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名言名句经典摘抄

教育家名人故事：孙云晓-精打细算的母亲教我乐观积极地生活

　　如今，父母都是九旬老人，依然相依相伴。有时候，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在家里常常六神无主，总念叨着要去医院看望。有时候，父亲生病住院，往往住不安稳，时常惦记着母亲。当两个老人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母亲会靠在父亲身边轻轻地聊天，甚至和父亲头顶着头说话，那亲昵的劲儿不亚于年轻的恋人。父亲生病经常躺在床上，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会催促我说：“去和你妈说说话，你妈对咱家有大恩。”

　　我一直好奇，继母曾经是烟台郊区一个富裕家庭的大家闺秀，嫁给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普通工人，会不会感到委屈？在一次聊天时，继母坦然回答了我的疑问，说她初来青岛的生活也是动荡不安的，走进我们的家才安定下来，苦日子不可怕，好好过就会好起来。每个月收入多少，开支多少，存款多少，她与父亲都有细致的计划。我想起来了，我1978年调入北京工作时，大部分工资还是照例寄给父母的。1981年结婚时，自己手头的存款仅100元，而父母汇来1500元，在当时简直是一笔巨款。这就是父母精打细算统筹安排的结果。

　　住在家里的日子，我发现继母几乎成了父亲的保健医生。因为父亲有糖尿病，继母每天给父亲打四次胰岛素针，动作不仅非常熟练，而且十分轻柔。父亲记忆力有些衰退，需要吃什么药难以记清楚，继母几乎天天为父亲配药，提醒父亲按时服药。

　　与继母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她的手很少闲着。比如报纸或礼品盒里经常夹杂一些广告纸，她就随手折叠成一个个纸盒，成为我们家聚餐时人手一个的小巧垃圾盒。

　　最让我惊讶的是，继母年过九旬，仍然每天坚持看报看电视新闻，有些重要新闻竟然是她最先告诉我的，还经常发表评论，给我一些建议。每逢此时，我颇为感慨，父母都是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啊，他们历经艰难困苦，却如此顽强而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父母是我们真正的人生榜样啊！

　　正是因为父母的善良与勤俭，我们兄妹三人都孝敬父母待人宽厚。只不过，我的教育专著是写出来的，而父母的教育实践是做出来的。

教育家名人故事：蔡元培

　　曾经有一位北大学生对成功充满着渴望和憧憬，可他在生活中却屡屡碰壁，鲜有所获。沮丧的他便给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得到指点。蔡元培在百忙中回了信，并约了一个时间让那位学生到办公室面谈。

　　学生激动地来到校长的办公室。没等他开口，蔡元培先生就笑着招呼道：“来，快坐下，我给你泡杯茶。”说完便起身，从抽屉中拿出茶叶，放进杯子里，倒上开水，递到学生面前的桌子上。“这可是极品的绿茶哟，是朋友特地从南京给我带过来的，你也尝尝。”蔡元培先生和蔼地说道。

　　受宠若惊的学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几片茶叶稀疏地漂浮在水面上，水也是惨白惨白的，没有一点绿色，喝到口中也像白开水似的，没有一点茶的味道。学生的眉头不禁一皱。蔡元培好像并没有注意到学生的表情，依旧东拉西扯地谈一些漫无边际的话题，似乎完全忘记了学生来的目的。学生极不自然地听了很久，好不容易等到蔡元培稍稍停顿一下，忙找了个理由告辞。

　　蔡元培眯着眼若有所思地微笑道：“急什么，把茶喝了再走，这可是一杯极品的绿茶。千万别浪费了。”

　　学生无奈地又端起了茶杯，礼节性地喝了一口。可就在这时，一股清香浓郁的味道沁入心脾！学生愣住了，诧异地打量着茶杯：茶叶已经沉浸入杯底，杯中的水已是一片碧绿，像翡翠般灿烂夺目。不仅如此，整个办公室里可以闻到一种清新的香气!

　　蔡元培似笑非笑地望着他，满含深意地问道：“你明白了吗?"

　　学生恍然大悟，惊喜地喊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想追求成功就要像就要像这绿茶一样，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凡事都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沉浸下去。"

　　生活就是一杯绿茶，只有静下心来沉浸进去的人，才能领略到成功和幸福的甘醇!

