式进而企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制度的具体状况取决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实力的对比格局,而其谈判实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的特性。可见,产权原则不但是企业制度运行的逻辑前提,也是企业制度设置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此基础上,获利的预期才会变成确切可把握的现实,经济人理性才得以确立,产权交易才成为可能,企业制度创新也才获得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张维迎曾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即是对产权原则的一种表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能够说,忽视了企业制度的产权原则前提,就等于忽视了企业制度建设本身。

　　不同产权约束条件对应着不同的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的均衡与演化路径(进而不同的经济绩效):(1)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遭受外部规则的异化;(2)产权主体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牵引外部规则的变迁;(3)产权主体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外部规则相互牵制,内部规则可能会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2、法治原则

　　产权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逻辑起点,但一个没有良好执行和保护机制的产权制度安排,可能比没有这种产权制度本身更糟糕。因此对产权的保护至关重要。产权保护作为一种公共品主要是经过以国家”暴力潜能”为后盾的法律来实现的。这就是”法治原则”。

　　如果说产权原则是内部规则自然演进的动力源泉,那么法治原则则是确保内部规则演进不被异化的根本保障。法治原则包含两重相辅相成的含义。(1)虽然法律是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制度架构或平台,但法律本身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主观设计,相反而只应该是对以产权原则为起点自发衍生出来的内部规则亦即既存社会秩序的发现和确认,否则法律本身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2)虽然法律看来是出自于立法者之手并由国家来掌控,但既然其内容在本质上即是”人之行动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那么作为其表现和实现形式的法律其立法和执法过程也理所当然只应当具有形式和程序性的意义。这喻示着:一方面,”法律先于立法”(哈耶克),亦即法律是立法者”发现”而不是立法者”创造”的;另一方面,统治的实施必须根据普遍的法规(亦即对内部规则的发现和确认)而不是专断的命令。这正是所谓”守法的统治”(亚里士多德)。

　　可见,坚持法治原则,不但应当将基于产权原则的”权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更应当将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也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3、合约原则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最直接体现。合约原则是一个古老的价值追求,内含有合意、正义、自由选择、自然秩序等理念。在博弈论的框架下,企业代表一种合作博弈的内生均衡过程,”契约为一种合意”［6］,合意亦即”一致性同意”,是指签约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合约的签订必须依据各方的意志一致同意而成立,缔约各方必须同时受到合约的约束。无论任何一方接受了特定的企业合约,就意味着它认为这个合约所规定的要素行为和利益,优于其它可能的合约。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满意合约条件,企业合约就不能达成。反过来说,以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充分保护为前提,将企业合约视为利益相关者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且存在自由退出机制,则只要企业”存在”,它必然是”一致同意的”,即实现了给定约束条件下交易各方的最优选择,特定的企业合约或产权安排处于纳什均衡状态。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的深层精神实质。当产权界定明晰且有法律的有效保护时,产权的平等交易就会取代产权的异化流动方式甚至产权的侵蚀和掠夺而成为产权主体面临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资本所有权才可能以一种被扬弃了的产权形式(企业所有权),从简单人与物关系的领域进入到人与人关系的领域,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发挥着规制交易关系和促进激励兼容的功能。与此相适应,”平等”、”自由选择”、”合意”和”共赢”等普遍主义的理念,应当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的社会精神。

　　与合约原则相对应的是”身份”原则。从古代到近、现代,社会发展遵循了从”身份治理”向”契约治理”过渡的逻辑。一般来说,身份原则的必然后果是”政治资本主义”［7］或”裙带资本主义”,这与合约原则所对应的一般”企业资本主义”相比而言是”反现代”的,与现代企业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必然会遭到淘汰命运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制度演进要趋向于现代的方向,也必须遵循”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基本趋势。

　　(三)独特制度环境下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独特路径

　　分析表明,与西方社会不同,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制度模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道路。

　　1、产权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同西方国家从18世纪初就逐步形成并长期延续下来的产权制度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比较缺乏明确界定且稳定的产权关系。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社会财产从来都是属于当权者的私有之物,而种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也导致了一般民众独立人格的缺乏。即使在每朝开国伊始,人们可能会获得土地或其它形式的财产,并具有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的剩余权利,但随着国家初期政策的”无为”、”休养生息”色彩的逐渐淡化,产权关系不断受到权力的侵蚀,产权边界不断进行重新界定,资本所有权分布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仅占有同质性人力资本的分散的民众——占有物质资本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官僚阶层),”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被一再的提出,以大规模社会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产权关系重新安排的过程一次再一次的复制,于是,社会也就一次再一次的退回到最初的起点。当然,以产权交易为基础的企业组织,虽然也可能曾经创新出过原始的制度形式,却终究难以获得可持续的演进。

　　2、法治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诺思(North)、泰格(Tigar)和利维(Levy)等人的研究［8］表明,产权结构和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可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几乎不存在旨在保护产权和调整经济生活的法律框架,这严重不利于作为内部规则的企业制度的创新和演进。布迪(Bodde)的研究［9］表明,中国古代的法律(成文法)完全以刑法为重点。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免受其它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也能够说,在古代中国,法律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是社会本位而非个人本位的,是国家对社会和个人施行严格政治控制的手段。事实上,在”均田制”、”均贫富”的普遍理想和改朝换代之际常对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的实践背后,掩盖的是没有保护装置的产权结构。既然产权缺乏法律的有效保护,既然国家是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存在,那么社会的技术进步、投资愿望就会受到遏制,”小富即安”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想,企业组织拓展和企业制度演进的内生驱动力量不但大大打了折扣,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政府组织所供给外部规则的影响而被异化。

