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
老师感谢您
话天下大势，193班，在不断的教学和日常生活中，出现几位“奇才”，他们各身怀绝技，潜心于教育事业，求治图强，且各颇具古典文学之风采。下面，就让我为大家来一一介绍。
黄老，乃威武将军是也，独具大将风范。他日管“三军”，军纪颇严。他整日操练士兵，为了将我们训练成一支勇猛，强悍的军队，还费力自编《训练大纲》，整日里，又是修改病句，又是文学阅读……就这样，行军途中，一天又复一天，一月又复一月……我们渐渐地，知识增长，由一介武夫，变成了饱学之士。看着军队的士气、战斗里，不断了增强，老黄是打心眼里高兴。——我们的军队不断地向前奔进。当然，军旅途中，也不乏有幽默故事，记一次训练中，黄老兴起，为大伙说道起来，他说道：“我们平日里训练，就要在上“战场”时，勇猛地、义无反顾地向前冲，我们要以消灭“敌人”为我们的中心、本质目标，要……”说着，他便演示起来，双腿呈工字步，手持一红缨枪，不断的向前刺去，同时，他奔跑起来，双手挥动着长枪，还喊道：“哇呀呀~，冲那，杀那……”价值他那有趣的动作，引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当然强悍的军队，怎能没有严明军纪？军帖：本军纪律言明，若敢有违军令者，军法重责。（当然，黄老心中有数，责，也是黄老对士兵的关爱，责后，黄老亦会与违纪者言辞一番）。
朱老，坐军中二把交椅。他常年致力于理化研究，乃通天文，晓地理之才人也，在数学方面，更是有精神造诣。他对待每一位士兵，都很是和蔼。行军途中，他辛勤不懈地为我们传播几何文化，这不仅使我们增长见识，也是我们更加深刻地看待事物，对事物有了一种全新的看法和见地。当然，他和黄老也一样，诲人不倦。他常以数学理解，比喻人生，从而教育我们珍惜时光，努力奋斗。他提倡我们学习思想先进和高尚品质人士，尤其是红军精神，现在想想，朱老的话有大道理。
康老，慧通中外，乃军中三把交椅兼外交政治官。她为我们传授外语知识，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使我们了解其他色彩缤纷的世界和不同地域的文学她的带兵风格——不一般呐！她对士兵基础要求尤为严格，不仅要求士兵掌握牢记每一个训练动作，还要有刚强勇毅的气概。她说，对待每一个敌人，我们都要勇于战胜，万不能因一时怯懦，而丢去战胜的机会啊！在日后的生活中，我渐渐体会这个道理。
193班各位统军将领，显奇才，尽其能，壮其志，协其力，育其兵。欲一日，战“长沙”，刀戈剑影决雌雄！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解读文学理论常识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它包括文与质两个方面。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注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邢□疏：文华质朴相半彬彬然然后可为君子孔子又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原来是就一个人的内在品德及言谈举止说的。文指外在表现，质指道德品质。这是一方面的意义。后世文论沿用文、质，在许多情况下是指语言风格范畴的华美和质朴，如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说：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不一，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又如苏轼论陶渊明诗的特点，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再如后世的尚质、尚文之说，等等。
但文质运用到后来的文论上，也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即文指辞采、表现，大体上相当于今人所说的作品的形式；质则指内容。由于文学风格上的华美和质朴，最终是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紧密相联系的，所以这一点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论有些作家作品时所用的文、质概念，就是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上立论的。很多著名的作家和理论家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以至黄宗羲、叶燮等，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都有精辟的论述。
尽管文质具有艺术风格和形式内容方面的意义，但不论从风格的华美与质朴方面看，或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看，很多有成就的作家和理论家，都是在强调质，即强调质朴或内容的前提下，要求华、朴相济，质、文兼备的。不过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也常常有偏尚质朴、偏重内容或偏美辞藻、偏于形式的倾向。
风骨
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概念和术语，实质是对文学作品内容和文辞的美学要求。以风骨评诗论文最完备最系统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风骨用来品评人物始于汉末魏晋以后曾广泛流行如《宋书·武帝纪》称刘裕风骨奇特《世说新语·赏誉门》刘孝标注引《晋安帝纪》称王羲之风骨清举《南史·蔡撙传》称蔡撙风骨鲠正等。当时所谓风骨，一般指人的神气风度方面的特点而言。这一品评人物的概念，不久即为文论和画论所采用。
