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郭永怀的事迹材料

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也许无法想象眼前这位鹤发童颜、乐观开朗的老先生，就是年逾8旬的著名数学家：步履矫健，连小伙子有时都赶不上;思维敏捷，稍不留神就跟不上他的思绪。

　　2001年2月19日，82岁的吴文俊从国家主席江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这位平时十分低调的科学家顷刻间成为举世瞩目的新闻人物。

　　(一)虽然是杰出的数学家，但吴文俊小时候却喜欢看历史书籍，对数学并没有多大兴趣。在大学二年级时还曾一度对数学失去兴趣，甚至想辍学不念，是一位姓武的老师的精彩课程，改变了他对数学的看法。大学三四年级时的刻苦钻研，更使他打下了现代数学的基础。大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吴文俊在中学默默任教了5年。此后，和数学大师陈省身的结识，使他走上了拓扑学研究之路，并以自己的天才和功力很快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一发不可收拾。半个世纪里，在拓扑学、数学机械化和中国数学史等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世界级贡献。他的成就奇迹般地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数学与国际间的差距，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位于中关村腹地的吴文俊的家，朴实无华，五个居室里几乎摆满了书。古今中外的书包围着一张陈旧的藤椅、一张斑剥的书桌和两台电脑，这就是吴文俊的工作间。吴文俊78岁的老伴陈丕和捧出了一叠获奖证书：首届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陈嘉庚数理科学奖、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这次是他第8次获大奖了”。

　　“梅花香自苦寒来。”携手走过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陈丕和最了解吴文俊，淡淡数语，仿佛是他一生最好的注解，“他是一个搞学问的人，一心只搞学问。”

　　剑兰、龟背竹……盎然的绿色使房间里充满了温馨和暖意。五六十年代添置的红木家具虽然显得陈旧，但图案依旧精美，见证着这个家庭的风霜雪雨，见证着吴先生的攀登科学之路：即使在六七十年代，受到冲击的吴文俊 仍然抓紧时间从事科研。科学的思维从未停止过，创新的脚步也从未停歇过。

　　(二)在吴文俊的学生、中科院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主任高小山的眼里，“吴先生是一位典型的科学家，是创新的典范，他善于抓住问题的本质。我们尊重他不仅仅是因为他年长，更因为他的人品，因为他的学问。”

　　早在半个世纪前，吴先生就把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陷入困境的拓扑学研究继续推进。45年前的1956年，37岁的吴文俊因其在拓扑学上的杰出成就，与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当时的“最高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第二年他成为了当时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永远的怀念郭永怀征文

　　烈士科学家、两弹一星元勋、九院院长郭永怀,山东荣成人,曾就读青岛大学附中,在原子弹爆炸前,因飞机失事牺牲。当人们辩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郭永怀,人民永远怀念您。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这至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严格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工具的理论家。这里说的理论家是那些其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于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那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两位先生有过人的宽广视野和长远战略思考。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一个研究所的人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好的以实验为主的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还是什么别的人。我的回答是前者。当时他感到满意。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永远怀念郭永怀征文

　　47年前的这一天，有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惨遭不测，令中央领导震惊，整个科技界震惊!至今，说起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人们依然仰天顿足，扼腕垂泪!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先后在石岛镇明德小学、青岛大学附中就读。他成绩一直拔尖，受到校方特殊对待和奖励，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当时社会极为罕见，因此他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于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著名光学专家饶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郭永怀与北大师生们一起南迁，历尽艰苦跋涉到达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上海登船前，他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签发，怒不可遏，毅然放弃这次机会。八个月后，郭永怀接到加拿大的留学通知，进入多伦多大学。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便选择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导师认为这一课题难解，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航空大师冯·卡门请教，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钱学森、钱伟长等结为好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副教授、教授。

　　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回国后的12年间，一直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并将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排风扇交给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三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原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周总理、邓爷爷专门为郭永怀等科学家摆了庆功宴。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他不幸遇难，时年59岁。同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2016年永远怀念郭永怀精神征文

　　郭永怀也是两弹一星中，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下面是永远怀念郭永怀精神征文的范文，快来围观吧。

　　这天，钱三强来拜访钱学森，既然彼此都姓钱，都住在一个楼里，也就不用讲什么客套了。钱三强开门见山地说，因为要加强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请钱学森支援一位功底扎实的力学专家。钱学森一听，两眼放光说：“我来干行不行?”

