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医药发展的论文
关于中药的作文
阵阵药香扑鼻而来，我坐在餐桌前，跃跃欲试地望着面前的中药。
这中药呈浅棕色，药色剔透，如一块浅褐色的玉。我吞了一口口水，想起王大夫所言：“放心，你的药是甜的。”我双手合十——但愿王大夫没有忽悠我。
我又咽了一口口水，迫不及待地端起碗来，猛吞了一大口。
中药触及味蕾，先是一股浓浓的酸味，紧接着便是一阵酸苦，最后，竟隐隐生出腐臭之感，对着我的舌根就是一顿刺激。我强忍不适将药吞进肚里，马上，胃里便翻江倒海。我干呕几声，顿时觉得正身在臭味熏天的垃圾堆，又仿佛在浓烟滚滚的厨房。
我缓了一会儿，心想：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我一咬牙，端起碗来就是一通猛灌……
中药刚刚见底，我便开始大呕特吐，不知道是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派头，反正我是感觉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
只分分钟功夫，我已经奄奄一息，就差把昨天的早饭呕出来了……这药能不能调理脾胃我不知道，但我算是明白了，它绝对是个“呕吐神器”！无论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只需一口，秒秒钟给你全呕出来！
无论“呕吐神器”是否无愧于它的名号，让人佩服之至，只要一想到还要忍受六天半的折磨，我就不寒而栗……
还望“呕吐神器”大哥手下留情，放小女子一条生路吧！
中药
一碗中药，飘着许些淡淡的药香，喝时苦涩，品味时却清香。
我的身体素质不好，春秋季总是会雷打不动地患一些感冒。今年9月，我不仅又感冒了，而且还患了过敏性鼻炎。父亲知道后很着急，一个星期六下午便带着我去了药店，医生看后对父亲说：”这最好还是抓些中药喝。”父亲当即抓了五副中药，我看着五大袋满满的药，仿佛已经在喝中药似的，嘴里满是苦涩。
父亲回到家中，就开始熬中药。他从开火开始，就在灶台旁一动不动地盯着中药。这时，我看见他烟雾缭绕中略显弯腰的身影，眼眶很快红了。父亲每每给我熬中药，都会从开始-直等待到结束，因为，他怕万一熬浓或熬淡了，药效的作用不佳。他却不知，他就以这样的姿势站立了半个多小时，背也稍有些弓了。直到锅里的中药冒出气泡，飘出淡淡的药香，药汁不多不少正好一碗，他才关掉火，将熬好的药汁过滤，为我端到桌子上。我看着那碗中药，没有像以前一样无奈的皱眉，而是捧起，放在唇边，轻轻品尝，再一仰头喝尽。
刚刚放下盆子，就发现父亲的手心里多了两块冰糖、中药的苦涩未尽，冰糖的香甜已来，口中留下的，是药的清香。
五副中药我喝了5天，父亲每次都是那么认真，不懈怠半地为我熬药，而我的病，很快也好了。我还想再喝一碗中药，在苦涩之中品尝清香，在袅袅烟雾中依稀辨出父亲略显苍老的清瘦身影。
关于中医的话题作文
中医作为东方数千年来的主流医学，不但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完整的医疗体系，更有着辉煌的过往和医学成就。然而，中医在近百年间却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磨难。20世纪前50年，在关于中国医学发展的问题上，曾几次掀起“消灭中医”“废止中医”的惊涛巨浪，差一点就给中医带来灭顶之灾。
中医遭受诋毁，不是一两天的事。鸦片战争后，随着现代医学和科学思想传入中国，面对“东亚病夫”的帽子，面对瘟疫、天花、疟疾、痨病等疾病的肆虐，面对初生婴儿和孕妇极高的死亡率，中医却束手无策。于是一些社会名流开始站出来反对中医，认为中医是民间巫术，不讲科学。
其实原始宗教与中医是一个复合体，神农尝百草的医药神话，是原始宗教、神话传说与中医学关系的典型体现。在夏商时代巫医同源，到春秋战国时期，医与巫的关系才出现分化。中医与哲学、巫术之间有紧密联系，有人认为巫医乃中医起源，是中医的始祖。巫分男女，女巫称巫，男巫称巫或觋。据《周礼·春官》记载，巫祝之多，有“大祝、小祝、丧祝、甸祝、诅祝、司巫、神巫”等。巫师分工明确，其中祝的“神职官位”比巫高。凡王、后、贵人等之丧礼祭祀、国家之祈福安灾、自然灾害、外交战争及王、后、贵人之草药沐浴、身体康健者等，皆由巫祝掌管。
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可从殷墟卜辞中所见，从形式上看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还得借用药物，或采用技术性治疗。正如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所说：“官方的医学把植物药材和矿物药材编成条目，有关这些知识，曾由各原始文化期的巫医们和女巫们传授下来。”
巫与医的关系是一种发展源流，延续了几千年的医术，为何到了清末会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这个问题应该从西医的影响说起。站在科学的旗帜下，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中国正经历着深刻而剧烈的社会变革。在这场变革中，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一是引进了西式教育，二是出现了西式医疗，如果要追溯两者的源头，无疑都指向了来华传教士。
中华医史研究先驱，著名医史学家、《中国医学史》作者王吉民曾撰写《伯驾利用医药侵华史实》，从文中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西医与经济政治的瓜葛。
1827年（道光七年）郭雷枢来到中国，他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澳门及广州十三行公司的传教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为贫民免费治病。传教与医疗结合，让一个抽象难懂的事情变得具体起来，这种教医结合可以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效果比单纯传教要好得多。于是郭雷枢提出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使西医很快进入中国，而且规模不断扩张。
1835年《中国丛报》发表了郭雷枢《对用医生来中国传教的提议》的文章，首次提出以医学为先锋进入中国。郭雷枢认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真理，对世俗和身体利益特别关心，而不太关心提升道德和智慧的努力。不久郭雷枢又有一个新的发现，行医过程不仅对传教事业有益，而且对贸易更有帮助，还有助于改造中国人的思想体系。
1838年2月，由传教士裨治文、郭雷枢、伯驾共同发起了“医学传道会”，游说西医来华服务。最先响应这一提议的是美国公理会，此后，来华的传教医生不断增多。
1835年，彼得·伯驾以牧师兼医生的身份创办了广州教会医院，很快成为当时最成功的西医院。上至钦差大臣林则徐，下至两广大小官员，大都亲临伯驾门下求诊。直隶总督李鸿章不仅请西医治病，而且为感谢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治愈他妻子的重病，资助马根济在天津开办“总督医院”。一时间西医声誉鹊起，信者成众。
当时在“新政”浪潮的影响下，太医院的医疗与教育均出现了新的趋势，连光绪皇帝也多次请西方使馆医生治病，或由中医兼通西医的医生会诊、治疗。太医院开始增加西医的培养，创设了卫生科、卫生处、卫生司，创办了官办医院等。
