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崩塌有多可怕

耻感的失声—社会信仰体系的瓦解与重构

　　受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多元化的影响，耻感对当下国民的约束力日渐淡薄。在“厚黑学”之风甚嚣尘上的当代，耻感文化不仅不断“边缘化”，更有被娱乐经济作为卖点反向消费的意味。由于不再有明确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对个人道德进行审判，个人内心的善恶观与道德令随着主体经验的累积而形成了独立、特化的内在意愿，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精神纽带支持，这种孤立的意志形态难以形成普遍认可的共同规范，耻感就失去了参照的对象。

　　纵观我们的社会，只追求物质享受、社会责任感丧失的扭曲价值观仍然在蔓延，各种伦理体系渐趋瓦解。随着乡镇代际关系的改变及古典孝道的下台，父母权威和传统社会付出与回报相均衡的逻辑关系被彻底打破，老无所养、幼无所依等无耻的现象时常出现；经济及政治语境下的耻感缺失导致职权的滥用和缺席，物用而非职责本位的权利模式严重破坏了合理的社会公共生活范式；而在文化领域，“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以及以丑为荣的审丑观扭曲了公共文化的价值，破坏了社会风尚。

　　“耻感文化”一词源自于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其将之称为一种“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维护善行”的文化模式。耻感文化同样适用于描述中国古代文化的心理特点，并且具有着博大精深的内涵。

　　中华民族文化里，一直蕴含着独特的“耻感”因素，极具伦理风格和道德意蕴。我们的民族，有着鲜明而坚定的道德底线；我们的民族，选择“克己”而不轻易放纵；我们的民族，鞠躬尽瘁，使命必达而忍苦耐劳。我们的民族血脉里，流淌着道德的光辉与美好、不甘堕落的永恒的进取精神。在将耻感精神与现代制度结合之后，我们的国家创造出了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和持续不息的经济奇迹。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克己有耻”“持之以德”是中华民族永恒的道德命题。

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大约1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知识界曾经有过一场声势不小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大讨论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市场经济是否会导致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膨胀，人文精神萎缩，乃至出现社会性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这其实也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后全社会持续为之焦虑的一个重大问题。以我的阅历和学养，当然没有能力说得清楚。不过我有一个粗浅的想法：西方的情况与中国一定有很大区别，上面这个担心说到底是个文化问题。长期来看，一种制度会对一种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恐怕文化传统对制度的制约作用更大。在中国，市场经济是否一定会导致人文精神的萎缩这个问题，应该有一个活的社会学样本。而作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产物，“70后”、“80后”一代年轻人正好充当了这一角色。

　　此次汶川大地震，给这一争论以答案。令社会刮目相看并感慨不已的是，以“70后”、“8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以丝毫不亚于他们前辈的热情和情感投入抗震救灾，一扫人们以往对他们“物质主义的一代”、“得过且过的人生”等等消极评价。当我们看见3岁男孩向拯救他生命的军人敬礼时，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感恩；当我们得知9岁小学生已经逃出教室却又重新折返，救出两个同学，自己的手臂却被砸成骨折时，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感；当我们看到“韩寒、超女”们二话不说就奔向灾区充当志愿者时，我们看到了下一代身上怀有的对这个社会的担当。

　　不错，在平常的时候，这些“新生代”常常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乃至自我中心。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或许这些曾经被视为“贬义”的东西，正是上一代人所不具有的个体价值的觉醒。一旦到了像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关键时间节点，这种个人觉醒就散发出前所未有的人性光辉。更准确地说，我们这些“50”、“60”人应当自问：究竟是“80后”身上沉睡的“人文精神”在大灾难来临时觉醒了，还是大地震使我们从对他们的成见中觉醒

　　灾难筑就了一个巨大的精神磁场，使得中华民族在这个磁场中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洗礼。灾难也让我们在精神上收获很多，以我的视角观察，最有价值的闪光点有二：一是人道主义光芒的绽放，真正的以“人”为本取代了以意识形态为本；二是建立在权利、义务契约基础之上的公民意识的彰显，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一代年轻人在抗震救灾中展现出来的公民意识和人文精神，这将是一个社会最终走向民主现代化的基石。