　　钱三强哈哈大笑说：“那当然欢迎了?可是你那摊子谁搞?还是另选贤能吧。”

　　钱学森眯着眼睛沉思了一下，然后郑重地向钱三强推荐：“我看永怀可以。”

　　“郭永怀吗?好!好!”钱三强也十分满意，“他就在13楼住，我去找他谈。”钱三强是个说干就干的人。

　　13楼204曾有过一个由郭永怀和他的夫人李佩及他们的独女郭芹组成的家。 郭永怀不大爱说话，好像总是在不停地思考问题，连走路也总是低着头，而且他的步伐都是一大步一大步的，步幅和节奏很一致、很稳健，他似乎在抢时间，又像在用步伐度量着到达某个目的地的距离。

　　郭永怀兼职很多，要在好几个单位上班，为了抢时间，汽车就成了不可缺少的“坐骑”。接送郭永怀的是一部绿色小轿车，车头上饰有一个奔腾的银鹿，早上那银鹿染着朝霞而来，晚上那银鹿又披着暮霭而去。

　　和大多数中国著名科学家不同的是，郭永怀的家庭并非“书香门第”，他出生于山东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在童年和少年时不仅经历了寒窗之苦，还承受过生活的重负。

　　1939年春天，中国教育界传出一段佳话。报考第七届留英公费生力学专业的有 50 多人，公布分数时，竟有三人同登榜首，没有伯仲之分。这三人就是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可是力学专业的名额只有一个，幸亏有叶企荪和周培源两教授力争，这三位高材生才得以同时被录取。他们于 1939 年 12 月从上海登船出发赴加拿大留学，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爆发，在这样纷乱的时局下，还能出国留学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大家都很高兴。谁知上船后，他们发现自己的护照上竟有日本签证，上书：“允许在横滨停船三日，上岸游览”。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期，宁可不留学，也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有爱国的传统，在历史上，“书生”在面对国贼和外虏时，拍案而起者有之、横眉冷对者有之、投笔从戎者有之。郭永怀等年轻学子的身上也涌动着这样一腔热血，为捍卫民族尊严，他们不惜牺牲这一难得的留学机会，当即带着行李下船。直到1940年，他才又有机会赴加拿大学习。

　　郭永怀是一个善于冲破障碍的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喷气式飞机已经出现，而且速度已经接近声音的速度，于是许多飞机设计师和心怀壮志的飞行员都想超越声音的速度。于是一架架新型飞机被制造了出来，一个个勇敢的飞行员向音速发起了冲击。可不幸的是，一架又一架飞机折翼蓝天，一位又一位飞行员无功而返，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于是有人称音速是“音障”。就在这一时期，郭永怀从加拿大来到美国加州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师从有“航空之父”之称的冯·卡门教授，开始进行如何跨越音障的研究。1946年，郭永怀写成了高质量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此后，他又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教授，并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他的研究成果为人类突破音障，实现超音速飞行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发展了新的计算方法，可以帮助解决突破音障的难题，钱学森将这一方法命名为 “PLK”方法。其中“K”就是“郭”的第一个英文字母。“PLK”方法在力学和其它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在人类已经实现了超音速飞行，这里面就少不了郭永怀的贡献。

　　凭着他的研究成果和业务能力，想到美国任何一家科研单位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他在回答“为什么要到美国来?”的问题时，十分坦率地说，到美国来，是为了有一天能回去报效祖国。因此，在美国，他就不能进入与国防尖端技术有关的实验室工作了，而他也有意不去和那些“敏感部门”打交道，免得将来给自己的回国增添麻烦。