随着西医传入，中国留学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的大批西医也相继回国，并且逐渐掌管了卫生行政大权。这是一次医疗洗脑，社会舆论逐渐倾向于西医，中医被扣上保守、落后、不科学，甚至是愚昧无知的帽子。这一时期，中西医之间的学术宗派、思想宗派斗争激烈。民国初期，这一趋势明显加快，日本明治维新废止中医的政策，也用拿来主义的方式被照搬中国。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恐怕当推清末学者俞樾。俞樾，浙江湖州人，俞平伯的曾祖父，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曾国藩的好友，晚清著名学者。起因是感情深厚的吴夫人突然病逝。令他不解的是，夫人从西湖举棹返苏，路感风寒，本非不治之症，为何仅仅过了一月竟溘然长逝？他批阅史书医经，好像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所请医生竟然都不知三部九候诊脉法，不明病因，不知病位，盲目用药，自然有此结果。随后，两个儿子相继病倒，一个死去，一个瘫痪。疾病的伤痛，让他感到中医的无能，悲痛的俞樾拿起笔，对中医展开了猛烈的抨击。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他从中医古籍中寻找矛盾之处，加以系统批判，并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主张，在他的影响下，废除中医的呼声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之说的思潮。
不过与后来的中西医之争不同，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当时国内的医疗都属私有制，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所信任的医疗自由。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在政府要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之臣，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当时的清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自由。为此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郎中开业接诊。
到了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改变旧传统、旧文化的队伍逐渐壮大。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成立了中国科学社。从此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于是，大学该不该开设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壬子癸午学制》（1912～1913），非常果断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当时的政府在教育部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上，通过并随后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该“法令”前后颁布两次(1912年11月和1913年1月)，把“中医药”剔除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法令”依然没有中医。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14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主张废除中医中药，取缔中医教育。接着，江西省政府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大燮的主张遥相呼应。
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入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为此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显得态度平淡，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由于中医没有官方化，还属于民间事物，因此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这个机构甫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画符水的中医大夫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当时有人夸张地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颁发行医执照，那么中国有70%的人都将成为医生。
1929年2月下旬，南京黄埔路1号“卫生部”大楼内，迎来中央常委委员褚民谊、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哈尔滨东北防疫处处长伍连德、南京铁道部医政处处长胡宣明、中国医药联合会上海分会主席余云岫、南京军事医学院院长杨懋、上海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陈方之、上海市卫生局长胡鸿基、北平市卫生局长黄子芳、天津市卫生局长全绍青、南京市卫生局长胡定安、广州市卫生局长何炽昌等17位意气风发的代表。他们是新任卫生部长薛笃弼从全国各地礼聘的医疗卫生专家，前来参加全国“中央卫生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特别涉及了“医生资格问题”。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大夫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中医大夫不够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大夫行医。
由于受聘的委员全都是西医出身。在当时，所谓“卫生”被理解为纯粹西方医学的概念，故卫生行政大计根本未考虑到中医参与的可能性。然而会议上，却偏偏专门讨论了有关中医的问题，而且还形成了决议案。这是一个信号，“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局面从北洋政府开始定下了基调。
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共讨论议案49件，其中有4项涉及中医，最主要的是中字第十四号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提案人余云岫，浙江镇海人，早年留学日本，颇受日本明治维新废弃汉医的影响，归国后提倡“医学革命”，主旨就是要效法日本，废除“旧医”全面推行西医。此次出席会议，余云岫的提案全面展开对中医的攻击，历数中医“不科学”，还从医疗卫生行政的角度提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手段。”
余云岫提出的所谓断然手段包括：限期施行旧医登记，领执照后方许执业；对已登记的旧医进行新医培训，获得证书才能继续执业；旧医年满50岁以上，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可免受补充教育，发给特种营业执照，期限15年，但不准诊治法定的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禁止登报介绍旧医，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之医学宣传；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1929年2月24日下午，“中央卫生委员会”在临时会场专题讨论有关中医的4项提案。按余云岫的说法，他的意见在委员中获得全票通过，唯一有疑问的是列席会议的几位卫生部行政职员。提出给中医进行登记的时间是否过短？提案所说检查新闻杂志，是否不合国民党总纲关于言论自由之规定？然而这两个疑问先后被委员中身份显赫的褚民谊和提案者余云岫坚决驳回。
一个事关中医命运的决议，就这样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被通过，过程中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没有应否施行的辩论。在满座西医看来，那根本是无须辩论的事情。当本次会议结束，踌躇满志的委员们各归本省，等待医学革命的正式开始。