画论中谈风骨，始见于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谢赫在序中提出评画的六个标准，其一是气韵生动，其二是骨法用笔。前者重在风神，与神似相近，后者重在笔致的骨梗有力。谢赫又将画家分为六品，评一品画家曹不兴说：不兴之迹，殆莫复传，唯秘阁之内一龙而已。观其风骨，名岂虚哉！以后风骨这一概念，便被广泛运用于画论。风骨也被用于书法品评。晋卫夫人《笔阵图》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书法要录》)唐代张怀□的《书议》，始将风骨引入书法评论中。他说：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又论草书说：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
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篇》说：用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述情必显。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如何理解刘勰风骨的确切含义，后世众说纷纭。曹学□在明天启刻、梅庆生音注《文心雕龙》的序文中说：风者化感之本原性情之符契。诗贵自然，自然者，风也；辞达而已，达者，风也。岂非风振则本举风微则末坠乎！故《风骨》一篇归之于气气属风也。又在《风骨》篇的批语中说风骨二字虽是分重然毕竟以风为主。风可以包骨而骨必待乎风也。故此篇以风发端，而归重于气，气属风也。曹学□首先□橥了气与风骨的关系，并且明确指出风骨一词，风居于主导地位。清黄叔琳在其辑注本《文心雕龙》中有一句批语说：气是风骨之本。纪昀不同意，认为：气即风骨，更无本末，此评未是。对风骨的理解，至今仍无定论。
刘勰论风骨，先讲风的来源本于《诗经》中的《国风》：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这是从风的教化作用立论的。《毛诗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有了风才能感动人但风本身并不是教化也不是志气而是教化的本源，志气的表现。风与情的关系比较密切情不仅指感情也包括抒情述志在内。因此风也是志气的表现。风与气的关系更为密切，没有气就不生动，没有风就感动不了人。形不是气，但有气才活；情不是风但有风才动人。有各种不同的气，刘勰要求的是骏爽之气；形之于风，就是清峻之风。气盛则风生，风生则意豁而情显。因此，风也就是要求作品有情志，有感动人的力量，写得鲜明而有生气，写得骏快爽朗。
刘勰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文心雕龙·风骨》）骨与文辞关系比较密切。运用文辞首先要用骨。身体没有骨骼就立不起来，文辞没有骨也立不起来。语言端正劲直、析辞精练才算有骨；如果思想贫乏，文辞又不精练，就无骨可言。因此，骨也就是要求有情志的作品写得文辞精练，辞义相称，有条理，挺拔有力。合而言之，有了风就生动，有了骨就劲健。以气运辞，故语言劲健挺拔，捶字坚而难移。以气负声，故音调顿挫低昂，结响凝而不滞。文章达到这种境界，才是刚健既实，辉光乃新，才能激动人。总之风骨的基本特征，在于明朗健康遒劲有力。
与上述看法相反，另一种意见认为：骨即文意，风即文辞。主要根据是《文心雕龙·体性》所说：辞为肤根，志实骨髓。《文心雕龙·附会》所说：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由此而得出结论骨指情志与事义，也就是情感与思想，这是文学创作的骨干。舍此骨干绝难构成优美的文学所以说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同时，文章的骨髓，固然是情感和思想，而其表达却有赖于文章的气势所以又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这文气，便是所谓风。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风骨与气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形成了作品的风格。在《文心雕龙》中，《体性》只是一般地论述文学作品有多样化的风格;《风骨》则是在多样化的风格当中选取不同的风格因素，综合成一种更高的具有刚性美的风格。所谓风骨，也就是指一种鲜明、生动、凝练、雄健有力的风格。这是刘勰对文学风格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或更高标准。
除刘勰外，南朝梁钟嵘也提倡风骨，不过他使用的词语是风力或骨气。他在《诗品》中曾称曹植骨气奇高；在《诗品序》中又指出：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的建安风力实即建安风骨。刘勰、钟嵘两人都极力推崇建安风骨，把它作为对六朝形式主义文风进行批判的武器，但由于积重难返，风骨说在当时并未取得太大的成果。到了唐代，陈子昂基于改革文风的需要，高倡汉魏风骨，用风骨作武器，横扫六朝绮靡文风的余习，使唐代诗歌的革新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文学批评史上看，风骨说是从中国优良的文学传统中概括出来的，并为后代进步文论家所继承，它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
通变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实指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主要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通变》。在当时的文坛上竞今疏古的风气盛行普遍存在着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的倾向。刘勰反对这种偏重在形式上诡诞求奇的文风，主张还宗经诰，因而提出了通变说。通变并非复古，而是主张探本知源，做到通则不乏、变则可久。清人纪昀曾对此评论说：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引）这话深得刘勰补偏救弊的用心。不过复古和通变并不能划上等号。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精意之所在。