　　1956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郭永怀毅然回国了，在临行前，他当着许多美国朋友的面，把自己的手稿、笔记一页页投入火中，望着那飞去的灰蝶，他的夫人李佩觉得太可惜了，那是郭永怀的心血啊!可是郭永怀说，那些东西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这样做是为了回国方便。

　　郭永怀想得非常周到，此时，他已经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了，是美国数学学会会员，又正是年富力强之时，美国有关方面一直在密切注视他的动向，1953年，就连英国人邀请他去讲学，美国政府都不同意，更何况现在是要回到新中国去。

　　郭永怀一家就要返回新生的祖国了，这是在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事，胡适曾经为如此富有才华的学者回国，发出感叹说：“连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去了，可见人心向背。”

　　太平洋不太平，那时的太平洋尤其风云莫测，果然，在回国途中，和他们同行的一位中国科学家，就因为在行李中携带了笔记等，受到了美国当局的严格搜查，那些笔记被强行扣留。这件事让李佩更钦佩郭永怀的远见了。

　　当郭永怀等中国学者走过罗湖桥时，何祚庥和胡翼之已经在迎接他们了，何祚庥还带来了钱学森的一封信，郭永怀打开一看，那信竟如同一团烈火，把他的心烧得热热的。钱学森在信上说：“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事迹材料

　　10月16日下午，一场郭永怀精神研讨会在荣成举行，郭永怀曾工作过的单位领导，郭永怀的部分学生、亲属，共同就郭永怀精神内涵进行交流研讨，更好发扬郭永怀的精神。

　　郭永怀，似他的名字般永远令人怀念。在列强对新中国进行露骨的核威胁之下，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一穷二白”的经济困难局面下，在新中国下决心研制原子弹的自力更生精神感召下，草原的每一棵草、每一朵云、每一片蓝天都见证了那段绝密且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见证了郭永怀以生命为代价投身祖国核事业的无悔追求。

　　在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再到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恐怕没人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生前谈及这些，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经被郭永怀等人铸就成一座历史丰碑。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斯人已去，精神永驻。

　　“叔父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他爱祖国、爱学习、爱科学的精神，为国家效劳，为人民作出贡献。”郭永怀侄女郭淑娥说。

　　王瑾是一名陈列馆的讲解员，看着修缮后的陈列馆，她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说，作为郭永怀先进事迹讲解员，今后会挖掘更多素材、更加深入学习领会郭永怀的精神，通过富含情感的讲解，让更多人全方位认识郭永怀、学习郭永怀。

　　大无畏的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正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荣成来说，汲取郭永怀身上的精神动力迫在眉睫。

　　战争年代，荣成走出了100多位将军，为全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如今，这里已成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前三季度，荣成全市预计完成生产总值840亿元，同比增长8%，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市名列前茅，实现由“速度经济”向“素质经济”的蜕变，由“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

　　永怀精神，常学常新。郭永怀的精神，鼓舞和激励着67万荣成人民在扎实推进创新发展、努力争当走在前列排头兵的征程上不断超越。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文章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教育界开展 “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事迹材料

　　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好像变小了，人们犹如住在一个村子里。而航天器则载人登上月宫，人们往返于天地间已不再是新闻。中国的航天员杨利伟也于2003年10月16日首次航天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国人的航天梦。然而这一辉煌成就的到来，是无数人为之奋斗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大量的实践提醒人们，看来声速是飞机难以逾越的障碍，于是出现“声障”一词。如何从理论上揭示这一现象的本质，如何从技术上突破这一障碍，便成了那个年代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要攻克的堡垒。但是要攻下这个难题绝非易事，连以航空大师冯·卡门为首的，号称世界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的著名的古根汉姆航空实验室（GALCIT）的诸多精英人物也不愿意去碰它。1941年5月，郭永怀来到GALCIT师从冯·卡门攻读博士学位。“永怀同志因问题对技术发展有重要意义，故知难而进，下决心攻关。”（钱学森语）这一课题的最大难度主要是数学问题，郭永怀凭借其坚实的数学功底和对物理问题的透彻了解，经过刻苦努力，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一研究发现了对解决实际问题有重要意义的“上临界马赫数”，为高效气动外型设计指出了方向，钱学森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此后，郭永怀选择了一个更为困难的课题。钱学森说：“这时郭永怀同志已对跨声速气动力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既然超出上临界马赫数不可能有连续解，在流场的超声速区就要出现激波，而激波的位置和形状是受附面层影响的，因此必须研究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作用。这个问题比上临界马赫数更难，连数学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径。这就是PLK方法中Kuo（郭）的来源，现在我们称奇异摄动法。这项工作是郭永怀同志的又一重大贡献。”PLK方法提出后得到了广泛应用，郭永怀也因此名闻世界。