　　3、合约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西欧国家自古以来就普遍奠定了基于产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之上的平等契约关系和理念。但在中国,如费正清(Fairbank)和赖肖尔(Reischauer)等人的研究［10］所指出的,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存在的身份原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强调尊卑上下、带有浓厚”亲亲色彩”的礼治社会秩序和精神。与此适应,中国社会成为分散的个人的集合而与中国独特的官僚政治体系相对应,形成一种独特的官民二重结构,并一直持续许多个世纪。

　　与此适应,一方面,获益机会主要分布于社会身份上层的状况,再加上缺乏法律保护的产权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士农工商)的行为选择理性与社会资源的流向。史实表明,在历史上拥有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士”和拥有物质资本的”商”,它们都少有将自有资源投向经济方向的激励,而是主要用之于与身份上层结构有关的各种渠道(如科举、红顶子商人对官府庇护的寻求等)。另一方面,在特殊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中,人们彼此认定的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一般性的原则或法律条文。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纯粹个人关系特别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这暗喻着:(1)身份是决定广义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的关键变量;(2)纵向的身份导向和联系而不是横向的经济(狭义)导向和联系;(3)分配性的努力大于生产性的努力。显然,身份原则事实上主要起到了阻碍组织拓展和制度变迁的消极作用。

　　据上述能够判断,中国古代的历史:(1)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部规则统御整个社会的历史,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对比一直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状态。三大原则的缺失,使内部规则演化失去了必须的微观基础和基本的动力源泉,而外部规则则凭借国家”暴力潜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推行、贯彻甚至泛滥。(2)在古代中国,企业制度最基本的外部制度基础或者前提条件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因而,企业成长、企业组织演进面临来自内、外部的诸多约束,作为内生规则的企业制度创新的”内生过程”无法获得坚实的微观基础,不可能进行可持续的演进和拓展,而且也经常受到外部规则的干扰和异化。其结果,在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中,企业组织生生灭灭;在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复制过程中,很少有新制度增量的产出和积累,原始企业制度低水平循环,现代企业制度无从创新。(3)制度本身从终极意义上讲应当是内生的,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财富效用和溢出效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度变迁背后必然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有关利益博弈的因素。分析表明,与”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二重结构［11］:一方是垄断了暴力潜能的国家及其规模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是分散且没有完全独立的民众阶层。在现代社会,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在政治市场上发生的公共选择过程;而在古代中国,制度变迁主要是一个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由于缺乏一个中间阶层,这种严重不对称的社会格局就必然会造成外部规则严重扭曲内部规则的非均衡制度格局。由于非均衡能量长期不断积累且得不到中间阶层的有效中和,结果,遵循同样的逻辑,从一个极端振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周而复始,制度复制而不是制度创新的过程重复上演,因而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不前。

　　二、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目标创新”

　　诺斯对经济史的考察表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就是说,制度创新不可能是”突变”而必然是一个”与古为新”的过程。对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印证了这一结论,发现虽然效率追求是企业制度创新的基本逻辑,但企业制度同时也必须适应特定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企业制度创新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我们引入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和”社会建构”［12］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解读,得出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目标创新”的结论。

　　(一)企业制度演进是效率追求逻辑支配下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

　　企业制度首先是企业效率追求的产物。这就是说效率追求是企业制度演进的基本动力,因此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必须采取相应不同的制度安排才能够实现效率最大化的企业目标。历史考察也证明,企业制度从最初的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到现代公司制的演变过程,本质上也就是一个效率驱动和效率选择的过程。更进一步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要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各产权主体所拥有的谈判实力为依据,经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一种多方”合意”的博弈均衡,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促进激励兼容,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的效率目标。

　　上面的分析暗示,效率追求是选择何种企业制度安排的最终标准,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企业制度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有效的企业制度安排只应该有一种共同的模式。但这一推论并不符合经济实践的现实。观察表明,当前世界各国不但存在显著多样化的企业制度模式,而且其经济绩效同样显著。比如公司治理的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的并存。原因何在

　　一般来说,决定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13］及其不同博弈均衡格局进而不同企业制度安排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它们是:技术特征、资源禀赋或生产要素特性、宏观制度环境。其中,技术特征和资源禀赋因素虽可能会在不同时代的企业制度之间造成显著的不同,但在同一历史时代其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也就是说它们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作用是普适的,而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也大大减弱了它们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事实上,企业生产不但如科斯所言是带有制度结构的,而且企业制度也必然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当中的。由此我们推论,不同国家制度环境之间的”异质性”区别才是形成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主要根源。