刘勰主张革新创造但并不过分强调革新创造和唐代古文家还有区别。《通变》中举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等五例以为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意谓写景状物古今有相同之处；前人艺术构思的结晶往往成为后来学习的典范不一定都有变化而且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这虽是属于表现技巧的问题，但已说明通变是有因有革，而不是尽变前人。所以，刘勰在《风骨》和《通变》里特别强调继承传统的重要性。《风骨》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新意、奇辞是可贵的，但要新而不乱，奇而不黩，那就必须昭体而晓变。只有明辨文体的人才能通古今之变虽变而不失其道。《通变》论述历代文风的变革，说（刘）宋初讹而新其所以讹就是因为近附而远疏，龌龊于偏解，矜激于一致，知新变而不知通变，能□辞而不能昭体的缘故。其结果也必然是习华随侈，流遁忘反（《风骨》）。
通变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就其先后传承的一面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言，则为变。把通变连缀成一个完整的词义，是就其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说的。因此，必须于通中求变，同时又要变而不失其通，把会通与运变统一起来。刘勰讲通变是兼顾这两个方面的。他在《通变》正文里强调继承，象认楚骚是矩式周人，以及象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等，都是侧重继承的；在赞里则强调革新，象所谓日新其业、趋时必果、望今制奇等。他认识到革新的重要，但重点是放在救弊上，所以在正文里强调继承。
通变是理解文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清代的叶燮在《原诗》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道理。他用大量的文学历史事实证明，文学演变总的说来，是向前一步步推进的，但其发展的过程来源，则有时因变而得盛，也有时因变而致衰。其所以衰，正是由于或泥古或追新而不知通变的缘故。刘勰的话，针对六朝而言，所以强调参古定法、继承传统的一面；叶燮则是有感于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论而发的，所以强调革新的一面。救弊纠偏，用意各有不同，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
声律
中国古代对诗和骈文在声调、音韵、格律等方面的要求。根据汉字单音节的特点，三国时李登作《声类》，以宫、商、角、徵、羽分韵，首以五声配字音。西晋陆机在《文赋》中说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也提出了字音的调配问题。南朝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中有性别宫商，识清浊的话，说明已经注意调配，能够识别五声。南齐周□作《四声切韵》，已开始分别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到梁代沈约进一步用五声来调配诗的音节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指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即要把宫声和羽声的字、浮声和切响的字互相调配。他又提出八病说，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前四病为浮声切响(即后来的平仄)的调配不当；后四病指双声迭韵的调配不当。后来更进一步用五声来配四声，但对五声与平、上、去、入关系的解释却存在分歧。沈约所说的低昂或浮切以及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所说的声有飞沉，都是两分法。四声怎样分为两种，在六朝时没有完全解决。八病说过于繁琐，沈约自己也不能遵守。到了唐朝，以上去入为仄，平仄相配，符合于低昂、浮切、飞沉的两分法，便逐渐形成了平仄协调的格律。
这种格律运用到五言诗七言诗，就成为律诗；运用到四六文，就成为格律文。它的特点是把句子分为音步，有双音步和单音步，如五言律诗的仄仄平平仄，就是两个双音步和一个单音步，平仄互相交错；七言律诗即在五言律诗上加一个平仄相错的音步。一联中的两句平仄相错，联和联之间的平仄相承。再加上双句用韵，首句可用可不用，中间两联对偶，这就构成律诗的格律。四六文是以两个双音步平仄交错为四字句，三个双音步平仄相承又互相交错为六字句，构成上联，再与同样字句的下联平仄交错相对，构成格律文。声律对唐代近体诗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熟练地掌握声律，有助于创作出音调和谐、悦耳动听、富有音乐美的作品来。
通感
文学理论术语，指文学艺术创作和鉴赏中各种感觉器官间的互相沟通。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各种官能可以沟通，不分界限，它系人们共有的一种生理、心理现象，与人的社会实践的培养也分不开。在通感中，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如说光亮，也说响亮，仿佛视觉和听觉相通，如热闹和冷静，感觉和听觉相通。用现代心理学或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这些都是通感。