教育家名人故事：伊索克拉底

　　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是古希腊修辞学家。他出身于雅典富裕奴隶主的家庭，是智者派高尔吉和普罗塔哥拉的学生，有时跟苏格拉底学习，以撰写法庭诉讼的演说词为职业。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吕克系附近创设第一所修辞学校，这是古代最著名的学校之一，学生来自希腊世界的各个部分。在他的教导下，许多学生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因此他被称为古代最成功的专业教师。

　　伊索克拉底认为雄辩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他自己也不只是一个具有单纯技巧的修辞学家，他要求把修辞和演说提高到真正艺术的水平，而认为华丽的辞藻对于个人的美德和国家的正义只能起着衬托的作用。为培养演说家，他提出了广泛的课程，特别强调语言和文学在高等学校中的重要意义，他帮助哲学家们使雅典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学中心。

　　伊索克拉底现存的著作有多篇，主要是一些政治演说和法庭的辩论。

教育家名人故事：焦耳求知

　　英国著名科学家焦耳从小就很喜爱物理学，他常常自己动手做一些关于电、热之类的实验。

　　有一年放假，焦耳和哥哥一起到郊外旅游，聪明好学的焦耳就是在玩耍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做他的物理实验。

　　他找了一匹瘸腿的马，由他哥哥牵着，自己悄悄躲在后面，用伏达电池将电流通到马身上，想试 一试动物在受到电流刺激后的反应。结果,他想看到的反应出现了，马收到电击后狂跳起来，差一点把哥哥踢伤。

　　尽管已经出现了危险，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爱做实验的小焦耳的情绪。他和哥哥又划着船来到群山环绕的湖上，焦耳想在这里试一试回声有多大。他们在火枪里塞满了火药，然后扣动扳机，谁知“砰”的一声，从枪口里喷出一条长长的火苗，烧光了焦耳的眉毛，还险些把哥哥吓得掉进湖里。

　　这时，天空浓云密布，电闪雷鸣,刚想上岸躲雨的焦耳发现，每次闪电过后好一会儿才能听见轰隆的雷声，这是怎么回

　　焦耳顾不得躲雨，拉着哥哥爬上一个山头，用怀表认真记录下去每次闪电到雷鸣之间相隔的时间。

　　开学后焦耳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做的实验都告诉了老师，并向老师请教。老师望着勤学好问的焦耳笑了，耐心地为他讲“光和声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光速快而声速慢，所以人们总是想见闪电再听到雷声，而实际上闪电雷鸣是同时发生的。”

　　焦耳听了恍然大悟！从此，他对学习科学知识更加入迷。通过不断地学习和认真地观察计算，他终于发现了热功当量和能量守恒定律,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

教育家名人故事：孔子

　　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人死了以后怎样，孔子说：“活着的问题还没解决，管死了以后做什么？”子路又问：“该怎样对待鬼神？”孔子说：“对待人还没对待好呢，谈什么对待鬼神！”孔子就是这样看重实际问题，而不喜欢空论的。孔子也很少谈怪异、武力、变乱、鬼神。在做人道理方面，如果提得太高而不切实，孔子也是不许可的。子贡曾说：“我不愿意别人对待我的，我也不要照样对待别人。”孔子便说：“赐啊，这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

教育家名人故事：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故事

　　裴斯泰洛齐（JohanHeinrichPestalozzi，1746--1827）是19世纪瑞士注明的民主主义教育家。他热爱教育事业的奉献精神，对教育革新的执着追求，在教育理论上许多独创的论述，不仅为世界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一切教育工作者树立了一个令人十分崇敬的形象。

　　早年受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放弃神学研究，38岁开始从事一项教育贫苦儿童的计划，让学童一面纺织一面学习，以培养他们的自立能力。他深信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发展机能和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项计划最后终于失败了，只是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由于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他就转而从事写作。

　　1798的，瑞士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海尔维第（瑞士）共和国。在斯坦兹城，由于贵族和天主教教士的煽动，爆发了农民暴动，政府从法国借兵进行镇压，受到顽强抵抗。法军大肆烧杀，祸及无辜，斯坦兹城遭到了空前的浩劫，留下了111个老人和169个孤儿，还有237个儿童无家可归。

