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与不争的典型事例
名人故事《张之洞的“三不争”》
被称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曾为自己立下“三不争”信条：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人争名，三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
他不与俗人争利，就是不与凡夫俗子，平庸粗鲁之辈争权夺利，落入下流。张之洞自视甚高，严以律己。深知“利”字身旁一把刀，为官之道，应该清正廉明。故此，他对钱财势力看得甚淡，更不喜好参与官场争斗。
有传张之洞睡眠从无定时，故此常常闹得随从幕僚苦不堪言。也因为睡眠问题，他得罪过不少人，袁世凯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张之洞身为长辈，曾力荐过袁世凯。因此，这位袁大人为了感恩，特地专程来访以示谢意。没曾想到，他正与张之洞闲侃之时，张却不知不觉地靠在椅子上睡去，闹得老袁心里很是不爽，偷偷溜了出来。
张之洞醒来之后，深感过意不去，为了表示歉意，他亲自登门道歉。适逢袁世凯摆席设宴，然酒席吃到一半之时，张之洞竟然又犯起困来，趴在桌子上，呼噜呼噜地睡将过去。这一来，又让袁世凯尴尬万分。
张之洞睡觉没规律，“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是朝内皆知的事。按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却给袁世凯留下不快，居然心生报复，暗中派人监视他的日常起居。事情暴露后，有人劝张之洞与之计较，张却不那样做，干脆搬家避开了事。这就是张之洞不与俗人争利，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的体现。可见得势之后的袁世凯，不过是一个闲俗之人罢了。
张之洞重视教育，故不与文人争名，这也是对文人儒士尊重的体现。可以说，他理解文人成名的苦心。他知道文人墨客，外表看起来懦弱，但内心却雄心壮志，江河湖海。故此，张之洞不与文人争名，也证明了他对文人之爱怜惜有加，体恤到位。
另有一传说，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作为一个文儒青年，他很想面见一下这位湖广总督张大人。于是，他来到府前，让门人递上名片，请求晋见。张之洞看完名片之后，有心想试探一下这位后生，笑写一副上联，叫门子送出去给这位自称兄弟的少年。联云：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
孙中山当时一看，知道这位总督大人有心想要试探一下他的才华，于是并不言语，微微一笑对出下联，交与门子送进去。联云：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张之洞一见下联，大喜，惊呼奇才！急命门官大开中门，迎接这位后来改变中国历史的读书人。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与文人争名，除了尊重文人之外，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张之洞拒绝中国一些庸俗文化现象——沽名钓誉！对不学无术的所谓文人，深为不齿！
张之洞的第三不争是不与无谓之人争闲气。所谓无谓之人，便是闲人也。旧中国的一些闲人，往往已经接近甚至等同于小人范畴。上面所说的袁世凯，虽然也算中国一介名人，却在气量上不及张之洞。所以，也可以说，袁世凯的行径，确实见之于小人之辈。不管对其恩师张謇还是对有恩于己的长辈张之洞，都不过如此。故此，张之洞亦将视为无谓之人！
身为晚清名臣，张之洞一生为国家朝廷奔忙劳碌，自然不会有闲情逸致与平庸之辈、无谓之人为伍。因此，若说无谓之事，就是朝臣之间的权势与人脉争斗，他把它们视为无谓之争，把此类人视为无谓之人，把此等气视为闲气，这是他人生境高的体现！张之洞号“无竞居士”，晚年又自号“抱冰”，可见其能够清净自守，让心安于自然！
临终前，他在遗嘱上说道：“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这是他上流之心，不行下流之事。
争与不争作文