通感中之一是听声类形。马融《长笛赋》尔乃听声类形，状似流水，又象飞鸿。(《文选》)这样的通感是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闻乐来的：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杜预注：论其声。按在曲而有直体下又称曲而不屈。孔颖达正义：季札或取于人，或取于物，以形见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物有曲者失于屈桡，此曲而能不屈也谓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严，不有屈桡。此则听《大雅》之乐声，有类于王者以尊接下之形。《礼·乐记》：止如槁木，倨中矩勾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正义：止如槁木者，言音声止静，感动人心，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动也。倨中矩者，言其音声雅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矩也。勾中钩者，谓大屈也，言音声大屈曲，感动人心，如中当于钩也。累累乎端如贯珠者，言音声之状，累累乎感动人心，端正其状，如贯于珠。言音声感动于人，令人心想形状如此。都是听声类形。
听声类形又如嵇康《琴赋》：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琴声有时如高山峨峨，有时如水声汤汤。如山是听声类形，如水声是听声类声。白居易《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这里用急雨声、私语声、珠落玉盘声、莺语声、幽咽泉声、银瓶破裂声、刀枪相击声、裂帛声来比琵琶声，是以声类声。按《吕氏春秋·本味》：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说琴声如太山，是听声类形；说琴声如流水声，是听声类声。钟子期说象太山时，心目中有太山的形象；说汤汤乎若流水时，耳中既有流水声，眼中也有流水形，所以在以声类声时兼有以声唤起流水形的感觉。因此，在急雨声、私语声、珠落玉盘声、莺语声、幽咽泉声、银瓶破裂声、刀枪相击声、裂帛声里也会唤起各种形象，象急雨、私语、珠落玉盘直到刀枪相击和裂帛的形象，即在以声类声中也会唤起以声类形，即听觉通于视觉了。再象莺语花底滑、水泉冷涩，滑和冷涩是触觉，即听觉通于触觉了。幽咽泉流水下滩幽是感觉是听觉通于感觉了。
这种以声类声又能唤起别的形象的《文心雕龙·比兴》称：王褒《洞箫（赋）》云优柔温润如慈父之畜子也。此心声比心者也；马融《长笛（赋）》云：繁缛络绎，范（雎）蔡（泽）之说也。此以响比辩者也。这里把箫声的柔和，比慈父畜子，笛声的繁响，比辩士游说，也是以声类声，但同时又唤起慈父畜子和辩士辩论的形象。
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儿女语是以声类声，又唤起儿女谈情。勇士赴敌场，是以声类形了。浮云柳絮的飞扬，既指琴音的纵横变态，更是以声类形。从百鸟的喧啾到忽见孤凤凰，是类声和类形的结合。跻攀分寸不可上到失势一落千丈强，可以和上如抗，下如坠印证，指肌肉通于肌肉运动觉：随着声音的上下高低，身体里起一种抗坠攀落的感觉。
李贺《李凭箜篌引》：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弦动紫皇。这里的玉碎凤凰叫是以声类声但也可以唤起形象。王琦注：玉碎状其声之清脆；凤叫，状其声之和缓。又称：蓉泣状其声之惨淡。兰笑状其声之冶丽。就是以声类形了。又注融冷光：言其声能变易气候，注动紫皇：言其声能感动天神。是听觉通于触觉与感觉了。
通感还有曲喻的作用。曲喻是由一个比喻转到另一种感觉。韩愈《和水部张员外宣政衙赐百官樱桃诗》：香随翠笼擎初到色映银盘写未停。樱桃是红的说它香，是视觉通于嗅觉。但樱桃并不香，这个香是从它象红花，由红花唤起的香。又韩愈《南山》诗：或竦若惊□(雉鸣)或背若相恶或向若相佑，这就把眼中所看到的石头由竦立象雉由雉引出雉鸣来，即曲喻，也即视觉通于惊□的听觉。有的石头相背或相向，由相背或相向引出相恶或相佑来，是曲喻，也即视觉通于相恶相佑的感觉。石头不会发声或相恶相佑，通过通感，打通了视觉与听觉感觉的界限。
宋祁《玉楼春》词红杏枝头春意闹李渔《窥词管见》七则：此语殊难着解。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七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说境界全出表示写出了作者的感情即感到春意的蓬勃。钱钟书在《通感》中指出用闹字，是想把事物的无声的姿态描摹成好象有声音，表示在视觉里仿佛获得了听觉的感受。这就是通感。通感要求的是全身心地去感知生活，或审美对象，从而捕捉到完整的艺术形象。
文以明道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概括说法。文以明道的思想，早在战国时《荀子》中已露端倪。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中，把道看作客观事物的规律，又把儒家的圣人看作客观规律的体现者，总理天地万物的枢纽，因此要求文以明道。汉代的扬雄则在《太玄·玄莹》、《法言·吾子》等篇中，进一步提出了作者要遵循自然之道的问题，而最好体现自然之道的，他认为是儒家的圣人及其经书，所以又把明道与宗经、徵圣联系起来。这些初步的明道的思想，给了后来的刘勰以直接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不仅设有《原道》篇，而且更加明确地论述了文以明道的问题：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原道》篇）。强调文是用来阐明道的。