　　新政府决定在斯坦兹成立孤儿院，裴斯泰洛齐谢绝了友人所荐的高官厚禄，于12月5日毅然接受了政府的委托，负责孤儿院工作。当时他很兴奋，说道：“我为实现我一生的梦想，不惜牺牲一切，我的热情达到了那样的程度，几乎可以说：只要让我开始工作，即使在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上，没有火、没有水的地方，都是可以的。”（《教育改革家》英文版第358页）

　　裴斯泰洛齐到斯坦兹以后，把修道院改成孤儿院，收容了80个（此数由政府规定）孤儿，这些孤儿“大部分患有严重的疥癣，无法行走，头上长满溃烂的脓疮，身上穿着生满虱子的破烂衣服。个个面黄肌瘦，牙齿暴露，深锁愁眉，并以猜疑的目光望着人。头额上的皱纹充分表现了他们饱经忧患与疑虑的生涯。有的养成虚伪等恶习，难以纠正；有的受悲惨环境的折磨，虽然表面意志坚定，却猜疑、冷酷、胆怯……；懂得ABC的，十个中无法找到一个。”面对贫儿的这般境况，一般人早就会望而却步；裴斯泰洛齐却迎难而上，一心扑在了工作上。

　　除雇用一名妇女做饭以外，裴斯泰洛齐承担了孤儿院的一切工作。象慈父一样，他以极大的耐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把整个心灵献给了孤儿。他说；“从早到晚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我的手牵着他们的手，我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眼睛，我随着他们流泪而流泪，随着他们微笑而微笑，他们不知有世界、有斯坦兹，只知道跟我形影不离。他们的饮食就是我的饮食。我没有家园、没有朋友、没有仆人，只有他们……，晚上我最后一个就寝，睡在他们中间，陪他们祈祷、读书，一直到他们睡着；早上我最早起床，替他们换洗脏衣服，并给他们洗涤身上的污垢。”（见《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证着选》第196至199页）

　　这位慈父以孤儿院为家，视孤儿们为亲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他充分发扬民主，培养孤儿们的道德习惯，并提高他们读、写、算的能力。

　　战乱再次降临了。1799年6月8日孤儿院被迫关闭（被法军征为野战医院）。裴斯泰洛齐为此声泪俱下，但无济于事。他因伤心与劳累过度，以致吐血。

　　裴斯泰洛齐在功成名就、成为世界名人之时，竟不顾高官厚禄的诱惑，以其崇高的品质，把整个心灵和爱心都献给了孤儿，为贫民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这种无私的情怀，这种伟大的精神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教育家名人故事：孙云晓-继母是我的家庭教育导师

　　上善若水，在我看来这是对母亲的赞美。

　　极富智慧的老子仅仅留给世间五千言，其中却多有对水的赞美，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作家林语堂解释说，水是善利万物却又最不会与物相争的。它乐于停留在大家所厌恶的卑下地方，所以最接近道。每当我默念这些千古名言，就会想起我的继母，因为继母的性格最接近于水，并且以此润泽了我的生命。

　　勤劳而灵巧的母亲 温暖了我苦难的童年

　　今年9月中旬，我将返回家乡青岛，为继母庆贺92周岁生日。许多朋友不知道我的母亲是继母，常常惊呼我家有长寿基因。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我相信，从容淡定的性格和善待一切的情怀，肯定是继母长寿的秘诀。

　　我的童年有两大苦难，一是失去母亲，二是饥饿难忍。1960年，5岁的我在幼儿园里，家里几乎没有馒头和米饭吃，更不要说吃肉了，喝的粥也很稀很稀，米粒清晰可数。

　　我最难忘的记忆是，我和哥哥不管谁去盛粥，都会先盛出一碗米较多的，放在锅台上，那是留给母亲吃的。自从生妹妹之后，母亲一直在生病，非常需要营养，我和哥哥都懂得要孝敬母亲和照顾妹妹。可是，连病带饿的母亲最终还是离开了我们，年仅29岁！母亲来自老家农村，本来没有名字，近乎文盲的父亲却为她起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叫赵爱领，可能是寓意爱情领她到青岛的意思吧。