　　在短短几年中，郭永怀先生就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不是偶然的。资料表明，郭永怀先后在南开大学预科、北京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聆听了数理名家申又枨、周同庆、朱物华、郑华炽、孙家蠡、吴大猷、饶毓泰等教授的高水平的和不少当时学科前沿的课程，如吴大猷在国内首开的量子力学等，并领略到名家的治学方法。这些名师都很重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教学。因此当时打下的扎实基础，在郭永怀日后的研究中，显示出了攻无不克的威力。他在北大期间，虽跟随饶树人先生学习过大气物理，但真正走上空气动力学的学习研究道路，还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听周培源先生的流体力学课开始的。周培源先生与当时多数教授一样，都希望能为抗战救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因而放弃原来的专业广义相对论，转而研究弹道学、流体力学等与战事有关的科目。老师影响学生是自然的，跟随周先生学习流体力学的还有林家翘、胡宁等，他们后来也都是各自领域的大家。

　　名师出高徒，一点不假。郭永怀有幸遇到一系列名师的教导培育。

　　数学被认为是打开科学大门的钥匙。郭永怀经南开、北大、联大诸多数理大师的长期熏陶，其数学基础扎扎实实，他能运用一切已有的数学方法解决实际工作问题。在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他能研究和发展新的数学方法以满足实际问题的需要。他经常告诉身边的年轻同志“一定要学好两门课—数学和外语”。具有深厚数学物理基础和渊博工程技术知识的郭永怀也把科学和技术、理论与实际、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完美地结合起来，这就是郭永怀的学术风格，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的研究紧跟国民经济建设需要，他看到筑路、水利和国防等工程需要定向爆破，就提倡并指导爆炸力学和爆轰学的研究。

　　他根据我国国情，认为应尽量少花钱而作出高水平的产品，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提出并指导实施结构的轻型化和通用化研究，效益显著。

　　他认识到人类未来一定会向受控热核反应要能源和航天器返回大气层时必然遇到气体电离等等问题，因而提倡并指导关于电磁流体力学的研究。

　　他根据计算机的巨大潜力，提倡并指导了计算空气动力学研究，不仅减少了试验次数，节省了大量经费，因为起步较早，有些先进的计算格式如NND等还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

　　他根据国家发展航天事业的需要，曾于1961年在科学院第四次星际航行座谈会上作《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发言，对气动、烧蚀、轨道设计等方面作了阐述。此后他对我国高超声速流动研究、空气动力学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热情。如今我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已成为技术力量雄厚、研究手段完善、试验设备齐全、测试数据可靠的享誉国际的航空航天器及相关技术的研发基地。人们称郭永怀先生是该项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郭永怀

　　郭永怀观后感一在人民大会堂“共和国的脊梁”晚会上，看到描写九位科学家的节目片断。令人荡气回肠的情节，让人肃然起敬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在舞台上，又见到了我的研究生导师郭永怀先生的高大形象，更令我浮想联翩，心潮难平。

　　郭永怀先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的烈士，在回京汇报工作途中的空难夺走了他正在华年的生命，而在空难发生的那一刹那，他与他的警卫员用生命护卫了国家的机密，留下了永世流芳的时代印记!