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作为其理论纲领。如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冕就曾说过：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则德胜文不及道则气衰。(《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诗中虽有文书、传道之语，却并未在章文中正式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序》中概括文与道的关系说：文者，贯道之器也。实际上反映了韩愈的文学思想。这里说的文以贯道实即文以载道。韩愈曾多次说过：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所尊崇的古道即尧、舜、禹、汤、周公、孔、孟之道。但韩愈又是一位文学家，他重道并不轻文。朱熹批评他平生用力精处，终不离乎文字言语之工，就说明了这一点。柳宗元也主张文以明道他曾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又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在文与道的关系上，韩、柳的看法是一致的。但两人对道的理解有所不同韩愈重在提倡古道以恢复自魏晋以后中断了的儒家道统；柳宗元比较注重治世之道即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利于人，备于事（《时令论》）的理道（《与李翰林建书》），从社会需要出发，重在经世致用，比韩愈的道较有进步意义。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欧阳修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沿着韩愈的方向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韩愈所讲的道，除了仁义外，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比较抽象。欧阳修则反对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主张从日常百事着眼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与张秀才第二书》）并且主张载道要能载大即载历史上和现实中与国家、社会有关的大事件，惟其载大，才能传远。在文的方面，欧阳修明确认识到文的相对独立性，指出有德者未必有言，强调应当文与道俱，反对因重道而轻文。
到了宋代理学兴盛情况起了变化，理学家们不是重道轻文，就是将文与道对立起来。北宋的理学家周敦颐是第一个明确标榜文以载道的人，他在《通书·文辞》中强调指出：文所以载道也。但他所说的文以载道，与唐宋古文家不同。他把文当作道的运载工具载道如车载物车是车，物是物，这比起古文家文道结合的主张显然是一种倒退。周敦颐在《通书·陋》中又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矣。陋矣。更表现了他重道轻文的倾向。而且，理学家所说的道，也与古文家不同，他们的道杂有心性义理之学的内容，其哲学基础是唯心的。周敦颐之后，程颢、程颐将其重道轻文的主张，向更加片面的方向发展，甚至认为作文害道，完全把文和道对立起来。南宋理学家朱熹则把文看作是道的附庸和派生物，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又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答吕伯恭》）他主张文统一于道反对李汉的文者贯道之器和欧阳修的文与道俱说法。朱熹认为道外无物没有离开道而存在的文，文是道的表现形式或反映。这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看，有其合理的内核，但也带着理学家排斥纯文学的偏见。
程、朱之后，理学成了儒家的正统，在其后的几百年中，对文道关系的种种意见，便主要表现为宣扬理学与反对理学的斗争。陈亮在《送吴允成运干序》中指出：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这正是理学家的致命伤。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们所强调的道，其片面性也表现在这里。明清时期，反理学的斗争十分激烈，李贽对于假道学的批判，在当时曾产生了重大影响。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都大力反对雕虫篆刻的形式主义作品，主张明道致用。黄宗羲提出：文之美恶，视道合离。(《李杲堂墓志铭》)顾炎武认为：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日知录·文须有益于天下》）他们所说的道，与理学家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道是不同的。
清代的章学诚，对六朝以来关于文道关系的论争作了总结他的《文史通义》有《原道》三篇专门论道。他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这是他论道的基本观点。在《原道下》中，他谈到文与道的关系；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这里说的基本精神就是从实际出发为文章使文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这样的文就符合道，这就是文与道的统一。韩愈只讲约六经之旨而为文，章学诚的重要发展是随时撰述以究大道。所谓随时，就是要合乎时代的实际需要，针对时弊而发。他所说的道的内涵，虽以儒家思想为主，却又突破了儒家之道。他认为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原道上》）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诗教上》)这些，都与封建卫道者不同。章学诚也很重视文的特点与规律，他说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理。(《辨似》)所谓文自有理就肯定了文自有其本身的特殊规律，不是道的附庸；因而他也不同意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彩以为愉悦的说法。在封建社会的文论家中，章学诚的文道统一论，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比较突出的。