然而委员们没有想到，这个决议会招来一场抗争风暴。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用一则简讯披露了会议决议的信息。3月4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更是高调出刊，推出“中央卫生委员会”专刊，详载其提案内容，该提案被新闻界称之为“废止中医案”，引起社会各界震惊。如果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得到实施，中国医疗保健数千年积累的优秀遗产，就会毁于一旦，甚至是彻底消亡。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医中药界、海内外华人团体无不为之震惊，各地中医药行业、报馆、商会，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1929年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开幕，有来自15个行省、132个团体的262名代表出席。大会提出响亮的口号：“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民病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遍于中医诊所与药店醒目处。会场内悬挂巨大条幅：提倡中医以防止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止经济侵略！
为期3天的大会，上交提案193件，发表了大会宣言，组织成立永久性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推选谢利恒等5人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请求中医药学校加入学校系统，准予立案等七项要求。同时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药大团结纪念日，后称“国医节”。
中医请愿团到达南京后，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等处递交请愿信。当时全国中医界有一批技艺高超的名老中医，他们能力极强，影响力极高，在南京请愿时，申诉不能废除中医。请愿团说，取缔中医，就是致国民于死命，因为当时中国西医为数极少，普通老百姓有病去看西医的几乎没有。当时老百姓的卫生保健状况令人堪忧，如果再失去中医治疗，老百姓将陷入绝境。谁都知道西药昂贵，而中医中药恰恰可以就地取材，经济简便。
针锋相对之时，余云岫与“中央卫生委员会”一些人利用报刊发表文章，与请愿团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
为了寻求有力支持，请愿团在南京不仅得到了陈立夫、于右任、焦易堂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他们还找到了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孙科在立法院当院长，汪精卫在行政院当院长，由于行政院确定了废止中医的议案，而孙科便在立法院起草《中医条例》，允许中医生存。汪精卫威胁孙科说，立法院不取消《中医条例》，我就辞职，不当行政院院长了！然而孙科也毫不示弱，反击道：你那个取消中医议案不撤回，我也不当立法院院长了！两人为此吵了起来，相互间形成一种对峙。
有了孙科等人的支持，请愿团看到了抗争的希望，于是一些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名中医主动站了出来。比如当时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他公开提出：你们说中医不科学，我们以什么来看科学？以病人的治疗效果来看科学。他说你找12个病人出来，你们西医先挑6个，剩下6个给我。我们同时来治，看谁治得好，看谁治得快。
汪精卫一听中医要和西医打擂台，认为这是推倒中医的绝好机会，很快找来12个病人，中医治6个，西医治6个，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分给孔伯华老先生治疗的病人是高烧、哮喘、呼吸道的一些急症。这6个病人是西医挑完的，那些病都不好治，他们这是有意难为老人家，要让他下不台。没想到孔先生几副药下去，6个病人效如桴鼓，全部治愈。而西医那边还没见任何动静，中医这边病人就已经康复如初，一身轻松地出院了。
孔伯华先生这一招让中医扬眉吐气，整个中医界一片欢呼。
真乃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的岳母得了细菌性痢疾，一天大便无数次，赤白痢下，里急后重，把肠黏膜都拉出来了，可还是觉得老拉不完。老太太痛不欲生，寻遍西医，就是治不了。
众医束手，没有办法，此时，名医施今墨主动应诊。不动声色地说：让我来看看吧！施今墨为人一向谦和，很少把话说满，但这一次他却相当自信，执意要显一显真本事。他把完脉，开了十副药，转身就走。汪精卫岳母着急了，赶忙问：老先生我吃完这10副药咋办？施今墨扭过头来，不急不缓地说：两副药止住拉肚子,5副药让你饮食正常，十副药全好了。话音刚落，人已走远。
十天后老人康复如初，一个西医束手的病给中医治好了。从此以后，汪精卫对中医不再说三道四。
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冲破重重阻力，在南京正式成立。经过中医药界代表217人，社会各界代表300多人，推选出名誉理事43人，理事98人，并于成立当天以国府813号令公布。中央国医馆理事会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彭养光等十人为常务理事，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中央国医馆的建立是中医药界保存中医药，发展中药的一次可喜的成果。
可惜因时局变化，国医馆无法实现振兴国医的预期目标。中央国医馆与地方分馆、支馆，在教、卫两部不断改变脸谱的应付下，加之只是一个半行政、半学术性组织，经费捉襟见肘，而内部也有诸多分歧等原因，作用越来越局限。
正如中国中医科学院荣誉首席研究员、中医史泰斗李经纬先生在他所著的《中医史》一书中描述的情况：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确实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黑暗时期。几次废止中医的大规模争论和冲突，在表面上看，中医似乎取得了胜利，其实是明胜暗败，中医在野，无职无权，最终还是两手空空，只是在精神上得到些许满足。
关于中医的话题
20xx年10月5日，当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发给中国药学家屠呦呦、爱尔兰科学家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这3位专家时，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被戏称为“三无”科学家的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她曾谈到青蒿素的发现是受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的启发。该书有几句记载青蒿的话，让困惑中的屠呦呦眼前一亮：“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葛洪留下这15个汉字，像芝麻开门的咒语，使迷茫中的屠呦呦看到了指引。按理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于中医药来说应该是一个提振信心，证明自我的机会。可是质疑者抢先发声：中医不要自我迷醉，屠呦呦获奖与中医药没有任何关系！本届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重大意义是倡导从天然药物里提取药物，以此转变整个医学的发展模式。双氢青蒿素获奖的原因正是对天然药物的提取方式给予肯定，这个奖并非是颁给中医中药的，而是颁给屠呦呦团队研究青蒿素在抗击疟疾方面的显著疗效，每年能救活20万人的生命。青蒿素的提取采用了西药的思维，利用化学药物制剂的方法，根本不是传统中药的炮制范畴。