在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中，如果你对一件事物的见解和主张跟别人有异；如果你有一道习题的解法和别人有别；如果你看到别人在某些方面以赶上或超过了自己；如果你在生活中遭遇了不幸，事业受到挫折面对这些问题，你该怎么办？回答很简单争。争，是人们对人生所持的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只有勇于去争的人，才称得上事生活的强者。大人们总让我们定一个竞争的对手，两个人不是齐头并进，而是你追我赶，不进则退。
争其实是一种进取的锐气，前进的动力，我倒觉得，争的话可以使人拥有一股顺溜而上的力量，拥有发奋图强的信念。尤其是到了初中，从前懵懂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竞争对手一个比一个跃跃欲试，明争暗斗司空见惯，仿佛我们之间根本不是同学关系，而是天天在你比我强，我赶上你。回想起小学，大家三五成群在一起疯疯闹闹，互相关心、互相谦让，竞争的压力也没这么大，空气间散发出的不是浓浓的火药味，而是和谐的气息。
往更深远的地方想，我们人的一生不就是一直在争当中度过的吗？争夺生存的权利，争夺自由的生活，争夺父母的爱，争夺老师的关心，争夺荣誉金钱等。这些都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奋斗和拼搏。
不争，是自己独自过着轻松的日子，是一种淡泊名利的随意，是看淡了蜗角虚名，是在朴素平淡的日子里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的满足感。非无脚下浮云闹，来不相知去不留。君子兰生在高高的山顶，她默默地挺立着，默默地装点，却很少开花从不与百花争艳。但是努力去争取的时候，黄色的花朵绽满盆砵，以一种努力向上的姿态，舍我其谁，风范十足。她取舍得当，不该争的时候，自己低头苦心钻研，默默吸取和听从；该争的时候，她蓬勃向上，努力绽放自己的花朵，开出了最美的艳丽
争固然可以使人进步，但是整天提心吊胆，和别人勾心斗角，用尽心机也实在破坏情谊，不设防倒好一些；不争，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是太沉闷不够活跃也不好。争和不争，只要合理控制，态度交替改变，也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呢。
不争的智慧哲理故事
公孙弘在汉武帝时曾任宰相，从一介贫寒布衣到位高权重的宰相，公孙弘走的是以退为进的路线。
公孙弘曾担任狱吏，因为过失而被撤职。回家后他发愤苦读，六十岁时被汉武帝以贤良征为博士，出使匈奴时，因为陈述情况不符合皇帝心意而。七十岁时，公孙弘再次被征为文学儒士，因为博学多才，很快被提升为左内史。
公孙弘见闻博广，每当议事时，他总是先把事情详细陈述出来，然后让皇帝自己去选择，如果遇到不同意见或者遭到同僚们的驳斥，公孙弘亦不争不辩。
公孙弘位高权重，生活上却很节俭，常盖布被，一时传为美谈。时任主爵都尉的汲黯有些看不惯，于是对武帝说：弘位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盖，此诈也。汲黯认为公孙弘是哗众取宠，没有必要装节约。公孙弘听了也不争辩。
武帝就问他，汲黯说的是不是事实呀，你怎么不争辩呢？公孙弘老老实实地回答：汲黯说的是事实，但武帝却认为公孙弘是谦让，对他很信任。
有一次，公孙弘和众大臣在朝廷外商议事情，可是上朝奏请皇帝定夺时，公孙弘临时改变了想法，所陈述的事情与众大臣意见不符。汲黯很生气，当庭斥责公孙弘：齐人多诈而无情实，始与臣等建此议，今皆背之，不忠。汲黯认为，你和我们商议了，就得按商议的结果奏明皇帝，可你却临时背叛了众人的意思，实在是不忠呀。
面对汲黯的指责和众人的误解，公孙弘也不争辩，默默地独自承受着。后来，皇帝就问公孙弘，“事实证明你所陈述的事情是对的，可当大臣们诘难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争辩呢？”公孙弘淡定地答道：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汉武帝听了连连点头，认为公孙弘很谦虚。
公孙弘出身贫寒，面对仕途沉浮宠辱不惊，与人交往不计小节，最终封侯拜相，靠的却是不争的智慧。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与人相争的，世界上没有人能和他相争。不争是一种智慧，不争才会拥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争与不争故事
争与不争，是两种生活态度，也是人生各个阶段的不同标志。虽然因人心性而异，却往往会随着人生脚步出现殊途同归的结果。