德才兼备
古人有云：“以德服人。”在源远流长的中国的历史上，圣贤之人无不德行端正，其次才以才论之。《千字文》、《三字经》、《第子规》……
无不体现着古人对道德品质的重视。四书五经中也多涉及道德的培养，而这些古籍被古人奉为圣贤之书，足见道德的重要性已在先人心中根深蒂固了。
而当今的现代社会，人们总将“德才兼备”之人视为人才，“德”仍排列于“才”字之前，其间的深意不言自明。一个人，可以无才，但决不可无德。
从古至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回望历史，秦桧，为一己私利，弃国之危难于不顾，致使一个王朝的覆灭。他，陷害忠良，竟将岳飞此等忠臣良将迫害致死。他，若是有道德，哪怕是一丝丝清正廉明之心，又何以令后人唾弃，留下千古骂名？岳飞，尽管遭奸臣小人所害，但他那精忠报国的“德”，又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怎会不万古流芳？审视今日，计算机黑客是网络中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然而，非法入侵计算机网络的黑客的创造者—一个个拥有出类拔萃的计算机编程技术的人才，一个个拥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为一己私利，窃取国家机密文件，高价卖给外国，以牟取暴利。他们，因为道德的沦丧，为社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一个“德”字，卷起历史的风云涌动，掀起历史的惊涛骇浪，震撼着后人的心灵。无数前车之鉴，怎能不令我们对“德”与“才”有正确的权衡和认知
无德无才，虚度一生；无德有才，或平淡一生，亦或为祸他人；有德无才，虽无丰功伟绩，却也受人欢迎，安然一生；德才兼备，人中龙凤，前途不可限量。
大孝难为 美才本德
王永彬
古之克孝者多矣，独称虞舜为大孝，盖能为其难也;古之有才者众矣，独称周公为美才，盖能本于德也。
【译文】
古来能够尽孝道的人很多，然而独独称虞舜为大孝之人，乃是因为他能在孝道上为人所难为之事。自古以来有才难的人很多，然而单单称赞周公美才，乃是因为周公的才难以道德为根本。
【注释】
克孝：能够尽孝道。
【评语】
能尽孝道的人固然多，但是，像舜那般受子种种陷害，仍能保有孝心的毕竟少见。舜的父亲瞽是个瞎子，舜的母亲死后，瞽续弦生了象，由于喜欢后妻之子，因此，时常想杀死舜。有一天，瞽要舜到仓廪修补，瞽从下放火烧屋，舜利用斗笠护身跳下逃生。瞽又要舜挖井，舜在挖井的时候，瞽和象趁机将井填实，舜从预留的孔道逃出，得以不死。瞽虽如此待舜，舜仍然孝顺他，并且友爱兄弟，若换了他人，早就因瞽“父不父”，而自己也“子不子”了，要不然也早离家出走，能像舜这样完美无缺，实在是十分难得。
周公的美才，只要从周代的礼乐行政都出自周公之手便可见一斑，这样的美才已是后世有才之人所难企及的，然而孔子仍说：“使骄且吝，则不足观。”由此可知，周公最难能可贵的，便是他的道德了。世人稍有才华，便趾高气扬，然而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而毫无骄吝之色。武王病时，周公祓洁斋戒，要以自己作为质押，代替武王死，武王果然痊愈。武王崩逝，成王年幼，周公又不畏流言，辅助成王摄理国政，等成王长大后，再把政权交还给他。周公不仅有美才，且能不骄不吝，以德为本，所以，孔子要独称周公，并不仅是因他曾制礼作乐的缘故。
王永彬，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时期。著有《围炉夜话》、与《菜根谭》、《醉古堂剑扫》一起被称为“处世三大奇书”。
议论文德才兼备
司马光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一般每个人都会希望做一个德才兼备之人，所以我们要学会做人，学会做学问。
《资治通鉴》开篇讲述米智伯恃才骄纵而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故事。在结尾处司马光提出了这样的人才观：“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于才谓之君子，才胜于德谓之小人。”对于个人来说，德才兼备会让你受益终生，无论什么地方，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总会创造自己的辉煌。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对个人来说，人生的价值是崇高的。
中国历史上遭遇了很多次侵略。当金人的铁骑踏至大散关时，却再也没能南跨一步；当蒙古的铁骑不到几年踏破了黄龙府时，南宋却支撑了几十年并最终赚了一个可汗；当后金在长城下与明军鏖战时，又度过了二十多年；当日本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中国挺了十四年。原因很多，但相似之处却是有一些德才兼备的人站了出来，岳飞、孙承宗、卢象昇、鲁迅、毛泽东，这些人无可否认是他们的德与才，因为有了他们，国家才有了希望。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就是它的人才数量，因此对国家来说，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是国家之栋梁。