在世界医学的最高领奖台上，中医真的永远缺席吗？从屠呦呦的研究过程来看，《肘后备急方》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和研究基础。葛洪记录的“绞汁”不同于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屠呦呦由此领悟到“水煎”之法可能会因为高温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抑制率高达100%。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结果，抗击疟疾的世界性医疗难题，被中国科学家攻克。
毫无疑问，青蒿素是站在古人肩膀上获取的成果。稍微推理一下，就可得出一个结论，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医学家葛洪，早在东晋时期对青蒿的利用就已接近成果边缘。那是一次擦肩而过的遗憾，可是中医的质疑者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以此为切入点，穷追猛打。认为屠呦呦翻遍中医古籍，从数千种中草药方剂里才发现这么一个有效的方子，这种大海捞针式的筛选，是不是反过来证明古籍里的绝大多数中药都是“不靠谱”的？即使古人发现了青蒿，用水煎的方法仍然治不了疟疾，说到底还是中医“无能”。
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我们该如何去看待中医中药？该如何审视中医几千年来走过的漫漫长路？也许中医药注定是一条坎坷之路，在大浪淘沙、一泻千里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是一个幸存者。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比肩而立的四大古医学：古印度医学、古埃及医学和古希腊医学，都在历史的刀光剑影中轰然倒下，只有从野草里生长的中医学，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雷电，穿越了改朝换代的枪林弹雨，依然顽强地存在，延续至今。历经磨难的古老中医已经修炼得心态平和，不温不火，犹如一个仙风道骨的长者，以不变的姿态，应对着万变的时代，这是世界传统医学的奇迹。
感受中医，与中医同行
从神农尝百草，《黄帝内经》的古老传说到中医之扁鹊；从华佗灵通的麻沸散，张仲景的《伤寒论》到受人敬重的“药王”孙思邈……．中医，是一门中国的传统医学，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在人类的医学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今天，我追寻着中医的脚步，来到了市中医院聆听讲座。老师生动的讲述，让我感受到了中医世界的奇妙。
老师带来的中药，有酸涩的五味丸，甜甜的枸杞，苦味无穷的穿心莲……我们一一用舌头辨尝。 后来，老师又拿出川贝母向我们介绍，我感觉好眼熟，不禁想起了自己曾经与中医的亲密接触。
去年此时，我得了过敏性咳嗽，妈妈带我来中医院看中医。我观察着这些中药，它们形态各异，我觉得真有趣。川贝母像母亲怀抱里的孩子，蚯蚓早已干瘪，像根灰色的小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药闻起来似棕香，却蕴含着不少苦味。每次喝中药，几缕苦苦的浓味便直扑口鼻中，难喝极了。我屡次不情愿吃，但妈妈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良药苦口。无奈之下，我只得捏着鼻子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从此，每每闻到这味道，我便避而远之。听完讲座，我对中医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医是一门传统的艺术，它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的望、闻、问、切，让我叹为观止。学习中医，对我来说是一次崭新的经历。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医，与中医同行吧！
中医药杂文随笔
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说明西方人开始承认接受中国古老的中医药了，只有中国的日益强大，西方人才会另眼相看，诺贝尔奖才可能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前几天，看了中央台《梦在中国》第二集《机会之城》，一个瑞士的小伙子何傲杰，在中国武汉中医药大学苦读七年，获得了中医博士文凭。
结局，我不喜欢，何傲杰毕业后却无所事事，在上海找了一个上海姑娘，何傲杰没有从事他的中医事业，而是在武汉汉正街卖起上海的生煎包子。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从事他在学校学习的专业，选择从事什么工作，是个人根据就业市场和自己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关键是何傲杰是一个外国人，是来学习中国的国粹，而且是一个就连中国人自己都羡慕的博士生。他不仅仅是大学生，他也不仅仅是研究生，他是数量不多的博士生，而且是一个极其稀缺的中医博士生。
如果何傲杰是一个中国人，他去从事其他行业还有情可原，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不是也有卖肉，摆地摊的吗。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中国人自己就要淡忘的国粹，何熬杰说：“作为洋中医，我是一个外国人，外国医生给中国人看中医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医院不要洋中医，难道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培养的博士就从此埋进历史的博物馆里。
是的，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发光，关键是放在哪里最合适，放在哪里才能产生最大的能量。不是现在已经黄金遍地，少一块，多一块，无所谓。现在中国刚刚起步，人们的生活刚刚好起来，人们已经知道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不是等到疾病缠身，而是一边工作一边锻炼自己的身体。中医认为“药食同源”，“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注意自己的饮食结构。
中国每年要外派那么多中医去国外，去宣扬中国的古老文明，用中国的中医中药去医治挽救无数外国人。现成的外国洋中医博士，放着不用，又去国外重新培养当地的医生，那不是在舍近求远吗，国家的投入就这样打了水漂。不是现在的医生人满为患，现在很多边远地方缺医少药，特别是高素质的人才更是稀缺资源，一个中医博士，可以医治多少病患，又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又可以延续多少中国的中医药事业。
中医药在中国延续几千年，它医治了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西洋文化的流入，大部分国人都已经忘记了中医也可以看病，去医院就是消炎，打点滴。是的，现在人们已经离不开西医，西医已经完全融入中国的角角落落。现在还有几个人看病还记得中医，没有几个人会想去用中医药去调整自己身体的平衡，把疾病挡在没有发生以前。
卫生部门要求安排人们去检查身体，也只是要西医去检查已经发生的病变，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检查身体是不是让中医看一看，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已经到了亚健康，是不是已经要抵抗不了细菌的入侵，是不是要用我们老祖宗留下的精华来调理一下身体，使我们的身体重新强壮起来，使我们的身体恢复活力。