　　年轻的母亲病逝，留下1岁的妹妹、5岁的我和9岁的哥哥，靠30多岁的父亲一人拉扯着，日子的艰难与混乱可想而知。

　　大约两年后，继母来了。我记不清她来的细节，只是明显地感觉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有饭吃，有衣服穿，父亲还有了那个年代不多见的自行车。

　　在我的印象中，继母总是伏在缝纫机边，夜以继日地为全家做衣服，也为左右邻居们做衣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最熟悉的声音就是咔哒咔哒的缝纫机响。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很多人买不起成品衣服，往往是买来布料请人帮助裁剪。或许是因为给太多人家切实的帮助，或许是因为继母总是细声细语地说话与微笑，我们家在那片工人宿舍里颇有人缘，使我们在饥饿的年代里也能感受到某些人性的温暖。

　　母亲勤劳而灵巧，一些裁剪衣服剩下的边脚料，都被她拼接成五彩斑斓的枕巾、坐垫或套袖，给孩子做的沙包更是不计其数。

　　轻言细语的母亲 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

　　继母识字不多，更没有什么理论，但她用自己的行为方式教给我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如何化解矛盾，这可能是我最早感受到的教育艺术。

　　老子赞美水说：“天下之至柔，驰骋于天下之至坚。”继母走进我们的家，走进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足以验证老子的理论。

　　我的父亲14岁只身从老家农村来闯青岛，吃苦耐劳，才有了我们的家。但他没有什么文化，爱喝酒，脾气暴躁，经常打孩子。我惊讶地发现，自从继母来后，父亲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因为继母从不与他大声争吵，总是轻言轻语地与他讲道理，直到说得父亲心服口服。

　　我们三兄妹有的在青春期，有的在儿童时代，岂能不犯错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挨过继母的打骂，连高声训斥也没有过。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继母会把我们单独叫到身边，耐心问明白事情的缘由，仔细分析是非对错，鼓励我们勇敢面对。

　　有几次，我在外边与人打架。其实，少年时代的我不会打架，更不爱打架，但有时候碰上欺人太甚的事情，也会热血冲头与人拼命。心想，就算你厉害，能打我十拳，我至少也要让你尝几下狠狠的拳脚。可是，父亲却不理解孩子，他绝对不允许孩子打架，只要我们打架回来，不管有没有道理，都要挨揍，这令我倍感冤屈。有时候，父亲突然火山爆发，继母一下子难以劝阻，往往就用身体来护着我们。所以，继母为保护我们挨了一些拳头，这让我非常内疚和感动。

　　尽管父亲的火爆脾气难以彻底改变，但我们的家越来越温馨，并且逐渐形成了遇到事情讲道理、论是非的家风。毫无疑问，这主要是继母的功劳，继母成了我们家的“定海神针”。当然，继母非常尊重父亲，大事小事都与父亲商量，最后与父亲形成一致的意见，由父亲出面定规矩。

　　后来我成为教师，成为教育研究者，很多人说我是教育专家。其实，是继母让我懂得了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家风，什么是亲子关系的沟通，什么是家庭教育的真谛。

教育家名人故事：金山赋诗—王阳明

　　王华考中状元的第二年，派人迎接父亲王伦去北京供养。十一岁的王阳明也跟着爷爷一起去京城。

　　他们从余姚出发，一路北上，这天来到镇江。当地的学士名流听说来了新科状元的父亲和儿子，便在金山寺设宴，为他们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便要吟诗。出于礼貌，众人要状元的父亲先赋诗。可是王伦由于高兴，多喝了几杯酒，头晃了半天，竟然没吟出一句。

　　小阳明急了，不就是吟诗吗？他脱口而出：

　　金山一点大如掌，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王阳明的这首诗，虽然文字简朴，却气概非凡，境界宏大，既应了眼前之景，更有奇巧的想象。众人都惊呆了，这么小的孩子居然不假思索出口成诗

　　有人怀疑小阳明的诗句是他人写好，预先读熟，再临场显示才华。于是重新出题，要小阳明以《蔽月山房》为题，再赋一首。小阳明略一思索，又随口应道：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这一下，众人更是吃惊。十一岁的小孩子竟然有这样的口气，这样的胸襟！山和月，大和小，远和近，朴素的辩证关系，竟然从一个孩子的口中吐出。