　　现代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是建立在普遍的公民意识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公民意识表现为两个不同层次的内容：首先是国民在精神上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其次是每一个公民在这种认同之下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以及与之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在此次大地震中我们看到，无论是政府首脑、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还是民政救助、医疗机构、慈善团体、新闻媒体乃至每一个民众，都尽己所能地承担起责任。无须动员，整个中国几乎每个人都自觉地尽到了自己的公民责任和义务。公民凭借自己对国家义务的主动承担，换取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设全国哀悼日”、“为死难者降半旗”、“暂停奥运圣火传递”等决定，都是政府对公民呼吁从善如流的回应。正是由于灾难的巨大破坏性，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达成的默契和良性互动，公民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在短时间内得到极大强化，并被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次。当国旗缓缓降下、汽笛鸣响之时，从天安门广场上响起的“中国加油！”成为这一刻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声。这一发自心底的由衷的民族认同，超越了地区、种族、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将一个觉醒的现代中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世界面前。

　　重新回到开头讲的“人文精神”问题，我现在觉得，恪守权利义务的契约精神的真正市场经济，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之内不会导致人文精神的萎缩。我们以及我们上一代人身上残余的计划经济时代养成的浓厚的特权意识或特权崇拜，到了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身上，逐渐转变为人人平等的权利意识之时，大概也就是人文精神在中国社会有可能重振之日。

解决信仰危机

　　在中国，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案，不是去通过拆除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来加固精神支柱，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归还属于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

　　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中认识了石蜡，从火腿中认识了敌敌畏;从咸鸭蛋、辣椒酱里认识了苏丹红，从火锅里认识了福尔马林，从银耳、蜜枣里认识了硫磺，从木耳里认识了硫磺酸。今天，三鹿又让同胞知道了三聚氰胺的化学作用。

　　外国人喝牛奶结实了，中国人喝牛奶结石了。日本人一天一杯牛奶，振兴了一个民族，中国人一天一杯牛奶，早熟了一个民族。

　　上面是近来许多人都读到过的民间段子。

　　上述情形表明，中国在今天面临的根本危机是道德危机。具体地说，中国在今后以至于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机是与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纵然是严刑峻法也已经无法改变这样一个最直观的现实。由于种种原因，从数千年乃至数十年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赤字与坏账还在加速积累。中国发生的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目不暇接，更多的、正在发生的甚至不为人们所知。

　　最近各种事件的密集爆发，说明中国已经到了道德亏空的密集还账期，信仰的缺失与道德的赤字正在转化成一桩桩人为的灾难，整个社会开始为多年累计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沦丧承受沉重的代价，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人的道德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某种程度上，中华文明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道德与信仰的废墟

　　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将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也因此陷入一种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而目前的信仰与道德危机是数千年的旧正统与60年的新正统作为价值系统的坍塌所引发的精神危机。尽管这两种价值系统在现实中常常互相支撑，但是丝毫也未能扭转各自主体已经瓦解与坍塌的现状。分别历时数千年与60年的精神主体结构为什么会瓦解与坍塌？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两种价值都不能提供信仰与道德规范的终极源泉。

　　中国历史上的道德纲常多半是统治者强加的道德。而且这些道德都是为统治机器服务的。把掌权者的主义当做国民的信仰，并禁止其它信仰，必然导致全社会在信仰上的丧失，导致国民道德与精神的全面退化。

　　中国在传统上是个世俗社会，绝对多数人没有整全的信仰。可以说，信仰的问题在中国从未真正解决过。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相比，不论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还是后来的政治主张，都是世俗的意识形态。近来大行其道的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其中也难觅宗教的踪影。专制皇权是导致中国人缺失信仰的主要根源之一。在每个王朝后期的政权危机背后的，本质上都是人心的危机、信仰的危机、道德的危机。统治本身就没有道德基础，政治权力自然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

　　为什么许多国人无信仰无道德底线?因为有信仰要付出的成本太高;为什么不道德?因为讲道德的代价太大。问题是，如果没有信仰、没有道德，全民承受的代价将最大化。没有信仰即没有正义。没有信仰的社会，即是正义失落道德匮乏的社会。

　　几千年旧的信仰被暴力革命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的信仰又落了空，真正的信仰却领不到准生证。这就是现状。

　　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

　　现在许多国人对目前在精神、道德和信仰领域出现的危机已似乎有了比较普遍的共识，但是对造成危机的原因却有重大的分歧。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中国人今天的道德与信仰状态不是经济发展与生活富裕导致的，而是对道德与信仰的禁锢造成的。阻碍自由信仰的不是市场，不是金钱。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照样有信仰危机;信仰危机与市场经济无关。在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与宗教信仰从来都并行不悖。