　　对企业制度模式进行历史比较制度分析［14］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判断。以同样有效率的美国和日德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为例［15］,从形式上看,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突出特征是股权分散和外部治理,金融中介机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公司治理的日德模式其主要特征是:集中的所有权结构、法人相互持股、机构投资者特别是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很明显单纯从效率选择的角度已经无法完全解释这一差异现象,事实上是制度环境的因素在这里发挥作用。一般来说,现代公司制企业要求尽可能集聚社会资本,同时还要尽量规避经营的风险,理论上讲资本市场和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都能够供给资本集聚和风险规避这两大功能。事实上,金融中介机构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一般认为交易成本更加高昂的”外部治理”却在美国公司大行其道,表面看来是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严格约束了金融机构的增长,但更深层次的追溯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民众普遍存在的强调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反对垄断力量控制产业组织的价值观和美国民选制度、三权分立的政治选举程序。相反,金融机构对企业的控制因此在日德企业中普遍存在,其原因也不外是资本市场发育的相对滞后,以及两国都经历过较长的封建专制主义时期因而社会成员对垄断特别是金融机构力量的集中远没有美国民众那般敏感。

　　(二)企业制度的”嵌入性”及其”社会建构”过程

　　如上述,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亦即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都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

　　尽管事实上制度环境的不同才是造成企业制度特殊的主要原因,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原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都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

　　新经济社会学依据对现实的观察提供了企业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经济行为人既不是经济学的”经济人”,这是一种”社会化不足”［16］的观点;也不是传统社会学所假定的”社会人”,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17］的观点;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这解释了许多传统经济学不能解释或难以彻底解释的许多经济现象。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能够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能够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而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经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相当浓厚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能够对其它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独特制度环境下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目标创新”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企业制度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转轨国家,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可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三、关于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前瞻性思考

　　如上述,以中国独特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为背景的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过程创新”与”目标创新”的统一。由此我们断定,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必然走向。在能够预见的将来,我们有如下预期:

　　(一)过程创新方面:制度环境得到优化,企业回归其基本逻辑

　　如上述,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内部规则演进遭受到外部规则的重重干扰而被异化,企业组织难以获得可持续性的拓展,企业制度增量很少,由此导致现代企业制度未曾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可能存在某种”后发优势”,但”历史不可能飞跃”(马歇尔),这并不能替代制度环境的优化。如果制度环境未能根据如上三大原则作出根本的变革,内部规则将难以避免遭受外部规则异化的命运,企业将难以回复其基本逻辑,企业制度演进也仍将难以获得可持续性,最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难以获得彻底的成功。

　　观察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能够发现,包括国有企业自身改革以及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在内的企业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环境优化前提下企业制度逐渐回归其基本逻辑并开始进行自主性持续演进的过程。能够判断,这一过程同古代中国相比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在一定意义上,对制度环境的变革和优化,其实就是在进行现代社会基本制度架构的建设,以及现代社会基本精神理念的启蒙,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将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观察表明,中国现实企业运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的问题、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企业性质的”单位化”问题;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金融约束问题、”红帽子”现象、寻租问题、自主性不够等问题,尽管有一些是企业制度本身的问题,但追根溯源往往能够发现一般都与中国的制度环境存在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

　　事实上,中国制度环境状况尚不能完全满足企业制度持续演进对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要求。比如,在产权原则方面,国有产权不清一直是久拖难决的老大难问题,私有产权也存在理论基础不足、歧视性地位、法律保护不完善、宗法性和封闭性等问题。在法治原则方面,法律的价值追求偏重于社会本位而忽视”权利”保护的倾向仍未得到根本扭转,政府依法行政仍需进一步推进落实。在合约原则方面,不但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的身份原则仍在大行其道,建国以来中国又形成了新的”身份”制度,主要包括户籍身份、群体身份、干部身份、单位身份等。

　　总之,在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问题上,由于企业本身是一种内部规则,因此必须转换政府思维为企业思维。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环境的变革和优化比单纯的企业制度引进本身更为重要和关键。在这方面我们还任重而道远。

　　(二)目标创新方面:中国制度环境将对企业制度打上独特的烙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轨期的大国,其复杂制度变迁过程中新旧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制度均衡格局的变动不居、充盈其间的种种变数,都使得对企业制度中国特色的把握难之又难。不过,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我们也能够依据与此做一些初步的前瞻性思考。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能够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经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18］。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9］

　　第二,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

　　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中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可是,毕竟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企业管理世界名著

　　内容简介

　　精读是对原著主体内容的整合与精缩，完成了名著提要或经典选读类书籍的基本功能。解读着重介绍作者的主要学术主张、对管理理论的贡献、特定的研究背景和方法，以利于读者更客观和准确地理解作者对企业管理问题的研究立场。评析则侧重于联系我国目前或今后企业发展趋势加以评述。结合作者本人和原著特点不同，每一章的解读和评析各有侧重。

　　本书定位于企业管理名著，旨在将那些将管理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融会贯通的名著筛选出来，推介给期望学以致用、以理论指导实践需要的读者。为此，本书所纳入的名著确保了足够的影响力，但绝不是因为它们是学院派的“象牙塔尖的巅峰之作”，或是因为它们是带着浓郁商业气息的畅销书——这些著作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管理睿智。

　　作者简介

　　余菁，女，管理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制度室助理研究员。主要著作《IT企业发展战略》（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国外著名企业管理案例评析》（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企业再造：重组企业的业务流程》（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