　　神童啊神童！前程不可估量！大家都对小阳明交口称赞。

教育家名人故事：教育家张伯苓的两则小故事

　　张伯苓（1876年（丙子年）～1951年），生于天津，是中国着名教育家、中国奥运先驱。他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6月曾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前夕，张伯苓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张伯苓戏说婚姻

　　张伯苓先生毕生从事教育工作，40余年如一日，在天津创办“南开大学”，不但使该校成为学术重镇，而且培养了无数的英才，对国家的贡献极大。

　　在一次毕业典礼上，张伯苓对学生讲话中，针对当时一对电影明星闹离婚，他幽默地拿狗皮膏、橡皮膏与气球来比喻三种不同的婚姻。他说：“你们毕业后，很快就要结婚。婚姻可分三种，第一种像狗皮膏，贴上去很麻烦，撕下来很困难，譬如老式婚姻；第二种像橡皮膏，贴上去与撕下来都容易，譬如新式婚姻；第三种像气球，飞到哪里，就算哪里，臂如影剧界的儿戏婚姻。”

　　张伯苓以身作则戒烟

　　1919年之后张伯苓相继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他十分注意对学生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并且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一次，他发现有个学生手指被烟熏黄了，便严肃地劝告那个学生说：“烟对身体有害，要戒掉它。”没想到那个学生有点不服气，俏皮地说：“那您吸烟就对身体没有害处吗？”张伯苓对于学生的责难，歉意地笑了笑，立即唤工友将自己所有的吕宋烟全部取来，当众销毁，还折断了自己用了多年的心爱的烟袋杆，诚恳地说：“从此以后，我与诸同学共同戒烟。”果然，打那以后，他再也不吸烟了。

教育家名人故事：著名教育家徐特立的一生

　　学而不厌讲究方法

　　徐特立出生在1877年。青年时期，他就酷爱读书，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18岁时，为了谋生，他在做医生还是当塾师之间选择了后者，从此开始了“一生都教书”的道路。然而，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自己还要去拜先生学本领，因为“自己明理了”，才能“把所明之理教给学生”。

　　徐特立读书时很讲究方法，积累了一套自学经验。20岁的时候，他准备读八股文，参加那时候的科举考试。有一次，他步行80里路，跑到长沙城里，拜访有名的陈云峰先生，想请陈举人看看自己的八股习作写得怎样。老举人看过他的八股文，下了一个评语：尚有“一隙之明”。接着问他：为什么不读书，而要读八股？陈举人耐心地告诉徐特立：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八股文形式死板，是束缚人们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半年之后，徐特立又去拜访陈云峰，陈举人这次送给他一把扇子，并在扇面上题写了一段话：“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乡村无师又无书，但书即师耳。张之洞《书目答问》即买书之门径，《輶轩语》即读书门径，得此二书，终生受用不尽。”徐特立非常高兴，马上跑到书铺买了《书目答问》和《輶轩语》带回家，当做自学指南。以后，他再也不做八股文了，而把“读书贵有师，尤贵有书”牢记在心。后来回忆往事时，徐特立很有感触地说：“我一生知道读书的方法，就得益于那位举人先生。”

　　读古书很费时间和精力，徐特立从不贪多，他遵循着两条原则：一是“定量”，一是“有恒”。比如《说文解字》中部首有540字，他每天只读两个，计划一年读完。他认为光贪多，不能理解和记忆，读了等于不读。他在教中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本书，要求学生每天课余记一字，两年学完，有些学生偏要星期六同时学6个字，结果，到默写的时候，多半人都写不出来。他说这就是“不按一定分量、不能保持经常学习的害处”。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的一句名言。在湖南一师教书的时候，他发现一般学生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阅读时贪多求快，不求甚解。他就把自己长期刻苦自学得到的经验介绍给大家。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只怕囫囵吞枣不消化。他教育学生，读书要注意消化，要学会思考并评定所读的书的价值。他教给学生，读的时候，要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下自己的心得体会和意见，还要摘抄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这样读书，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那时，他的学生中实行这种方法最坚决、最有成绩的是毛泽东。他几年中就写了几网篮的读书札记，文学和思想修养水平提高很快。