少生一点病，少吃一点药，少打一点针。这样自己可以少痛苦一点，自己不要为看病吃药心疼自己口袋里的钞票，自己的子女要不用为自己病病歪歪而不能安心工作。
中医有自己的不足，诊断，配药，凭医生的经验，凭医生的感觉。西医对每一种药的成分，剂量，所对应的症状，副作用，都细致的说明。中草药，在外国人眼里就是草根树皮，医生开出的中草药，它的成分是什么，是那些成分在起作用，那些成分是没有用的，不同的青蒿里面的青蒿素的含量是多少，所以用量是不可控的。
虽然西药也有从草根树皮中提取，但是他们已经把里面的有用成分提取出来，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成分，可以起什么作用，做了药物试验。
青蒿素就是一个例子，同样是中草药，一个是草，一个是提纯的晶体。青蒿，西方人不屑一顾，青蒿只不过是一棵青草。青蒿素却被西方人崇拜，因为它可以看到用于治病的晶体，可以知道它的分子结构，可以测算出它的用量，可以准确统计出它的治病效果，用它已经挽救了千千万万面临死亡的人。
中国不是没有能力，上万公里的卫星就可以检测到，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用仪器检测不能实现吗？那么复杂的天气要素可以做出数学模型，中医诊断，处方，中草药的配方，就不能做出数学模型吗？每一种草药就不能提纯，分析出它的成分和相对应疾病症状的用药用量，把古人流传数千年的名方，变成现代人的治病救人的名药。到那时候，西方人就不会再说，中草药只能是保健品了，堂堂正正的成为世界各国人治病用药。
当然，我是门外汉，我做不出来。只要有政策引导，中国的能人有的是，一年不行，两年，十年不行，二十年，总有一天中医会重新回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想起中国的古老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西方文明又是另外一种文明，中医和西医是完全建立在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上的，都是为了治病救人，而且二者各有所长。西医不会离开我们，西医将和中医一起永远维系世界人民的身体健康。
中华医药之根作文
人类对药物的认识，最初是在于寻找食物相连的。在原始时期，我们祖先由于采集植物与狩猎，接触并逐渐了解这些植物与动物，并逐渐认识到一些自然的药性与毒性。在古籍中记载的“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反映了我们祖先寻找和认识药物的艰辛，通过无数次的试验，观察，总结经验，逐步形成了最初的药物知识，也成了现代中医药之根。
随着草本植物不断地被发现，中药也逐渐的慢慢生根发芽，长出强有力的根茎。人们通过长期医疗实践中不断继承，发展，总结使得药物品种，治疗方法等日益丰富，并著之于史书典籍。说到关于药物记载的文献，相信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想到了明代医学家李时珍编写的《本草纲目》。他以毕生精力实践，广收博采，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0xx年才编成《本草纲目》集中国封建时期药学成就之大成。对中药发展乃至世界科学都具有很大的贡献。
《本草纲目》的成功真切的让我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简单的认为原始的中医药可以分三大类型：冷，中，热。若体内发热，则用凉性药物缓解；若体内发冷，则用热性药物缓解，随着疾病的增多，病毒急增，人们发现这种治疗方法过于简单，以至于不能满足人们对生命的需求。于是根据不断的创新发展，依托最基本的药物记载和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融入一些西方医学的长处，发展中国医药学。在中国近代全盘否定中国思潮的背景下中国医药学包容并创新发展，才有了现代医学的继承。中国医药学到现在也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国人民长期与疾病战斗的丰富成果。但在继承中医药方面我们也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中国医药学在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思潮的背景下发展，既体现了中华医药文化源远流长的特点又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包容性。说起中医药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当然要数近几年屠呦呦在与西方药学和科技的有机结合的背景下，利用中医药学提取出治疗疟疾的青蒿素。屠呦呦说：“没有传承，创新就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失去价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学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这为中医药指明方向。应当深入挖掘医学宝库中的精华，努力实现与现代健康相通，服务人类，促进人类健康。”是啊，只有传承发展才能创新，中华文化只根蓬勃发展，我们应该努力挖掘精华，传承精华。
从神农尝百草到《本草纲目》我不仅领略到了中医药的独特魅力和古人睿智与中药的神奇。更让我领略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文化这棵蓬勃大树，根已经牢牢地扎在地里，我们要做的继承与发展，是努力学习让中华文化之根越扎越深。
中医复兴之路
随着岁月的变迁，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大人相信西医，信赖西医。为什么？因为那是经过科学家们的科学研究并讨论出来的结果，换句话说，西医是经过科学认定的，是具有权威的，人们都相信这个。而中医呢？没有科学依据，治疗手法古怪，还没有经过科学认定。怎么会有人信赖呢？在古代，中国人的的看病就诊都是经过中医，那时的中医是中国人最信赖的医术，在现代，中医却被人称为巫术！
想让中医重新成为中国人信赖的治疗手法，实在是太困难了。
学习西医的人越来越多，而学习中医的却越来越少。每当看到西医院的人山人海，而中医院冷冷清清的情景，不知为何，我的心中总是异常的难受。
我爱中医，正如爱我的国家，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同学，爱我的家庭一般。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中国自己的东西都不相信，又怎么相信其他国家的呢？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中医，我希望我能成为一方名医，我希望中医能够为中国人所信赖，我希望中医能够普及世界，可以不被人类拒绝。所以，成为一方名医是我的梦想，而成为一位中医却是我的理想。
所以，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应该努力学习。也许，随着岁月的变迁，时间的流逝，逐渐长达的我会为为经历了更多的曲折、坎坷而改变我的理想；会因为步入了社会，看清了人生而放弃这个理想，但是，成为一代名医这个理想，成为一方名医这个梦想将会一直在我的心中，永不消逝。
在未来的某一年、某一天，中医一定会普及世界，成为人类信赖的医术。