　　媒体评论

　　导读

　　仅仅从数量上看，目前推介世界管理名著的书已经非常多了。国外较畅销的有斯图尔特·克雷纳（s．Crainer）的《管理必读50种》、罗恩·吉布森的《现代管理大师思想精粹》、皮尔斯(JonL．Pierce）和纽斯特朗（JohnW．Ne）的《管理宝典：开创管理新纪元的36部经典著作集粹》等；国内学者撰写的名著提要、经典选读类的书籍，也不胜枚举。与已有的同类书籍相比，本书的特点表现在定位、结构和内容设置三个方面：

　　首先，本书定位于企业管理名著，旨在将那些将管理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实践融会贯通的名著筛选出来，推介给期望学以致用、以理论指导实践需要的读者。为此，本书所纳人的名著确保了足够的影响力，但绝不是因为它们是学院派的“象牙塔尖的巅峰之作”，或是因为它们是带着浓郁商业气息的畅销书—这些著作都是在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管理睿智。

　　在结构上，本书奉行“结构为思想服务”的原则。全书分为“真知·古典”、“实践·经理人”和“创新·方法”三篇，收纳了十本世界企业管理名著。每一章推介一本管理名著，各章都由本章要点、作者简介、原著简介、精读、解读和评析共六个部分组成。

　　精读是对原著主体内容的整合与精缩，完成了名著提要或经典选读类书籍的基本功能。解读着重介绍作者的主要学术主张、对管理理论的贡献、特定的研究背景和方法，以利于读者更客观和准确地理解作者对企业管理问题的研究立场。评析则侧重于联系我国目前或今后企业发展趋势加以评述。结合作者本人和原著特点不同，每一章的解读和评析各有侧重。例如，为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泰罗在“科学管理原理”和梅奥在“行为科学学说”之外的思想精华，第一章和第三章的解读都强调了其研究对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积极意义。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系统思考”的真谛，第十章的解读作了同样的尝试。而在第二章中，由于法约尔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原著结构明了，我国企业界对其理论主张及实践的争议也较少，故解读和评析就合而为之。再如，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者往往在开创管理理论分支与学派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20世纪下半叶的研究者的成就与贡献更多地体现为他们在著作、撰稿方面及在传播其管理主张和提供管理咨询服务方面的活跃度与影响力。这些特点在各章的解读和评析中也有所体现。

　　最后，从内容上看，本书既不贪多求全，不同于绝大多数令读者浅尝辄止的“名著”手册书，也不以生搬硬套和“纲要化”原著为荣，而是以“原汁原味”和现代社会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有机结合为原则，有选择性地保留了原著中对今日企业管理实践仍有指导意义的部分。同时，也仅在必要的情况下，对原书结构和内容略作剪裁与修饰，以使其能更贴近于今天的“需求”。

　　上篇“真知’古典”收纳了三位古典管理理论大师的作品：费雷德里克·泰罗的的《科学管理原理》，亨利·法约尔（HenriFayol)的《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和埃尔顿·梅奥（EltonMayo）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这三位作者同时也是无可争议的企业管理大师，这是因为，除了对管理理论的贡献之外，他们都有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企业组织实践的深刻体验。泰罗和法约尔两人恰巧分别代表着企业组织中的人们的两种不同职业生涯—泰罗用了十二年时间从一家钢铁企业的基层普通技工逐步晋升为中、高层管理者；而法约尔本人一生都奉献给一家企业，他一直担任高层管理者并将这家企业从亏损引领向成功经营。作为典型的学院派研究者，梅奥是最早、也是最坚定的企业现场调查研究方法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通过长期领导和参与历时二十年的霍桑工厂试验，梅奥卓有成效地将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了对企业管理实践的研究之中，进而为企业管理开创了一条以“人”为中心的全新研究路线。

　　·查看全部

　　古典·真知

　　科学管理原理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实践·经理人

　　管理实践

　　伟大的组织者

　　经理工作的性质

　　权力与影响

　　追求卓越

　　创新·方法

　　竞争战略

　　第五项修炼

　　精彩书摘

　　亨利·法约尔是20世纪早期最富有影响力的管理思想家之一。他在进行一般管理理论分析时对管理职能的界定，是古典组织管理理论的奠基石。

　　个人背景：

　　1841年，法约尔出生于法国一个小资产者家庭。

　　1856年，法约尔就读于里昂一所公立中等学校。

　　1858年，17岁的法约尔考人圣艾蒂恩国立矿业学院(St-Etienn)。

　　1860年毕业时，法约尔被康芒奇—福尔尚布德公司(Co)聘任为矿业工程师。

　　1888年，法约尔成为公司的总经理。当时，公司正处于经营困境中。

　　1918年，法约尔退休时，公司财务状况极佳。

　　至1925年12月去世，法约尔一直担任该公司董事。

　　主要著作：

　　除《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之外，法约尔在管理领域的著作还包括：《国家在管理上的无能——邮政和电讯》、《公共精神的觉醒》等。

　　彼得·德鲁克是当代国际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家，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他在世界管理学界有很高的地位，对我国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在管理学研究方面，德鲁克成绩卓著，其著述已经超出了普通管理学理论专著的范畴——这些被译成多国文字，畅销不衰的书籍，指导和影响着世界各地企业家和企业的高层决策人员、政府部门的官员，或者是那些想成为企业家或政治家的人们的行为。