　　徐特立读《联共党史》的时候，开始书店只出了上册，他就买了一本阅读。后来听说有了苏联版本的上下册，他就借了下册抄读，因为是节抄，就要做详细分析后再抄，结果，他对于《联共党史》下册的了解比上册深刻。于是，他再回来把上册节抄一次。由此，他又得出了一个结论：买书不如借书，读书不如抄书，全抄不如摘抄。

　　1919年，43岁的徐特立已经是一位在湖南省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是，当他得知蔡元培、李石曾等教育家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又积极地加入了这个行列。许多人表示惊讶，但是徐特立是慎重考虑后才决定的。勤工俭学的宗旨是“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知识”，徐特立很赞赏这个宗旨，他说：“我今年43岁，不觉就到44、45，一混60岁就来了。到了60岁，还同43岁时一样无学问，这17年，岂不枉过了日子？这17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60岁时后悔，那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于是，他放下教师的架子，以一名普通的老年学生的姿态，和青年们一起奔赴法国，去学新知识、新本领了。

　　诲人不倦忠诚事业

　　徐特立60岁的时候，在一篇3000字的自传里，提到自己“一生都是教书。从蒙馆、初小、高小、师范、一直到高等师范，我都担任过教员。在高等师范当教员时也没有脱离小学校职务，因为我爱教小学生。”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以后，怀着“创造事业”的理想，就和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办了梨江高等小学堂。半年以后，徐特立应邀到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发展小学教育，徐特立白手起家，办起了长沙师范。当时，为解决家乡农民子弟求学问题，还自费办了一所五美小学。后来，他又在湖南第一师范任教。参加革命以后，他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培训扫盲骨干，开展扫盲运动；又艰苦创业，办起了中央列宁师范。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徐特立也没有忘记自己教育家的职责，抓住每一个机会，教战士们学文化，他的热情、耐心使战士们深受感动。

　　徐特立办教育，有自己的主张，敢于向历史的偏见挑战。过去，学校的大门不向贫苦大众开放，徐特立创办长沙师范时，就大胆地招收了一个铁匠和一个退伍兵，破了先例。这件事在教育界引起了一些人的闲言碎语，有人嘲笑他是补锅的，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徐二镥锅”。徐特立反而很高兴、很自豪。在教学实践中，他平日最喜欢贫苦学生，他办过夜校以给他们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知道他们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从他们中间是可以造就人才的。

　　徐特立主张教育民主，注意引导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的时候，当时14岁的田汉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经常在自修室的窗户上贴一些打油诗，逗得人们捧腹大笑。其中两首是学习藏头诗的作法，把校长徐特立、老教师首之龙和黄竹村的姓名也嵌了进去。一首说：“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之龙。”另一首写道：“黄竹村中鸡犬喧。”两位老教师看后气得浑身颤抖，要求校长严斥学生。徐特立安慰了两位老教师后，就立即找来学生。田汉说：“我们对黄先生和首先生毫无恶意，是一时兴起，开开玩笑，逗大家快乐。”徐校长确信他讲的是真话，又觉得诗句中透露着学生的才智，便和气地告诉他们：喜欢写作是一件好事，只是不要把时间、心思花在游戏笔墨中，最好写些有意义的文篇，锻炼自己的才干。校长的谈话鼓励了学生们办《窗户报》的积极性。一时像雨后的春笋，几乎每个自修室的玻璃窗上都贴出了窗户报。田汉办的《祖鞭报》尤为突出，他用痛快淋漓的笔调，抒发了爱国爱民的思想。徐特立便经常把《窗户报》上的优秀诗文，转载到自己编的《教育周报》上，老教师们的态度改变了，学生们更是高兴。

　　徐特立不喜欢用强硬的方法管理学生。在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时候，他明确提出：“教育学生不应该用强制手段，更不应该用粗暴的态度。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教’，今天学校教育中还用得着。”为了实行“诗教”，他在学生自修室通往教室的走廊上，悬挂了一块大黑板，专门用来写诗。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姓汤的学生和一个姓余的学生，拼命读书，影响了身体健康，觉得很不好，就写诗建议他们停学休息，同时也算对大家敲一下警钟。诗是这样的：

　　“我劝汤生并劝余，劝君休业莫踌躇。为何瘦得皮包骨，不爱身躯只爱书。”