　　况且，中国还不能算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中国的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个国企，能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吗?相反，在中国，市场经济像信仰自由一样，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若不是中国有了一点点市场经济，中国今天更是信仰的荒漠。表面上看，国人没有信仰与贪图获利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不该就此得出获利或金钱是导致信仰失落的原因。抢劫犯盗抢珠宝，我们能说是珠宝造就了盗窃犯吗?我们能以销毁珠宝来作为根治抢劫行为的解决方案吗

　　为什么信仰会繁荣或衰败?答案隐藏在信仰自身的属性之中。人和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信仰，而其他动物没有。道德的源头是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底线。信仰是一个人活着的精神寄托。没有真正的信仰，人们就没有正义感责任感，就会无所顾忌，无所敬畏，无有廉耻。信仰指向的是"意义"，并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因为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信仰不是现实的，而是超现实的;不是经验的，而是先验的。信仰是人对于无限、永恒、生命的终极价值与意义的追求。信仰涉及的是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的超验真理。信仰深深植根于人性之中。因为人在本性上总是在探寻意义，挣脱有限走向无限，趋向超越。信仰必须是由衷的、自觉自愿的、认可、相信、敬仰、崇拜和追求。依靠强迫、利诱、欺骗不能产生真正的信仰，也不能维持和改变信仰。信仰与道德的短缺，归根到底是自由的短缺。

　　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是自由选择的信仰，而不是强加的信仰。信仰是理性与信念的产物，而不是强制与暴力的产物。同样，强制与暴力也不可能阻止信仰。因此，不仅要尊重与保护信仰自由，而且应该把信仰自由嵌入到政治制度、政治秩序中去。只有信仰自由，才能产生好的信仰，才能淘汰抑制不良的信仰;没有信仰自由，只有坏的信仰。没有超验，没有信仰，就没有个人的自由。道德问题离不开自由，离不开相应的政体。自由是道德赖以存活的氧气，不论公德与私德。没有自由，任何德性都将窒息。所以，我们说人需要信仰，不是"被信仰"，而是每个人去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寻找自己的精神锚地。

　　如果说获利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那么，在中国，解决信仰危机的方案，不是去通过拆除人类生存的物质支柱来加固精神支柱，不是放弃经济发展，而是归还属于每个人的思想、信仰自由。一个国家的未来，在于其精神的根基与力量，而不在于政府权力。中国的精神重建，中国的有限政府，中国的市民社会都离不开信仰自由。没有信仰自由、没有精神信仰的国家，再大也是小国!没有信仰自由，不论人均gdp多高，国民在精神上和道德上依然是贫困的。国人常说，财大压身，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没有精神与信仰的厚度，也难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即使有了，也会被压垮!有了信仰自由，一个人、一个社会信仰什么就会有答案，大家就会自由地去选择、去获得自己的信仰。唯有自由选择的信仰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信仰，中国人才有可能走出现在的精神废墟。

关于信仰

　　信仰有时真的可以拯救一群人，但信仰有时也可以颠覆一群人。

　　你可以对你的佛说我要用500次的什么去换一个人的1次什么，你也可以对主说保佑我明天会活的好些，你也可以冒着被踩死的危险去麦加的穆斯林胜地朝拜。

　　你同样也可以对着鲜红的党旗，右手握拳，高举在太阳穴右侧，庄严的宣誓，呼喊着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也可以去面对着国民党党旗光荣的说我是国民党员。这是所谓的个人信仰，只要不违背伦理道德，没人管得着。

　　信仰其实无罪，也不存在着什么对错。正如中国当年经历了八年抗战之后爆发内战一样。

　　其实无论是我们亲爱的毛主席还是不是特别亲爱的蒋先生，他们只不过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奋斗。他们脑子里充满的是一种信念，因为他们是领导，所以他们必须将自己的信念传递给大家，让所有人都贯彻他的思想，可他们俩的思想却恰恰相反。所以，他们各自独立成了两个派别，不惜一切代价来贯彻自己的思想，维护自己的信仰，使他们神圣而不可侵犯。

　　我们根本没法将他们其中的某个人推向罪恶的审判台或是让某个人佩上大红花坐着一级的轿车在街上游行接受祝福。他们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思想是正确的，所以才挑起了这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虽然说这一场场战争最终的受害者是这一片沃土和居住在这片沃土上的淳朴无辜的人民们。

　　战争没有平局，最终总有一方是败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然的，就有一方举着白旗说投降，而另一方则是高举着旗帜高呼着口号：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

　　战争终会休止，但没有休止的思想，也没有可以随着战争而戛然而止的信仰。只要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有一口气在。他们就会为自己的信仰付出一切，甚至是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