　　个人背景：

　　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奥匈帝国(现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贵族家庭。

　　1929年，成为英国伦敦一家国际性银行的报纸通讯员和经济学家。

　　1937年起，为了躲避纳粹德国的迫害，德鲁克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随后的几年里在一个由若干家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财团从事经济学研究，并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国际商用机器等大企业及一些外国公司的顾问。

　　1942—1949年，任美国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政治和哲学教授。

　　1945年，创办了德鲁克管理咨询公司，自任董事长。

　　1950年，任纽约大学工商研究院的管理学教授、高级教授；1963年，获克拉克国际管理奖；1967年，获管理促进会泰罗金钥匙奖；1971年起，任加利福尼亚州克拉蒙研究院的社会科学

　　克拉克讲座教授；1972年以后，成为纽约大学的高级教授。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广泛地论述了工业社会的本质、企业管理的一般概念和基础知识以及管理方法、预测技术变革对未来社会的冲击等。

　　主要著作：

　　《经济人的终结》，1936

　　《工业人的未来》，1942

　　《管理实践》，1954

　　《公司的概念》，1946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7

　　《为明日培养企业领导》，1969

　　《人与业绩》，1973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4

　　《管理学的前沿》，1987

　　《非营利机构的管理》，1990

　　《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

　　《剧变时代的管理》，1995

　　《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

　　ThePracticeofManage(1954)

　　《管理实践》是德鲁克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具有经典意义的管理学著作。如作者本人所言，这是“第一本把管理看作一个整体的书”。该书系统地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企业在履行管理

　　职责时所遇到的种种富有争议性的实践问题。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并融人了大量的知名企业的生动案例、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一位全球最大银行董事长对他的经理人员建议，“如果你只想读一本关于管理学的书，那就请读《管理实践》吧!”②

关于联合举办“全国企业文化故事”征文大赛的启事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介中国特色企业文化建设中涌现出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增添正能量，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和企业文化杂志社决定联合举办“全国企业文化故事”征文大赛，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参赛对象

　　全国各企事业单位

　　二、参赛作品要求：

　　1.思想性、艺术性：企业文化故事不是先进事迹介绍和报道，也不是单位或个人的年度工作总结，要有情节有人物，特别是人物要有血有肉，符合故事的结构和要素，主题鲜明、生动感人，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

　　2.真实性、原创性：参赛作品应是本单位所发生的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不得虚构。同时，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严禁抄袭和剽窃。

　　3.感染力、接地气：参赛作品应来自员工生活，以道德力量感染人、以工匠精神感染人、以诚实劳动感染人、以创新创优业绩感染人，深接地气，可传播，可推广。

　　4.参赛作品数量与字数限制：每个企业和个人报送的企业文化故事数量不限，但每个故事字数须控制在1500～3000字。

　　三、奖项设置及表彰

　　1.本次大赛设一等奖10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20名、奖金2000元;三等奖50名、奖金1000元;优秀奖100名、颁发纪念品;组织奖若干名。

　　2.获奖者均赠送《全国企业文化故事》(暂定名)一本。

　　四、赛程安排

　　1.征集：即日起开始“全国企业文化故事”征集，截止日期为：2017年7月30日。

　　2.评审：初评阶段8月1日～8月15日，终评阶段8月16日～8月31日。

　　3.表彰：2017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企业文化故事》首发式上举行表彰仪式，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4.赛事宣传:中国企业文化杂志、中国工人出版社、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网站及公共微信平台将分别开设活动专栏，定期刊登入选作品。全部入选作品将汇集成册，编辑出版《全国企业文化故事第一辑》，拟请全国总工会领导作序并向中国党建网、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光明网、中国经济网、千龙网等新闻媒体推荐。

　　五、征文选题参考

　　1.企业社会形象和责任;

　　2.企业品牌打造和推广;

　　3.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和领军人物;

　　4.企业先进、模范人物;

　　5.企业党团工青妇建设;

　　6.企业和谐文化构建与协调发展;

　　7.企业工艺革新和工匠精神;

　　8.企业文化引领破解发展瓶颈。

　　六、报送方式

　　1.电子版投稿邮箱：qgqy@，主题标明：全国企业文化故事征文

　　2.纸质版投稿地址：北京市昌平区102218-5信箱 全国企业文化故事征文组委会收(邮编：102218)

　　联系人：洪本圣 李春怀

　　联系电话：13021059188 010-61794110

　　3.投稿时，请附100字左右的个人简历、单位名称、联系地址、邮编、手机、电话等。

　　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 企业文化杂志社

　　2017年6月

企业月刊励志文章

　　一个人心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他对世界的理解，一人怎样去理解这个世界，是受他的价值观驱使的，而一个人拥有怎样的价值观，却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我的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源于我对人的价值的认识。

　　经常看到有报道说某个青年人自杀了，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正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生命航程中，缺乏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只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类，所拥有的不平凡的价值时，才会珍重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从而才能逐渐形成一种尊严感，这种尊严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高度期望以及对自己核心价值观的肯定。

　　人的价值首先来自于工作。以前，有报纸做过这样的征文，假如我中了五百万。很多人写到，中奖后，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再工作。却很少人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有多少幸福正是来自工作。我们抱怨工作繁重，辛苦，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工作使我们清醒、成长，并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价值。热爱工作是人实现价值的第一步。