　　多媒体音乐剧《爱在天际》充分诠释了郭永怀对祖国的深爱、对科学的热爱、对亲人的挚爱，正如剧中人郭永怀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爱不能到达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科学不能到达的。”

　　在接受导师郭永怀耳提面命的教导的六年间，我了解到，他深沉寡言，不苟言笑，但是他把炽热的爱埋在心里，表现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他默默地率领众人科研攻关，总是战斗在第一线。我见过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时他在现场监测时待过的掩体，见过他试验克服热障的庞大风洞，也知道作为力学所的副所长他为科研人员设计过图书馆的座椅、灯光。

　　他说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耒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用行动实践了他的热爱和希望。

　　我忘不了53年前在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里，第一次见到导师时的情景。那时，郭先生对我和我的师兄李家春说:“ 我们这一代，你们及以后的二三代要成为祖国的力学事业的铺路石子。”作为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在中科院力学所，在中国科大，在九院，在29基地，到处可以看到他的“铺路石子”精神结出的硕果，而他的教导也成了我一辈子的座右铭。

　　我也见证了郭先生与师母李佩先生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在他俩20年的共同生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笃爱情深，大爱无疆，在郭先生辞世的47年中，李先生依然对他一往情深!如今李佩先生已经九七高龄，仍有一种“你不回来，我不老”的情怀。这一点，在音乐剧中有生动刻画，即使只是短短八分钟的片断，也感人至深。

　　总而言之，科学家是有大爱的人。这些共和国的脊梁用大爱为我们构筑了永不坍塌的铁的长城!

“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事迹材料

　　12月5日，荣成市举行郭永怀画册首发暨“永远的怀念”征文比赛颁奖仪式、“永远的怀念”演讲比赛决赛、“永怀教育奖”发布和“永怀讲堂”开课等6项系列纪念活动，深刻怀念郭永怀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感人事迹，继承和弘扬郭永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凝聚新时期创新发展思想共识。

　　郭永怀是我国著名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他早年留学海外，致力于声障研究，1956年突破阻挠回国，在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中作出重要贡献。1968年12月5日，因飞机失事牺牲，同月被授予烈士称号。1985年被追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为纪念郭永怀的光辉一生，10月16日，荣成市政府建设的郭永怀事迹陈列馆开馆，并将每年12月5日定为“郭永怀牺牲纪念日”，开展系列纪念活动。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为了让更多人知晓永怀、学习永怀，更好地弘扬和传承郭永怀精神，本报集中刊发郭永怀部分同事、学生、亲友访谈及郭永怀的真实故事，共同缅怀这位大国工匠。

郭永怀事迹先进材料

　　他为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以赤子之心报效祖国,为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核事业尖端技术方面取得非凡成就付出了生命。他就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研究空气动力学驰名世界

　　郭永怀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来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

　　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时,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他选择了空气动力学最难的课题“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1941年5月,他来到当时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在航空大师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工作。

　　1946年,西尔斯在康奈尔大学创办航空研究院,特聘郭永怀前去参加业务领导工作。于是,郭永怀成了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的主持人之一。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正是因为在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郭永怀很快就驰名世界。当时人类虽已实现了飞行的梦想,但飞机的飞行速度并不理想。声障是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的难关。郭永怀和钱学森经过拼搏努力,不久就合作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毅然回国献身核事业

　　1955年,钱学森发来两封书信,邀请郭永怀回国。郭永怀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越条件与待遇,与夫人李佩于1956年11月回到阔别16年的祖国。“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郭永怀说。

　　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中国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郭永怀担任九院的副院长。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郭永怀的倡议和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一直沿用。

　　郭永怀每天一大早便赶到现场,了解装配工作进展和系统联试结果,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研究处理。在将要进入正式试验阶段的那些日子里,郭永怀每天都要忙十几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吃饭也是席地而坐边研究边吃。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取得圆满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当闪光火球和蘑菇状烟云冉冉升起时,全体测试人员一片沸腾,郭永怀却瘫软在试验现场,身边工作人员把他架到临时帐篷里的铁皮床上,郭永怀太累了。