探索中医美容方药的发展史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同样，也是美容研究的渊源考察文物。可以看到我们先人在二千年前就已经能研制简单美容制剂。浩翰的古籍里，有关美容的论述丰富深刻，其实用方笺也屡见不鲜。自战国至清末的医籍、医著中，就有增白悦颜、祛斑莹面、毛发美饰、酒渣粉刺、灭斑除疣、除臭散香6大类1233首美容方剂，269味中草药。当然，这些多数是为当时朝廷贵族服务的。本文对古籍中的美容方药归纳如下。1 远古至先秦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起源时期。甲骨文已记有“疥”、“秓”、“癣”、“疣”等损美性疾病［1］。殷纣王时期，已研制有“涂脂擦粉”，使用的化妆品——“燕脂”，能收到“桃花妆”的美容效果［2］。战国时的《山海经》146种药物中，有12种与美容有关［1］。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形成于战国至秦时期的医药方剂书《五十二病方》的内容十分丰富，预防和治疗瘢痕的方剂6个［3］。《养生方》中有3个长寿方，还有“令人面泽”和“去毛”、“黑发”的专方。2 秦汉三国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萌芽时期。《黄帝内经》虽为中医理论巨著，也为中医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也有一些治疗美容的方法［4］。如《灵枢·经筋》记载了马膏疗法，用马项下脂肪反复涂摩患处，即将药物和按摩结合起来的一种美容治疗方法。 成书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记载了100种关于“悦泽”、“美色”、“轻身”、使人“头不白”的美容药物(上经54种，中经27种，下经19种)，并提到了美容药品的独特剂型——面脂。 另外，汉代2位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张仲景创立的当归芍药散治疗肝血瘀滞引起的肝斑，麻子仁丸治疗燥热所致的皮肤粗糙，猪肤汤润肤悦颜去皱等方法，至今仍为后人所沿用［4］；《华佗神医秘传》载美容外用复方10首，《华佗神方》有美容保健、治疗的内服、外用方共56首［5］。3 两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 此为传统中医美容学的形成时期，亦是中医美容方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3.1 两晋南北朝时期 西晋的葛洪《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2本书，前者是一本哲学名著，后者是一本医学名著［6］。其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抱朴子外篇》50卷中，而《肘后备急方》 以其所刊载的美容方剂之早、之多、之专，以及所明显体现出的美学思想，堪称中医美容第一书，其中记载的美容方有66条，应用于美容的药物有95种［7］。南北朝时齐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所载730种药物中［8］，有保健美容中药70余种，而且对《本经》有所发挥，如藁本，在《本经》基础上补充了“可作沐药面脂”，这些都被后世广为应用。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也收载了一些美容方剂，共50首左右。3.2 隋唐时期 初唐医学家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下合称《千金方》各30卷，其中较集中论述中医美容内容的章节有《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下·七窍病下，列方81首；《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三·心脏，列方56首；《千金翼方》卷五·妇人一·妇人面药第五，列1论，39方；《千金翼方》卷一·药录篡要·悦人面第六十三，列药9味，其余大量内容则散在各卷之中。其弟子孟诜撰《食疗本草》，载食药260味［9］，其中有许多美容食物，如“荔枝，微温……健气与颜色”，“萝卜，性冷……服之令人白净肌细”，丰富了食膳美容的内容。唐王焘的《外台秘要方》，其中三十二卷专论美容，有面部美容方97首，美眉发方87首，澡豆方9首，口脂方3首，美手方3首，香体熏衣方10首，另有其他美容制剂方法11首［10］。凡其他各卷方药主治和用法与美容相关，并确有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作用的方药有34首。其中美发方9首，香体方4首，美手方7首，去除面斑方11首，保健方3首。凡原文中指明对头面损容性相关疾病具有美容治疗作用，如治疗白癜风方14首，香口方9首，香体除臭方43首，除疣方19首，除瘢痕方17首。依此思路，共得美容方药两类356方，294种药物。总之，两晋至唐间，中医美容可谓承上启下全面发展，不仅初步体系形成，也为宋元时期的进一步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宋金元明清时期 此期是传统中医美容方剂学的拓展时期。此期的中医书籍汗牛充栋，大部分都涉及到了美容问题，清代宫廷美容已达相当高的水平。4.1 两宋时期在遗留至今的宋代出版了几部大型方书，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收载有很多美容方剂。《太平圣惠方》第四十卷以美容方为主,共列方187首；第四十一卷为须发专方，共列“治法白令黑方”、“治眉发须不生诸方”等120首；此外，在其他卷中，还有治羸瘦、白癜风、针眼、目不明、牙齿黄黑、牙齿脱落、揩齿令白净、口臭、唇疮、热疮、(各种)癣、漆疮、手足皴裂等损美疾病诸方440余首，以及各种补益驻颜方240余首［3］。全书共有美容方剂980余首。《圣济总录》中，仅面体、髭发两门，就有处方100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诸虚门”及其它各门中，也散在收载了许多具有增白驻颜、乌发固齿、延年润肤作用的美容方剂［4］。此外，《使辽录》中，还记载了以中药“瓜蒌”调敷于面部的“佛妆”配方，与现代所模”美容术是类同的。除此之外，《苏沈良方》、《洪氏集验方》、《济生方》、《类证普济本事方》、《鸡峰普济方》、《是斋百一选方》、《魏氏家藏方》等等，都载有美容方或法［3］。4.2 金元时期 元初许国祯撰《御药院方》，汇集了金元以前大量宫廷美容用方，如御前洗面药、皇后洗面药等，该书还列出多种牙药，如白牙珍珠散、麝香散等，共计180余首，丰富了美容范畴。4.3 明清时期 至明代，出现了医药学巨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可以说是对美容中药的一次大总结，其记载的美容中药近300种，功效涉及增白、护肤、祛皱、消斑、去雀斑、乌发、香体、洁齿、悦颜等方面。其方法强调内治与外治相结合，将中医美容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明初朱?等编的《普济方》，美容方收载规模空前，按头面2大门分21类，列方747首，是集前代之大成者。明胡文焕校刊的《寿养丛书》，收有《香奁润色》一卷，这是专为妇女美饰而写的一本方书，辑录了大量美容方，美发、白面、玉容、驻颜、白牙、润唇、美手、香身等各种美饰用化妆品方应有尽有。明著名的外科专著《外科正宗》中，也记载了许多美容诊治方法，如治疗雀斑内服下容散，外敷玉肌散，面部黑子(痣)用“灰米膏”治疗等。清代美容方剂主要汇萃于清宫档案之中。中国中医研究院清宫医案研究室1981年出版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就收录不少。如长发香发方、令发不落方、洗头沐浴方等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5 小结 综上所述，中医美容学萌芽于秦汉，形成于隋唐，丰富发展于宋明。中医美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美容方剂也是内容浩博的。今天，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对影响身体健康的疾病需要有效的治疗，而且对影响人体外在美的因素也需要医学提供更多的保障，因此，深入研究、发掘祖国医学宝库中有关美容的瑰宝，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参考文献】 ［1］任 旭.中国中医美容学发展源流［J］.亚太传统医药,2005,(1):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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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发展中医药的思考