　　作为企业的一名员工，一名合格的班组长，我意识到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一个团队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是靠一个团结的团队，一个完美的团队，这不是少数人的力量就可以的，“众人拾柴火焰高”是显而易见的。

　　大家常说的水桶理论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对企业最有价值的人，不是一两个员工，而是其中一群员工。企业运作是一个系统运作，每一个环节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必要，缺一不可。同时，良好的企业文化必须兼顾企业与个人的价值观，许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人，个人的价值往往才会得到充分地体现

　　对于而今在企业工作的我们而言，只有企业基业长青，才有每位员工的美好生活；只有我们的企业兴旺发达，才有每位员工的生活充裕美满，正所谓：“大河涨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职工的自信心和幸福感缘于企业的兴盛。企业与员工如山与树，企业与员工的关系更像一桩婚姻，似共同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员工是企业的滴滴“鲜血”,是企业永恒燃烧的激情;企业是员工的生命线、聚宝盆，有“一荣俱荣”的连锁反应。企业的繁荣,会赋予职工一个个鲜活的灵魂;企业的衰落,一个个飞舞的思绪也就会聚成一曲哀叹的旋律，所以企业和员工“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命运相连”。

　　记得曾看过美国成功学家马尔腾写的《与公司共命运》一书，在书中作者就阐明了作为一名企业员工与公司的关系，只有企业兴旺，员工才收益。

　　因此，作为企业的一名员工，当我们还有岗位的时候，当我们还有企业可归属的时候，就一定要珍爱企业，珍惜岗位，视企业如家业，把工作当事业，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只要人人努力，企业就充满希望，个人的生活就有保障，幸福指数也就不断提高。

　　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虽然我们在一线工作，每天从事着简单的，周而复始的工作，但只要我们始终如一，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默默地把简单做到纯粹，努力发扬“艰苦奋斗，勇于超越”的金川精神。就一定能够使企业基业长青，实现自我价值，创造美好人生，就一定能够有人生的成就，这就是我的核心价值观！

企业励志文章

　　企业文化墙：企业文化建设的利器

　　企业文化墙表达着企业的形象，传达着企业文化内涵，也展示着企业的实力，所以要重视企业文化墙的宣传作用，让企业文化真正深入人心。企业文化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把利器，用好它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附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如何把这些理念在员工心中生根发芽是企业文化建设实施的关键。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确立并深深植根于企业每一个成员头脑中的独特的精神成果和思想观念，才是企业真正的文化。否则企业文化只是企业喊出的空口号，犹如镜花水月，毫无价值可言。

　　企业文化墙，包括LOGO墙、标志墙、文化标语宣传墙等。它在于表达公司的企业形象传达企业文化展示企业的实力，让客户对该公司留下深刻印象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如果公司对于企业文化墙的设计不是很讲究或者是设计没有到位都会让人产生误解，产生不信任感，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墙的重要性。

　　企业文化墙在向客户和员工展示企业形象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你进入公司，对公司的认知就是从企业形象墙和企业环境开始的。

　　另一方面，将各种文化理念生动地嵌在墙面上，在员工学习企业文化会收到明显效果。那些琅琅上口、简单明了、令人警省的文化理念，在企业处处开花，令文化之花香满园，不仅充分利用企业内各种建筑墙体，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墙”。“严把质量关”、“有计划、有措施、有检查、有落实、有考核”、“干实事、树正气、讲民主、谋发展”……一句句随处可见的文化理念，时刻吸引着员工的眼球，渐渐深入人心。

　　构建“企业文化墙”，不仅可以将企业文化以平面化、规范化、特色化形像展现在每位员工面前，在视觉上形成冲击力，在心灵上产生共鸣，还使企业文化精髓在潜移默化中深植于员工心中，真正实现企业文化全员学习。企业文化墙营造了一股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向前。

企业励志文章

　　》应该说，在计划经济时期，激励同样是存在的，但主要是精神激励。而在市场经济中，激励更多地是物质的，通过价格机制来进行。尽管精神激励仍然需要，但在市场经济下物质激励更为普遍。

　　与计划经济忽视价格迥然不同的是，市场经济是以价格为核心进行运作的，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而现代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一个重要功能是通过价格的变化实现赢利的变化，从而给生产者提供激励。在那些价高利丰的经济部门中，高利润给生产者提供了更强的激励，使它们具有更强的动力去生产更多的产品，同时也激励其他新的生产者进入该领域，扩大该领域的生产规模。

　　在企业内部，为了使员工更少一些偷懒行为，少一些“搭便车”的行为，通过使员工的收入与公司业绩挂钩而使员工具有危机感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激励方法，诸如根据业绩提取奖金、计件工资、干坏了炒鱿鱼等等。而奖金、工资都不过是价格的表现形式而已。

　　激励之有效，原因在于人们在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就会对事情的成败分外关注，而趋利避害的本能会使面临危机的压力转变为动力。可以想象，人们在降低收入、失去工作等威胁面前，定会发奋工作。

　　回顾中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说，改革的历史同时也是激励机制演进的历史。从包产到户到奖金制度，再到最新的“股票期权”，运作的目的无不是为了激励。时至今日，激励的方式已多元化了。