　　牺牲时仍紧抱绝密资料

　　1963年,科研队伍迁往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基地,那里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摄氏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他与许多同事都有了高原反应。为了及时研究新情况,郭永怀频繁往来于北京和基地之间,有人劝他少跑一些,他为了工作全然不顾。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式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1968年12月初,他在青海基地发现一个重要数据,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飞机。他匆匆地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还认真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12月5日凌晨,飞机飞临北京机场,距地面约400米时,突然失去平衡,偏离跑道,扎向了玉米地,腾起一团火球。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吃惊地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装着绝密文件的公文包,竟完好无损。他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了对我国科研事业极为重要的资料。

　　郭永怀牺牲的第22天,我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在他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1999年,他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是唯一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科学家郭永怀的事迹材料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和钱学森、周培源、钱伟长等一道，规划了我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他和力学家们运筹帷幄，认真研究了近代力学的发展方向，制定了学科的近期发展规划和远期奋斗目标，使我国力学学科的面貌大为改观，特别是近代力学科学一起步就有很高的基准，只短短的几年功夫，在某些方面就已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

　　辛勤培养科技人才

　　早在回国以前，郭永怀就同谈镐生探讨过回国后如何培养力学人才的问题。回国后，他始终把培养科技人才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1956年，我国恢复建立研究生制度。郭永怀积极筹划力学所的研究生培养。在第一批招生中，他一人就带了5名研究生，以后又亲自带过几批。他主张：培养人才要“言教、身教，以身教为主”。在教学和科研中，他自己做表率，经常同年轻人一道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在培养研究生和助手时，他注重使他们在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两个方面都得到提高。他对年轻人的指导和帮助是启发式的、循序渐进的，重点强调掌握科研方法，提高科研本领，而不仅仅是解决某些具体问题。在他的培养下，研究生中有不少已成为所级学术领导人或博士研究生的导师。

　　1957年，郭永怀和钱伟长组织并领导了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他除负责研究班的日常组织工作外，还亲自执教，讲授流体力学概论。开课前，他把辅导教员找来，亲自带领他们到有关高等院校的实验室参观，对一些关键问题给予一些启示，再让他们为课程安排一个实验计划，使这门课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临毕业前，郭永怀亲自指导安排学员们的毕业论文题目，并设法每周都同辅导教员和学员碰头，了解进展情况，帮助解决问题。清华大学力学研究班前后共办了三届，毕业生达290多名。现在这些学员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部门，特别是在国防科研单位和重点院校的力学系或力学专业教研室，他们起着顶梁柱的作用。

　　郭永怀在培养人才方面不遗余力。1958年，他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和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讲授高速边界层。执教中，每堂课都凝结了他的心血。他评论和分析学者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使初入门的研究人员都深受启发，甚至终生受用。在讲到求解各种形式的N-S方程时，他总是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指出采用什么样的变换有希望获得成功，走哪一条路是徒劳的，会遇到什么问题，症结何在。凡听过他课的人都感到回味无穷。陆士嘉也常常赶来听郭永怀的讲课。她当时曾评价说：“只有他能讲得这样传神。”

　　郭永怀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他将自己比作一颗石子，甘愿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他深感大批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培养学术接班人这一艰巨任务在他的工作安排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他曾写道：“当前的打算是早日培养一批骨干力量，慢慢形成一支专业队伍。”随后他欣慰地说：“由于几年的工作，已经见到效果。”

　　献身我国的核武器事业

　　1960年5月，郭永怀被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九院)，并兼任该院副院长。他在处理好力学所日常工作的同时，把大量精力花费在研制核武器这项对我国政治、国防和科技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事业中。在原子弹研制初期，郭永怀主要负责力学方面的领导工作。

　　在原子弹理论探索阶段，郭永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当时在第一颗原子弹采取什么样的引爆方式上存在不同意见，郭永怀通过比较两者的优劣，大力支持“争取高的，准备低的”的方针，即以较高级的“内爆法”作为主攻方向。又如，在炸药爆轰波的理论计算上，郭永怀正确地提出用一维特征线法进行，解决了一大批理论和技术难题。为了使大家了解爆轰学，郭永怀还亲自讲授了爆炸力学。