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首先要从德做起。“德者，才之帅也”，而培养良好的品德，一言以蔽之。感恩而已矣，因为感恩父母对自己的生育教育，所以有了孝。感恩明友对自己困难时无私的帮助，故产生了友爱，感恩老师对自己辛勤的教诲，故产生了尊敬，感恩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故产生了诚信，感恩生活赐予自己的美好，故产生了怜悯……所以感恩一切，你就会发现德就在你的心中。
做到才，一些人总是感觉难。其实方法上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实践，实践出真知。正如贝多芬之才，是从小就实践出来的，所有才能，只有你实践才会拥有。其次要学思结合，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再则“博观约取厚积薄发”。才之多少，不仅在于天资，更在于后天的努力，王羲之将十八缸水洗黑，终于成为一代书圣，刘勰在庙中博览群书，才写出了《文心雕龙》这部体大思精的作品……总之，方法上还是看个人的实践与思考。
再说态度，首先要严谨。没有严谨的态度，再学习也不过略得皮毛甚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没有一位学者不经过严谨的判断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然后要“精益求精”，因为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然后要“不耻下问”“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总之，学习的态度是为了求真才，在学习中，自己也会发现这些态度。
“德才全尽谓之圣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学会做人，学会做学问，做一个德才兼备之人，不让人生虚度。
以德托才
是谁，在洪浪滔天之间明辨禹之帝王之才？是谁，在不得之中一心孔明治世之才？又是谁，在惑言乱耳之际识得邹忌讽谏之才？其所共源者，皆为德也。才与德，为人流芳百世之基石，亦为人寻寻觅觅而不知其所踪者。苦求之间，何为才，何谓德，及其二者之间有何系结，皆为世人之所深思。
才，为人治世之源，有才者，人皆仰之。吾与子寒窗数载，所求为何？才也。帝王吐哺礼士，寤寐辗转，所求为何？才也。才为人修身治国平天下之源泉。不有才学，和展抱负？古有曹子建才高八斗，七步为诗。其之才学，为人景仰，流芳百世。后有毛润之才横溢，独立天地之间抒己主沉浮之志向，终得引领风骚，成一代风流。故无才无以治世，由此可知也。
德，即人处世之根。无德者，人尽唾之。自桀纣因酒色丧朝至秦王以暴戾亡国，皆所谓失德者失天下也。继而遗臭万年，为人神之所共愤。在世为人，必处世，而处世必以德为基。凡成大业者，无德不以至此。若唐太宗无容人之德，又何来魏征一代谏臣之名？斯贞观之治，又以何得建？上溯春秋战国，蔺相如以谅人之德，与廉颇尽释前嫌，结为生死，共卫其国，若无其德，赵何以在强秦之下保留一丝声息？是故德为人处世良剂，人所共知。
德才兼备，以德托才。才高于人而无德者，其行径必为世人所恶，然则独有德而无才以托，其行径亦为天下笑。何也？德才兼备者无所为也。夫禹之帝王之才识舜之谦让之德；孔明治世之才见于刘备之求贤之德；邹忌讽谏之才立于齐王之容人之德。治世兴盛之理，皆出于此。以彼之德托彼之才，而无大成者，未之有也。
呜呼！德才兼备也，难矣。大凡世人，二者总轻其一，为之奈何
盖人之所探者，皆德才与孰重，安知其二者缺一不可哉？独具才德之一而无以成事者，亦悲哉！若知其共存之理，成事有理矣。夫众生皆平等，之所以有圣庸之分，惟不透此理耳。以德托才，此圣人之所由来也。
才者，所以安邦；德者，所以安国。才德须相济相和，此所谓以德托才。
德与才散文
有德便是才，利用才去奸诈欺骗，那是无德小人。德才兼备称得上有才之人。只具备善良、仁义，那是有德，聪明智慧，说明你是真正才人，真正的才人，懂得珍惜自己他人，在他人面前不清高，不狂妄。不自我显示，不鄙视他人，才是有才人的风范。
无才之人，本来就是无知，你和一个无知人较劲，互相比较讽刺。说明你也高不了多少，你也变得无知。怎么能说明你的知识渊博，才艺恒通。那都是清高的表现。真正有才气的人，不与无知人计较，更会让人笑话。反而走进鼓励，教导，耐心讲解。不批评，不讽刺，不笑话。不是推向深渊，不拉开距离。不怕影响自己。而是伸出援助之手搀扶，帮助洗清那种土气，改掉那种不良习惯。
无知之人没有约束自己能力，心随其自然，不考虑后果随便说说，可是，心里从不想别人怎么考虑，淳朴。话说出去什么事都没有，这就是一个无知人的表现，不会婉转，不会隐瞒，不会计较，没有心悸。可以为人坦荡，可以舍己为人。没有自私的表现，从不想那是对自己不利，只愿他人好。善良的表现。
有才之人是让人亲近，不愿意离开你。可以学习，那是标本，用那把尺来约束自己，来鼓励自己。那就是样子，那就是前进的动力。有才人从不清高，把自己融入人群中展现自己，那种展现不是炫耀自夸。而是把自己的才学分享，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周围人。努力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尽自己最大努力。努力发挥自己，把自己的才学努力展现，以免荒芜，避免埋藏仅有的学问。
有才人最大的痛苦，是无处释放，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清高人往往是这样，他认为只有做一个高职位的人，才是发挥自己，否则就是埋没人才。其实不是这样的，有才人多到无法统计，做高官的又能有几位，那是前世修来的加本身素质。有那种修养，不是有才人都可以。有才人不论在哪里，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能给人带来快乐，能替朋友分忧解难，也是找到自己的位置。能给周围人带来幸福，促使别人努力进取，这也是找到自己的位置。不是把自己推向前台，展现自己的才华比试，鄙视对方。实际人都有缺点优点，人无完人，互相取长补短，让优点展现，把缺点抛弃，让才与德同行，世界更美好，如花开不败，美丽万年。