　　但物极必反，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我们在利用激励的同时，必须警惕过度激励。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事物的利用都必然会出现收益递减现象，最终甚至出现负收益。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如是，作为制度的激励的运用亦如是。资本、劳动、技术不是万能的，激励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收益递减现象必将出现。

　　最近被媒体爆炒的北京房地产业发生的某公司6位销售副总监集体跳槽事件，正说明了“过度激励”的后果。此次事件的发生虽说有外部原因，但根本原因被雇主和雇员双方一致认定为“压力太大”。该公司每月都要淘汰掉6个销售小组中销售额最少的那个小组的销售副总监，而不管其销售额的增长速度、各个小组的实力不同等因素。在这样的压力下，人员要保持稳定是不可能的。

　　一个人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肩上的担子太重，人会被压垮。在不堪重负之中，人会千方百计地撂下担子，另寻出路。精神上的负担亦如是，如果勉强撑，说不准哪天就进了精神病院。因此激励不能过度，必须考虑人的承受能力。

　　撂担子或者人员流失对企业是不利的，直接影响企业人员的稳定。而一个人员不稳定的企业不可能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终将在竞争中败北。因为，人员的过快流失，意味着企业组织的学习曲线屡屡被打断，没有持续的上升。换言之，经验作为一种企业的无形资产都将随着人员的流失而流失，难以积累起来，形不成稳固的核心能力。

　　因此，激励也是一柄双刃利剑，既可以是很好的工具，也可能伤及自身。这样想着，我还不由地想起我国某著名公司的一件事。该公司出巨资聘请了一家国际著名的咨询机构为其发展出谋划策，于是后者为该公司提供了一揽子的建议。其中之一是对每个季度中评比后三名的部门经理调换工作岗位。

　　可以说，上面的建议未尝不是个好主意，也未尝不是个“馊”主意。因为它确实可以很有效地激励那些部门经理们，但也可能导致企业人事的混乱。试想，如果一个部门因为市场或行业的因素而业绩难有起色，部门经理屡屡“中标”，那种每季一换的情形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

　　而且，如果朝不保夕，必然导致短期行为，“机会主义行为”也将更为猖獗。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类似于国有企业屡见的“59岁现象”时时都可能发生，而且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人做出更加冒险的行为。那么，这样的企业又怎么可能具有长期的发展潜力呢

　　总之，企业需要激励，但不能过度，不要导致人员的过分流动，导致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这样企业才能有发展的后劲。

企业励志的文章

　　为什么满街都是管理书籍，却到处都有破产企业

　　有一个颇为好玩的现象：满街都是管理书籍，却到处都有破产企业;满书店都是爱情教程，可满大街都是不幸婚史。管理和爱情一样，都清楚又都不清楚;都有道理又都没道理。

　　每个个体都有体验，整体又有经验，总结成学说，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在有限的空间理解整体的概念。所以，即使在目标确定、组织稳定、行为清晰的情况下，管理当中仍然存在许多悖论。

　　第一个悖论是变革与稳定。比如有人说，组织一定要变革、创新学习，另一个声音说必须稳定，一个建立了两三年的组织连旧版都没有夯实，变什么?有研究结果说稳定的价值超过变革，变革还毁坏财富。变革和稳定是考验企业家的平衡木，绝对变革和绝对稳定都行不通，拿捏好不容易。

　　典型事例是联想，由制造PC的联想转向服务的联想，变革后原有的发展放慢，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必须记住管理是在有限资源下的管理。资源稳定的时候虽然增长缓慢，但不会出现大问题。

　　如果联想拿50%的资源用来转型，而服务这件事又不确定，就是有风险的。服务没有建立，原有的业务萎缩，上市公司允许这样状况的时间是有限的。这时要么破釜沉舟，把股份收回来，要么退回原来的状态，把服务全部卖掉，增加PC制造，以并购为扩大规模的主要战略。不是说转型不行，也许5年后，联想的服务也做成了，但资本市场的压力太大，没有那么多可消耗的时间。

　　创新的胜算是靠时间的，要看环境的。所以哪个理论更好，很难说。变革还是稳定?转型还是发展?这是企业家的智力抉择，也是外部环境和资源约束的结果，管理理论分不出对错来。

　　再举个自身的例子。我们有一项定制服务，从传统房地产开发转向以客户为导向的新型服务。这项服务连续三年没赚钱，也没有客户，公司内外都反对——团队满脑子都是传统思维。服务算的是资本回报，人工、组织、支持系统、品牌是我们的资源，但我们老是以货币资本核算方式算账，财务报表也不好。公司上下反对，就看我一个人耍。

　　要知道我以阿拉法特为偶像，我固执，坚持做。头一年赔1000万，第四年打平，第五年增长500%，2007年至少增长400%，大家都认账了，这个业务成了公司最好的业务。

　　举这个例子不是表示我们比联想做得好，而是想说明我们的约束条件比联想宽，我们没有上市后资本市场的压力。在管理理论上专家会告诉你谁对谁错，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专家。管理决策是在既定资源下做出的，如果第一年亏一亿，我可能第一年就投降了。不要轻易肯定和否定某个决策，拐大弯必须缓行，要变革就要有耐心忍受阶段性的衰退，准备付出你能承受的成本，还要重新训练团队。