　　在爆轰物理试验过程中，郭永怀经常深入试验现场，指导工作并协助开展试验。当时，为确定原子弹爆轰聚焦技术方案，争论是很热烈的。年轻的物理学家陈能宽提出了一个难度和风险都很大、但却能少走弯路的聚焦方案。许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郭永怀从力学角度反复估算，大胆支持采纳这个方案。为了配合爆轰试验，郭永怀还指导设计部人员进行不同试验元件的结构设计，使爆轰试验得以顺利进行。

　　郭永怀十分重视并经常在九院的会议上反复强调核弹的武器化和系列化，指出要努力做好核武器的后期发展工作。在此后的进程中，他一直负责总体结构设计、外型设计以及环境模拟实验的指导与把关。他很早就安排了一系列与武器化有关的预研课题，包括结构设计、外型设计、飞行弹道、物理引信、环境试验项目与设备等。在弹体结构设计中，郭永怀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设想，包括薄壳结构、通用核航弹等。它们都在后来的工作中逐步得以实施，对核武器的轻型化、实战化和系列化以及新原理实验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环境试验方面，郭永怀在建立我国核武器环境试验设备及分析研究上起了主导作用。他从技术人员的配备、课题的安排、试验项目的确定和试验设备的筹建等多方面入手，使我国有了一整套大型、精密、试验范围较广的设备，包括冲击、噪声、振动、过载、温湿度、霉菌、盐雾的组合试验设备和大型离心试验机等。他还亲自出马，找有关单位协商研制专门设备。

　　郭永怀的科研眼光长远，在他心中始终装着武器化阶段的长远计划。他提出动态环境试验要开展随机振动、高速冲击和噪声试验。为了提高核武器的适应性，他提出开展拓宽温度试验。九院当时分工不分家，郭永怀的注意力也常常超出力学领域之外。他特别关心“安全论证”课题的研究。“安全论证”就是研究当飞机投下核武器后，能否以及怎样安全躲过光辐射、冲击波的威胁。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郭永怀极力主张理论计算与模型空投试验结合进行。为此他还亲自过问并参与计算核航弹和氢弹空投过程中的飞行弹道、伞-弹弹道特性。在他的倡导下，经过严格的计算与分析，每次核试验飞机都安全返航。

　　郭永怀参加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以后又参加了核航弹、氢弹和导弹核武器试验。他对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对核武器系列化发展提出许多建议和设想;他指导进行了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研究、水洞试验以及调研工作;对研究发展潜地导弹也作出了贡献。此外，郭永怀还应两弹结合时期的需要，对我国核武器科研体制提出了重要设想。

　　1968年10月，郭永怀再次赴青海，筹划我国第一颗导弹热核武器试验工作。在离开青海之前，他对这次国家试验进行过评价发言。当时，试验的理论方面有“过早点火几率”问题;实验方面有设计内球新结构问题;材料加工方面正考虑产品自热和装配贮存问题;在整体系统方面有“弹、伞、机”的协同配合问题。郭永怀从这次热试验的准备情况瞻望1969年和以后的任务，大胆提出今后设计要重新考虑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的机动、安全、和小型化指明了方向。12月5日，郭永怀从兰州乘飞机返京。当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时，发生了一等事故，郭永怀不幸以身殉职。

　　郭永怀为我国的力学事业、国防科技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在回国后的短短12年时间里所做的工作之多令人叹服。他参与了我国小型地空导弹、氢氧发动机和反导导弹的研制;他翻译并出版了普朗特的名著《流体力学概论》，组织翻译了《爆炸力学》;他担任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两个杂志的主编;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和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郭永怀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敬仰和钦佩。为了纪念他，中国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90年出版了《郭永怀文集》和《郭永怀纪念文集》。1988年12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大院东侧绿荫丛中为郭永怀树立了一尊汉白玉雕像。郭永怀的光辉形象将永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