德与才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德与才的关系，自古便使人们谈论的焦点话题。德指的是人们的道德修养，才指的是人们的文化修养。在我看来，正如司马光所言，德业双修与德才兼备才是人们最应当加强与掌握的关键。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还?”这首《满红红》是陆放翁所作，而在当时又有几人敢为岳武穆而歌呢?其实在此期间，还有一位名人，且先不谈陆游，先来看看这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京。
蔡京可谓是一代书法大家，但却不符“心正则字端”的名言。他用他的高超的笔法打动了当时的君主，凭借着赏赐的大权，先后串通了一群奸臣，称霸京师。豪宅占地几十里，每次扩建，都要强行拆掉上千的民房，他贪婪地忘记了为臣之道。江河日下的朝廷中，他不顾百姓饥苦，不管金人大举入侵，只有他的笔写下一卷卷的蔡氏书法，来讨得当朝者的欢心。
忽视道德修养，便像蔡氏一样，即使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与才学，也只会损伤他人和社会。然而陆游则不然，他不仅文武双全，而且拥有着崇高德性，后世称他做“爱国诗人”便是例证。
陆游生于豪门世家，但由于战乱，父亲带着他整日颠沛流离，其间他酷爱文学，也正是这点，让他知道了岳飞，他看书看得痴狂，便拿起剑开始习武，书中的岳武穆让他钦佩不已。当岳飞的死讯传来，陆游便像一位战士抄起武器一样，写下了这篇《满红红》，其间有谁能明晓他内心的伤痛。后来他极力想入仕为官，出关杀敌，不过年迈的他怎敌的了数万金兵，后来他便“拜赐头衔号放翁”，虽有“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远大抱负，却不得志。不过一颗赤子之心还是点燃了他的晚年，一篇篇佳作无一不在证明，他的一生融入了整个国家的兴衰，也正是伴着这坎坎坷坷，使他成为了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丰碑。
才华横溢缺少了风骨，变成了一潭死水，没有了生灵的流动，更不会有不刊的铭记。所以我应当把握好德与才的关系，才能做到德业双修与德才兼备。
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德就是支道德修养，才就是指文化修养，德才同时具备是成功的开始，我们要掌握好德与才的关系，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德行要靠才能做资本，才能要用德行来统帅，两者不可或缺。
从前，有一个人非常有才华，可道德品质却十分败坏。因此他只当了一个小小的县令，可他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有才华，却只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县令。
一天，他走在街上，看见一个衣服打了许多补丁的老奶奶正在卖鸡蛋。老奶奶身上传来一种臭味，他捂着鼻子走过去，用力地踢翻了装着鸡蛋的笼子，还对那位可怜的老奶奶恶狠狠地说：“卖什么鸡蛋，你身上的臭味太难闻了，死回家去!”老奶奶看着破碎的鸡蛋，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因为那可是他们一家人唯一的生计。
鸡蛋碎了，他们一家可怎么办啊?街上的人纷纷停下了脚步，因为他们都知道老奶奶家就剩下她和孙子两人了，全靠卖鸡蛋维持生计。这时有人忍不住了，冲上去想打那位县官，却被捕头给挡了下来，还有人拿钱给那位老奶奶。就在这时，那位县官却气势汹汹地说：“好啊!老不死的东西，原来你就是想骗钱啊!”他对着老奶奶狠狠地踢了一脚。
老奶奶倒在了地上，有人把老奶奶送回了家中。就在那天晚上，人们忍不住了，不约而同地拿起了家中农具走向了县官的住地。大家都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解决”掉这个县官。虽有侍卫招架，可在如潮的民愤面前，不是逃走就是倒下，县官最后还是被人们给打死了。
有才华而没有德行注定会失败，有德行而没有才能也注定会碌碌无为，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德才兼备方为人才，我们做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我们更需要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
徳与才作文
诗文未能传于世，人未得以留于青史，国未堪存于世界，弊在失德。或曰：文之不传，亦因无德而非才耶？曰：德者，才之根本也。如泉源之于远流，根须之于长木，故曰：弊在失德也，
人之得立，因其有德。观夫古之取仕，非科举也，是为察举。所举着非因才也，而因孝廉。孝者，侍奉父母无所殆，如李密；廉者，敦行而无所溺，如郑渶，举凡如是，皆为其懿德而致仕。然则古之秀才拾银而不还，今之大学生受助而不谢者，亦有矣。为一文之财，几之颜面而行之至此，是以而抛德。其无才耶？其是无才也！何以谓其无才？皆因失德。若舍非几之财，其孰能语之：欲做文章先做人；若弃可笑“颜面”，其孰能讽之：今之学者，道之不存！
国之能存，因其富德。魏徽以一言：“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刘备才不及曹操，而得以据三足鼎立之势，反观之李煜，其才可谓高矣，然其国丧于一旦之间，皆出于其心怀天下之德失矣。及其被掳，念及山河国土，明此德，始有“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之壮语文风达而眼界阔，是早年花间之词所不能及也。类此者如唐明皇，所谓曲者《霓裳羽衣曲》，其才之盛，可见一斑。然因其溺于儿女私情而失德，终亡国也，岂不悲哉
呜呼，其德鲜，其才寡。有才无德者，才不过小才，安可称大而传于后世耳？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修者，德也。德，所以成人，所以成材，所以安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德之不留，才将何倚！固知德为才本，痛古之失德之人而不知自改，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