　　第二个悖论是集权和分权。集权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分权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或者是平行机构之间的互动。自古以来很多书都对这两种组织效能进行比较。军队原来是集权，但自海湾战争以后军队采用一种现代化的混合型方式，互通互联，一个特种兵在前线相当于一个连的战斗力。特种兵可以调动飞机，他身后是强大的服务系统，相当于一个完整的供应链。

　　万科2007年开始分权，因为它平均论证5个项目才做1个，全国一年上80个项目，意味着要讨论400个方案，总部不堪其苦，所以必须分权，由各区自主决定项目。我们公司京津两地还是集权，因为我们东西少，追求单位价值高，经营模式不一样。

　　公司内部组织上讲集权，文化和人的行为讲轻松，最后对不对还是要看绩效。如果绩效都不错，那就说明两种理论都对，也都不对。

　　第三个悖论是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有的人强调个人创新价值，鼓励给予每个人发展空间，活跃其思维;但也有人说整体目标和个人目标不一致，个人要涨工资，集体要讲发展。

　　个人价值和集体利益如何平衡?过分强调个人，一个面袋子里放十把锥子，面袋不是变布片儿了吗?过分强调整体，布袋里空无一物，要袋子有什么用?所以底线在于布袋里的东西不能戳破布袋独立存在。

　　即使这样，我们依然不知道哪种方法更好。文化人、知识分子创立的公司，比较偏重个人价值;制造业偏向集权，大目标小个人。这些都有道理，也都没道理，二律背反。

　　第四个悖论是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责任。企业是商业组织，以盈利为目标，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企业侵犯到公众利益，不承担社会责任(诸如环保、社区、公众的道德理想、关注弱势群体等)，不关心公共事务，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就像一个人，血肉丰满而富有正义感，对自身的完善很有好处。

　　但企业应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天天承担，社会信誉好了，公司却可能不赚钱了，或者因为承担得过多而伤害到企业的财务制度、收益，伤害到股东的权益。要实现社会责任就可以不对少数人负责吗

　　这方面做出抉择最终依靠的是领导人的价值观，看他做事的动机是出于牟利、道德良心，还是因为外部压力。一般情况下道德良心最弱，外部压力最大，牟利排第二。安利做善事主要围绕健康，最终落脚点是产品，长远看对企业有好处。

　　第五个悖论是破和立。与第一个悖论程度不同，发展与转型基本上还是在“改”，而破和立是兼并和重组。卖掉还是留下?破和立都有道理，领导者目标是不变的，就是要生存得更好。一般情况下，如果市场空间有限，国家政策不支持，那么甩掉可以;而如果大家都卖了，我能在有限的市场占一席之地，那么不卖也有道理。

　　五大难题，都对都不对，考验管理者的水准。验证看绩效，过程是煎熬，管理者们必须在五大极端之间找平衡。

企业励志文章

　　梦想与理想是全然不同的两种境界。

　　梦想再美，仅仅从属于个人，它是满足自我的一己追求，精致细小地囿于狭窄的内心天地里。理想却是一种责任，一种事业，一种用献身精神为动力的人类的共同追求。尽管在理想的追求中也要遭到困拢和阻挠，我却喜欢它壮阔的气势，集体的荣誉感，强有力的有血有肉的硬碰硬的奋争，无论它成功或失败，都富有同样的人生价值。成年人未必没有梦想，但只有把梦想转化为理想，才能获得一生意义上的升华。

　　夜深人静，把昨日的梦想和今日的理想放在一起体味，我听到了一片深广与醉人的人生交响曲。有如天上的浮云汇成雷雨交加的浩荡天空，又如碧澈的江流涌入汹涌的大海。这才是享受。

　　音乐心情

　　喧器的现代都市人没有宁静，高尚者挑战平凡而自我增压，平俗人追求价值导致内心焦灼。潮起潮落，春去春来，谁能逃得开三分惆怅七分无奈？！因此，保鲜一种音乐心情，就是人人可及而常常忽略的心理调适的最佳方式。音乐心情，犹如遗志了歌词的老山歌而亲切依然的曲调，是星晨早起和月夜晚归所感觉的生命的安宁，也可以在音乐中尽量放松的神经??总之，一种原本就是生活中平平凡凡的事物中流露出来的快乐的情感的本能，在尽享生活乐趣之后所悟到的真谛：那就是爱！对生活中真善美的挚爱！爱心使人优雅温柔，慈爱又令思想飞升！

　　音乐心情，是可以营造出来的，尽管生活中希望与回忆相间，悲伤与喜悦相杂，碧绿与金黄相混，一种早秋味道中，放飞心灵的音符，回到我们内心的就是最初纯净的灵魂。在天地间游历一番之后，有情感做动力，理性就不枯竭；以理性为指引，情感就不盲目。这时看人生，问题不是如何发展，而是如何真正生活；不是怎样操劳，而是如何享受宝贵的刹那；不是虚掷精力，而是储存，心之翼翔着。

　　在时间放慢脚步的地方，在思绪恣意飞扬的地方，在任何生命存在的地方，一种音乐心情，足使拒绝衰老的心不在世俗的岁月中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