少年人爱争，吃饭时争美食，学习时争第一，一道题会争得忘记错对，一句话会争得面红耳赤。争来争去，多半偏离了争的初衷，从一个话题偏离到另一个话题。少年心性就是如此，在乎的不是争的结果，而是争的过程。而就在争的过程中，少年心性得到了磨砺，成长也就在无处不在的“争”之中，得以拔节生长。
青年人更爱争，叛逆期的标志就是无休止、甚至无道理的争，无关对错与是非，似乎是别人认可的，他就总要反对；别人反对的，他就总会认可。尽管每一个人都似乎把结果看得无比重要，但青年人的争往往是一种无疾而终的“争”，结果无论如何都可以很快被接受，因为青年人看重的永远是下一个要争的事物。
中年人的“争”少了火药味，却多了危险性。这是种无声无息的争，却也是最注重结果的争。争的过程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它都是为结果服务的。经历过现实的重重考验，中年人心性渐渐平和，目的性更加明确，对于“争”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仍是喜欢争，却不再怒其不争，而是为这争赋予了更多的智慧。此时的“争”，其实就是一个人一生成就高低的关键。
及至垂垂老矣，“争”的心便彻底淡了。此时，“不争”渐渐浮出水面，对人对物都变得平和淡定，能接受一切是非，也能包容一切对错。此时，人的一生已走过大半，行走过万水千山，历经红尘沧桑，也终于明白了“不争”也是一种“争”。因为不争，所以才争来了平静平安；因为不争，所以才争来了辽远深邃；因为不争，在争中失去的一切都会再次得到，在争中曾得到的一切也会迸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不争，或许是一种“争”的升华。又或许，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人生才能真正拥有一种隽永而美满的幸福。
君子的争与不争名人故事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晓30多种文字，但他不屑于考证书，连一张文凭都没有。
梁启超知道他是匹“千里马”，便极力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举荐。最终，清华大学破格聘用这名“高中生”为大学教授。
按理说，陈寅恪从此应该对梁启超感恩戴德才对，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两人在相处中，丝毫看不出陈寅恪对梁启超的“追随”。相反，他们经常为一些学术问题争吵不休，面红耳赤、怒目相视的场面时有发生。他们之间的“恩怨”一度被好事者传得沸沸扬扬。
一天上午，梁启超刚上班，同事就递给他一份学报，说：“陈寅恪又要和你干仗了！”梁启超接过学报一看，上面有一篇署名陈寅恪的文章，矛头直指自己。
原来，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有关陶渊明归隐动机的论文。他认为，陶渊明弃官归隐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士大夫阶层寡廉鲜耻，普遍缺乏道德感，他纵然没有力量改变现实，起码也不愿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和操守丢掉。陈寅恪则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陶渊明辞官回家种田，是因为东晋被灭之后，他“耻于事二主”，才发誓不与新政权合作。
梁启超读完文章后，笑道：“这小子总是和咱过不去，咱要再写一篇好好和他过过招。”一旁的同事与陈寅恪有些恩怨，见梁启超如此说，便低声建议道：“梁先生，这陈寅恪别有用心，他是在含沙射影骂您啊！先生您在清朝做过官，在当今民国又做过官，陈寅恪这不是影射您在‘事二主’吗？”
梁启超一听，脸顿时黑了下来，很是难看。突然，他怒气冲冲地对那个同事喝道：“你滚！陈寅恪的为人我是知道的。请以后不要以小人心腹揣度君子胸怀！”那个挑拨是非的同事旋即狼狈地走开了。
陈寅恪得知此事后，对梁启超的人品更加钦佩了。梁启超和陈寅恪尽管常常为了一些学术分歧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在工作和生活中仍相互提携，相互尊重和信任，从不听信他人挑拨。他们在学术上是“死故”，但在生活中是挚友，这样的君子之交以及争与不争的境界无法不令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