世界大同日，万里共中医。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此作了专题部署。浏阳从实践探索中认识到，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全面落实中央精神，加快发展中医药，应着力做好三项工作。 1.坚定发展中医药的信念 信念决定行动。在中医药屡受挤压险遭取缔的困境下，坚定信念，迎难而上，矢志不渝，是发展中医药的首要前提。 1.1纠偏正名，还中医药科学尊严。中医药是我国的医学文化奇葩。从神农到孙思邈，中医药已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光耀万古的医学科学。然而，长期来西方医学占据主流，一些人荒谬提出“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人为地制约了中医药的发展。明末清初，西医伴随基督教抢滩入华，中医药首遇挑战。19世纪初，西医牛痘接种法来华扩张，中医药再遭冲击。1822年，清政府在太医院废除针灸科。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创办首所西医教会医院，并迅速向中国各地发展，国人开始对中医药的科学性质疑否定。历史上首个提出废除中医的人是经学大师俞樾。1879年，他发表《废医论》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首次排斥中医药的政府部门是北洋政府教育部。1912年11月，该部颁发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未列入中医药而只列了西医，酿成震惊中外的“漏列中医案”。中医界纷纷要求列入，教育总长汪大燮明确拒绝并诡称“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首次废除中医药的政府部门是国民党政府卫生部。1929年2月，该部通过“废止中医案”，引发中医界强烈抗议。同年3月17月，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大会成立“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派5名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立即取消议案。国民党政府慑于民怒予以撤销，中医界将“3·17” 定为“国医节”。50年代初，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该消灭。因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挖掘，加以提高”，最终两位副部长王斌、贺诚被撤职［1］。中医药和西医药文化价值不同，治疗理念各异。用西医标准偏执臆测中医，进而得出中医药是“伪科学”的结论，这本身就是非常不科学的，必须予以纠正。我国将中医药明确定性为“医学科学”，给予中医药科学尊严和认同，也是对“废除中医”等怪论的否定。 1.2认识特色，把握中医药的世界优势。历经千年风雨创新，中医药具备三大特色。一是预防作用独特。“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掘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 预防为主，止病于萌，是我国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也是中医药的特色之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达到同样健康标准所需的预防投入与治疗费、抢救费比例为1∶8.5∶100，即预防上多投入1元钱，治疗就可减支8.5元，并节约100元抢救费［2］。上世纪60年代，“一根针、一把草”的预防保健运动，最大程度保障了我国亿万农民的生命健康，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健康效益”的中国经验。中医药这种主动预防而非被动治疗的模式，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首选，也是人类医学实现“供得起、保公平、可持续”的基本途径。二是毒副作用小。中药以天然植动物为原料，污染少副作用小，符合人类绿色环保的生态医学模式和回归自然的世界潮流。中药的不良反应率远低于西药。我国2006年药品不良反应报告36.9万例，其中中药不良反应发生率仅占14%，且严重不良反应极少。是药三分毒，无毒不入药。要正确认识中药毒性。《中国药典》收载常用中药材片551种，包括有毒中药73种，其中毒性大的品种10种［3］。有毒中药往往疗效独特，其毒性成分便是药效成分，如世界公认治疗白血病疗效好的砷制剂等。三是养生功能显著。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在引发健康问题的因素中，生活方式占比高达60%，环境社会占17%，遗传占15%，医疗干预仅占8%。以养成良好生活方式为主旨的中医养生，符合国人文化传统，贴近百姓生活，令人认同践行。
中医药特色成为世界医学优势。1973年4月，中医针灸在国际上首次取得合法地位，美国笫一部中医法在内华达州诞生。1978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简称世卫组织）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阿拉木宣言》，倡议各国政府将传统医学纳入初级卫生保健体系，让全球目光聚焦中医药。2008年11月，世卫组织首届传统医学大会《北京宣言》，制订了传统医学的发展原则和方向，折射了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的领袖地位。2009年5月20日，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举办首届中医药标准化国际论坛，56个国家186个中医药学术团体参会，开启了全球中医药科技创新的历史先河。2009年5月22日，世卫组织笫62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传统医学决议》，首次以决议形式敦促各国全面发展传统医学，显示了中医药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的旗舰领军作用。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160个国家和地区，国外中医医疗机构达10万多家，中医从业人员逾50万人。国外有7所正规大学开设中医系，不少国家批准民办中医大学为正规教育机构。美国将中医从补充医学中分离出来形成完整独立的医学体系，全美中医高等教育机构达80多家，美国知名学府60%的医学院开设中医“替代医学”国有1/5人口年消费中医药达1.3亿英镑。不少国家立法赋于中医药合法地位，英国卫生部2008年5月向英国政府提交中医、针灸、草药立法草案，中医药将得到法律保护。中药产品国际销量大幅增长，2006年出口销售额达8.3亿美元［4］。 浏阳市于1997年被授予“全国农村中医先进市（县）”，中医医院一直以来始终坚定发展信念，历经风雨创业，突出中医特色，创建了湖南省中医系统县（市）首家“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目前开放护理单元21个。被评为“全国示范中医医院”、“全国中医名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 2.加强中医药人才建设 唯物史观昭示，在构成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中，人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加强人才建设，是发展中医药的根本保障。我国中医药最大的危机是后继无人。全国西医从业人数550万人，而中医只有40万人，比20世纪50年代减少20%［5］。目前主要是一批50岁以上的中医苦撑危局，有志于中医药的年轻人才越来越少，中医药正陷入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专家警示，也许不出50年，中医药不需要被别人废除，就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加强中医药人才建设迫在眉睫。 