　　徐特立很注意节俭治校。有些教师上课，粉笔头总是随手扔掉。而徐特立见了，总要捡起来，留着自己上课、写黑板诗时用。有些学生说他“小气”。他就写下了这样一首黑板诗：

　　“半节粉条犹爱惜，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谓余为算细人。”

　　读了这首诗，说他“小气”的学生明白自己错了。发现有同学浪费饭菜，徐特立就找她们谈话，并且写诗教育大家；看到有两个班的学生学习成绩很突出，徐特立就写诗鼓励她们，说明女生智力并不比男生差……同学们每天都要去读读黑板诗，不论是表扬、批评，还是规劝，都是一次思想品德教育。徐特立给黑板诗起了一个总题目，叫做《校中百咏》。

　　徐特立也有严厉的时候，却又与众不同。一次，一个叫粟福基的学生闹事，经过校务会议讨论，决定给予开除处分。徐特立开始是赞成的，可是事后心里总不踏实。他越想越觉得不能把粟福基推出校门不管，他想到这个同学学习不错，也有组织才干，不该轻率开除。他马上派人把粟福基从家里找来，跟他做了一番严肃、诚恳的谈话，然后介绍他到长郡中学继续上学。粟福基十分感动，后来成了长郡中学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没有字的教科书

　　徐特立“一生都是教书”，他自身的革命精神、高尚的情操和优秀品质被人们喻为“没有字的教科书”，教育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

　　徐特立断指血书的故事是一本最感人的爱国主义教科书。1906年，他在周南女校教书，有机会阅读了《民报》、《猛回头》、《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并指引学生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09年的夏天，他应约在修业学校作时事报告。他痛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无所不至的侵略，列举了一桩桩传教士毒害中国人民的惨案，他越讲越愤怒，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忽然，他跳下讲台，跑到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当众砍下自己左手的一节手指。他用鲜血写下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八个大字，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因为流血不止，他晕倒了。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以显着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徐特立的爱国壮举教育了各界人士，激发了许许多多教师和学生的爱国热情。

　　作为一位杰出的革命教育家，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这是一本难得的修身教科书。早在湖南一师的时候，徐特立的生活节俭，就是全校闻名的。他的住处简简单单，没有大皮箱，没有大柜，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具，有的只是破旧的书籍。当时，长沙教育界有一个风气，中学教师被认为是有体面的人，出门都要坐轿子，显示绅士派头。可是徐特立却从来不坐轿子。他在长沙师范当校长，又在一师兼课，两个学校相距约10里地，他每次都是往返步行。遇上雨雪天，他就穿着“钉鞋”，打着雨伞，夹着讲义，从不缺课或迟到。一些教师看了很感动，慢慢地也都学着不坐轿子了。

　　1937年，徐特立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教育工作。党中央刚进驻瓦窑堡的时候，当地只有一所学校。一天，徐特立去听课，他穿着破皮袄，腰系一根绳子，学校的教师还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没在意。第二天，徐特立又和董必武、冯雪峰一起去听课。冯雪峰向教师们介绍了徐特立，教师们大吃一惊，原来那穿着极为朴素的“马夫”，竟是边区教育部部长。有两首小诗描述他在延安时的俭朴生活：“延安诸老惟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冰馍馍，一天开会好几处。”

　　建国以后，徐特立住在北京，物质条件好了，他依旧保持节俭的作风。他常对亲属说，生活上的简朴，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于公共事业，更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高贵品质。他的衣被鞋帽都是从延安时一直穿用到解放后，只要能补的，他就坚持不换新的。后来，他同意添置一套料子服和一双皮鞋，平时也不穿，只是因为要经常出席一些重要宴会和参加外事活动的需要。他在饮食上也十分简单，一直爱吃五谷杂粮和蔬菜。开始，他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很旧，也较挤，孙辈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2年，组织上要给他盖几间房子。他几次表示不同意，说等将来生产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考虑。后来经过多次说服，并将修建费减去了1/2，他才勉强同意。他住在香山时，很少一个人坐小车。他跟警卫员算过一笔帐：汽车、汽油是用实物或黄金从国外进口的，从香山到城里，来回几趟就把一个中农的全年收入跑掉了。后来进城居住了，他还常常以步代车，保持了优良传统。

　　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老先生因病去世。他是一位伟大的师表，他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的一生，永远为人们缅怀，被人们称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