信仰缺失下的迷茫

　　一

　　这个社会的底线正不断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伤人的农药；仅仅因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夺走与自己无关人的性命；为了钱，可以随时欺骗，只要于己有利，别人，便只是一个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个被嘲笑的词汇。

　　这样的情形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随处可见。

　　没有办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里，便无所畏惧，便不会约束自己，就会忘记千百年来先人的古训，就会为了利益，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地狱。

　　有人说，我们要守住底线。但早就没了底线，或者说底线被随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谈何守住底线？可守的底线在哪里

　　一天下午，我和身后的车辆正常地行驶在车道上，突然间，一辆豪华车逆行而来，鸣笛要我们让路，可是正常行驶的我们无路可躲，于是，感觉被怠慢的那个车主，在车过我们身边时，摇下车窗痛骂一番。那一瞬间，我惊呆了：为这辆逆行而来的车和这个充满愤怒的人。车主是一位年轻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钱也受过良好教育，然而，这一瞬间，愤怒让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责的同时，我竟然没有一丝的愤怒，倒是有一种巨大的悲凉从心中升起。因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能成为她。我们都无处闪躲。

　　二

　　如果是简单的坏，或是极端的好，也就罢了，可惜，这是一个人性最复杂的时代。

　　医生一边拿着红包，一边接连做多台手术，最后累倒在手术台上；教师一边体罚着学生，坚决应试教育，另一边多年顾不上家顾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扑在工作上；官员们，也许有的一边在腐败贪污着，另一边却连周末都没有，正事也干得不错，难怪有时候百姓说：“我不怕你贪，就怕你不干事！”

　　其实，说到我们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坠落一边在升腾，谁，不在挣扎

　　对，错，如何评价？好，坏，怎样评估

　　岸，在哪里

　　三

　　有人说，十三亿中国人当中，有一亿多人把各种宗教当做自己的，比如选择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还有一亿多人，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再然后，就没了。也就是说，近十一亿中国人没有任何信仰。

　　这需要我们担心吗

　　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也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做自己的信仰，在这方面，我们相当多人是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有求时，点了香带着钱去许愿；成了，去还愿，仅此而已。

　　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我们的信仰一直藏在杂糅后的中国文化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之中，也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

　　于是，中国人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所以，在中国，谈到信仰，与宗教有关，更与宗教无关。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著，但可能，我们这代人终于不再明白。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被摧毁得荡然无存，我们也终于成了一群再没有信仰的孩子。这个时候，改革拉开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在没有信仰的心灵空地放肆地奔腾。

　　于是，那些我们听说和没听说过的各种怪异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们身边上演，我们每一个人，是制造者，却也同时，是这种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我们的身边呢

　　四

　　钱和权，就越来越像是一种信仰，说白了，它们与欲望的满足紧密相联。

　　曾经有一位评委，看着台上选手用力地表演时，发出了一声感慨：为什么在他们的眼睛里，我再也看不到真诚和纯真，而只是宝马和别墅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选手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人群中，有多少个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静时，我们还敢不敢在镜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权力，依然是一个问题。

　　个人崇拜减少了，可对权力的崇拜，却似乎变本加厉。

　　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上下级之间充满了太多要运用智慧和心智的相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面前，下属变得唯唯诺诺，绝对没有主见？一把手的权力变得更大，顺应领导的话语也变得更多，为了正确的事情可以和领导拍桌子的场景却越来越少。

　　其实，是下属们真的敬畏权力吗？你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可能并非如此。或许是下属们早已变得更加聪明和功利，如果这样的顺从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为何不这样做

　　但问题是，谁给了下属这样的暗示

　　五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现今时代的青春却拥有肉眼可见的艰难。时代让正青春的人们必须成功，而成功等同于房子、车子与职场上的游刃有余。可这样的成功说起来容易，实现起来难，像新的三座大山，压得青春年华喘不过气来，甚至连爱情都成了难题。

　　青春应当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与现实，可现今的年轻人却不敢也不能。房价不断上涨，甚至让人产生错觉：“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后来总经理们太过分，总理急了，这房价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脚步。房价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至于蚁族们，在高涨的房价和越来越难实现的理想面前，或许都在重听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或许逃离北上广，回到还算安静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爱，然而面对女友轻蔑一笑之后的转身离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还能有怎样的说服力

　　如果一个时代里，青春正万分艰难地被压抑着，这时代，怎样才可以朝气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

　　信仰缺失，为什么而活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深思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