2.1中医药教育应姓“中”。中医药院校教育目标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然而我国现有32所中医药高等院校，均面临西医化命运。大学全部课时中，1/3学西医，1/3学外语，1/3学中医。专业分化过细，学医的不懂药，学药的不通医，被德国慕尼黑东方文化研究所前所长波科特戏为“假中医”。不少中医经典课程被删减甚至沦为选修课，而西医理论不断强化。学生还没从理念和宏观上掌握人体构造，就忙着和西医学生一样看解剖的人体标本，导致中医药思维无法在大脑中根深蒂固。一些学生中医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低下，读不懂《黄帝内经》、《伤寒论》，甚至连最基本的药性赋、汤头歌也不会背诵，离中医特色越来越远。众多中医药研究生不在中医药上下功夫，却热衷于按西医模式研究细胞分子，结果“种了人家地，荒了自家田”，毕业后既不会“望闻问切”，也不会遣方配药，中医不精，西医不通，被戏为“中医的掘墓人”。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中医药院校担心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好“强西弱中”。国家应出台政策，明确中医药院校培养中医药人才的目标方向，切实改善中医药人才的就业待遇。中医药院校还应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中医之道，根在文化”。“医乃仁术”、“悬壶济世”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崛起之魂。针对当前“见病不见人，治病不治心”的突出问题，中医药教育应锁定“中医传统文化根基”，坚守“中医思维方式”，留住“中医原始基因”，使培养的人才能够格物致知、修身养性、关爱病人；精通身姿语言、善于交流沟通、和谐医患关系；探索生命起源、深究自然规律、开创中医春天。 2.2完善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师徒传承、以师带徒的师承教育，是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传统模式，也是传承中医药学术思想、经验技长的重要途径。口传心授、因材施教、跟师实践，成为中医药教育的亮丽特色。数千年来，这种模式造就了大批德艺双馨的名家。然而，目前的师承教育面临“断挡”之危。1999年执业医师法的出台，既使医师资格准入步入法制化，也使师承教育面临新的挑战。许多师承制培养的中医虽然水平很高，但因西医知识上不了线，过不了执业医师资格关，无法取得合法资质，顶多算个“草野郎中”，靠“打游击”维生，许多师传“绝招”秘而不公，不少特效验方因此失传。临床教育的忽视也使“病床师传”遭遇尴尬，学生临床实践大幅减少，难以在带教老师的耳濡目染中领会成才。中医药是无法速成的职业。我国2009年6月19日首批表彰的30名国医大师都年事已高，年龄最大的96岁，最小74岁，从事中医药55年以上。其中只有19位参加表彰会，且多为轮椅陪护上台领奖，还有一位在会前就去世了［6］。如果中医药不能薪火相传，随着老一代中医纷纷故去，中医药人才将青黄不接。国家应调整完善执业医师法，充分考虑中医药师承教育的自身特点和客观规律，制订师承教育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师承人员职称评定、岗位聘请等实际问题，营造名医辈出的浓厚氛围，鼓励培养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的“铁杆中医”，使“伟大宝库”代有传人，生生不息。 近3年来，浏阳市中医医院按照“近期靠培训，中期靠引进，长期靠教育” 原则，引进中医专业人才68人，选送106人次到省内外进修，举办各类学术讲座、业务考试、技能竞赛138次，着力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促进了医院发展。去年门诊19.1万人次、住院20179人次，同比增长121%、13.6%，医疗质量不断得到提高。 3.强化中医药发展政策扶持 健康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强化中医药发展政策扶持，提供公共卫生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也是发展中医药的关键。我国大部分中医院生存艰难。不少地区不仅未达到倾斜扶持要求，更离中西医并重的要求相差甚远。中医药发展举步维艰，强化政策扶持实乃当务之急。 3.1加大中医药投入。首先，建立持续稳定增长的中医药投入机制。目前，我国中医药投入严重偏低，大量中医院迫于糊口生计，不得不弃“中”姓“西”，中医药特色服务严重萎缩。不少中医辛苦一生，却家徒四壁，自然不会坚守中医。浏阳张坊等7个乡镇卫生院中医药人员2008年人均收入只有1.759万元，仅为全市公务员年人均收入的39%，院均负债达102.5万元。国家应明确每年中医药投入标准，确保增长幅度适当高于当年财政正常性收入增长幅度并纳入预算，使中医药投入有一个持续稳定增长的渠道；对政府主办并经绩效考核合格的中医医疗机构，其人员基本工资、国家规定范围内津贴由财政全额拨款；将乡镇中医药人员养老保险等“五金”的集体部分及退休后的地方补贴工资部分纳入财政预算，中央转移支付，省市县按比例分担解决。其次，完善中医药服务补偿机制。目前，近2/3的国家规定现行中医医疗服务项目，因价格明显偏低而处于亏损，未能充分体现中医医疗服务成本和技术劳务价值。中药加成原来是25%。去掉加成和处方调剂费，医院没了利润。应尽快合理确定中医医疗服务收费项目和价格；鼓励使用中医药，将中医药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扩大中医诊疗项目、中药品种、医院中药制剂报销范围。再次，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中药资源是中医药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目前因缺乏政策措施，中药资源无序采猎、粗放利用严重，资源濒临灭绝。素有“无草不成方”、“四大药王之首” 美称的甘草，是李时珍《本草纲目》中4890个高效药方的必备成分。近年来我国野生甘草面积锐减70%，经济蕴藏量剧降80%［7］，中医药面临“无药可医” 危机。要采取措施，确保中药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和谐同步发展。3.2促进中西医结合。中、西医有着各自不同的优势，两者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促进中西医结合，有利于取长补短，发挥优势。首先，要承认“不同”的客观性。中、西医的不同性、差异性、多样性，是客观世界的存在形态，是医学进步的标志。“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若中西医结合，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博采群芳，医学才会充满生机活力。其次，要统筹“不同”的共同性。保障全民健康是中、西医共同的目标。既然双方有共同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就能相互融合；既然双方有各自优势，它们之间的融合就能迸发出比斗争更大的积极力量。既看到相克的一面，又看到相生的一面，从对立面中汲取有益成分，发展壮大自己。2003年在抗击SARS斗争中，中西医结合成功治疗高达58.3%［8］，在提高疗效、减少并发症上显示了中西医“和而不同”的巨大威力。参考文献［1］［4］张其成.中医文化的命运，光明日报2009-06-11（10版）［2］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课题组.全民健康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人民日报2009-05-20（07版）［3］［7］［8］王君平.中医药始终要姓“中”，人民日报2009-05-09（02版）［5］白剑峰.下代 中医在哪里，人民日报2009-04-02（15版）［6］王君平.国医大师如何代有传人，人民日报2009-06-22
